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民国初年的北京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在北京，新政府刚刚成立，正按照共和体制基本原则进行改革。不过此事并无先例，领袖人物及其僚属虽有善良的愿望，但不知从何处着手，正在暗中摸索。对于政府和革命党之间关系的发展，大家也在拭目以待。唐绍仪先生作为总理的任务是设法使政府机构现代化，还要在同盟会（1912 年8 月25 日以后改名为国民党）中创造一种信任感。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干旧派，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间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按照旧日的做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赵秉钩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
我记得1912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衰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1912年8月，孙中山博士正式访问北京和拜会民国总统袁世凯。访间为时三天，大家抱了很大的希望，期待两巨头之间取得谅解，并对影响新政府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希望竟成泡影，既没有达成重要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决定。孙中山受命为全国铁路总督办，负责拟订全国铁路发展总规划。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将总部设子上海。双方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两巨头之l 司根本没有诚意，没有相互的信任。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在国民党最能干的有力人物之一，宋教仁的突遭暗杀。他才三十一岁，他的迫随者拟拥戴他为下届国务总理。这件事无疑使国民党人感到愤怒，他们认识到和袁世凯已没有调和的余地。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大家议论纷纷，反袁的声浪日益高涨。终于在1913 年7 月从国民党都督统治下的南方各省发动了内战。
这时，袁在北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他对国民党的活动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临时国会被解散了。袁下令逮捕许多重要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逃亡日本，他的助手们随后也逃到日本。袁世凯乃假借民主政府之名，实行专制独裁之实。袁解散国会，另行成立了所谓“约法会议”，负责起草新宪法以代替唐内阁草拟的宪法．约法会议这个机构，只备咨询，其作用不过是在袁世凯送交的文件上盖章而已。这时，旧官僚政客开始糜集在袁世凯的周围，怂恿他恢复旧制。在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如“祭圣告令”之后，每年一度的祭孔和在天坛的祭天大典也恢复了。从前，祭孔和祭天是皇帝的特权，而今竟然重演．新的规章条例甚至还规定了与前清十分相似的衣冠、祭服和礼仪，恢复卿、大夫爵位。总之，施政走向繁文缚节，走向帝制政府。帝制的急速筹备引起了国人的公开反对，终子爆发了云南都督唐继尧领导的反对帝制的战争。他反对取消共和、反对拥袁称帝的通电获得各省的热烈响应。甚至积极拥护袁世凯的四川将军兼巡按使陈宦也出面公开通电赞助共和。随着战局的逆转，袁世凯终于决定放弃他的全部企图。他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不久便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