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勤学矢志

在那广阔的冀东平原东端，濒临波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有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和一片一片错落有致的村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就诞生在那里——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一天是——　公元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六日）。

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因患肺病，在他出世前就已逝世。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后不到一年半也即去世。

李大钊是由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在襁褓中，　即失怙恃，既无兄弟，　又鲜姐妹，　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祖父也是读书人，开过杂货铺，有近百亩地，因无儿子，将侄儿即李大钊父亲过继为子。

李大钊在一心想把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的老祖父严厉督促下，３岁起就在祖父的启蒙下学着认字，５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

李大钊自幼就以勤学、刻苦而著称乡里。７岁时，李大钊传　　　　　　　　　　　　　　　　　・３·祖父送他到附近的黄瓜口村一位叫单子鳌的私塾里去读书。　由于他学前受过祖父的启蒙，　所以一入学就跳过蒙学阶段，　和大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他读书非常认真，虽然年龄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　。　塾师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小学生。直到后来，　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这个学名是塾师给取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

李大钊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３年，塾师单子鳌对他祖父说：“耆年的学业良好，　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名师吧　！”

李大钊后来又先后从学于小黑坨村的一个秀才赵辉斗和井家坨宋举人家一个叫黄玉堂的先生，直至考入永平府中学。

在井家坨读书时，李大钊越发刻苦努力，每天读到半夜。老师常说：“有个学生，叫李耆年，　念书念得特别好　！”

１９２５年，本想报考秀才的李大钊，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的所谓改良，结果考进了永平府中学。当时，村里人仍把他当作考中秀才那样，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进了永平府中学，李大钊仍是勤奋好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李大钊的少年读书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李大钊传　　　　　　　　　　　　　　　　　・４·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时代。５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１１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组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常常问他的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　？”“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政府。特别是在１３岁那年，他听了黄玉堂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从此，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之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　》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

在永平府中学两年的学习中，李大钊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进步同学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新思想，求读进步书刊，手不释卷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本来，李大钊的祖父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但他正在沿着一条爱国、救国的革命道路摸索着前进了。

１９０７年夏天，李大钊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３所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李大钊传　　　　　　　　　　　　　　　　　・５·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　振奋国群之良策”，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此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６年的学习生活中，积累了广泛、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革命理论，为追求真理，确立爱国救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李大钊所在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有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了。１９１０年１１月间，法政学校为要求政府开设国会而举行了罢课斗争，促使李大钊进一步倾向革命。

当时，法政学校有个史地教员叫白亚雨，他在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白亚雨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积极为革命奔走，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就义时，立而不跪，　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白亚雨老师的革命思想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坚定了李大钊献身于革命的意志，也影响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李大钊对这位为革命献身的老师非常尊敬，多年后，一再在文章中悼念不已。

李大钊传　　　　　　　　　　　　　　　　　・６·

１９１２年６月，李大钊写了一篇《隐忧篇》的文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为新的共和国感到“隐忧”。　这是李大钊最早的一篇文稿。李大钊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他曾于１９１２年冬天，去北京摸索革命道路，接触了一些政界人物，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但都使他感到失望。他还曾“慷慨思投笔　”，而又“艰难未去师”。这一切，　使他深感找不到出路，国事日非，仕志难酬。他在这期间还写下了不少诗文，表达了满腔的忧愤。当时的革命果实已被军阀篡夺，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他，不仅是“隐忧　”，而是要大声疾呼自己的哀痛了。他在学校里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就在１９１３年４月１日的《言治》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激愤的《大哀篇》。　在文章中，他痛击军阀官僚政治，　深切关注人民命运，　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李大钊传　　　　　　　　　　　　　　　　　・７·火，天灾乘乘，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此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１９１３年春，国民党进步人士宋教仁遭到袁世凯暗杀，紧接着，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成交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使反动势力更加疯狂，准备向民主派开刀。李大钊指出，　窃国大盗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使国家更“　危机万状　”，民权“旁落”。忧国忧民的李大钊，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

１９１３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毕业后，又去北京。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导致“讨袁”失败。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社会党人陈翼龙也在８月间被袁世凯杀害。曾寄期望于“二次革命”的李大钊，为此感到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迫害，他离开北京，暂返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留学。

在回故乡的途中，李大钊两次登五峰。那个地方，他在天津读书时曾和朋友们去过。旧地重游，追思逝去岁月，瞻念祖国前途，不禁感慨万端。９月１１日夜晚，在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日军惨杀我５名铁路职工的血腥事件，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向同胞强烈呼吁：“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