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侯德健何去何从？
问：侯先生，你离开台湾去大陆，这次又由大陆被迫回台湾，经历了不少辛酸。对你个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如今又像人球一样，踢来踢去，台湾不能呆，北京又不能回去，你的感受如何？
答：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现代活着，只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选择，不管怎么都要选择一个党。如果是党，现在看起来中国是最坏的东西，所以中国特别需要一些人是共产党的战略不满的人或是国民党的战略不满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而且保持自己独立超然的立场见解，并把这些见解去影响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站在中国人非党派的利益立场去讨论问题，思考问题，去看问题。外国人说像我的处境就是两张椅子中间那个没有椅子坐的人，这种感受当然是不好受的，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独立的中国人必需要做的选择，这就是代价，你必须要付出，我也要付出，今天没有付出，明天就要付出更多。

问：你去大陆是为了寻求真理抑或是希望个人的抱负能够充分发挥？到现在，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后悔吗？
答：这个对我来讲是我最好的选择，最适合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每个人对于自己都有一番设计，我的设计就是做为一个中国人为基础的设计，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把自己设计成为一个中国人，就必需要去大陆。在中国大陆才会不需要去思考说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就是说你是一个台湾人又是一个中国人，或者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台北华人，那末这些问题却必需去思考的。作为我来讲，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个来的，这既然适合自己的选择，在这个选择里面，你就再 没有得与失，而且就无所谓短期的得与失。换言之也就谈不上后悔了。

问：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音乐是艺术，不一定跟政治发生联系。无疑你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位音乐家，可是你的某些作品和行为，都跟政治扯上了关系，这样看来，你算是政治音乐家吗？
答：不是，我想这个不应该有政治音乐家和政治艺术家这种名词，但是音乐家应否关心政治，在中国的统治者来讲，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所有搞文化艺术的人，都是为皇帝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你不应该有头脑。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讲，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来讲，可不可以过问政治、去关心政治？我认为当然可以，既然政治上让我们这么痛苦，我们更应该关心它，可惜我们台湾香港绝大部分的所谓艺术家，我觉得还不如叫他们娱乐家比较好一点，他们供人娱乐这是很认真的。我是很尊敬他们的，提供给人们娱乐的，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业，但是不是艺术家，我想这就值得怀疑了。如果一个人逃避压迫你的政治，那末你还算是个艺术家吗？因为艺术家是不应该逃避任何问题的，应该面对所有不愉快的事情而中国人最不愉快的，就是政治，既不可以去为政治服务，而又要去关心它、又要去过问它，而且要去影响它。当然绝大部分艺术家都是关心政治的人，要是艺术音乐脱离开政治独立存在的话，那末艺术音乐就会脱离现实而存在，但是艺术是允许给人家看的，允许给人听的，不能脱离现实的，既然政治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大的题目，你怎么能够脱离它。

问：当然，音乐也是反映社会意识的，社会意识就是政治的表现。比如早期的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的作品，似乎就有强烈的政治性。侯先生，你又如何呢？你对他们有何评价？
答：我对他们整个的感觉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如果他们有像鲁迅一样清醒的头脑，那末他们就有更大的贡献，冲动有余，却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没有看到毛××的当时的野心，也看不到××党会带给中国的一些问题，而且太容易被收买，被一个党一个政权收买太容易了，换言之就是太便宜了。

问：我觉得你的民族观念，比一般的作曲家要浓厚得多，你认为这是中国知识份子，包括艺术家在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吗？
答：这个要分两个时期，我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东西能成为代表，大家共识跟民主主义和所谓爱国主义共存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这次在回来的中间，写了很多东西，批评了我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在我身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都是从这方面教育我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这种情绪的渲染，直到我的二十多岁以后，才思考这些问题本身的意义，所以到今天为止，我更强调去做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中国人，在说中国人的问题之前先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先做好一个人，然后我们再去做中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的，要要求的，要包括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的共同权利。这不但是美国人、苏联人、法国人、英国人的问题，不分是什么国的人，是人的问题。我们解决了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基本的义务、基本的自由以后，我们就强调这是中国人的特色，但是在没有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必需要争取到这个标准再说。所以邓××说，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话。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借口，是为了他的不民主、不人道、破坏人权、不自由的一切借口，这也就是说，要中国人做中国人，不能去做人。

问：如今香港、台湾都流行早期的歌曲，如"夜来香"、"夜上海"、"莫忘今宵"、"波眼流"等等，这个现象是好是坏？
答：我只在台湾，不在香港，这许多现象我没有注意到。

问：现在台湾和香港作曲家的作品，你回到台湾后，是否听过一些？有否作过比较？是否有一些看法？是否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港台音乐界的状况？
答：我对香港的评价是四个字"小家碧玉"，小器。

问：香港、台湾到今天，还是十分喜欢唱、喜欢听你的作品"酒干倘卖无"、"龙的传人"，这是什么原因？你自己喜欢这两首歌吗？
答：我一年写的歌并不多，我一年平均下来三首到四首歌，写得很少，大家不记着的歌还有一些。对我自己来说，创作歌曲所追求的，第一是真，第二才是善，第三才是美。那末追求的这一切必须以真为基础，如果我不真的感觉到自己是有这种体会，这一份感受，我就不会去写，我不会为了舆论去写东西，我也不会为了商业的理由去写东西。我想这些歌所以能流行到现在，关键是因为它的"真"。

问：你认为纯粹为了调剂人们生活的作品，有无永恒价值？还是有政治性的作品有价值？
答：这都不重要，我想是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就有价值，不管是艺术也好，政治也好，那末只要他是好的，是真的，就会有价值。

问：笼统来说，唱片最畅销的，即受广大市民所欢迎的歌曲，还是应该以艺术标准来衡量它的好坏？
答：我想一个歌的好与坏，不能以流行来判断，应该以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去判断，但是我并不排斥流行歌曲，也不排斥娱乐，我觉得娱乐是很重要的东西，在正常的社会中，大家应该有这个东西。

问：你是怎样走进作曲歌唱界的？第一首作品是什么？
答：那是一九七六年吧，那时候我正在大学念书，因为我自小学一直到中学，一直在乐队里面吹吹打打，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弹吉他。那时候在台湾大概七五、七六年的时候，开始在学校流行校园里的音乐，叫校园歌曲，比我再大一点点的像吴德夫、吴初之，洋全等等一些人，他们都自己写自己唱，那末我听了以后觉得跟当时的流行歌曲不一样，特别有味道，学生写自己的东西也特别的真诚。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写东西，终于写了一首，歌的名字叫"捉泥鳅"，乐理非常简单，歌的内容也简单，就是说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我们也去捉泥鳅，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也去捉泥鳅。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跟我第一次建立感情所写的歌，当时在台湾就唱红了，后来在大陆上很多音乐教科书里也拿来做教材，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但脱离不开当时台湾人的普遍的一种社会气氛。大家都在注意这个事情。

问：你的童年愉快吗？你最想念的是谁？
答：我十岁前的童年，几乎全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他们宠我、纵我，疼我、爱我，却过了头。特别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顶在头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搂在怀里怕憋死了。我外婆是书香门第，父亲则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外婆算的上是人中凤，外公却是个勤勤恳恳的本份人。后来不幸外婆得了乳癌，之后又中风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里屋外的长工。外婆终于与世长辞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却哭不出来，也许是爱面子，上了大学的缘故。
问：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如何？
答：老实说，我的家庭实在不幸，又穷又苦，我从小就怕捱饿。我到大陆七年，寄过不少钱给兄弟姐妹花，我到大陆去也未曾没有带着将来改善大家的环境的想法。我实在怕看见全家人捱饿。
问：你是因为写"龙的传人"开始红起来的吗？
答：我的确是因为写了"龙的传人"而走红的，但是前台湾新闻局长宋楚瑜，曾希望我修改后面一段歌词，我却因独行侠的个性而拒绝他的美意。宋楚瑜想改的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政治口号。我写"龙的传人"，那时才廿二岁，我完全不曾理性地去思考过任何有关龙的问题，我对龙的印象和大家一样感性，不外乎龙柱、龙舟等风俗习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