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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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他的同伴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金星英雄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与陈永贵的命运有着特别关系的报告，陈永贵热切地听着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对于用什么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领袖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完全不同，与流行千年的小农经济根本相反。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招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是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全世界感到了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