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秋天，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我漫步在纽约曼哈顿Park Ave与四十八街交叉口的教堂处，眼望着街心一簇簇嫩黄与猩红的郁金香，以及灯火辉煌、令人眩目的HelmAsley 大厦——这是纽约最特殊的一条大街，用繁华来形容过于简单。有人说，公园大道代表了美国的气派、豪华、慷慨和黄金帝国的威严。蒙蒙天空中飘着细细的雨丝，与天边黛红的晚霞及大道中流线般疾驶的轿车所映照的灯光相交织，混合成一团彩色的迷雾。我的心一下子飞到大洋彼岸，如烟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天，我决定想一想那些平凡的人，也想想我自己。从此，我就有了工作之余来Park Ave散步的习惯。当我散步时，一边走，一边不时与那些高鼻碧眼，脚踏高跟皮鞋的金发女郎和西装革履的美国上班族擦肩而过，一个过去时常在我脑中浮现的问题，又跳了出来：
　　为什么那些脖子上挂满金饰物，面似高傲，上帝又赐予一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容貌的青年女性，生于斯，长于斯，然而在美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只能争到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每当我在周末走进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餐厅，看到那些可爱的女子们在四处照应来客，端水和记帐，这时我就想：她们不能当演员吗？为什么干这一行？而且可能干一辈子！当我在纽约第五大道我自己公司所属的客户大进口公司里，与总裁谈判着这一年度的款式、进货、开信用证、交期等业务时，总裁由于这些关系到全公司命运的订货，显得既紧张又严肃，仿佛是面临着一场滑铁卢大战；而我和总裁交谈间，总不时有人恭敬地端上咖啡，或者坐在边上作速记。往往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就有一大批人前来帮助调案、对样、记录……我看着白发威严的总裁对我微笑和期待的眼光，以及他对那些皮肤白净、打着漂亮的领带的下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有时还大声呵斥的样子；看着那些下属们恭恭敬敬，唯命是从，生怕一个不小心丢了自己的饭碗的神情——这时我常想：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几乎从一出生就讲着一口发音纯正的美国英语，他们已经具备了上帝所赋予的种种优点，可是为什么反而生活得这么累，精神压力这么大？有一次，我到维吉尼亚州一个客户的仓库去。在５０００平方米的仓库里，女工们在包装着像小山般堆着的女短裙。工人们流水操作，在整个２０米长的工作台上，有人烫，有人叠，有人装纸箱，却没有人讲话，大家都一声不响地拼命干着。这些女工几乎是纯一色的美国白种年轻姑娘，其中有一位长得像玛丽莲·梦露。这些长着一头金发，有着一双双碧蓝的、灰色的、棕色的眼睛的女工们一声不吭地拼命干着，没有片刻或瞬间的停息。汗水从她们的脸颊上流淌下来，而她们竟全都站着劳动，在偌大的车间里竟然没有一只凳子！我对那位领我参观仓库的老板讲：“这样的活儿是完全可以坐着干的。”而老板却回答说：“这是规定，从上班到下班必须站着工作，才能保持精力集中和工作质量的完美。”天哪！她们究竟是姑娘呢，还是机器？
　　而我——一个在１９８５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当我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电话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着在我和我的先生麦克度假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
　　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１日，我从上海登上飞机时，身上只带着４０美元。下飞机后正是深夜，我无依无靠，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在候机厅里倚椅过夜，机场却不允许。这时正好见到有中国总领事馆来接其他人的大卡车，我就如遇救星般地跳上去，糊里糊涂地进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人员要我付２２美元，把我吓了一大跳！付帐之后，口袋里只剩下１８美元了。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窘迫，我立即想象着将１８美元乘以６，等于１０８元人民币，这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点钱使我在中国总领馆再住上一夜也不行！于是，我提起行李，迈出总领事馆大门，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利坚第一天的生涯。这些情景发生在仅仅四年前，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ParkAve的雨停了，我走到５６街拐了个弯儿，向最熟悉的第五大道走去。眼前是“TrumpPlaza”、“TrumpTower”。这个名叫Trump的人，比我大不了１０岁，已经是风靡纽约，举世闻名的亿万富翁了。他有百万富翁的血统，他的父亲就是显赫的地产商人。而我呢，父母是跟着共产党从胶东打进上海的新四军，祖宗三代是头顶着高粱花子的农民。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子弟”这个称谓越来越官方化，可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官并不大，而且很穷。当年我去北大荒建设兵团时，只是在火车快开动的时刻，面带忧伤的父亲，才往我手里塞了５块钱。我知道父母没有钱，还背了债，因为家里一下子要有５个人下乡。下一部列车就载着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开往北大荒呼玛县一个叫做河南屯的小山沟举家插队落户……我出国时，父母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给我，我也坚决不要家里的钱。我到美国后寄回上海的第一张１００块美元，母亲压在玻璃板底下，邻居们争着来看，简直排上了队。短短的四年啊，四年前，我根本不知美元是何物！
　　我又漫步到第五大道上国际著名的Tieeany’s首饰店，踯躅在这个曾经拍摄过轰动一时的影片《蒂芬妮窗口的早餐》的橱窗前，耳边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月亮河》乐曲。与其说我爱这部电影，不如说我爱主演这部影片的女演员奥莱依·赫本。她太美了，我深深地迷恋着她在《战争与和平》中饰演的娜塔莎。我想到，如果托尔斯泰大师还活着，该如何感激这个把娜塔莎的灵魂奉献给本世纪的美国女人！当我１７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批评这场“把国家和人民引向毁灭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引自信中）。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１７岁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ee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当我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绝望地哭喊着，泪水与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凌，又渐渐融化，又苦又涩地流到嘴边——那是因为造反派和工宣队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进我的档案，他们表面上批准我去兵团，而暗地里却想堵死我今后的一切道路，连我刚被全连评上的兵团五好战士，也因为“档案中有问题”而被拉下来！１８岁的我，向谁求助呢？只有一个人伫立在风雪中，尽情地哭泣……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欧洲１８世纪宫廷建筑的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贾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命运，还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上站住了脚？
　　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尔·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人的自信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我想，我之所以比那些生长在美国的白人同龄女子幸运，不仅是因为我的一生总是在奋斗，总是在设法改变命运，而且是由于我自记事起受到的一连串磨难中逐渐养成的一种倔强的性格。我在艰难中仍然憧憬着未来，渴望着机遇；艰难的生活历程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不断地努力凝聚着改变自己命运的爆发力。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啄壳的雏鸡，用那尖尖的小嘴，不断啄破外壳，终于有一天伸了伸脚，展翅一跳，跳到了壳外面，看到一片葱绿。我终于不仅是被周围的世界所吸引，而且由我自身的存在，也吸引了周围的世界——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大宾馆我的床头。
　　当我写这个序言时，除了手下这几张空白的稿纸外，周围尽是堆得满满的客户发来的英文传真、函电、国际快邮信件、来样、合同、信用证……我太忙了，如石油巨商哈默先生所说：“一旦投入生意，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一列呼啸飞奔的战车上。”要静静地坐下来写一点体会或是传记式的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是我前前后后思索了两年时间，今年六月份动笔，陆续写出的。虽然尽了努力，但文章仍有粗糙不足之处。另外，这里只是写我本人的经历和体会，以及试图描绘一幅美国社会生活的图画；作者本人无意涉及任何其他的真实人物，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也不下任何定义。
　　如果我的同龄人——从北大荒的“战友”，到老三届的同伴，直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一点启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道理，那么对我来说便是极大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