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自十五岁在长沙明德中学的时代，即与新闻界结下不解之缘。民国七八年间，一方在本省办报，因地方报纸顾忌太多，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又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报》用各种化名写长篇通信。后来越写越勤，有联络的报馆越多，到民国十七八年间尚在天津《大公报》一度作驻汉"客串记者"。
　　民国七年(1918)张敬尧入长沙，湘人陷于水火。吴是攻湘先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开始异常恶劣，视之为北洋军阀之爪牙。九年(1920)吴师撤防北上，湘军乘势驱张，我的感想为之一变：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的长沙暗中替吴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此后吴的行动与我所预期的渐渐不合，我的同情心因之递减，然而他兼有"不要钱、不怕死"之两长，再加上"不卖国"的主张，所以我在失望中对之尚未绝望，以为他是革命军人，其错误只是一时的错误，终有返本还原之望。在这一时期之中，我暗中替他惋惜，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
　　吴的一生与湖南结有不解之缘：始而在衡阳发迹，继而在岳阳避难，他的事业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写亦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信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即其练兵洛阳之时亦常从北方归客口中得着他的详细消息。我与之无一面之缘，虽然寄迹岳阳时有友人约我同往访问，我听得他的脾气很古怪，对客人高谈阔论时颇像"训词"口吻，认为无前往"聆训"之必要。
　　二十一年(1932)吴由川北上后，他的消息在报上几于"鱼沉雁渺"，而我从北方归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几盅老酒，发些什么怪议论都有人传到我的耳里。这时华北谣言甚炽，我不禁怦怦然，惴惴然，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对于一个一面不相识的失败军人，与本身痛痒不关，而关心如此之切，这种莫明其妙的心理，我只能以"莫知其然而然"一语来作自己的解答。
　　二十八年(1939)吴的噩耗传来，我的心灵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击，戚戚然，惘惘然，若闻亲戚故旧之丧，为之不怡者累日。回头一想，又不禁为之释然：他过去是个不畏难、不畏死的军人，因在北洋系传统观念之下，因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不知不觉地走到"一意孤行"的路线上，然而他的心地是光明的，志行是皎洁的，他果然返本还原而不负国人之所期了!他始终不"下野"，一般攀龙附凤之徒还望他"东山再起"，而在明眼人看起来，他的时代性相去日远，哪里还有化腐朽为神奇之一日然而他毕竟再起了，他的死较之政治地位之成功其得失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他死后我想为之写一长传，以疏懒已久，迟至一年后才下了握管的决心。可是疏懒者终于疏懒，报上登出一段，我就写一段，而《新闻报》"地盘"之艰贵谅为阅者所知，登一天停两天，阅者来函质询，苦难一一作答。我凭着有限的记忆力，断而复续地写，其中材料之大部分为报纸所未载。当初原无印行单册之意，在友人与阅者交相鼓励之下，才决定将原稿大加整理，把年月日及若干与政治有关的电文大意补进去，包括民七(1918)至民十六(1927)的北方军阀政治斗争史，这是本书问世的一个动机。
　　我决定穷半月之力完成这工作，下午至少翻阅半年以上的旧报，上午把翻来的材料一口气写完，平均每日写四五千字，写倒不觉吃力，而翻报工作每日伛背俯身达七八小时之久，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自叹为三十年报人生活中最忙之一次，较之吴在四照堂点将五官并用时有过无不及。谚云"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懒人一旦发奋做起吃重工作来，比终日孜孜不懈者亦往往有过而无不及。在这一时期中，脑子里昏昏然，茫茫然，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与人谈话时颠三倒四不知所云，这与吴困于天津车站时或正相同。
　　本书采取客观态度--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对吴的一切错误丝毫不加掩饰。其中有数段情节诡奇的描写，要皆"传之以真"，我所写是绝对有所本的《吴传》，不是面壁虚构的小说。不过吴到北平后还有不少可泣可歌的史料，因时间仓卒，未克一一写入，将来或有搜集补充之必要。感谢阅者和友人的鼓励，尤其是二十五年前在湘一度共同办报的新城先生的赞助，使我完成了这部带有历史性的写作，了却一桩心愿。
　　民国三十年四月十日菊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