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下奥塞亚斯的变化吧，他是船用水泵部门的另一名车床操作员。“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他说，“但是自从加入委员会后，我懂得了通过对话，你能够实现你的目标。”

当塞氏企业于1989年获得一项劳工关系的全国大奖时，我认为既然工厂委员会对这项荣誉功不可没，那么就应该由一名委员会成员来接受该奖项，甚至冒着违背政府礼仪的危险。因此奥塞亚斯，从前的那个激进分子，和总统站在了同一讲台上。

但那是后话了。刚开始，当委员会成员们发现他们有发言权时，他们就集中于三个问题：钱、钱，还是钱。不过大多数人对此都很通情达理。他们要求我们对其他公司进行调查，看看其工人工资水平如何，如果塞氏企业的工资水平比行业平均水平低，委员会就给我们时间让我们逐步增加工资。

另一个担心是工作安全保障。委员会成员们认为，如果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被解雇，那么他们就不能够与老板坐在一起自由地交谈。这听起来似乎合乎情理，因此我们保证，当他们在委员会任职一年内都不能开除他们。

于是事情开始运转。很快我们就被许许多多的意见和要求包围了。一个委员会列出了23项意见，包括上下班交通问题和一流的医疗保险问题等。他们最终得到了后者，但没有得到前者。委员会也对老板们的工资很好奇。“他们都有车，”苏亚雷斯说，“他们都参与俱乐部，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

我们一年一度的会议也受到了他们的审查，尤其是一次由于一个工厂委员会的会议与我们的疗养相冲突，因此我不得不取消这次会议时。“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代表说，“只是这次疗养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告诉了他实话，这些会议的花费从来不会低于五位数。

“真他妈的浪费。”这个工人嘟囔着。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在那样昂贵的酒店里开会，为什么我们的配偶要参加，我们在那里做些什么。现在我们开会都找便宜的地方，参加的经理比较少了，玩得也比从前少了很多。

经过多年跌跌撞撞的成长，经过痛苦的费用削减，经过不可预期的重组，经过收购和行动，虽然这些委员会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很吓人，但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管理责任，对塞氏企业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开始他们的做法很保守，设立了子委员会对更衣室和洗手间进行现代化装修，自己购买材料，然后把账单送给我们。有些委员会选举出工厂的“市长”来照料公用空间，比如花园和接待区域，维修照明设备，甚至变换家具。工厂委员会还组织小组粉刷办公室和机器，实施了“种一棵树”的方案，这使得我们的机器车间绿化了不少。在圣阿马鲁，委员会请巴西杰出的艺术家托米·奥赫塔克（TomieOhtake）为工厂内部做了新设计，当企业批准了这笔用于粉刷的额外费用时，工人们计划执行她那生动的带几何图案的设计风格。

最终委员会扩展了他们关心的范围，开始涉足我们的业务，即对企业的经营。他们帮我们鉴别哪些是多余的经理，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那些拥有诸如战略规划经理、数据处理经理，甚至营销经理头衔的人身上。他们不断地对经理们认为是合理的费用提出质疑，从美化我们工厂的园丁（他一周内赚的钱比门房一月内赚得还多）到我们工厂大楼的租金。他们接管了工厂食堂，制定了生产目标，并建议在产品上进行重大改变。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安排和圣阿马鲁委员会一起讨论销售和开单问题的“午餐聊天”。那天上午，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到销售部门和采购部门去了解情况，而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当我们会面时，他们知道的最新情况比我还要多。

当工厂面临困难时，工厂委员会就会采取行动，降低工资或增加工作时间，从而节省资金并保护工作。当裁员变得不可避免时，委员会就参与到这一敏感而不幸的任务中，帮助决定裁掉哪些人。我们一起努力做到公正，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工人在公司的历史、忠诚度、找到一份新工作的能力，以及家庭责任。例如，一个家里有7个小孩的人，或者其配偶住院的人，就比那些刚刚走出校门没有负担的人占有优势。我们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程序，要解雇那些在公司呆了三年以上或者年龄超过50岁的员工必须得到许多人的批准。

但有时候委员会成员抱怨说，在我们努力追求公平的同时，我们拖延了流程，讨论得太多，苦苦思索的时间太长，反而增加了痛苦。也许这就是公司民主不可避免的一个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