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围绕着上古史问题，产生过一场聚讼激烈、影响深广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辨别现存的有关古史资料的真伪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古史观，挑起这场争论的主要人物，则是后来被称为“疑古史学”代表的顾颉刚。这场争论的文章及以后相关的研究论文，也由顾颉刚等主编收入《古史辨》各册中，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顾颉刚，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一九八○年去世于北京。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中国现代成就最为卓越的一位史学家。关于顾氏早年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他在《古史辨》的第一册《自序》中有过详尽叙述。一般来说，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始于一九二○年毕业后的留任北大教职时期，但从现存的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来看，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已显示出日后成为一位学者的选择取向（《寒假读书记》，一九一四）。
　　除了早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外，顾颉刚在抗战前还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等，以后又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和复旦大学等执教。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外，他的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还有，创办了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等，主编过《古史辨》、《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文史杂志》等多种学术刊物，在古籍整理方面，他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史林杂识初编》、《尚书大诰今译》、《孟姜女故事演变》等等。终其一生，顾颉刚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成为古史研究特别是“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在历史地理、边疆地理、民俗学等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此外，他还大力倡导通俗读物的整理、出版。顾颉刚的学术成果，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显著的影响，广为学者所借鉴或认同。
　　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著作中，《史林杂识初编》实际上是在油印本笔记集《浪口村随笔》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以说，读书笔记在顾颉刚的著述、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估计，顾氏一共写有约二百册笔记，计三四百万字。他生前曾有过整理并出版自己的读书笔记的计划（顾洪：《顾颉刚读书笔记》前言）。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即一九九○年，终获实现。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十卷本的《顾颉刚读书笔记》。
　　顾氏笔记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他博涉约取，笔记内容多属籍海探珍、书林撷英，形式上虽似散金碎珠，但其味无穷。他曾说：“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顾颉刚读书笔记的价值，是与这种读书、治学的动机分不开的。其次，读书笔记贯穿了顾颉刚六十多年的学者生涯，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能从中体味到顾颉刚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细读这些笔记，不时会发现，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往往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读书、治学真正成为这一代学者的生命存在方式。即使是在病中，顾颉刚还说：“特予读书已成痼癖，非此不愉，而笔记则犹行云流水，随笔书写，异于为文之集中精神。苟并此而不为，我之为人不将如行尸走肉者几希矣。”读书笔记，在顾颉刚不啻是一种生命节律的跳动，是一种文化性格的展示。
　　顾颉刚之勤于笔记，与他对这种文体形式所包含的中华文化内蕴的理解也有关系；同时，从这一角度又可以使我们加深对顾氏笔记本身价值的认识。
　　他这样说：“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书岂伊自为，亦承梦溪、容斋之绪也。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于愿足矣。”由此可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的取法之高，旨趣之深且远。说到底，唯有以中华文化的承传光大自负者，才有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于学问之道而不辍。
　　本书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选辑成为四辑，辑名乃编者所立。第一辑“读书记序”，专收顾氏各册读书笔记的自序文字，以见其一生的读书过程；第二辑“书林谈丛”，辑收有关书籍史识的各种话题；第三辑“书人书事”，主要是围绕人与书的关系，说人评书，与上辑专论书事各有侧重；第四辑“理书发微’，则以学理心得为主。总括以上四辑，或可一言以蔽之曰“读书的学问”。
　　除了分类辑选外，编者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标点，尽可能改正误植、错漏的文字，使之更为规范化。但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其间难免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方家予以赐教，以便前贤著述的整理出版更臻完善，真正裨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顾颉刚先生的读书札记，因此行文中，书名、篇名有用全称，而更多的往往用省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作《四库总目》、《四库提要》或《提要》；战国策》有作《国策》的；《竹书纪年》有作《纪年》的；《西厢记》有作《西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有作《三国》、《水浒》的；《汉书·艺文志》有作《汉志》的；《史记》、《汉书》有作《史》、《汉》的；《淮南子》、《韩非子》有作《淮南》、《韩非》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写成《伪经考》；《古今图书集成》写作《图书集成》等。例多，不具举。为了尽可能保持顾先生读书札记的“原汁原味”，凡容易理解的，一般均仍其旧，不作改动。
　　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如阎若璩《潜邱■记》写作《■记》；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写作《类稿》、《存稿》，为使行文明确，遂加字，改成《潜邱■记》、《癸巳类稿》等。
　　本书的辑选出版得到了顾潮女士的大力支持，谨此深表感谢。
　　编者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