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歇尔·施奈德（法）
序
1955年4月的一天，玛丽莲·梦露正和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一起参加一个葬礼。
"我要去染一下头发，"玛丽莲对卡波特说，"可我总没时间。"
她一边说一边拨开头发，把发缝上的一条深色印记指给他看。
"我怎么这么幼稚。我一直以为你的头发是百分之百的金色呢。"
"我的头发就是金色的，但没有谁的头发天生就是纯金色的。哎呀，你真烦。"
就像玛丽莲深浅不一的发色一样，这部小说--或者说这些混在一起的小说--也是虚实难辨。与那些开篇就表明自己的故事"纯属虚构"的老电影不同，这部小说从真实事件中汲取了灵感，人物的姓名都是真实的，除非考虑到在世者的隐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都经过核实，所引用的话也是从这些人物的传记、笔记、信札、文章、谈话、书籍和影片等当中摘出来的原话。
只有下面一些东西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比如，将这个人说的话写成是那个人说的；声称有一些话是从某人的日记中摘录的，其实并没有找到该日记。另外，还编造了一些文章或笔记，或给人物炮制了一些难以考证的心理活动等。
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原本是两个毫无干系的人，是命运的捉弄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这场无关爱情的爱情故事里，不必去探究哪些事情是真的，而哪些又像是真的。至少，我是依照人物原型在真实生活中的性格特征来勾画两位主人公的，并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写下了这个故事。
洛杉矶市中心，西第一大街
2005年8月
倒片。让胶片倒回到头，让整个故事重新开始，重新回放一下梦露的最后一幕。很多东西往往得从最后开始。我很喜欢从画外音开始的电影。画面很简单：一个游泳池、一具漂浮着的人体、一棵受到震动而抖动着的棕榈树、一个被床单裹着的裸体女人，以及昏暗中隐约可见的玻璃碎片。有人在说话，在跟他自己说，为了不感到孤独。一个逃跑的男人--一位私人医生--也许是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在银幕那一端讲述他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眼前，特别是那些让他死去活来的东西。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请听我讲，因为我就是你。"仿佛构成故事的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故事本身。
在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死后留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这些不知何时写下的片断。1962年8月5日的凌晨4点25分，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在西洛杉矶警署响起，值班警官杰克·克莱蒙斯接起电话，听到一个男人微弱的声音："玛丽莲·梦露服药过量--已经死了。"这位吃惊的警官问："什么？"生硬的男声又说："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倒片。8月的洛杉矶，依然骄阳似火，污尘给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粉色的面纱，2005年的洛杉矶似乎比四十年前显得更不真切、更工业化、更裸露，也更差劲了。市中心车来人往、拥挤喧嚣，让人的眼睛倍感疲劳。《洛杉矶时报》社位于西第一大街202号，记者福杰·W.贝克莱特的办公室里，此时走进来一位高大、有点驼背的老人，他像个迷路的人那样打量着周围。
他叫约翰·麦纳，八十六岁。作为该市地方检察局法医室的副主任，他正是当年给玛丽莲·梦露做尸体解剖的在场者之一。那天，法医托马斯·诺古奇提取了梦露的口腔、阴道和肛门的黏膜，麦纳就在场。六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也死在这座城市里，给他做尸体解剖的，也是这位验尸官。人们曾经猜测是肯尼迪组织谋杀了梦露。给玛丽莲做完尸检后，法医们发现她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叫做戊巴比妥钠的巴比妥类药物，浓度达4.5%，但却没有找到任何注射或者口腔摄入的痕迹。最后，尸检报告结论如下：可能为自杀。几年后，麦纳一直在体会这句话的用词，起初的几篇笔录他只写了：自杀或应为自杀。最后定为：可能为……也许从心理层面讲应该是这样--麦纳当时想。但这并未排除这位电影明星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才做成这件事，也不能排除她为此利用了一只罪恶的手。他当初在想能否用其他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一个死亡游戏。或者像"自杀预防组"里的利特曼大夫所说的那样：一个致命的游戏。
倒片。早已退休的约翰·麦纳很想再次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里面最好放入一盘玛丽莲·梦露录下的磁带，那是录给她的心理医生的，录音的时间为1962年7月末或8月初的头两天。拉尔夫·格林逊曾经在磁带上贴了一张标签：梦露的最后岁月。这些磁带麦纳四十三年前曾经听过，并且抄录过，但此后再也没见到过或重新听过。它们在这位心理医生生前（或是死后，谁知道呢？）就找不到了。现在能找到的只有麦纳当初作为法医时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
老人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一叠发黄发皱的纸，跟记者打招呼。贝克莱特请他坐下，并递上一杯冰水。
"为什么事隔多年您想到了找报社？"
"拉尔夫·格林逊是个好人。梦露死前很多年我就认识他。我在研究刑法学之前读的是医科，当时我就在加州大学听过他上的关于精神病学的课。我对他一直很尊敬，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梦露死后两天，他曾要求我再次找他问话，因为他想反悔当初他对警察说的话。对于报纸上登的那些关于他的话，他感到很不安，报纸上说他是'一个奇怪的心理医生'，是'最后见到活着的梦露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她死去的人'。他执意要我听两盘梦露死前一天（也就是1962年8月4日星期六）寄给他的磁带，还说要把磁带留给我，让我记下里面的内容，条件是我不能把内容泄漏出去，即便对检察官和验尸官也不能。尸体解剖后，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出答案，难以提供证言。所以我觉得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
"你跟他见过面？什么时候？"
"是8月8日星期三，他刚参加完梦露的葬礼以后，我们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怎么从来没听你谈起过这次会面？"
1955年4月的一天，玛丽莲·梦露正和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一起参加一个葬礼。
"我要去染一下头发，"玛丽莲对卡波特说，"可我总没时间。"
她一边说一边拨开头发，把发缝上的一条深色印记指给他看。
"我怎么这么幼稚。我一直以为你的头发是百分之百的金色呢。"
"我的头发就是金色的，但没有谁的头发天生就是纯金色的。哎呀，你真烦。"
就像玛丽莲深浅不一的发色一样，这部小说--或者说这些混在一起的小说--也是虚实难辨。与那些开篇就表明自己的故事"纯属虚构"的老电影不同，这部小说从真实事件中汲取了灵感，人物的姓名都是真实的，除非考虑到在世者的隐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都经过核实，所引用的话也是从这些人物的传记、笔记、信札、文章、谈话、书籍和影片等当中摘出来的原话。
只有下面一些东西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比如，将这个人说的话写成是那个人说的；声称有一些话是从某人的日记中摘录的，其实并没有找到该日记。另外，还编造了一些文章或笔记，或给人物炮制了一些难以考证的心理活动等。
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原本是两个毫无干系的人，是命运的捉弄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这场无关爱情的爱情故事里，不必去探究哪些事情是真的，而哪些又像是真的。至少，我是依照人物原型在真实生活中的性格特征来勾画两位主人公的，并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写下了这个故事。
洛杉矶市中心，西第一大街
2005年8月
倒片。让胶片倒回到头，让整个故事重新开始，重新回放一下梦露的最后一幕。很多东西往往得从最后开始。我很喜欢从画外音开始的电影。画面很简单：一个游泳池、一具漂浮着的人体、一棵受到震动而抖动着的棕榈树、一个被床单裹着的裸体女人，以及昏暗中隐约可见的玻璃碎片。有人在说话，在跟他自己说，为了不感到孤独。一个逃跑的男人--一位私人医生--也许是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在银幕那一端讲述他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眼前，特别是那些让他死去活来的东西。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请听我讲，因为我就是你。"仿佛构成故事的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故事本身。
在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死后留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这些不知何时写下的片断。1962年8月5日的凌晨4点25分，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在西洛杉矶警署响起，值班警官杰克·克莱蒙斯接起电话，听到一个男人微弱的声音："玛丽莲·梦露服药过量--已经死了。"这位吃惊的警官问："什么？"生硬的男声又说："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倒片。8月的洛杉矶，依然骄阳似火，污尘给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粉色的面纱，2005年的洛杉矶似乎比四十年前显得更不真切、更工业化、更裸露，也更差劲了。市中心车来人往、拥挤喧嚣，让人的眼睛倍感疲劳。《洛杉矶时报》社位于西第一大街202号，记者福杰·W.贝克莱特的办公室里，此时走进来一位高大、有点驼背的老人，他像个迷路的人那样打量着周围。
他叫约翰·麦纳，八十六岁。作为该市地方检察局法医室的副主任，他正是当年给玛丽莲·梦露做尸体解剖的在场者之一。那天，法医托马斯·诺古奇提取了梦露的口腔、阴道和肛门的黏膜，麦纳就在场。六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也死在这座城市里，给他做尸体解剖的，也是这位验尸官。人们曾经猜测是肯尼迪组织谋杀了梦露。给玛丽莲做完尸检后，法医们发现她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叫做戊巴比妥钠的巴比妥类药物，浓度达4.5%，但却没有找到任何注射或者口腔摄入的痕迹。最后，尸检报告结论如下：可能为自杀。几年后，麦纳一直在体会这句话的用词，起初的几篇笔录他只写了：自杀或应为自杀。最后定为：可能为……也许从心理层面讲应该是这样--麦纳当时想。但这并未排除这位电影明星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才做成这件事，也不能排除她为此利用了一只罪恶的手。他当初在想能否用其他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一个死亡游戏。或者像"自杀预防组"里的利特曼大夫所说的那样：一个致命的游戏。
倒片。早已退休的约翰·麦纳很想再次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里面最好放入一盘玛丽莲·梦露录下的磁带，那是录给她的心理医生的，录音的时间为1962年7月末或8月初的头两天。拉尔夫·格林逊曾经在磁带上贴了一张标签：梦露的最后岁月。这些磁带麦纳四十三年前曾经听过，并且抄录过，但此后再也没见到过或重新听过。它们在这位心理医生生前（或是死后，谁知道呢？）就找不到了。现在能找到的只有麦纳当初作为法医时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
老人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一叠发黄发皱的纸，跟记者打招呼。贝克莱特请他坐下，并递上一杯冰水。
"为什么事隔多年您想到了找报社？"
"拉尔夫·格林逊是个好人。梦露死前很多年我就认识他。我在研究刑法学之前读的是医科，当时我就在加州大学听过他上的关于精神病学的课。我对他一直很尊敬，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梦露死后两天，他曾要求我再次找他问话，因为他想反悔当初他对警察说的话。对于报纸上登的那些关于他的话，他感到很不安，报纸上说他是'一个奇怪的心理医生'，是'最后见到活着的梦露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她死去的人'。他执意要我听两盘梦露死前一天（也就是1962年8月4日星期六）寄给他的磁带，还说要把磁带留给我，让我记下里面的内容，条件是我不能把内容泄漏出去，即便对检察官和验尸官也不能。尸体解剖后，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出答案，难以提供证言。所以我觉得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
"你跟他见过面？什么时候？"
"是8月8日星期三，他刚参加完梦露的葬礼以后，我们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怎么从来没听你谈起过这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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