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中译本序言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革命胜利，对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早在1947年，冷战的飓风已经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气逼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强了那儿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将他名单上的“叛国者”裁减到只剩81人，但是，他讲辞的主旨依旧如故：在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不能给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无休止审查——他们“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国务院内，最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由于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积弱，预感到（而不是鼓励）共产党的胜利，而被麦卡锡和他的反共伙伴们诬为共党同情分子，断送了前程。在各个大学，一流的汉学家，像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也受到了类似的诽谤。结果，即使在学术论文和大学讲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对共产党中国的赞赏，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压制达十几年之久。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反共淫威的收敛，人们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军事战略，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支持。不久，学者们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历史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尽管这还不太详细。

但是，当我在着手写《毁灭的种子》这本书时，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和探讨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那时，我们对国统区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一些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揭露的书籍（像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虚假的”，甚至是“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写《毁灭的种子》一书的过程中，我力图用确凿而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材料是国民党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这本书。它主要依据国民党自己的文件，说明了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雷利·桑德兰（他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战时在华美军历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对本书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我想，这也是我在写《毁灭的种子》过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它使我们联想到佛利兹·费希尔《寻求世界霸权》一书的出版（德国，杜塞尔多夫，1961年版）。在费赖堡档案馆，费希尔接触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来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学者们大量依据的外交文书只能有限地用日记和回忆录来补正，而这些东西自身也值得怀疑，甚至解释不清。1961年，事实取代了臆测。因此，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费希尔起步的。同样，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开端。谨致祝贺！”

我希望中文本的读者们也会发现这本书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