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李普曼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对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荣誉。研究院发出的邀请表明，李普曼被看成是为威尔逊和豪斯上校在幕后行使权力的谋臣策士。李普曼虽然年轻，但在发言中却显得异常自信，他描绘了一番关于“精神力量”令人振奋的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俄国的民主化和在美国崛起的国际派观点而造成的。外交上的赌盘已经改变了。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夺落后地区的市场和影响而进行的争斗。这种争夺现在已经“完全退居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帝国之间的争夺已经让位于一场“人民的战争”。李普曼对听众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自由的民族，它们立志为解决所有重大问题而进行合作，他们发誓要反对侵略者，决心在一个世界联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基于国际法的，更现代化的制度。”战争“已经成了一场令人惊奇的革命。今天，由于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整个战争前景都已改观。由于民主国家消除了束缚，价值观念的标准也为之一变。”
不管“价值观念的标准”是否已经改变，李普曼已经改变了。现在，李普曼已经抛弃了他曾经坚持的民族主义的不合理性和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起源的观点。他窥测到了战争中的非同寻常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关于“大西洋通道”的陈腐概念。他和威尔逊一样，使自己相信，战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将会补偿战争的损失。他相信，如果把战争的目标升华为更高尚的政治道德，那就会平息他内心的恐惧，正如他以前所表达的那样，美国通过加入协约国的正义事业，最后将“用战斗来改变近东的政治局面。”但是在 1917年，李普曼确信美国在战后会取得优势。这样，美国就会阻止协约国把德拉肯式 111的和平条款强加于人。但是，李普曼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后来在巴黎和谈上所发生的事情。
李普曼并不是单枪匹马地支持参战的观点。大部分进步党人都支持这场战争。他们当中有约翰·杜威、查尔斯·比尔德。他们也因置身事外和无所作为而恼羞万分。正如李普曼后来生动地写道，他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这些人为乐观主义所鼓舞，为形势所迫而采取行动，他们逐步相信，他们只有参加战争，才能使世界向自由的方向前进。他们把他们曾引以为荣的进行批评性分析的劲头暂时收起，而成了这场战争的谋臣策士。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说过美国绝对不应介入战争。按照约翰·多斯·帕索斯 112的话说，他们以欣慰与激动的复杂心情，“匆匆赶往华盛顿。”
正如孤独的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恩所写道，这些好战的自由主义者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所支配，“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我们不能置之度外的战争。”伯恩所说的这些“好战的知识分子”为自己辩护说：“只有同舟共济、击水中流，”才有机会“左右当前的力量，使之服务于自由的目标。”但是伯恩毫不留情地指出：“曾几何时，他们的‘驾驭’就变成了‘放任’，他们被裹挟着进行致命的胜利进军，以此作为他们的终结；曾几何时，他们就变成了仅仅是他们的势力的代理人和代言人”这显然是在影射李普曼。
对于这种指责，李普曼根本不予理会。在这场伟大的道德之战中，他不甘心置之度外。几年之前，他曾写道：“只有圣贤、英雄和道德家们才会因为他们想了凡人之所想、为了凡人之所为，而感到悔恨不已。”李普曼使自己确信，这场战争是通向崇高目标的一个阶梯。他预言道，一种崭新的国际派观点将要取代陈旧的民族主义。美国参战一个星期以后，李普曼写道：“我们现在生活在并要永远生活在一个革命的世界之中。”“价值观念的改变将与文明史中任何事物一样急剧地变化。 ”人们将“大胆地”重新审视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概念，“就像人们在十九世纪对待宗教的教义一样。”新思想会层出不穷。“这场战争和战后的和平就是这一切变化的催化剂和保证人。”
李普曼相信这一点，为了使自己的热情言之成理，他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