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近40年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除了金庸，极少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如此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金庸的作品文字浅白凝练，情节精彩纷呈，幻想雄奇无比，并时时处处表现出他在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等范畴的渊博知识。有评论写道：“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金庸的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更有人认为：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于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正如“红学”的兴盛，一个以金庸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金学”，也正一天天地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海外，早已有“金庸学会”，而台湾远景出版社推出的一套10册《“金学”研究丛书》，更掀起了“金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大陆，“金学”研究也已起步，在不远的将来，“金学”将大有发展。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退出“江湖”，迄今作品共有15种36册。对自己的作品，金庸不愿说更多，他只强调他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细节。”

事实上，一个作家敢于对自己提出这样“苛刻”的愿望，足见金庸对自己有着极高要求，也有着充分的自信。

金庸被视作“奇迹”，并非只因为他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查良镛作为金庸的本名同样有名，这也是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一般情况，作家以笔名出名后，其本名往往被人忘记。但金庸不同。如果说“金庸”所指为武侠小说家，那么查良镛则指他作为报业大亨、社评家和社会活动家。1991年，香港《资本》杂志评出计有198位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查良镛）以12亿资产列为第64位。金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以文致富”第一人；以至于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感叹道：“香港竟有这么富有的作家！”金庸在武侠小说之外，一手创办了已成为香港大报之一的《明报》。《明报》历经风雨，被金庸视作“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支撑起了《明报》大业。他的社评是第一流的，许多读者是因他的社评而买《明报》。在社评中，他预见了中国大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明报》在香港成了中国报道的权威。

但他也因此屡历风险。“文革”中，他曾被称作“豺狼镛”，并在香港被某些人列为第二号要杀的人。但他挺住了，《明报》依然是《明报》。

金庸其实对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浓厚兴趣。他青少年时的第一理想是要做个外交官。种种原因，外交官没能做成，但这不减他对政治的关注。

七八十年代及之后，他已成为香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共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都曾会见他并与之长谈。1988年，他更因“主流方案”风波而成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对于那一切，他只说：问心无愧。

金庸1972年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他便辞去《明报》掌门人一职，彻底引退。他的解释是：“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在他宣布辞去《明报》集团主席第二天，他又以《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为题撰文说：“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为大众作出贡献。”

如此平和的语言，如此平和的心境……回首几十年的奋斗历程，金庸真的如此平静吗？金庸之深大、神秘，正构成了金庸的无穷魅力。百年一金庸，金庸说不完。

相比不少文学名家那些颇有来历和颇有讲究的笔名来说，“金庸”这个名字的来历却出人意料的简单——查良镛中的“镛”字拆开便是。

就知名度而言，这信手拈来又后来居上的“金庸”，实在不知要比他本名高出了多少倍！不过，与那些只被人记得了笔名却反而弄不清其本名的情况大有不同的是，作为本名，“查良镛”倒也并未给声名赫赫的“金庸”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