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历最浅但月薪最高


　　很巧合的是，胡适的生日与北京大学的校庆是同一天，都是12月17日。这似乎注定他与北京大学有着一生的情缘。自称“北大人”的他，在此成得大名，在此作为领袖而引领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他跨入北大大门之始，即步入了辉煌之途。北大成就了他，反过来，北大因他而增色。

　　都说一个人仅有努力与能力是不能够称得上成功的，还需要有社会的赏识与承认。北大是胡适展示个人才华的平台，同时给了他为社会赏识和承认的环境。然而，他如何能登上这样的平台，如何能融入这样的环境？这就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对于胡适而言，蔡元培是伯乐，是他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一条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链很清晰地显示出胡适与蔡元培的结识。在这条关系链上，有一个人很重要，他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掌门人汪孟邹。

　　汪孟邹是胡适的同乡，两人一直有来往，即便胡适留美，也从未与汪孟邹失却联系。在胡适即将完成留美学业时，曾经写信给汪孟邹，托他在国内看看有无合适的工作。

　　得任北大教授，全凭蔡元培慧眼同时，汪孟邹又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之初，四处邀稿，也托汪孟邹帮忙。在办刊业务上，两人也更多往来。

　　因汪孟邹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远在美国的胡适。曾经五次留日、从来没有远游欧美，却又有着激进的西化论的陈独秀自始就对深受西方文明浸染的胡适充满关注，更在读了胡适的一些文章后，对之欣赏有加。从此，每期《新青年》，他都渴求胡适赐稿。胡适于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特别是《致独秀信论“八事”》一文后，胡、陈即“志同道合，乃成神交”了。正是在陈独秀的力促下，胡适写就了那篇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文学改良刍议》。

　　按照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开始关注陈独秀这个人。他在《〈独秀文存〉序》中说： “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正是如此，当他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而在随即进行的选聘新型人才工作中，很自然地接受了老朋友汤尔和的推荐，诚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在蔡元培就职校长仅仅九天之后，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与蔡校长相仿，他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延聘人才，而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对于陈独秀所提及的胡适其人，蔡元培并非毫无所闻。早在1914年6月他旅居法国时，胡适、杨杏佛等留美学生曾经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刊《科学》杂志。蔡元培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还曾写信勉励。如果说那时他对胡适只是知其人而不识其人的话，那么此时在陈独秀大力推荐之下，又通读了胡适旧作《诗三百篇言字解》后，他对胡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他又听说新一期的《新青年》将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这篇文章据陈独秀说有可能在知识界引起震荡。

　　尽管胡适本身的才学似乎无可挑剔，但严格意义上说，蔡元培当机立断同意诚聘胡适，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陈独秀的绝对信任，以为能够为陈独秀所钟情的才子，一定非等闲之辈。

　　说来又是一个巧合：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是属“兔”，只是分属三轮，也就是很规整的老、中、青三代。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三人在性格上可能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为人处事上有着许多共同点，也就可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