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1）

茅 青
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陈年旧事,挖掘这些往事是件有趣的事情:看看自己的前辈们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有哪些教训和经验。在了解自己家庭历史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上几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社会的变迁对家庭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些变迁中,家庭成员有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变革,他们有时又成为受害人或目击者。
胡适生前特别鼓励朋友们写传记,他说,传记的重要性是对后代负责任,使他们查证历史时更为方便。如果有更多的人整理家谱,撰写自传,中国历史的记载也许会更全面更公正一些。以前中国的历史多半是皇室的家谱,如梁启超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今天,网络发达,消息灵通,手段便捷,每个平民百姓在写自己家史或自传的同时也参与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编写和叙述。此外,我发现家庭及幼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因此写家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挖掘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这对后代和其他人或许也是一种教育。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家,我是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的,也就跟着外祖父姓了茅,自认是茅家的一员。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尽管有“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间断。每天吃饭都围坐着一桌子的人,到了周末则要在方桌上加上一个大圆桌面,才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家在饭桌上一边传递各种信息,评论时事,针砭时弊,讽刺挖苦,感慨叹息,一边品尝我大舅妈烹饪的各色苏州风味的菜肴。在莫谈国事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家的人即使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也要谈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里是唯一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地方。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文革”期间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我们纷纷离家去国外定居。当时我母亲萌生了写家史的念头,她还为此专门去了南京、镇江等地,查找了一些资料,也写过几篇散文。她曾说,茅家出过不少人才,这些人中有的出了名,有的没出名,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很有意思,值得写写。母亲曾经是记者,后来当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和教学工作。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动笔就病倒了,且一病不起,不久前与世长辞,撰写家史的重任于是落到了我的肩上。几年前,我写了《我的三个舅舅》,在《国家历史》和《民间历史》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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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

外祖父遭撤职后,被派去筹建铁路工厂。本来准备在株洲建厂,但在建厂期间爆发战争,日本军队不断空袭株洲。有一次,外祖父与同事程孝刚一起去丈量地皮,一颗炸弹就在脚边落下,当场有不少工人被炸死。据说,因为有汉奸告密,当时日本人要打通粤汉路,而株洲厂就在粤汉路上,日本人便空袭此地。交通部于是决定将株洲厂的物资撤退至广西和贵州,在柳州、全州和黔州各建一厂。外祖父负责在柳州建厂。
外祖母因长沙形势吃紧,一家人又搬到桂林,可桂林也天天遇到炸弹。我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天天去桂林的七星岩洞躲警报。据二舅回忆,那时候外祖父很少在家,家里只有外祖母照顾他们的生活,外祖母身体又不太好,每天躲炸弹很是吃力。有时警报响起,她就顾不上两个大孩子了,只牵着两个小孩子的手跑,两个大孩子只好自己乱跑。
当时日本人尚未打到上海,外祖母身体不好,就决定暂不随外祖父去柳州,而是去了上海,住在她大哥陈霆锐家休养,在上海住了两年。这期间外祖父已在柳州筹备建厂,完全是平地上建起了一座工厂,难度和艰辛可想而知。工厂建得初具规模后,外祖母才带着四个孩子从上海经过金华穿越封锁线到达上饶,从上饶坐上外祖父派来的卡车到达柳州与外祖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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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柳州（1）

逃难的经历对成人来说是痛苦的,对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说其中却不乏有趣的事情。我母亲和几个舅舅都清楚地记得在柳州发生的各种趣事。在他们的回忆里柳州是美丽的,生活是丰富而奇妙的。二舅茅于杭专门写了一篇《柳州的回忆》,读来十分有趣:
满天星斗
柳州的自然环境非常奇特,四周望去不远处都是形状怪异的石头山。在我们家后面紧挨着的是一座双峰耸立的羊角山,房子左前方,马路对过是一座马鞍山,房子右边也就是朝南的方向,紧靠着的一溜山就不知其名了。这里也是我们经常爬上去玩的大片石头山,山上有许多野花奇草,细竹丛里,春天时抽出许多竹笋,我们就去大把大把地摘取回家,用盐水煮了,再晾干,十分好吃。山上还有许多野菊花,秋天开了满山遍野,摘回一大包,晾干了做枕头芯。
乡下的天色非常清澈,白云蓝天非常美丽,每天太阳下山时的晚霞千姿万态,尤其好看。夏天晚上一家人在露台上乘凉,天空满天星斗,一条银河横跨整个天空,隐隐约约看到数不清的大小星星。还经常能看到流星划破天空落下,令人产生遐想,在那时,我们认识了牛郎织女星、金星和火星等等。
我们的“柳江小学校”
柳江机械厂虽小,还是为职工子女学习办了一个小学校,名叫“柳江小学”。我们四兄妹中大哥于轼已开始上中学,去桂林上了当时的“汉民中学”,余下我们三人就上了柳江小学,我上五年级,于兰上三年级,于海上一年级,我们年龄本来也正好各差两岁。起初,整个小学也只有50多个学生。最高年级就是五年级,这一班只有两个学生,我和另一个名叫乔得来的同学。后来来了一位名叫朱传琰的学生,是副厂长朱黼的女儿。
学校建在山坡下,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房子,里面有四间房间,五个年级。有一个小操场,还有一根旗杆,每天早晨做早操时都有升旗仪式。升旗时还要唱国歌,那是老国歌:“三###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小学生谁也不懂这歌词的意义,跟着唱就是了。
学校操场离外面的马路不远,升国旗、唱国歌时,马路上的行人都看得见,听得见。那时,凡是听到唱国歌、升国旗之类的事都要放下手下的事,立正、敬礼,跟着唱,所以我们有时能看到马路上的行人一听到我们小学校升旗仪式也站住行礼。
小学还有自己的校歌,是厂里的工程师欧天垣先生创作的,大概有以下歌词:
柳江之滨羊角山下是我柳江小学校
勤奋学习尊敬师长他日为国争光荣
敬业乐群是我校训
学校虽小,却很正规,除了每天早晨要升旗、做操外,下午放学也要排着队走回家,一路上唱着《放学歌》:
回去了回家里去了太阳下山鸟儿归巢
别了同学离了学校回去了回家里去了
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