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湖南湘乡县，清代隶于长沙府。湘乡县城西南一百多里之外，有处被称作荷塘都大界里1的地方（即今双峰县荷叶镇）。荷塘地接南岳衡山的北麓，绵延起伏的低山丘陵中，环抱着众多平坝，当地称之为坪。其中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中，住着一户曾姓人家。
　　曾家祖籍江西，元末迁徙至湖南衡阳，清初，又迁至湘乡。数百年来曾家一直务农为生，从无以读书、功名而发达者。康乾之际，曾家有名曾应贞者，字元吉，治产有方，“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2曾家由此富裕，故后人都尊称他为元吉公。元吉公晚年，将家产分与诸子，其次子名曾辅臣，三传到了孙子曾麟书这一辈，曾家总算有了个读书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22岁的童生3曾麟书的长子出生，这孩子自幼沉静，极少啼哭，曾家为他起名子城，小名宽一。他就是日后光耀门楣，名重中华的曾国藩。
　　曾家此时还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国藩6岁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传统上，农村的大家庭一俟老人去世，儿子们多会自立门户，曾家也不例外。自给自足的农户，一旦分家析产，再殷实的人家也会家道中落。曾家的良田都被长房分去了，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分到了白杨坪的老宅与百余亩薄田，随着家口的增多，曾家这一支，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了。4
　　曾玉屏，字星冈，后人都尊称他为星冈公。星冈公是个极有个性之人，“声如洪钟，见者惮摄；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邻里纷争，往往居间排解；村里桥梁道路废坏者，随时修葺；遇鳏寡孤独衰病无告者，则量力帮助。5星冈公热心于乡党邻里之事，在家中却是个严厉专断的家长：“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于佳时节令，尤为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6
　　中国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唯此，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读史者，对古人家庭、亲友与成长之环境，须加以留意。曾国藩自幼及长，在星冈公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祖父的为人行事，对其人格个性的形成，影响至大。所以对这个人，这里要多落些笔墨。
　　星冈公于乡党急公好义，于家人不苟言笑，颇有几分儒者气象。可年轻时的他，却一度是个浪荡子呢。曾国藩为乃祖父作的墓表中，曾记录了星冈公自道其幡然改过之事：
　　吾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步）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畦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7

　　人谚：浪子回头金不换，星冈公由游惰一变而为勤劳。在曾国藩笔下，于辛勤劳作之中，他还颇能领悟农家之乐。星冈公又有一乡人少有的特质，喜欢接近读书人，这恐怕也是他宁可供儿孙读书科考，也不要他们在家务农的原因。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尘音，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8
　　星冈公的治家之道，后来被国藩归纳为“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9曾国藩于此十分自豪，在其家书中，屡屡以八字诀为圭臬，告诫子弟们要谨守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实行之。”10
　　传统社会中，家风构成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其影响往往会贯彻终生。如曾氏后裔曾约农所言：“欲领会文正公一生修齐治平之绩者，宜先了解其家世及祖传孝友礼让之风，方知其由来有自。”11这种影响的痕迹，散见于曾国藩遗留下来的大量家信中，可说比比皆是。这里摘录若干，以略窥曾氏家风之一斑。
　　譬如说勤。“吾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12曾国藩做了翰林后，星冈公已年逾花甲，“犹亲自种菜收粪”。13有一则轶事，记曾国藩如何养成早起习惯：
　　文正生平，不肯迟起，盖自幼而已然。方十余岁时，读书乡间，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瞌睡未足，不知红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终无法与睡魔为敌。于是乃思得一策，以与之抵抗。于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更点香一支，系于线上，与线交叉作十字形。其香点至交叉处，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公乃一惊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自此早起之习，至老不改。后辄与人言及，犹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当时，中国尚无钟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觉也。14
　　又譬如说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15
　　又如淡泊自守。“记得已亥（道光十九年）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16竹亭公谨守父训，从不将家中的困难告诉国藩，“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17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四日家信中，竹亭公告诉他，过年的家用有余，上年债务的利息也已还清。其实，曾家这些年的的欠债，已积有千两之多。之所以瞒着他，为的是让他能安心读书做事。18曾氏晚年曾道及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常忆辛丑年假归，闻祖考（即星冈公）语先考曰：某人（即曾国藩）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