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
　　我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据白氏族谱所载：“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范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莅任粤西。龄偕兄弟永清永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倡，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自伯笃鲁丁公相传，至十五世我太高祖考榕华公，少时家贫，有志向学，乃由南乡进桂林城，到本家白某所开之商店佣工，在铺上半工半读，店主嘉其有志上进，鼓励他去考试，举于清朝乾隆甲午科，赐进士出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后年迈告归，定居桂林山尾村。
　　时榕华公署茂州，直隶知州，当地人烟稀少，农田、害虫甚多，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多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蔓草丛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榕华公乃教民掘土造窑以烧石灰，而以石灰散播田中，固发高热，蚂蝗蔓草为之烧死，而草灰又可作肥料，农产乃渐有收获，州民盛戴不已，特载之于地方志中。此民国二十八年我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驻于重庆时，中国回教协会开县支会数位代表造访所面告。他们还告诉我：“榕华公笃信回教，于本县知事任内，协助教务甚力。曾题‘认主独一’之匾额赠送开县清真寺，至今仍然悬挂寺中，邑人视同珍宝。”
　　二、家庭状况
　　榕华公之后裔，白珮、白玉皆科甲出身，或中举人或为秀才。递传至白氏族谱之第十八代，即我先考志书公。公别号友三，三十五岁时与桂林西乡罗锦墟马全记之大女结婚，即我先妣马氏。时年二十四，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者男三人女一人。长成者男四人，即崇助、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傅。
　　志书公自幼耕读，至十九岁准备应试，师事白石老师。因于书房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墟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因所雇之账房李瑞芝操守不佳，于志书公患脑病归真后，掌握了所有账目，以致债主至门相逼，而我家所放之外债，李氏悉据为私有。我兄弟因年幼不能接管店务，该店遂停止营业。家中变卖房田偿还债务，因而生活日趋困难。
　　第二章 早年之教育
　　一、早年之教育
　　清光绪二十四年，我行年五岁，就读于私塾，启蒙老师始为毛庆锡老师，继则为李玉田、白莲洲两老师。启蒙时，老师叫我读《三字经》中之“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八句。嗣后，以三字经、五言诗、千字诗、对子书、幼学琼林、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为教本。每日晨间须向先生背诵前日所习之功课；每月初一、十五则须背诵所有教过之功课。背诵若有错误，处罚方式轻则面斥，重则打手、罚站、罚跪等。我于私塾五年，在读书方面侥幸未受过处罚。
　　我九岁时，六弟崇祜(宗墨)六岁，共师事白莲洲。在书房中，有同村毛长林者，午十七，于同学中年龄最长，品德最坏，性情暴戾，常欺侮我兄弟二人。每月初一、十五，他勒令同学供其金钱、食物，名之为进贡。其座位恰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路经该处，他若不高兴，动辄打人，名之为纳路税。我与六弟向憎恶其暴行。初一、十五既不“进贡”，大小便时绕道而行，避其凶锋。他见我们不屈服，气愤至极，常常责骂我兄弟，或殴打崇祜。我虽恼怒，因年龄幼稚不敢与之斗力，乃与祟祜密商非以智不能取胜。某日下午放学，乘毛下五级高之石阶时，我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滚滚而下。我乘机踢之两脚，迅速跑开，匿藏我家背后之山岩内，叫崇祜回家禀告我的父亲，说明毛在书房之恶迹，以及我不得已而报复之经过。毛因面部、膝部受伤，流血甚多，毛之家人向父亲责难。父亲虽不满毛在书房横行无理之行为，但仍愿赔偿其医药费用。父亲对我因受辱而报复之行为则不予深究。毛之家长复向白莲洲老师报告，白虽明察事之起因，为维护纲纪，将我棍责，并告诫毛以后不准再欺侮同窗。此虽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受处罚，然而毛之“纳贡”、“苛捐”亦因而取消，同学称快。
　　我十岁以后读毕四书五经，其中以书经之洪范篇最难记忆。某次，我反复诵读，不能熟记；而翌日恰为初一，又要背诵己学过之经书。我读至深夜，犹不能记，急得痛哭。当时母亲在旁作针线相陪，劝我休息，待晨间早起诵读，必可熟记。翌日拂晓，母亲唤醒我再读，果然很快便能记忆，而旧功课亦一一及时温习完毕。我幼时读书，每当夜间温习，母亲必定相伴，见我有艰难之状，则予以劝慰，虽时隔数十年，昔日之慈颜懿训至今犹历在目。
　　父亲见背，【子+兑】叔志业公以蒙馆教松弛，欲送我至六圹墟新成立之小学校就读。他亲自带我至罗锦墟见我八舅父马公小甫，请于送其子马献芝入学之便，连同送我及【子+兑】姨娘之子白冠【上又下贝】往六圹接受新式教育。我八舅父嫌贫爱富，只允我于其店中做学徒。【子+兑】叔当场反对，立即带我回家。约同本村乡老，敦请白莲洲老师主持私塾。我与六弟崇祜就读年余。会吕元甫、吕伯刚、李仲义诸先生创立会仙小学，距我家约三华里，我与崇祜走读两年有余。
　　我十四岁考入陆军小学校(报名时为符合规定，虚报十五岁)，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一百二十名，我名列第六。蔡锷为总办。蔡是同盟会员，鼓吹革命思想。同学多受其熏陶，纷纷剪发，以后于陆军中学中凡无辫者，几尽为广西学生。我入陆军小学不及三月，患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半年过后，因功课旷废甚多，无法参加甄别试。蔡总办见我入学成绩优异未令退学。病延一年，家人以为长期如此殊非良策，不如医愈后再投考学校，便决心向校方申请退学。
　　十六岁，我与崇祜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当时师范分优、初二级)，以第二名录取。校长廖道传办学认真，同学莫不慑服。入学后，我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按照学校规定被选为领班生。
　　在初级师范，我与崇祜共宿一室，当时有同学何树信者，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我竞争，怀恨在心，常以“乡下人”取笑我与六弟崇祜。我素不理会。一日，他乘我不在，至我室内以恶言詈骂宗墨，适我归来，问何事?何云：“呸!乡下人!”我不禁大怒，以为大丈夫不能受辱，狠狠地将何打倒地上，再踢他两脚以示惩罚。此为我做学生以来，第一次打架。何趋报告校长，优、初两级同学闻之皆来劝我，见校长时不可承认打倒何某。我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未接纳众人之意见，并整理行李，对宗墨说：“若校方决定开除我，我立刻回家，汝务必努力读书。”诸同学因知何之为人，乃推举代表向校长陈情，说明何侮辱我之经过。后经校方调查事由之始末，以为我不该殴人，而何不该欺侮同学，我被记一大过了事。
　　二、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在师范年余，辛亥革命爆发，我与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我感于民族革命之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迫我回家。事为我所知，乃私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我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经老人山，溜马山，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广西北伐学生军系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由桂林随协统赵恒惕所统领之广西混成协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羊毡一张，黑呢外套一件，水壶饭盒杂囊等物。行军至全州，永州、因沿途道路坎坷难行，我与多数同学之脚面皆为草鞋磨破，脚底亦为路石所梗伤。幸至永州，改乘民船，押解辎重取水道经湖南之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复改乘轮船经洞庭至湖北汉阳之蔡甸、梅子山参加南军阵营，与北军相峙。
　　当时南北正酝酿议和，和战未定，故南军警戒前线甚严。我子夜间放哨，因天气寒冷，风雪交加，瞬时变成雪人。但我初上前线，内心兴奋无比，其热诚足以御外迫之寒气。
　　未几南北停战。赵恒惕之混成协调驻湖北孝感，我们随之至孝感。学生军出征时因携带银钱衣装有限，战时又无法换洗，以致发蓬面垢，多有生虱者。驻于孝感，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是我们洗澡捉虱之时。后湖北都督黎元洪知我们穷困，特犒送酒肉，津贴每一学生十元银洋。我们为保持不受政府津贴之清誉，仅领其酒肉，此种苦干，硬干，死干之精神，赢得各方所赞佩。
　　南北议和成功，各省之学生军均奉命解散，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该校学科课程与旧制高中相同：军事课程以步兵典范令为主，为期三年。我毕业后，派往北苑卢永祥之第十师入伍半年，目的是要我们了解军营生活。入伍期满，即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其间二年乃在训练我们成为青年初级之军官。其学科以战术、筑城、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毕业后，授以上士阶级，分发至部队当见习官半年，然后再升为少尉军官。与今日之制度略有不同。
　　第二篇 初期军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