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相识
　　为有助于认识学生，瓦伊纳教授让学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就座。这使得刚刚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坐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旁边。罗斯从未到过芝加哥以东，而米尔顿从未到过特拉华河以西。
　　第1章 相识
　　1932年10月3日，雅各布·瓦伊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107教室上了他着名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经济学301的第一讲。
　　为有助于认识学生，瓦伊纳教授让学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就座。这使得刚刚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坐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旁边。弗里德曼来自新泽西州的拉维，刚从那里的罗杰斯大学毕业。罗斯从未到过芝加哥以东，而米尔顿从未到过特拉华河以西。两个单纯的年轻人最初的接触迅速发展成友谊，然后就是爱情，6年后的1938年6月25日，两人结为连理。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结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时世艰难，而且我们所选择的在大学教书的工作又职位不多—特别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双方的父母连我们上学的开销尚且无力资助，更不要说在结婚后资助我们了。而且我们视婚姻为“至死不渝”。结果，直到我们确信能够养活自己及家庭时，才走出结婚这一步。
　　本书是我们两人生活的故事。现在（1997年），当我们讲完这个故事时，从我们相识算起，已经过去了65年，从我们结婚算起，已经过去了59年。我们的生活有起有落—早期是落，后期是起，但是无论是起还是落，只能使我们的爱情和彼此的信任更强更深。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了我们最大的奢望：两个出色的孩子，四个孙儿，职业生涯的回报，相爱的伴侣。
　　人生复何求？
　　第2章 早年岁月-----罗斯
　　我生于东欧的一个小村庄卡特里斯克（Charterisk）①，这个村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俄国，两次大战之间属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于苏联，苏联解体后则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两岁时，我随母亲和兄弟姐妹离开卡特里斯克去和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父亲团聚，我对卡特里斯克生活所了解的皮毛全都来自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我一直对家庭历史没有兴趣，等到想要问些问题时已为时过晚。生活在卡特里斯克的居民，有犹太人和被犹太人称为“俄国人”的基督教信徒，但是这两部分人似乎并没有什么社会交往，接触范围限制得很严格，仅限于商业交易。附近的农民到当地市场购买粮食及食品，同时出售自己的产品。当年，我的叔父开了一个酒吧，每天市场关门后，俄国人就会聚集在他的酒吧里。我的父亲在我祖父的磨坊里干活，俄国人会自己带来小麦及其他谷物，在这里加工。我不记得听到过这里曾经有过任何在别的社区发生过的迫害犹太人的故事，但是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清楚地记得，村里的犹太人当时生活在对俄国邻居的恐惧之中。
　　我母亲两岁时，她的母亲死于难产。那个婴儿活了下来，成为我母亲惟一的兄弟。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三个女儿，我的外祖父立刻又找了一个妻子—她带着两个女儿。我母亲成长的故事和人们常听说的凶狠后妈的故事大不一样，相反，倒是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因不满意于有一个新的母亲，而常常对继母及新来的小姐妹发泄怨恨。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后，母亲一直与她的继母保持着联系，并在自己有能力时寄给她一点钱—这是这个家庭中两部分成员之间良好关系的证明。我的舅舅，当初的难产儿，长大以后娶了他的一位继姐，他们家显然是一个兴旺的大家庭，所以才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送一个女儿去法国读书，这是我们访问以色列并第一次见到玛尔克时了解到的，玛尔克就是当年那位去法国留学的姑娘，她后来在海法大学教化学。我还见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姐妹，还有她们各自的家人。就我所知，他们以及在我们之前就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姨妈一家人，是我的母系亲属中仅有的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于大屠杀，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亲人是如何死的、葬身何处。
　　母亲在与父亲结婚前，并不在卡特里斯克，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她有一个姐姐住在卡特里斯克，想必认识我父亲的家庭。我猜这是两家联姻的原因。我父亲是独子，因此免于应征入俄国军队服役，这使他后来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丈夫。我不知道我的祖母具体是何时过世的，只知道是在父亲与母亲结婚前。
　　在卡特里斯克的生活
　　我的父母来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他们结婚后就搬进我祖父的家里，在那里生儿育女后，又带着孩子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父亲的两个待字闺中的姐妹也和我的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一起过日子，还是分开过日子的，我估计是像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家庭那样过日子。无论如何，我母亲的生活不轻松。一个没有结婚的小姑子与我母亲发生了矛盾，因为她认为祖父对我母亲有偏心。有一件与烤面包有关的事情—显然两个家庭用一个炉灶，而每次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将炉子加热到可以烤面包的温度。满怀嫉妒的小姑子每天很早就起来烤她的面包，这样等我母亲要烤面包时，炉子早就凉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小村庄中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自来水、电、室内抽水马桶、洗衣机、厨房设备，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设施当时一概没有；而与小姑子之间的种种个人摩擦，更加深了这种艰难感。当米尔顿和我坐汽车从华沙去往莫斯科的路上（见第20章），我想起了母亲自己讲过的早年生活。在我们经过的村庄里，女人还是在河边水泵旁洗衣服，夜里除了村总部的一点灯光外都是黑的。
　　当年的村庄里，医疗条件非常原始，盛行迷信活动。例如我母亲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因为难产而拖了很长时间，有人建议在她的床前拉一根线连到教堂，说这样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另一个说法是应该剪掉家中所有未婚女子的头发。我根本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认为这么做能有所帮助。还有一个故事和我姐姐有关。在她两三岁时，我估计她是得了白喉，于是她和我母亲被送到一块墓地边上（那里是隔离区），直到危机过去。当然没有抗生素可用，但是有水蛭。医生在给她放上水蛭后说，如果几个小时后，水蛭掉下来，姐姐就能活，如果不掉下来，她就活不成了。结果她活下来了，但是我却不记得听说过水蛭是否掉了下来（15年后我在美国得肺炎时也还没有抗生素，但是医疗条件已经超过了用水蛭的水平）。当年恶劣的医疗条件更是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一个短了一截的食指。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之前的某一天，我母亲站在一个凳子上晾衣服，我在地上爬，结果她从凳子上下来时踩到了我的手指头。我不记得是否看了医生，只记得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前往美国时，我的手指头上缠着绷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