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大江大海，师友难忘
　　何兹全
　　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因我与中央研究院有过一段缘分，岳南在写作本书时，对我进行过几次访问，对一些旧事作过探讨。现在他把这本书的校样送来，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看过稿子，顺便写下一点文字，谈一点感受，算是对读者作一个简单推介，也借此机会，对曾经教导、关怀、帮助过我的师友们献上一份缅怀纪念吧。
　　大家知道，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对于中央研究院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我与他见过几次面，因辈分差异太大，说不上深交，但我心中却非常景仰这位“北大之父”、中央研究院元勋硕老。遗憾的是，抗战爆发后，蔡先生由上海乘船到香港，未能回到重庆就得病去世了，伤哉！
　　岳南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暑假之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1935年毕业，这时期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大江大海，师友难忘｜在校期间，有两回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回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五十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其环境就跟《水浒》描述的我的家乡、山东西南部的水泊梁山差不多。傅斯年先生是这个山寨的“头领”，只是他多数时间在重庆，实际上在这个山头“聚义厅”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是董作宾先生，他是代理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