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８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１９１１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承蒙李新同志给予热心的指导和鼓励，始克完成；复蒙李侃同志审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又得到何双生同志等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作者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舛误之处自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