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许多事情，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东西。
　　我于1896年11月19日(旧历)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干的。她们把很小的小孩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部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澡堂或者茅屋让我们住。”
　　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没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我们想尽办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坦丁，怎么，你没有把灶王爷供好吧，他怎么撵你了?”
　　父亲说：“怎么没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了，冬天怎么盖房子?”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妮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过了些时候，父亲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间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干草盖的顶。
　　妈妈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年秋天，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来得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
　　开春了，情况有些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普罗特瓦河里捉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斯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有几个地方水很深，藏着大鱼。奥古勃粱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勃村这一段，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篮子兜。碰上好运气，捉的鱼多，我就送些给邻居们，答谢他们的菜汤和粥。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列夫山间的普罗特瓦河去捉鱼。到那里去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奇异的桦树林。林子里长着不少的草莓和野杨梅，夏末季节，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树林都不见了，被德国占领军砍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呃，叶戈尔，你快七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我很自豪，现在我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见到我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