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东击西！作为这次访谈中伍迪最后谈到的话题，在我看来，它显得恰如其分。他晚期的事业在我看来全都是在声东击西。从艺术的角度说来这倒也不错，但是他还得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这个商业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电影面向的市场是注意力极难集中，而且经常是莫名其妙地误听误信的观众。这个世界很是缺乏魔力。
美国的电影观众如今喜欢事先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掏钱。看的是一部浪漫喜剧？一部特技效果的豪华大片？一部适应青少年的通俗片？或者，在奥斯卡奖评选期间，看点理应是深奥难懂的东西？为一部电影找到合适的定位就是市场营销的全部内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伍迪都试着对此不予理会。如果，身为一个影评家，你去看他的某部上映的影片，那么当你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不会有人按惯例给你递上一套影片的相关资料。它们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再发给你的，而且上面只有演员名单和摄制人员名单，没有为你给影片“定位”而写的解说材料。这和影片的宣传广告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摘录的台词给你提供一点线索。它和影片的开头有几分类似。从来不会有一个预言性的暗示--没有打斗或是逗笑的场面暗示随后会出现的趣闻乐事，没有精心打造的欢快镜头带你进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有的只是这些印着白色文字的黑色卡片。所有的演员，不管是多大牌的明星，都按姓名的字母顺序在一张单独的卡片上列出。主要的摄制人员则又分别列在单独的卡片上。最后的一张上面简单写着“编导”字样的卡片是留给伍迪的。他从不独占功劳（“一部××的影片”）。不论你是否觉察到这一点，你将看到的都有如《低下层》（The Lower Depth）的翻版。
近几年来，伍迪在某些这类问题上稍微缓和了一下做法。最起码，他会接受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视采访（特别是在--对他而言--占主要地位的欧洲市场），以支持他的影片发行，抑或同意一两个书面采访。但他仍旧不希望被人逮住说他是在做自我表白，或是说，是在试图暗示观众该作如何回应。真正的艺术家根本不那么做。就他而言，观众是独立自主的，有随心所欲地理解他的作品的自由--就像如今我们称作“文艺性”小说的读者们那样。
我想，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种毫不矫情的做法被理解为一种矫情。难道增添一抹色彩会要了他的命吗？随便一点会要了他的命吗？这种做法甚至可能被暗示为某种逆反心理，有些跟不上潮流了。这么说也未见得是错。

我们都受到性格形成时期的那些价值观念的影响。那么，就像我们的访谈所清楚表明的，伍迪也不例外。他最喜欢的音乐是传统爵士乐。他最喜欢的纽约是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让他惊奇不已的纽约。他如今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不符合最新潮流。那些他所关注的更抽象的问题也是如此。他谈加缪（Camus），而不是德里达（Derrida）。如果说他的影片里有一个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涉及的主旋律的话，那就是信任和对信任的背叛，特别是当涉及性和恋爱这两样事情时，人类的行为是否诚实可靠的问题。
这些是我们当中那些在二战刚结束的年代里，特别是在对政治不感兴趣的20世纪50年代里长大成人的那些人特别关注的问题。当时，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等人的鄙视表现为远离那些当初不知怎么就推选了他们的政治程序。伍迪虽说最终出现在一部关于麦卡锡主义的电影里（1976年的《联盟》［The Front］），但他不会写这样一个剧本也不会执导这样一部电影。
就像亚当?戈帕尼克（Adam Gopnik）最近在《纽约客》报上评论的那样，伍迪是在那些老牌的喜剧演员（莫特?沙尔［Mort Sahl］，尼古拉斯［Nichols］和梅［May］，甚至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主要以某一套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态度为主要讽刺对象的时代里长大成人的。如亚当所言，这些喜剧演员们，和伍迪一样，很少涉及纯政治性的话题。确实，从政治上来说，自由主义者几十年来日子都不好过，只有貌似自由主义者的人（比如说，能随机应变的比尔?克林顿）才有必要申请入主白宫。但从文化上说--这也是新保守主义者前自由派在政治上转向保守主义者。--译者注多年以来愤愤不平的原因--他们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每件事情上，从马勒的交响曲到为消遣而抽的大麻，到性道德问题，他们都赢得了文化战争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些既是伍迪的主要针对目标，又是其电影的天生观众的一群人，随着他们年纪的变大，已经越来越不愿意自嘲了。更糟的是，面对弱智的保守主义--哦，请原谅，应该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在国家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显得无能又混乱的局面，伍迪就更难让他们开怀一笑。可不管怎么说，在目前双方争战的情况下，把对爱情的不忠行为拿来寻开心的话--或者说，拿来严肃对待的话--都好像是对自由主义大的原则的背叛。伍迪在《好莱坞式结局》里面拿驯鹿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但是，因为阿拉加斯加石油的开采，那种北美驯鹿已是濒临灭绝的物种了。

当面带笑容的艾森豪威尔坐镇白宫，而他最青睐的传教士不是什么法西斯右翼狂热分子，而是相对温和--并且亲切地对人之利益加以关注的--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时候，那帮自以为是的家伙的专制统治则更容易拿来寻开心--而且危险性也小得多。
我们这一代，我和伍迪的这一代，我想，确实是显得有些过时了。我们会同情，比方说，女权主义运动；会在环境问题出现时制造点适当的噪音。我们甚至能用上时髦的谈话腔调--比方说，在我们的“话语”中适当地用上俚语和流行的说法--但是，可叹啊，我们的听众能觉察到我们心里缺少那种时髦做派。
这种失败，如果它算是失败的话，并没有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我们知道，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仍是旧事重提，一场因爱和荣誉而进行的战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们和现代风尚之间的关系，不管它是体现在《影与雾》里的程式化表达也好，还是诸如《贤伉俪》这样的片子的弗洛伊德学说基础也好，还是我们对上帝已死亡的恐惧也好（《犯罪与不端》），在我们看来都不显得老套。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值得我们严肃思考。加缪可能是过时了，但他提出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
但是，回过头来说这个现实的世界，伍迪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提出这些问题的执拗劲是导致他成为时下市场营销之噩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识一两个人，在帮伍迪推销他的某部影片时，曾试图将他推向一个更积极的立场。这些人不见得就是世俗或功利的人。他们喜欢他的影片，他们喜欢伍迪，他们真心实意地想帮他招揽来更多的观众。但，没有用--或者说，收效甚微。
但眼下，让我们暂且把涉及市场问题时伍迪特有的固执放在一边不谈，而是回到“声东击西”这个话题上。通常情况下，说到伍迪，你推销的是喜剧。这是唯一适合他的大部分影片的广义的类别标签。他清楚这一点，营销人员清楚这一点，影评家们清楚这一点，观众们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尽管他的许多影片都大量而且巧妙地充斥着笑料，你不会称其中的任何一部--最起码，自《安妮?霍尔》之后的任何一部--为令人捧腹的作品。《泽里格》、《开罗的紫玫瑰》和《子弹横飞百老汇》，哦，对了，还有《名流》都是一些极有深意的搞笑片，里面有大量的冷嘲热讽和针砭时弊。即便《好莱坞式结局》也是，且不说别的，对“有独特风格的电影导演”这一身份的一个极尖刻的讽刺--它从前代表一种难得的高度评价，如今已成了司空见惯的称呼。

但这些影片不是《神探飞机头》（Ace Ventura，Pet Detective）--一部通俗后现代主义作品。也不是《西雅图不眠夜》（Sleepless Seattle）--一部温情怀旧主义作品，在它那漂亮、空虚的小脑瓜里没有一个创意。伍迪的影片不是你用一两句宣传海报上的话，或是一则飞快插播的电影预告就能预先兜售的--或者说，能帮助观众预先知道大致情节的。它们所给予的欢乐是深奥难懂的那种，至少以我们这个粗俗、无趣的年代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反映了伍迪（我很不情愿这么说）未能奏效的声东击西的企图。他本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影片是喜剧。而且，的确，按他的标准（还有我的标准）来说，它们很搞笑--但不是以任何容易兜售的方式搞笑。
所以，事情说白了就是，他算是见鬼了--至少就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来说是如此。用广告业内为人熟悉的一句行话来说就是，他缺乏“独一无二的销售方案”，缺乏一个能驱使观众信心十足、满怀期待地走进电影院，又能在放映结束后，让他们在对影片的期望都得到愉快满足的状态下离开电影院的简单理念。
当然，欧洲人应该除外。他们总是与美国生活保持距离，并且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对着诸如《贤伉俪》或《解构爱情狂》这样的影片里表现出来的极度纷乱的场面也照样笑得出来。我当然和他们是一条道上的。从大体上来说，我瞧不起现代美国社会的生活质量--没有历史底蕴的文化，故作虔诚的政治，以及愚不可及的公众舆论，不论谈什么话题都是如此。我怀疑伍迪也这么觉得，只是他够聪明，不公开说出来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声东击西和魔法在他的影片中显得如此突出的一个原因。他虔诚地期盼着不大可能发生的--不对，应该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外来力量的干预。可也知道，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最好不要插手，任他沉浸在憧憬中。此时死神也隐隐向他逼近。但他胆量依旧，毫不服软。
他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也许我们会--绕个圈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再次赏识他。又或许，虽然他对后世抱怀疑态度，后世之人会以他的一贯为人来看待他--一个伟大而严肃的喜剧艺术大师，他一直在告诉人们有关他生活的时代、他居住的地方，以及，是的，请原谅我用这么浮夸的词汇--“人类状况”--的某些不可回避的方面的真相--呃，至少是一些不可忽略的事实。这一点，很显然，是我敢打包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