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当我刚刚接任 IBM公司 （美国商用机器公司）领导职务才六个星期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变成了全美国最惶恐害怕的人。过去的十年里，父亲一直在培养我接他的班，我呢，也有点少不经事，狂妄自大，急于求成。可现在，担子突然落到我的俞，再也没有父亲做后盾了。我已经听到不少大企业家子弟经营失败的故事，我甚至可以想象出当他们不能子承父业时的窘相。所以，我担心自己也可能会落得个同样下场。但是，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我对我妻子宣布说： “在没有老头子的情况下，我已成功地干了12个月了。”
接着的是第二年，第三年。在我当公司总裁的这段时间，计算机时代开始了。IBM大获其利，公司膨胀了十几倍。当我于 1971年退休时，公司的年营业额达到75亿美元。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会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即使他总是预料公司有一天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企业。
我和父亲是如此得亲密和相象，我极力地向世界表明我能超过我的父亲。这或许是出自对这位老先生的崇敬，也或许是出于自己的刚愎自用。我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胜过父亲，因为我的许多做法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我的成功可以让人们这样说：将门无犬子。
事情本来也许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从小所享受的一些特殊的待遇，如上私立学校，世界旅游，阔气富有，都很容易给一个孩子带来灾难。我知道我应该按照父亲的脚印去走，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很敬畏他，但是，我们两人的脾气都很暴躁，这使我们很难在同一个房间里相处，更不要说向他学习怎样经营公司了。
我年轻时并没有多少上进心，在布朗大学念书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开飞机和玩上。最后，马马乎乎毕了业。在那一年的毕业纪念册上，每个人都需要在照片下方写上几行字。我只写上了几个过去上过的中学的名字，实在无话可说。我在学校既不突出，也无大成功造诣，唯一所学到的是几个模糊的如何同情人和理解人的概念。我完全属于那种花花公子式的人物。
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能永远不会象现在这样。1939 年之后，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飞行，突然变成一项严肃的事业。我参加了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员。我懂得了如何对整个飞机上的人们负责任。军队的生活使我远离父亲的影响，并且，到了 1943年，我已被晋升为中校，虽然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超过这个军衔，但我已在战争中被锤炼得充满自信。这使我退伍后第一次认为：我有能力经营好 IBM。不过，父亲却很难相信这一点。战前的我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才认为我确实变了。即使如此，他也是半信半疑。这一点你可以从 《纽约时报》登的一张我们的照片上看出。这是当他将 IBM移交给我时照的。我的脸上明显地充满自信和对那一时刻表现出的极大的喜悦，而爸爸的表情却是一付淡淡的不是很有把握的微笑。
他经营 IBM42年，我 15年，加起来总共将近60 年。我的工作是把公司引人计算机业务，但父亲描绘了 IBM的蓝图。当我在空军服役的时候丁他已经使公司从几乎一无所有发展到年收入四千多万美元。尽管 IBM当时在美国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公司。但由于父亲的销售方面的天才，公司发展很快，效益甚高，不久便引起人们的注意，父亲懂得怎样树立公司的形象。1939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IBM 得到了与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相同的待遇——专门举行了一个 “IBM 日”，市长拉瓜迪亚也做为贵宾出席了我们的展销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还发来了贺电。
二战后的十年间，当我们工作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将他的经营之道传授给我。这是一种暴风雨般的关系。当着众人的面，父亲总是夸奖我，表扬我；别人也曾告诉过我父亲是怎样说我聪明能干，是个当经理的料。然而私下里，父亲和我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种争吵曾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们的关系推向疏远的边缘。每次争吵我和父亲都要痛哭一场。
我们为每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争执，如扩大公司的贷款问题，对抗反托拉厮诉讼案问题，以及如何在 IBM里安排本家族的成员问题。大约从 1950年起，我的目标就是将公司尽可能快地转入计算机领域，这意味着要雇用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花费几千万美元去建造新厂和实验室。风险使爸爸裹足不前，即使他和我一样意识到电子行业巨大的潜力。
当后来最终由我来接掌公司大权时，我为这一变化兴奋不已。计算机是一个新行业，我总是感到如果 IBM不抓住机会的话，那么别的公司也会捷足先登。于是，我们激励自己快马加鞭，以一种别的公司从未有过的速度扩展壮大。我们的成长是如此之快，以致在有几年里我们每年必须训练两万多名新雇员。
我把我安置在雇员易于看见的地方，以便保持一个快节奏。我曾经从父亲那学到过如何通过在千变万化的行动中抓住机会，来建立 IBM 的经营样板。如亲自解答雇员的抱怨和不满，削价销售那些不尽人意的新型计算机等。来处理这些事物的同时，我还渴望着去做一些我父亲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我办公桌最上边的抽屉里，放着一张探险活动的表。其内容有攀登切尔维诺峰[在瑞士和意大利境内，译注] ，沿着库克船长曾走过的航线到南海航海。不过，我根本没时间来搞这些活动。
1970年，在我犯过一场心脏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改变未彻底脱落之前就返回了办公室。但是，我在医院里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我的胸脯疼，因而被送进了急诊室。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监测器前，但是，第二天早晨我让医生停下来，并说： “我必须离开这儿，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必须去参加他的葬礼，然后我还要马上飞走，去给一个医科学校的开幕典礼致词……”医生对我说： “你那儿也不能去。你患有心脏病！”他们将我转送到重病号室看护。
我渐渐喜欢上马克·纽伯格医生。在接下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长谈。最后，在有一大的早晨，他注视着我的眼睛说：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 IBM？我认为你已经在那里证明了你的一切。”
他走了。我一点不想吃午饭，他的话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开始思索这么多年里我负的责任，以及那些在公司业务之外我可以做的事情。第二大早晨，我在黎明时分醒来，去护士处要了一杯咖啡。我返回房间时，阳光已洒满窗户。我感到一种几十年里从未有过的轻松，就好象有个人将我背上的重物卸掉了。
在我还没出院前，我通知公司的人我想退休。董事会尽了一切努力来挽留我。他们单个或是结伙来说服我。但是，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比起经营IBM 来说，我更想活下去。这是一项我父亲从不会做出的选择，但是，我想他会尊重我的决定的。
这是我父亲和我在 IBM执政岁月里的故事以及我退休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创下的这个美国大企业里，我们相互之间所表现出的既有争执也有热爱。我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它，并于20 年前离开了它。在这些岁月里，我深深地懂得了什么是权力：屈从于权力，争取权力，继承权力，操纵权力和放弃权力。我体会到做父亲的人是怎样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我也懂得了做儿女的身上背着父母多么沉重的厚望。许多后生问我，他们是否要象他们的父亲们那样做生活。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可以承受，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