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的邻居》

有关沃尔特·伯格伦德的新闻并未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和帕蒂早在两年前就搬去了华盛顿，对圣保罗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过，拉姆齐山地区的这些上流都市人对自己城市的忠诚度还没有高到不读《纽约时报》的地步。据《时报》一篇相当不友好的长文报道称，沃尔特在首都将他的职业生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老邻居不怎么能把报道中的用词（“傲慢”、“专横”、“缺乏道德原则”）和他们记忆中的沃尔特对上号：那个慷慨、害羞、总是微笑着的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员工，踩着他那辆用作交通工具的单车在二月的风雪中穿过萨米特大街；奇怪的是，比绿色和平组织还要绿上三分、原本也来自小地方的沃尔特，怎么可能因为和煤炭公司合谋、亏待乡下人而惹上麻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伯格伦德一家人一直有些不那么对头的地方。

圣保罗的老市中心在三十年前的萧条时期衰败了以后，沃尔特·伯格伦德和妻子帕蒂是第一对在巴瑞耶街买房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拉姆齐山地区最早一批的年轻住户。夫妇俩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他们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之后的十年里，两人为翻修这栋老房累得几乎搭上小命。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个百折不挠的家伙先是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车库，后来又在车库重修前两次闯入他们的汽车。午夜过后，晒得黝黑的摩托车手们从天而降，在小巷对过的空地上一边喝着施利茨啤酒，一边烤大香肠，还不时发动引擎，直到穿着运动衣的帕蒂出来喊道：“嘿，你们几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没有人害怕帕蒂，但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曾是出色的运动员，至今还保持着运动员那股无所畏惧的劲头。打从第一天来到巴瑞耶街，她就无奈地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大高个儿，马尾辫，年轻得令人吃惊，推着辆婴儿车走过被拆空的汽车、破碎的啤酒瓶和布满呕吐物的积雪，仿佛她整日的生活都装在了婴儿车上挂着的那几个网眼袋里。你可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那整整一上午，她都在围着孩子转；下午，她收听公共电台，阅读《银腭菜谱》，清洗孩子的尿布，给墙面刮腻子、上乳胶漆；晚上为孩子读《晚安月亮》，然后喝上一杯仙粉黛葡萄酒。她业已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在街道上的其他居民身上才刚刚开始。

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还可以开着一辆沃尔沃240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时候，拉姆齐山居民的共同功课是重新学习父母那辈逃至郊区以避开的一些日常生活技能，比如说，如何敦促当地警察真正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如何对付目的性极强的摩托车偷车贼；什么时候去叫醒自家草坪长椅或秋千上的酒鬼；怎样诱导野猫去别家孩子的砂盒里拉屎；怎么判断一家公立学校已经烂到了完全不值得费劲去改良的地步。还有一些更具时代气息的问题，诸如：那些尿布怎么样？值得费那个事吗？真的还能订到送上门的瓶装牛奶吗？从政治角度来看童子军真的没问题吗？不吃麦片不行吗？哪里回收旧电池？当有色人种的穷女人指责你正在破坏她的街区时，该如何应对？老牌艾菲斯塔瓷餐具的釉彩含铅量过高，可能引发中毒，这是真的吗？厨房里的滤水器究竟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有时当你按下超速行驶开关，你的沃尔沃240会不会没有反应？乞丐上门乞讨，该给他食物还是什么都不给？全职工作的妈妈有可能培养出无比自信、快乐、聪明的孩子吗？可以在头天晚上磨好第二天才用的咖啡豆吗？还是一定要在早上即磨即饮？圣保罗到底有没有人请到过令人满意的屋顶工？技艺高超的沃尔沃修车师傅呢？你的240有驻车制动拉线方面的毛病吗？仪表盘上那个贴着标签的谜一般的开关令人满意地咔嗒作响，却又似乎和什么都没有联系：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所有这些问题，帕蒂·伯格伦德都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答案，她就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传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花粉。她是拉姆齐山为数不多的几个全职妈妈之一，出了名的不喜欢说自己的好话，也出了名的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她说迟早有一天她会被家里的某扇窗“斩首”，因为那些提拉窗的吊链是她自己更换的。她的孩子们吃了她没煮熟的猪肉“很可能”会死于旋毛虫病。她觉得自己对脱漆剂的气味“上瘾”，很可能跟她“不再”读书有些关系。她坦言自己已被“禁止”为沃尔特的花施肥，因为“上一次”她搞砸了。有些人不喜欢她这种自我贬损的谦逊劲儿——他们从中体会出某种类似屈尊俯就的味道，就好像帕蒂故意夸大自己细小的过失，其实是过于明显地想照顾那些不那么能干的主妇的情绪。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她的谦虚发自内心，或至少也可以说是有趣的；而且，不论如何，你很难拒绝自己的孩子们那么喜欢的帕蒂阿姨，她不单记得孩子们的生日，还记得你的生日，会拿着小礼物来到你家后门：一碟曲奇饼干、一张生日卡片，抑或一束插在从二手商店买来的小花瓶里的铃兰，还告诉你不必麻烦把花瓶还给她。

大家知道帕蒂是在东部长大的，纽约市郊区的某个地方，她是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批获得全额篮球奖学金的女大学生之一。沃尔特家里的办公室墙上有块小匾，见证了帕蒂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帕蒂有这样一个奇怪之处：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她却似乎和自己的娘家人没有任何来往。一年四季都不见她离开圣保罗半步，好像也从没见到东部有什么人，包括她的父母，来这里探访她。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她关于她父母的事，她会告诉你，那两个人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爸爸在怀特普莱恩斯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妈妈是搞政治的，没错，纽约州众议院的一名女议员。接着，她会断然地点点头：“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么个情况。”仿佛相关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

想让帕蒂同意说某个邻居的行为“恶劣”，你简直可以为此设计个游戏出来。当有人告诉帕蒂，塞思和梅里·保尔森两口子准备为他们的双胞胎开个盛大的万圣节派对，邀请了街区所有的孩子参加，唯独没有请康妮·莫纳汉，帕蒂只会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下次她在街上碰到保尔森夫妇，他们解释说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劝说康妮的妈妈卡罗尔，让她不要把烟头从她的卧室窗口弹进双胞胎的小游泳池。“这真是太奇怪了，”帕蒂一边附和着，一边摇头，“可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康妮的错。”然而，保尔森夫妇对“奇怪”这个评价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或者“这简直是消极攻击”，甚或“卡罗尔太不像话了”。他们需要帕蒂在这些恶言恶语里选出一个，和他们一起斥责卡罗尔，但帕蒂怎么都过不了“奇怪”这道坎，而保尔森夫妇也就依然拒绝邀请康妮参加派对。帕蒂对康妮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恼火，她在塞思和梅里举办派对的那个下午，带上自己的孩子、康妮，以及另外一个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去了南瓜农场，陪孩子们坐在装有干草的大车上游玩。但她对保尔森夫妇最差的公开评价也不过是，他们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刻薄劲儿真是太奇怪了。

卡罗尔·莫纳汉是巴瑞耶街唯一一位和帕蒂待的时间差不多的妈妈住户。她原本是亨内平县某位高官的秘书，被那人搞大了肚子之后，他将她从自己的辖区移到拉姆齐山居住，隶属于某种你可以称之为“人事安排互助”的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双子城已经没有多少辖区认为，将你私生子的妈妈安排在你的治下工作是一个好政府的官员应有的举措。于是，卡罗尔成了圣保罗执照管理局那些心不在焉、时常休假的职员之一，与之对应，圣保罗某位和她一样有来头的女士也在河对岸找到了工作。巴瑞耶街上这栋租来的房子位于伯格伦德夫妇家隔壁，想必也是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否则，很难理解卡罗尔为什么会同意住在当时几乎还无异于贫民窟的拉姆齐山。夏天，每周一次，会有一个眼神空洞的年轻人穿着公园管理处的连身衣，在黄昏时分驾着一辆没有标志的四轮驱动车过来，开动割草机为她修剪草坪；冬天，还是这个年轻人，来为她清扫走道上的积雪。

等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卡罗尔家是整个街区唯一没有中产阶级化的人家。她抽百乐门牌香烟，漂染头发，把指甲弄得俗艳吓人，成天给女儿吃现成的方便食品，每逢周四都很晚才回家（“这是该妈妈出门的晚上。”她解释说，就好像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待遇），用伯格伦德夫妇给她的钥匙悄悄打开他们家的大门，然后从沙发上抱起帕蒂用毯子裹着的正在熟睡的康妮。每当卡罗尔去工作、购物，或者享受她的星期四之夜时，帕蒂一直慷慨主动地为她照顾康妮，而卡罗尔也已经离不开帕蒂这个常常为她免费看护女儿的保姆。帕蒂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卡罗尔是如何回报她这一片好心的：她对帕蒂的女儿杰西卡不理不睬，却又对她的儿子乔伊太过亲热（“和咱们的小师奶杀手再亲上一个怎么样？”）。邻里间的派对上，卡罗尔穿着薄兮兮的上衣，脚踩酒吧女招待风格的高跟鞋，紧贴沃尔特站着，称赞他高超的房屋修缮技艺，无论沃尔特说了什么，卡罗尔都尖声笑个不停。但是，这么多年来，帕蒂对卡罗尔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单亲妈妈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卡罗尔有时候对她态度怪异，那也可能不过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

塞思·保尔森谈论帕蒂的次数稍稍超过了他老婆可以接受的频率，在塞思看来，伯格伦德夫妇是那种负疚感极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原谅所有人，这样才不会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内疚，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坦然享受自己的优越。塞思的理论有这样一个不合理之处：伯格伦德夫妇的处境并没有多么优越，他们唯一为人所知的资产不过是那栋房子，那还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改建出来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正如他的妻子梅里指出的那样，帕蒂并没有多么进步的思想，也绝对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成天待在家里，守着她的生日日历，烘焙那些活见鬼的生日甜点），而且似乎对政治十分反感：如果向她提起某次选举或者某位候选人，你会看到她努力强撑却终于无法维持那个平日里快快乐乐的自己，看到她变得烦躁不安，频繁点头，“是的，是的”个没完。梅里比帕蒂大十岁，看上去也不折不扣地老上十岁，早些年曾经是麦迪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狂热分子，如今却狂热地迷恋着博若莱新酿葡萄酒。有一次在晚餐派对上，塞思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起帕蒂，梅里的脸红得像新酿葡萄酒，她宣称在帕蒂的种种友好行为背后，不存在什么更高的觉悟，也谈不上什么团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意义，既不具备可替换的结构，也和真正的社群主义毫不沾边，不过是旧时家庭主妇拿手的那一套伎俩，而且，老实说，在梅里看来，如果抓破那温柔和善的表面，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冷酷、自私、好胜的帕蒂，发现她其实是个里根分子；很明显，帕蒂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她的孩子和房子——邻居、穷人、祖国、父母，甚至她的丈夫，都算不了什么。

毫无疑问，帕蒂十分疼爱她的儿子，尽管女儿杰西卡更能给父母长脸。小姑娘酷爱读书，关心野生动物，长笛吹得颇显天赋，足球场上的表现可称英勇，做起小保姆来也是大受欢迎，既没有漂亮到会损害她的道德的程度，却也足以赢得梅里·保尔森的称赞，然而乔伊才是那个帕蒂聊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孩子。她以那种欢快、信任、自我贬低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乔伊是如何不听从她和沃尔特的管教，细节充分，没有丝毫省略。虽然大多数故事都披着抱怨的外衣，但是没有人怀疑她对儿子的宠爱。她就像一个抱怨自己帅气而混账的男友的女人。仿佛可以被他伤害是一件令她骄傲的事，仿佛她希望这个世界对她的主要了解，甚至可以说唯一了解，就是她对这种伤害抱有多么开明的态度。

“他可真是个小浑蛋。”她这样告诉其他妈妈，当时正值冬季，长夜漫漫，打发孩子们睡觉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战争，乔伊坚持说他有权利像帕蒂和沃尔特一样晚睡。

“他大闹吗？哭吗？”其他妈妈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