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个人经验了解极权政体


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黄默

这几年来，华文出现了一个新的字汇：脱北者。脱北者指的是从北韩逃亡出来投奔自由的那一群人。根据一篇《纽约时报》的报导，这一群人的人数在过去十年来增长了七倍，共计有两万三千人。{1}他们大多数逃亡到中国，再由中国转往南韩。这里推荐的这本书，作者姜哲焕就是一位脱北者。姜哲焕在平壤度过非常优渥、愉悦的童年。他的祖父在日本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祖母则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多年来献身社会运动，也是北韩劳动党在日本的重要干部。后来，他们一家人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到北韩。最早几年姜哲焕的祖父位居要津，祖母在社会上也十分活跃。因为这样，我们的作者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书名中的「水族馆」，指的就是他童年时平壤家中的养鱼缸。

好景不常，在姜哲焕九岁的时候，祖父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被判叛国罪。一家人，包括他的祖母、父亲、四叔与妹妹，都被送到耀德集中营，度过悲惨的十年。被送到集中营的时候，他紧抱着他的养鱼缸。我们不难想象，到了集中营以后，他的鱼都死了。

姜哲焕在这本书里头描述他在集中营的十年。集中营处于深山僻野，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几乎说不上有什么医疗设备；工作繁重，经常在饥饿状况下过日子，又时常受到管理人员的惩罚。饥饿、惩罚、刑求和死刑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虽然他们了解政府把北韩社会说成天堂，把领导人说成不世的伟大领袖，都只是一派谎言，但也只能身不由己跟着这样说，在集会上高喊口号。他们一家人在十年以后被释放出来，一九九二年姜哲焕逃离北韩，先到中国，然后再转入南韩，现在是《朝鲜日报》的记者，这本书由他与一位法国记者共同书写。

姜哲焕到了南韩，南韩政府为他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十分急于把他的遭遇说出来，为北韩的同胞仗义执言，呼吁南韩的社会关心他所经历的暴政统治。然而，不幸的是，在记者会上他的说法受到怀疑。有些记者问他：「首尔情治单位有没有帮你一起编造部分故事内容？」在他听来，这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他不能了解为什么南韩的同胞不关心北韩的集中营。后来他上了大学，在大学里也受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挑战，认为他所说的情况只是个人经验，不能证明北韩的暴政。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说些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大理论，但这些话都不是姜哲焕所能理解的。他只能对他们说：「去北韩吧，去了你们就不会再替金日成的失败找借口。自己去了解了解吧。」

姜哲焕在南韩受到的质疑和挑战，带出了一个十分难缠的问题，那就是个人经验与普遍理论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本书作者虽然回答不了南韩记者与左派知识分子的质疑，但这并不表示个人经验与普遍理论是毫无关连的。我们非常难以想象，只有个人经验而没有普遍的论证，我们对事物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但是只有普遍理论而少了个人经验，那也十分容易流于空洞，无法与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连。这样的问题不但发生在我们对北韩的理解，也在二十世纪不同的社会一再地出现。譬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运作期间，被害人证词就引起这样的争论，不少人对于个别的人陈述他们在隔离政策下的遭遇都有或多或少的质疑。{2}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七〇年代红色高棉政府在柬埔寨的灭种政策。{3}又，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分子针对劳改营所作的证词，也受到同样的质疑，即使在台湾，也有不少人批评民运分子的证词夸大了中国政府的恶行。我想我们或许能说这些极权或是专制政体都有他们共同的统治模式，那就是透过谎言与暴力的统治。对这个问题探讨最透彻的，是汉纳·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4}虽然这本书在五十年前问世，但迄今还没有比鄂兰的分析来得更深刻的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专制的统治何其相似，集中营草菅人命的情况大同小异，个人悲惨的生活经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能说个人经验不可能反应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吗？普遍理论对个人经验的了解没有帮助吗？

从另外的层面来看。逃往南韩的脱北者虽然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补助，减轻了经济上的、压力，但在认同上、在社会的竞争上，都面对十分严重的问题。譬如他们受到政府补助上了大学，但都难以与南韩学生竞争，退学率特别高，甚而有不少自暴自弃、酗酒的行为，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得到南韩社会与政府的关注。{5}

近来北韩的政局与社会经济政策似乎有了改变。虽然北韩还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国家，少有可靠讯息，但从种种迹象看来，在金正恩继承父业成为北韩统治者后，统治高层可能有了严重的冲突，经济发展也有松动的可能性，在经济发展策略上向中国取经，同时也派遣数以万计的劳工到中国工作。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序 揭露地狱中的地狱


杨虔豪

高中毕业的暑假，我读完了《平壤水族馆》英文版，当时开始有采访脱北者想法的我，很希望这本书也能在台湾问世。于是上了大学后，一直设法透过韩国记者与人权团体工作人员与姜哲焕联繋，表达我想让中文版也能问世的想法。可惜的是，先后约了几次时间最终都因故无法碰上面。

二〇一一年夏天，《我们最幸福》与《这就是天堂》两本记录脱北者经历的书籍在台湾发行，皆登上畅销排行榜，我也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或留言，可见台湾人对于北韩与脱北者的好奇，想更进一步窥探北韩这神秘的国家。

在卫城出版社找上我为《这就是天堂》校订内容并撰写推荐序时，我立即向他们谈及《平壤水族馆》一书。这是第一本受到国际关注的脱北者著作，姜哲焕不仅向外人公开北韩政治犯收容所践踏人权的惨况，更赤裸地揭露了这个极权国家的邪恶与恐怖。读过《我们最幸福》与《这就是天堂》的人都应该在书中看到姜哲焕或《平壤水族馆》被数次提及，可见其分量及影响力。但此书发行近十年，被译成各国语言，却迟迟等不到在华文世界问世，甚为可惜。

出版社也对此书感到兴趣，在《这就是天堂》发行后，我们着手讨论与计划能让华文读者也能看到《平壤水族馆》，我也终联繋上了姜哲焕。直到取得版权，我告诉姜哲焕发行中文版之事，二〇一二年初，我们终于在首尔见了面，并邀请他为中文版撰写新序。虽然我们已透过网络对话过数次，但见面时姜哲焕仍有些害羞。他跟我说其实去年底他已经来过台湾，但因为停留时间不长而未与我联繋。他有点沉默寡言，冷静地听完我讲话，冷静地回答，并没有太大的情感表现出来。

在此同时，中国逮捕境内数十名脱北者并将其遣返北韩的消息曝光，美国与南韩政府公开要求中方停止遣返，并应将脱北者视为难民身分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但中方维持一贯立场将脱北者视为经济犯，拒绝妥协。宗教及人权团体遂聚集于中国驻南韩大使馆前集会抗议，呼吁中方停止助纣为虐的行为。向来为脱北者发声的南韩国会议员朴宣映也在使馆前扎营绝食。瞬时，脱北者议题再度跃上南韩及国际媒体版面，获得世人关注。

我亲赴集会现场进行采访，不只居住在南韩的脱北者，连许外国人都前往声援。南韩记者也对于来自台湾亲临现场的我感到好奇。在接受最大报纸《朝鲜日报》专访时，我就一个外国人的观察提出看法：脱北者并不单纯只是人权问题，它同时牵涉到政治与经济问题，但若要让民众了解脱北者议题，从政治与经济切入都太艰深，一定要让人体会脱北者的境遇，这问题才有可能被解决。只可惜，南韩还没做到这一步。在北韩的信息封闭、南韩的排外氛围以及长期下来资本主义所衍生出的自利心态等多种因素结合下，形成了南韩社会漠视脱北者问题的情况。

或许是太具批判性，隔天有关我的报导，这番发言未被刊登。但我想，同样对台湾而言，从人权角度切入脱北者议题是最能促使大众关心及了解的方式。尤其是当中国涉及遣送脱北者而引起争议时，做为华文世界最具自由、民主与开放风气的台湾更应认真思考我们能够扮演的积极角色。

《平壤水族馆》道出北韩集中营囚徒们的惨境。他们可能被卷进政治斗争失势或仅是单纯批判政权，甚至没犯下任何错误只是受家人牵连就被送入集中营。若将北韩比拟作地狱，那么这些为了维护国家体制而肃清反对势力所设置的恐怖营房就是地狱中的地狱。囚徒们无法做一个自然人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受权力迫使而被奴役，面临饥饿、暴力、性侵害与公开枪决等多重威胁。不只是姜哲焕所待过的耀德集中营，在北韩全境还同样存在以「管理所」为名的六座主要集中营，估计有二十万人被关押于此，集中营做为现在进行式正持续上演一出出残暴恐怖的戏码。

随着《平壤水族馆》中文版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我和姜哲焕有更多的来往互动。为让中文读者更贴近书本内容，二〇二一年夏天我度赴韩与他见面，一起对书本全文进行最终校订，并对若干艰深内容下标注释。

也许是因为中文版即将问世，姜哲焕感到兴奋。和他确认书中人事物时，他有说有笑，讲话语气不再像以往严肃，感觉放松许多。但当问到在北韩的亲人近况时，他再度沉默下来，因为他的脱北，他许多在北韩的亲友甚至官员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送进集中营。他的身上似乎承受着无形却沉重的负担。

临走前，姜哲焕问我：「台湾和中国讲的普通话和文字都一样吗？」我跟他解释，两方讲的话几乎雷同，只是一方是写简体字，一方是写繁体字，但大致上都能沟通。姜哲焕听得津津有味，似乎是对台湾充满好奇。我说，脱北者问题对中国官方相当敏感，但只要书能在台湾和香港发行，中国读者也有机会能读到。好不容易盼到中文版到来，我们俩都期待着广大读者们能看到此书。

回想高中时还默默读着《平壤水族馆》的我，如今终于顺利催生中文版问世，甚感欣慰。我希望此书能够触发大家进一步了解北韩实态，在脱北者已成特殊国际问题的当下，同样身处东亚的我们必须思考并一起发挥影响力，未来才有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