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明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年）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李赞，称该书是"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①；他认为：只要"握兵者平时能熟于心，若将有事而精神筹度之，及夫临敌，又能相机而应之以变通之术"，那就可以建"成凯奏之功"。明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骠骑将军王鸣鹤认为：该书"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②。崇祯间邹复认为："以此书教战于昔人，用兵之妙思过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虽以百战而百胜可也"③。清咸丰间满人麟桂认为：是书"启发神智，或不无所补"④，等等。从明、清诸多论兵者的这些赞语中，可以明显看出，该书在我国兵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综观全书，我们认为，《百战奇略》有如下几大特点：

　　第一、《百战奇略》是在北宋神宗朝颁定《武经七书》为武学必读课本之后，产生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兵学专著；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对某些问题有一定发展。这是《百战奇略》一书的特点之一。明人李赞在《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王鸣鹤在其《登坛必究?辑百战说》中指出：《百战奇略》各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间"；邹复在《百战胜法小引》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自《计战》以至《忘战》，凡有百篇，俱自《武经七书》中流出"。从以上所引兵家的评语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百战奇略》与《武经七书》，特别是与《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该书所援引的百条古代兵法（即"法曰"引文），有八十七条出自宋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而其中引自《武经七书》之首《孙子兵法》的达六十条之多，占全书所引古代兵法总条数的百分之六十，占所引《武经七书》条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可见，说《百战奇略》"以《孙子》为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百战奇略》"以《孙子》为经"的著述目的在于讲解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兵家经典，并且恰是通过"解经"而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

　　但是，《百战奇略》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以《孙子》为经"而继承了孙子思想，而且更在于它对孙子思想还有某些发展。例如，关于速战速决和持久防御的作战原则问题。《百战奇略》认为，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胜利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对来犯之敌，要采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战；但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胜利无把握的情况下，则应采争持久疲敌的防御战。这种能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原则的指导思想，比孙子单纯强调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速胜论主张，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个发展。又如，在对待围困敌人的问题上，孙子主张"围师必阙"（《孙子兵法?军争篇》）。但在什么情况下，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孙子并没有作具体阐述。因此，既然强调"必阙"，就意味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包围敌人都必须留有缺口。这种绝对化的主张，容易导致战争指导上的形而上学，因而实践上极易贻误战机以至遭受挫败。但《百战奇略》所主张的"围其四面，须开一角"（《围战》），是指在攻城作战条件下所应采取的指导原则。这与孙子"围师必阙"的涵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古代攻城技术装备落后，特别是在没有或缺少攻城火器的条件下，单凭雄厚的兵力使用刀枪戈矛箭戟对固守坚城的敌人实施强攻硬打，往往伤亡大而奏效小。如果采取虚留缺口"以示生路"，就能诱使敌人脱离坚城固垒，从而造成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这样，既可破敌之军，又能拔敌之城。再如，关于进攻作战中追击败敌问题。孙子主张"归师勿遏"、"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而《百战奇略》则主张，对于企图保存实力，"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逐战》）的敌人，不要匆忙追击，"宜整兵缓追"，以防中"奇"上当。但对确属溃败之敌，则应"纵兵追击"，务求歼灭。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指导的思想，比孙子的片面主张，是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战争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