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１９０７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四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做“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们小孩在家里写字要写“薄”（家谱），我就问：“我们家里头怎么有两个‘上大夫’？这是个什么官呢？”老人们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设的这个官。”现在来说，这个清朝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国会议员吧。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圣旨”啊。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那时我的父亲到日本去了，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专修法科。我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去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孩子问什么！不能说，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呢？”

　　母亲说：“他是孙中山的朋友（我的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又是黄兴的朋友，蔡锷也是他的朋友。这三个人一说呀，我们全家就要杀头，问不得，问不得呦。”

　　“噢。”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的照片，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到了民国四年，蔡锷起来打倒了北洋军阀，打倒了袁世凯，我家的香案上又多了一张蔡锷的照片（我的父亲到过云南，跟着蔡锷当司法官，是蔡锷的秘书长），孙中山的照片摆在当中，左边是黄兴，右边是蔡锷。每天向他们行礼。

　　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７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１４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祠堂里头呵，她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通过毛泽东，我又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何叔衡，湖南长沙县教育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谢觉哉，也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他们当中排行老三，三个人一出来，毛泽东站在最后，那两个比毛泽东大十多岁。

　　我见到毛泽东，就叫：“哎，毛大哥。”

　　他瞪起眼睛看着我：“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不喊毛老师啦？怎么变成毛大哥啦？”

　　我说：“你问问你老弟，他不让我叫毛老师呵，让我叫你毛大哥，我还不叫哩。”

　　毛泽东问老弟“怎么回事啊？”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我说：“叫就叫了，你还笑我。”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这样一说，我们两个人要认真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他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我望着他笑，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噢，你还考我啊？”

　　我说：“你只比我大１４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

　　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