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解雇打击：塔里敦 1981年
那时，我39岁，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人对我说：“这是1000万美元；公司不再需要你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约翰?古特弗伦德，这家华尔街最热门公司的主管合伙人，和亨利?考夫曼，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告诉我，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你该离开了。”约翰说。
1981年8月1日，星期六，我失去了我惟一干过的全职工作，失去了我热爱的充满挑战的生活。过去的15年里，我一直干着这份工作，每周6天，每天12个小时。
现在结束了！
15年来，我是这家全国最成功的证券公司，甚至也是华尔街，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并不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如果我看到的报刊杂志还可信的话，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可是，突然之间，我不再被需要了。我是公司的普通合伙人，是老板之一，不是雇员。而我竟然：
被解雇了！
我将不再了解公司的状况，不再参与公司的决策，不再与“我的”公司分享利润共担损失，不再是公司的一员。“我们”变成了“他们和我”。
“我们把公司卖掉，你觉得怎么样？”亨利问我。
“既然我要被甩开，那么越早卖越好。”我回答道。
当然，我还能拿到1000万的遣散费。美国真是个充满奇迹的国度。
所罗门兄弟公司执行委员会决定把这家有着71年历史的合伙制企业跟公开上市的菲普诺商品交易公司（以前属于安格矿产化学公司）合并。我们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晚上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天，公司匆忙召集合伙人开会，要求“必须参加，最高级别保密”。会议在塔里敦会议中心举行，这里曾是社交名媛玛丽?杜克?比德尔女士在纽约的庄园。整座庄园周围到处都是保安，每一位与会者到达时都要接受检查。（遗憾的是，保安并没有发现那位事先得到消息躲在树上的《财富》杂志摄影记者。如此保密而已！）我们63个人都是最后一次作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参加会议。正是在这个场合，古特弗伦德和考夫曼告诉我，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日子结束了。
晚餐之前，我们聚集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那些花了高额加班费请来的律师和会计师犹犹豫豫地踱到墙边。他们悄悄地互相使眼色，神情显得有点紧张，似乎在担心事先写好的文件出现纰漏。桌椅一排排地摆着，执委会坐在前面，面对着“大批人马”。每个合伙人的位子上都有一个写了各自名字的深灰色皮质文件夹。我坐到了我的指定位子上。尽管我们被告知等一会，但我跟其他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面前的文件夹。里面的第一份文件是公司跟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交易公司合并之后的财务预测报告。后面附上了预计收益表、资产负债表、法律文件和其他一些杂乱无章的公司信息。文件夹里的第二份报告远比第一份更让我感兴趣：这笔合并交易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这意味着将有好几百万美元装进我的腰包！
毫无意义的讲话没完没了。执委会已经决定把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资产卖掉。这笔交易已成定局，这次会议只不过是走走程序而已：就像一场法庭审判，目击证人看见被告扣动了扳机，没有证据能够减轻他的罪刑，法官指示陪审团仔细商议之后做出裁决。所有陪审员走进陪审团会议室，领头的那个问道：“他犯罪了吗？”
2010年01月22日09:59
12个陪审员马上同时回答：“有罪。”
“那我们回去吧。”
“不行。我们必须考虑充分。我们坐下来再讨论1小时吧。”
那天在塔里敦，我们也这样讨论了60分钟。我们是所罗门公司的人。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有人询问了有关企业文化的问题，有人询问收入前景，还有人提出了关于管理结构和员工职能重复的问题。
这些都无关紧要！执委会想要促成这次合并，而且很可能已经内部投票通过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既成的事实。不过，他们没有做错。其他所有的普通合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笔交易。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想过拒绝卖掉公司，也包括我自己。作为合伙人，这笔交易对我们很合算。
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我们努力克制着脸上极度欣喜的表情，尽可能地表现出严肃认真、公事公办的样子。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像现在这样富有。以前，合伙人的钱只是账本里某个户头上的一些数字，是“膨胀的货币”。我们可以把这钱捐献给慈善机构，或者等到退休10年之后再去领这笔钱。除此之外（有5%的利息会提前支付给我们），我们的财富都只是写在纸上的。不过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现在。突然之间，我们的财富变得触手可及。它是属于我们的，就在我们的口袋里，而且是现金！
我们被告知在下周一消息公布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界，此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笔交易正在考虑之中。（但是，我的朋友、公司合伙人鲍勃?所罗门前一天猜到了事情可能会与菲普诺公司有关。在我们开车去塔里敦开会的路上，他用他的股票监视器给我展示了那个公司的徽标。他比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更加聪明！）执委会没有告诉那些退了休的有限合伙人。甚至没有告诉比利?所罗门这位公司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两天之后，公司派人乘坐直升飞机拜访了他在南安普敦的避暑别墅，当面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很生气、很震惊。
尽管有严格的保密要求，消息还是泄漏出去了，有一些合伙人在星期五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他们的妻子。我认为这样做只会使自己的妻子担上泄密的嫌疑，没有任何意义。她迟一天知道又能有什么不同呢？其他那些人并不都像我这么想。有一个合伙人马上就给妻子打了电话，当时她正在一个乡村俱乐部里。她跑进俱乐部的餐厅大声尖叫：“我们发财了，我们发财了！”不过还好，没人注意到她。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吃牛排，大喝烈酒。我们打台球，抽古巴雪茄，玩扑克牌，尽情地放声大笑。这是一个盛大而美妙的同事聚会。我们一直痛饮狂欢到凌晨。完全没有想其他事情。这是只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一直为之辛勤工作，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得到这些，我们都得到了。
第二天，星期六，在狂饮宿醉后的一片混乱之中，每个合伙人和执委会的两个委员坐在一起。我是跟古特弗伦德和考夫曼见的面。63个合伙人中的大部分都被要求留在新公司继续当雇员。但是，没有我。另外还有6个人和我一起被扫地出门。
“既然你们不再需要我，那我回家了。”
没有理由继续留下来跟那些新老板见面。我跟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是不是觉得难过？你猜对了。但是，就如往常一样，我要像个男子汉，不能表现出来。我还得到了1000万的现金和可转换债券来弥补我心灵的创伤。如果我不得不离开，这正是时候。我在那时就把我的钱从公司拿出来了，而不是等到十年以后。因为菲普诺公司支付了一笔合并费，我的净收益翻倍了。由于别人已经替我做了决定，我自己就不用再去费心考虑是否离开所罗门，其实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留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