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在千百万个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波普尔还写过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他深知，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为止人类体验的真实内容，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至多是一场肤浅的喜剧，是一场在现实之后的权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剧（就像荷马的小丑歌剧，奥林匹斯诸神的权力存在于人类斗争的场景背后）。我们最坏的本能就是对权力、对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们相信这就是实在。”对于历史唯一理性的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们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对权力、荣耀和财富这些所谓世俗成功采取一种极度的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完全可能与这种态度相结合，这种企图就是尽力在这个世界上朝人们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且具有明确的创造成功的目的，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或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

他认为历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将意义和目的赋予历史，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进步就是朝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类中的个体生命、由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可以做到这一点，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