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李儿童
葛蕾蒂丝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史，经常情绪不稳定，需要住院治疗。而且鉴于她当时未婚的婚姻状况，她无法抚养小诺玛，不得不把女儿送到阿尔伯特和伊达·伯兰德养育之家。诺玛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七年。这几年，她是一个“行李儿童”，被人像皮箱一样地从一个家庭“拎”到另一个家庭，相继在十几户收留孤儿的家庭里生活。
伯兰德夫妇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诺玛每天必须洗澡，一星期要做好几次礼拜。梦露后来回忆说：“他们极其严格，……他们不是要伤害谁，……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十分严厉地养大了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故事，根据梦露后来的描述，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在她到了伯兰德夫妇家一年左右的时候，她患有呼吸系统和心脏病的外祖母德拉·玛突然感到不适，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挣扎着到16英里外的伯兰德夫妇家里看望她亲爱的小外孙女诺玛·琼。她看到小女孩睡得很香甜，长相颇像诺玛的母亲葛蕾蒂丝，心里非常欢喜。也许是她想到自己和葛蕾蒂丝的婚姻不幸，或者是她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起了作用，她忽然试图用枕头闷死诺玛，诺玛拼命地挣扎，踢开被子，才没被憋死。梦露长大之后曾回忆说，她发誓自己一直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醒来时窒息难受的感觉。而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她得了睡眠恐惧症，开始在睡前服用安眠药。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梦露描述的童年遭遇有所怀疑。那样一个13个月大的，刚过周岁的婴儿能够如此清晰地记得那样的经历未免有些离奇。也有人通过调查证实，在梦露13个月大时，她的外祖母正住在一家医院里。难怪有记者说，她倾诉自己童年的不幸，是试图获得别人的关爱和同情，而事实上这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梦露这样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孤儿或者私生女身份，诺玛缺少安全感，十分渴望得到关怀和怜爱。对亲情的一种本能的需要，使这个小小的女孩在玩耍时常常对迎面走来先生和女士大喊“爸爸”“妈妈”。她3岁的时候，在伯兰德夫人给她洗澡的时候，忽然对她喊“妈妈”，然而伯兰德夫人对她说：“我不是你的妈妈，你应该叫我阿姨。”
“那么他是我爸爸吗？”诺玛不死心地指着伯兰德先生。
“不，他也不是你的爸爸，我们不是你的父母。”
“妈妈呢？我想我的妈妈！”小诺玛伤心得哭了。
“诺玛的妈妈———是那位长着红头发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们这里探望你的那一位女士……”伯兰德夫人耐着性子解释给她听。
诺玛不再问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要很长时间才来一次。
诺玛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总是悄悄地同她的小狗迪比说话。只有迪比很有耐心地听她讲话，她也只有这个忠诚的伙伴。她5岁的时候，迪比因为老是跑进邻居家的院子里，被邻居打死了，诺玛十分伤心。
1933年起的一段非常短暂的时光里，诺玛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当时，葛蕾蒂丝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幢小房子。葛蕾蒂丝将她们不住的房间，租给了一对英国兼职演员夫妇，他们有一个女儿，是好莱坞著名影星玛德琳·卡洛尔的替身演员。因为妈妈白天要去工作，晚上又常常到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同她的朋友们喝啤酒消遣，诺玛被寄养在这对兼职演员夫妇家中。
在这对演员夫妇家里，诺玛显然感受到了完全不同于伯兰德家的氛围。她看到他们非常勤奋地工作；空闲时则非常喜欢跳舞、唱歌、喝酒、打牌。诺玛一方面对这一切感到新奇和热情，长期以来的压抑和郁郁寡欢有所释放。而在另一方面，在伯兰德家中接受的严格的宗教教育却让她对这些充满了顾虑。她常常为他们祈祷：“上帝啊，可不要让他们下地狱！”
受到这对夫妇的职业影响，诺玛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常在早上将诺玛放在好莱坞电影放映厅的门口，有时是“埃及厅”、中国戏院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放映厅的门口，随后他们去做他们的事。诺玛常常一个人先到“埃及厅”前，看看关在厅前笼子里的猴子，开心地逗它们；或者到中国戏院入口去看水泥地上，那些大明星留下的脚印。她会试着将自己穿着鞋的脚伸进去，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在这里留下脚印。
然后，她拿着10美分，等候着电影放映厅开门。在放映厅里，她常坐在第一排，津津有味地观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她在电影放映厅里一场接一场地看，常常是饿着肚子看，因为在放映厅里，她没有钱买饭吃。她记得，有一次她吵着要爸爸的时候，妈妈顺手拿过克拉克·盖博的照片对她说：“这就是你父亲”。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信以为真。而在电影放映厅里，她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克拉克·盖博，她多么希望这就是她的父亲。诺玛憧憬着被父亲宠爱的幸福生活。
然而不久，在这一年的秋天，葛蕾蒂丝突然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她并不熟悉的外祖父，在经济大萧条和破产的双重打击下，自缢身亡。葛蕾蒂丝看了这封信之后，心神恍惚，精神忧郁症复发了。这也并不奇怪，她的双亲都死于癫狂症，而现在，外祖父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使得她感到自己也很难幸免。她变得烦躁，在房子里大踏步地走来走去，大声朗读《圣经》，还不停地哭泣。
几星期后，医生给葛蕾蒂丝看病，而且开了药，但是她拒绝服用。由于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抑郁的症状，1934年葛蕾蒂丝被送到圣莫尼卡的一家疗养院里。在那里，她按照医嘱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渐渐地，她变得不大讲话，身体也每况愈下。就这样，诺玛和母亲的惟一一段共同生活的时光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那对英国兼职演员夫妇也回国了，她又重新成了一个孤儿。
母亲的一位好友，格雷斯·麦琪·戈达德担当起了照顾小诺玛的责任。在医院开具了葛蕾蒂丝患精神病的证明之后，格雷斯取得了诺玛的监护权。还没做过母亲的格雷斯，充分发挥作为一个女人的丰富想像力。她给诺玛用印花棉布缝制新衣，并给她烫卷发。她经常对着自己的杰作———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诺玛说：
“诺玛，你长大以后一定是一个大明星。”
“格雷斯喜欢而且爱护她。”诺玛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格雷斯也喜欢电影，她让她的朋友在每周六电影摄影棚关门前的一小时，将诺玛带进去玩。格雷斯对她说：
“别担心，诺玛，你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一个电影明星！”
格雷斯非常崇拜20世纪的电影红星简·哈洛，因此梦露后来说：“……因为这样，简·哈洛是我的偶像。”
不久，格雷斯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欧文·西里曼·戈达德。他是一个替身演员，是一位有着三个女儿的父亲。格雷斯在1935年结婚了，由于经济拮据，她不得不将诺玛·简安置到孤儿院里。

三、孤儿院
从1935年9月到1937年6月，接近两年的时间里，诺玛·简都呆在孤儿院里。尽管格雷斯常常去看她，带她去看电影，买衣服，甚至还教她如何化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弥补孤儿院给她的创伤。
1935年9月13日，诺玛·简被送到洛杉矶孤儿院，居住号是3463。在孤儿院里，诺玛·简饱尝了生活的辛酸。
对于孤儿院里的生活，长大后的梦露曾对人说：“我知道，有人认为孤儿院并不那么可怕。我也知道，这类收容孩子的地方后来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或许已经不那么阴森了……但即使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孤儿院，也仍旧是孤儿院。”她在孤儿院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刚到孤儿院时，她住在放有25张床的宿舍里，按照孤儿院的规定，住在这间宿舍的孩子，如果表现好，就可以往上挪，从1号床依次升到25号床。因此25号床也就成了“荣誉床”。睡在25号床的孩子便有希望到另一间床放得少一些的宿舍去住。
诺玛曾经凭着自己的乖巧和懂事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换到床位较少的房间去。有一天早上，诺玛起床晚了。她在床上飞快地系鞋带，然而舍监还是等得不耐烦了，朝她高声吼道：
“滚回25号床去！”
孤儿院的孩子们每天早晨6：00起床，去上学之前，要完成所有应该做的杂事。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柜子，他们要按照要求将它们擦拭干净、一尘不染。如果有关机构来检查，哪个孩子的东西没有收拾干净，他将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
诺玛是个勤快的小姑娘。她常常在每天上学之前，打扫宿舍———挪动床位、扫地、掸灰尘；或是去打扫浴室———她愿意去打扫那里，因为活计简单，只是用拖把拖地面，而那里的尘土又不多。除此之外，她还要和其他孩子在星期日去厨房帮忙，主要是刷洗器皿———100个孩子使用的盘子、汤匙、叉子和铁杯子。
因为在厨房干的活比较重，诺玛再干完这些活之后，可以挣到零花钱———每月5美分。但如果星期日有课，需要去学校，就少挣1美分。这样算来，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日，到月底还能剩1美分。诺玛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将剩余的1美分攒起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就用这点积蓄，给最好的朋友买件小小的礼物。
每到晚上，孤单的诺玛就感到非常害怕，她害怕黑森森的夜，害怕摇晃的树影、凄惨的猫叫。在同伴酣畅的睡觉声中，她常常一个人睁大眼睛，拼命擦拭从眼角不断往外涌出的泪水。她站到宿舍的窗前，看着远处房顶上闪烁的“雷电华电影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牌，期盼着妈妈来接她回家。
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诺玛———大明星梦露到雷电华电影公司拍摄《夜晚的撞击》时，曾在寂静的夜里爬上屋顶，为的是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孤儿院———在她童年梦魇中的孤儿院！但多年过去，许多高楼大厦建起来，阻挡住了梦露回望童年的视线。
1935年的圣诞节，非常想念妈妈的诺玛给自己从孤儿院外面寄来一张明信片，署名是“爸爸、妈妈”，这遭到了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的哄笑，他们大声对她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