丹柏路（1）

在高高的轮船甲板上,我抱起我的小儿子:“看,那里就是伦敦。”港区:泥泞的小港湾、水道,灰蒙蒙的渐渐朽掉的木墙、房梁、起重机,纤夫,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这孩子一定会认为:船,起重机,水,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港湾城市,这就是伦敦。然而对于我,真正的伦敦还没有到达,就像我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一样。如果没有战争,我早在几年之前就该开始我在伦敦的生活了。
我是乐观的并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虽然我只有极少的、不到150英镑的财产。我第一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他们告诉我出版这本书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它太具有颠覆性了,故事性也不强。我带着两箱书——我离不开它们,还有一些衣服和可以忽略不计的珠宝。妈妈出于怜悯,给了我一些钱,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的钱也少得可怜。除此之外,这次旅途最根本地讲是离她而去,离开家,离开可怕的狭隘的乡村——南罗德西亚。在那个地方,在每次认真的交流中,充溢着种族禁律和黑人贫穷的生活。我是自由的。毕竟我还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至少,我能感受到自己被自己创造着,被自己满足着。我是在描述一个少年吗?不,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曾经有两段婚姻,但是我怎么都感觉不到我曾经真正地结过婚。
我也非常的疲惫,因为我这个两岁半的孩子在一个月的旅程中每天五点就醒,欢呼雀跃地迎来新的一天,然后会在每天晚上十点极不情愿地睡下。这一早一晚之间,他没有一刻的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唱儿歌,每天都得四五个小时。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也一直都有那样的一些想法——也许说是感受更为恰当——这种感受让每一个从南非来的人感到厌烦,他们没有见过白人从船上卸货以及做沉重的体力劳动,因为这些都是留给黑人做的。许多白人看到白人像黑人那样工作,会感到不自在和恐怖。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们这些工人是工人阶级,并且从那时起我就坚信历史的逻辑必然使这个阶级生存下去。他们——底下的这些艰苦的、强壮的劳动者——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便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写下这些并没有奚落的意思。那是不诚实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样思考,用这样的语言方式。
我为第二卷自传准备了相当多的资料,不想让它成为一本无趣的、冗长晦涩的论文集。在一本名叫《英国人的追寻》的小册子里,我深入细致地描写了自己在伦敦生活的头几个月。这本书恰好接近于我有所追求的那个时期,随即,问题来了——当然是文学问题。在那本书中,我尽量做到足够的真实。两个人物因诽谤的原因被改变了,而现在也只能这样。但是毫无疑问,那本书不会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本书那样的真实。写作口吻会是不同的,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本小册子更像一本小说。它有着自己的人物和节奏。它将生活形容得无比美丽。至少在一件事上它是绝对真实的:当我刚到伦敦时,我仿佛立刻回到孩提时代,孩子般地去看、去感受,人,建筑,公交车,街道……在孩子最直观的感觉中,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那么的亮,又那么的黑,充斥着各种味道,熙熙攘攘。如今,我不再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是一座具有狄更斯式夸张描述的城市,我不是说我透过狄更斯的面纱来看伦敦,而是在分享狄更斯时代奇异的视角——在超现实的边缘。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伦敦早已消融了,甚至人们很难相信那个时代曾经存在过。没有油漆过的建筑物都褪了色,开裂,乏味,灰暗;是被战争毁坏的,一些地方全部毁灭,在他们的下面是充满了脏水的洞,曾经是一个地窖,还有常常突然侵袭的大雾——那是在空气净化运动前。这让只知道今日之伦敦的人们无法想象,尤其当他们自豪于伦敦干净的建筑,人群聚集的咖啡厅和餐馆,美食与咖啡,午夜之后年轻人寻找娱乐的繁华的街道。那时,没有咖啡馆,没有好的饭店。衣服是战时“简朴”风格,灰暗丑陋。人们十点都进屋了,街道空空如也。大食堂,战争期间国家给予补助,往往是一个街区唯一的能吃东西的地方。他们提供好吃的荤菜,难吃的素菜,儿童布丁。里昂饭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就餐的最高等级——我记得那里有鱼和薯条,还有土司加鸡蛋。也有为富人准备的不错的饭店,他们试图避开麻烦,因为那里的状况与战争期间实行的严格配给制格格不入。在英伦三岛上买到一杯像样的咖啡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酒馆就算唯一的市民社会了,但是它们十一点就关了,而且你想进酒吧必须得气质优雅。或者,我得说“那时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变化太大,不会再给圈外人一个热爱俱乐部的感觉,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成员或“规矩”,圈外人必须忍受。配给仍然继续。战争也在拖延,不仅在战区,也在人民的意识与行为中。任何的交谈都倾向于谈及战争,就像是野兽舔舐自己的伤处。到处充满着恐慌,充溢着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