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老报人王达仁(1)

老报人的山西前辈王达仁先生，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还会记得他了。

王达仁后来的平反昭雪算来也有20多年了吧，他是于“文革”中在《光明日报》以被迫害而坠楼的，那个时节这算不了稀奇，“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偶然与报社王先生的同乡语及其人，免不了一番感慨而带来一丝淡淡的怅惘，又见到新出《吴宓日记》里吴先生与他的合影，这才想起：王先生在历史上留下的一页，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温习一下？

王达仁（1914—1969）是“一二·九”时代读书清华的山西学子，与王瑶、牛荫冠等同侪，后来他投身报业，先后服务于《贵州日报》、《新民报》（渝版、沪版和北平版）等。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北平《新民报》，国民党压迫这张进步的民间报纸，强迫其改组，张恨水等被迫辞职他去，王达仁则临危受命（陈铭德等）担任总编，主持编务，这样迎接来解放，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任职，以迄逝世。

王先生一生最闪光的时候我想是在“一二·九”运动中，那时他是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他的一项本领是能让“左派”和“右派”的同学都服帖和拥护，用先前惯常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这太不可思议，所以王先生后来以曾服务于“资产阶级报纸”、“陈铭德亲信”等见罪乃至被迫自杀都在“情理”之中了，而今思之惘然，尤见乎王先生以及其当年同窗和同乡们的不同命运。

青年时的韦君宜

彼时“一二·九”的同人，文学老前辈黄秋耘先生说：“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的，在我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意志坚强、精明干练的人，他们偏偏选中了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①这比如曾与王先生观点分歧而大打出手又退出政治“江湖”的某些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或华裔学者（如何炳棣先生）。王先生的同学韦君宜先生也说：清华，这所贵族学校，当时“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她不是没有兴趣或者学习不行，她是学业优秀又沉浸于休谟人性论以及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中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崇拜的主义”②。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闻一多语）“一二·九”把“青年人”和“中年人”（实是落伍者的代名词）进一步划分开了，“左”、“右”也进一步区别开了，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演讲《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明白地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宣布：“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③王先生呢，应该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了，他原是读经济的，清华经济系那套东西能救急吗？以华北之大尚且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未名湖畔当然是口号和标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