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一１９４３年：在格兰瑟姆镇

　　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清晰的记忆是关于交通的记忆。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坐在婴儿车里，人们推着我穿过我们的小镇到公园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兰瑟姆镇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斑驳的色彩，穿梭般的车流，来往的人群，还有雷呜般的嘈杂，互相交织在一起。但是，说也奇怪，这是一个愉快的记忆，也是我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觉大概是良好的。

　　至于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我们许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胧。我的记忆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朦胧。阳光透过菩提树叶照进我们的房间，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在店里干活的人们，不时地过来搂抱我或塞给我一块糖来哄我。家里的人常说我小时候很乖。这一点我的政敌恐怕很难相信。但是我并没有出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

　　罗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当时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想当老师，但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１３岁辍学。他到欧德尔学校去做工，这是一所不错的公学（即私立学校）。许多年以后，当我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一位工党左翼议员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对手。他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便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欧德尔学校当木匠。但当我反击说，我的父亲曾在那座学校的食品店工作过时，他就无言相对了。

　　我的父亲做过几种工作，多数是在食品业，直到１９１３年他当上格兰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经理。后来他常说，他那时一星期挣１４先令，１２先令用于食宿、一先令积攒起来，剩下的一先令才用来零花。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父亲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至少６次报名参军，每次都由于健康原因被拒绝。他的弟弟爱德华参了军，成为现役军人，于１９１７年在萨洛尼卡阵亡。在英国没有蒙受过这类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战后全国各地都举行阵亡者纪念日，既认真又悲切。

　　来到格兰瑟姆４年后，我的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家店，１９１７年他们在他们相识的那座教堂结婚，我的姐姐穆里尔于１９２１年诞生。

　　我的母亲很节俭，到１９１９年他们就能够利用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买下他们自己的店。我们的家就在店的楼上，１９２３年我父亲在亨廷托尔路又开了第二家店。这家店就在我后来念书的学校对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诞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的经营又扩大了，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连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的店和家位于一个繁忙的路口，离铁路干线不过１００码。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当“飞行的苏格兰人”机车风驰电掣地呼啸而过时，我们可以据此来校对我们的时钟。我最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花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些的地方买了一栋有一个长条花园的房子。这是我们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楼下开店楼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难尽。有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独具特色。其特点之一就是你总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还是周末，只要人们缺少咸肉、糖、黄油或鸡蛋，就来敲你的门。我们都知道，我们靠为顾客服务谋生，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抱怨。当然，我们首先要满足顾客的需要，有人敲门时我的父亲或者伙计就会去接待他们收取定单。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有３个伙计，在亨廷托尔路的店有一个伙计。有的时候我母亲外出收取定单，这时她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结果我的姐姐和我认识了镇上许多人。

　　当然，我们不可能停止营业全家长时间外出度假。我们通常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必须在不同时间度假。父亲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参加他最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住在商店的楼上，孩子们可以比其他阶层的孩子们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时，还是吃午饭时，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争取提供优质货品，商店的布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柜台的后边有３排用红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屉，铜质把手锃光剔亮、柜子看起来金碧辉煌。柜子上放着大型黑漆茶罐。有时分给我的活是把袋装或箱装的茶、糖或饼干分装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后部有一个凉爽房间，我们称作“老面包房”，那里挂着咸肉，需要剔骨，切成细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附近还是一个担任传教的居士，经常有人请他去传教。他的布道很有感召力，知识性很强。有一天我问他，他布道时为什么用一种“说教的语调”，他听后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开会或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大不相同。

　　卫理公会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点，全家去教堂作礼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去主日学校。从１２岁起，我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那时我的父母还常去教堂作晚礼拜。

　　活动太多了我觉得并非是好事。我记得有几次我曾设法逃脱。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当我有时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也是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这种情操正如对我父亲一样对我也起了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