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的时代

按照屈原生于公元前３５３年、卒于公元前２７８年的说法　，屈原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战国的中后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等诸侯国由七雄并峙的割据到开始走向统一的时代。

自春秋以来，封建制在奴隶制机体内部已逐渐酝酿成熟，从此开始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由奴隶主所有制向地主所有制过渡，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这种转化在春秋时期还比较缓和，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便十分激烈了。屈原恰好生活在这种激烈变化的转折关头。

在这个时期，农业经济已经迅速发展。春秋末年，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牛耕；战国中叶，铁制农具又被广泛使用，灌溉业也日益受到重视而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就有利地促进了大规模的垦荒和深耕细耨，农业生产首先发展了起来。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迅速兴起；官营手工作坊和个体经营的“工肆”不仅遍布各地，而且分工设部已非常细致。社会的大分工为商人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契机。商人们走南闯北，出入于各诸侯国的大城市。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周之洛阳都成为天下有名屈原传　　　　　　　　　　　　　　　　　　　　　　　　　・３·的都市、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战国策・齐策》）。楚国的郢都也是如此。“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　，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　。”（桓谭《新论》）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也必然导致旧观念、旧制度的动摇。世袭的诸侯、卿大夫占有土地的奴隶主所有制已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奴隶主统治者们穷奢极欲，追求声色享受，置平民百姓的死活于不顾，使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达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兽恶其网，民恶其上”的两极分化的对立程度。在诸侯各国中，不断出现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奴隶暴动。较为有名的有鲁国的柳下跖起义、楚国的庄□起义，有力地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尤其是楚威王、楚怀王年间的庄□起义，“吏不能禁　”，致使楚“分为三、四”。

由下层奴隶主、奴隶社会的自由民、工商业主和以军功得到封地的功臣构成的地主阶层，不满于奴隶主世袭制度，也不满于割据局面以及各国间无休止的战争，特别是不满于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残暴、昏庸、屈原传　　　　　　　　　　　　　　　　　　　　　　　　・４·腐败和荒淫。他们要求参与政权并掌握政权、控制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并促进封建制的发展。于是，在各诸侯国中不同程度地展开了变法运动。变法运动的实质就是削弱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以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如郑国的子产，魏国的李悝，韩国的申不害，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以及燕国、赵国等都制定过革新法令，推行过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变法中，尤以李悝、吴起、商鞅的变法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李悝于公元前４２２年（周威烈王，四年）在魏国进行变法，颁布“平籴法　”，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使魏国首先在诸侯七国中强大起来，曾经越过赵国，灭掉了中山国，还与韩、赵联合打败了齐、楚的军队，并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之地。李悝之后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被任命为令尹（相当于相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之初就遭到了楚国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顽固派的大贵族屈宜臼指责吴起变法是“变其故而易其常　”，吴起好用兵是“逆之至也”，楚悼王注重改革是“逆天道　”，任用吴起将助逆成祸，甚至当面辱骂吴起为　“祸人”。吴起面对楚旧贵族的攻击，毫不动摇，并向楚悼王一针见血地指出：楚国地广人众，军队有一百多万，过去曾经称霸于诸侯。现在国家又贫又弱，主要原因是大臣权势太重，受封屈原传　　　　　　　　　　　　　　　　　　　　　　　　・５·食禄的贵族太多，耗尽了国家的钱财，上逼国王，下欺百姓　，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就是变法　。变法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实行了不少新法，使楚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变法内容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现状，将旧贵族迁徙到边远的“广虚之地　”，让他们从事生产，自食其力；他们原有的土地由国家收回。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给旧贵族以沉重打击，削弱了他们的势力；第二，收爵禄。规定被分封的楚国旧贵族经过三代，将其子孙的爵禄收回；公族（王室家族）出了五辈，便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　；第三，“损不急之枝官　”，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训练军队；第四　，“塞私门　”，不允许旧贵族招引食客，不准私门请托、互相勾结以危害国家，提倡为国家尽忠尽力；第五，加强军事力量，建立一支由国家统一指挥的军队，以便用来统一中国。吴起的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加强了王室的力量，也加快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楚国空前地强盛了起来，不仅南收杨越，北并陈、蔡，而且在救赵攻魏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引起了各诸侯国的震惊。

然而，吴起的变法因触犯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早已怀恨在心，并伺机反扑；另外，吴起的变法注重在中央集权和强兵方面，缺少改革社会经济制度屈原传　　　　　　　　　　　　　　　　　　　　　　　　　・６·方面的内容，更未对土地所有制问题有所改革，没有得到新兴地主阶层的广泛支持，所以，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反对者们乱箭射死，变法也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楚国又恢复了旧的制度。秦国的商鞅变法持续的时间最长，效果也比较显著。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公元前３５９年和前３５２年先后两次变法，不仅改变了秦国的旧习俗和戎翟（狄）少数民族落后遗风，又适应了封建的上层建筑，确立了封建的道德观念　。“废井田”、“开阡陌”、“平赋税”在政治体制上废除了旧贵族赖以统治的分封制，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实现，首先在地方组织上奠定了基础。经过商鞅的改革，秦国的经济、政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大大提高了军事力量。从公元前３５４年到公元前３５１年，商鞅率大军三次伐魏，均大获全胜，压倒了魏国的嚣张气焰，使秦国声威大震。前３４０年，商鞅伐魏，俘获魏将公子□，收复河西之地，从而一跃成为七国中的强国，扭转了被动挨打、无力插手中原的局面。尽管秦孝公死后，商鞅惨遭车裂之祸，但“商鞅亡后，秦法未改　”，推行二十一年之久的“商鞅之法”妇孺皆知，已深入人心，不能动摇了。秦国刑政修明，百姓善战，居高临下俯视中原的地理形势，已有足够的势力与原来的强国齐、楚抗衡，并与之争夺天下了。

社会的大变革自然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屈原传　　　　　　　　　　　　　　　　　　　　　　　　・７·首先是民的地位的提高。在此之前，民的地位与六畜相同　。周代以前的典籍中往往将民与六畜并举　。如《周官》有云：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又“质人掌城市之货贿人民牛马珍异”，甚至“民”干脆还比不上六畜，孝公时代的《□鼎铭》载明□曾以一匹马、一束丝换回五个人。自春秋到战国时期敬德保民的思想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儒家倡导仁爱，墨家提倡兼爱，道家主张齐物平等，甚至于法家也要用制定法律的形式为平民百姓争得一席生存的地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左传》中普遍宣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明显地反映了人的地位的极大提高。这种思想对屈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泛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民的地位的提高，相应的便是神的地位的下降，而作为神之子的地上的君主的地位也便发生了动摇，对君主的要求也严格了起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商汤弑其君，孟子义正辞严地说　：“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说明更多地是以德来衡量君主　。儒家在遵守等级制度的前提下，也有为民请命的要求，甚至也有对国君的限制，对暴虐之主，孔子与孟子当然也是坚决反对的。

割据战争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屈原传　　　　　 ・８·于是，要求罢战，要求统一便成为人心所向，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虽然各家思想体系不同，如儒家主张以礼义文治德教感化而达到使各国归服的目的，法家则主张强兵利刃以武力兼并，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墨家主张兼爱，其目的都有要求统一的倾向。从战国后期来看，仁义不及感化，兼爱不能救拔，武力兼并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战国七雄的对垒中，楚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合纵，还是连横，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危亡　。“连关中之谓横，合关东之谓从”（《战国策》高诱注　）。关东六国联合叫合纵，秦国联合六国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叫连横。苏秦主张合纵，张仪则坚持连横　，“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在战国七雄中，地处西北部的秦国兵力最强，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国版图最大，处在山东半岛的齐国，因有海滨的鱼盐之利，故最富。秦、齐势均力敌，秦、楚又势不两立，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　：“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因此，除韩、赵、魏、燕四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外，几乎形成了秦、齐、楚鼎足三分之势。在合纵连横的斗争中，秦、齐、楚战和关系十分复杂。在秦、齐的争雄中　，“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楚国向背起着屈原传　　　　　　　　　　　　　　　　　　　　　　　　・９·举足轻重的作用。秦为了牵制齐国，必须与楚联合，又必须结成稳固的联盟，然后求得发展。

楚国能否改革朝政，能否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是关系到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屈原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的。

屈原传　　　　　　　　　　　　　　　　　　　　　　　　・１０·


无忧的青春

屈原的生年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根据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的两句话“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叙生辰，王逸《　楚辞章句》注释说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正月为陬”。也就是说屈原出生的日期应是寅年的正月庚寅日。我们已知庚寅日为二十三日，那么寅年是哪一年？因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古代历法，清代以来的学者们做了巨大努力，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就有十种推断。结合《史记・屈原列传　》、《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史料来考察，我们认为今人胡念贻先生的说法更为妥当，即定于公元前３５３年（楚宣王十七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正好是寅年的寅月庚寅日，与《离骚》中屈原的自叙相吻合。

屈原的诞生地是楚国秭归（今湖北秭归）乐平里。秭归原名丹阳，是楚之祖先熊绎的始封之地。屈原的父亲伯庸因为儿子这个不平常的生日——寅年寅月庚寅日而兴奋不已，这个得天地之正中的良辰吉日也许是个好兆头，说不定他将来能成大器呢！伯庸久久凝视着襁褓中的婴儿，按照出生时的天文星象，给他起屈原传　　　　　　　　　　　　　　　　　　　　　　　　・１１·名叫平、字原。《离骚　》中有两句说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即公正的法则，隐寓“平”字之义；灵均指高而平的沃土，隐寓“原”字之义。

屈原是上古高阳帝顼的后裔，《离骚　》中的头两句诗就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意思是，我是高阳帝顼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高阳帝顼的六代孙子名叫季连，是楚国的创业祖，姓芈。季连的后代鬻熊在周文王时被封为子等爵位，鬻熊的曾孙熊绎因祖上有功，在周成王时被封于楚地，居丹阳（今湖北秭归　）。可见楚本姓芈，从鬻熊之后又姓熊。到春秋初年，熊绎的后代熊通自立为武王，武王的儿子屈瑕因功受封于屈邑，便以封地为姓，这便是屈姓之始。在楚国芈姓贵族中，屈氏受封最早、家族最盛，自春秋以来都是楚国统治集团的显贵。如屈重、屈完、屈御寇、屈采、屈荡、屈到、屈建、屈生、屈巫、屈狐庸、屈申、屈罢、屈春、屈庐、屈阎、屈子荡、屈弗忌、屈匈等均任过高等官职。尤其是屈瑕担任过莫敖之后，屈重、屈建、屈荡、屈生、屈大心、屈子华都做过这个官。屈原和春申君还做过左徒。

屈原的家乡濒临长江、靠近三峡，是一个嶂叠山青、绿水萦回、风景秀丽的灵异之地。地灵人杰，神秘而旖旎的三峡风光陶冶着他的情操，赋予他以丰富屈原传　　　　　　　　　　　　　　　　　　　　　　　　・１２·的想象力，也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有一段话描写三峡：

江水历峡，东径新崩滩……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日。至于夏水襄陵，沿□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

这奇特的风景以及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奇特的楚文化，孕育了屈原宏伟的气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铸成了他后来创作中雄浑特异而清丽的风格。

屈原从小喜爱洁净，每天早晨都要到井边打一桶水，用这清澈的井水洗去脸上的尘垢、洗净自己的帽缨，然后对着明亮的井水照照衣帽是否整齐、洁净。小屈原长大了，他渐渐懂得，人不仅要讲究外表整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心地纯洁、正直。因此屈原每天对着井梳洗完毕，就对着明亮的井水察看自己有没有私心邪念？行为上有什么不够检点？省察自己对国家忠不忠？对百姓爱不爱？这面明心透腑的“镜子”屈原传　　　　　　　　　　　　　　　　　　　　　　　　・１３·映照着屈原幼小的心，也把他的心灵照得透亮鲜明。这口井就是人们传说的“照面井”。

屈原出生于王室宗族家庭，使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遍览古籍，并留意历代兴亡盛衰的踪迹，积极探求治国安邦之道。在屈原的心目中早已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像商代伊尹那样辅佐商汤、像周代吕望那样辅佐周武王，自己将来也要辅佐楚王振兴楚国，统一天下。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刻苦读书，即便是酷热的夏天，屈原也不放弃攻读，为避酷暑，他就到伏虎山脚下凉爽的山洞里去读。后来人们把这个山洞称做“读书洞”。

一年年过去了，屈原在发愤攻读中已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这已经到了公元前３３３年，正当楚国最强盛的时期。这一年，楚军讨伐齐国，在徐州大败齐军，楚国声威大振。隆隆的时代春雷震撼着伏虎山，也在召唤着屈原。

伏虎山一年一度的橘树又开花了，屈原漫步山下，抬头仰望山坡，只见漫山遍野的小白花比往年更为繁茂、素洁，这就是南国的橘树，它一来到南国，便矢志不移地爱上了这片国土。他深切的恋国之情亦顿然而生：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