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诺曼·马内阿 （罗）
新日历
88年1月20号，星期三，这是D日（DDay），决定性的日子（DecisionDay）。我已经在这个过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19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后，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刻。“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科耶克嘎德科耶克嘎德（Soren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这么念叨。犹豫不决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犹豫不决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续了一年多。
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归属感着落不明所至，以及这种感觉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们的主人公面色苍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剧选为主角，并被这滑稽剧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众多的、被每一时刻的麻烦缠身的人当中，他显然是其中之一。难道，他还没有从禁锢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脱出来吗？难道，尽管他记不住一小时前见过的脸孔，却还没有忘却往昔吗？
“轮到您了。您得与委员会小组面谈。”
穿着蓝制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那长凳上另外还挤了五个人。
她说：“您先与法国领事谈。完后，再回到我这边来。”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左边的那扇门。
仅三步，就在里面了。坐在办公桌后面一位瘦骨嶙嶙的先生，请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两臂中间。
“您想用德语？要不，还是用法语？”那位法国人用德语问。
“法语就行。”他，签证申请者，用德语回答。
“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官员微笑着用法语接着说：“罗马尼亚人几乎都会说法语，不是吗？我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朋友对法国社会适应起来一点困难也没有。”
“对，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法语很容易。”这个罗马尼亚人，用法语确认。
他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坐在面前的先生。这个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想道：如今的时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轻。
这位官员有一张长型脸，鼻子突出，鼻梁细瘦，双眼很黑，显出智慧，头发浓密，他的笑容年轻而悦人。他的领带节是松的，天蓝色衬衫领子的口子也开着，没有系扣子的深蓝色西装，潇洒地从他消瘦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声音和蔼，亲切，是的，既和蔼又亲切。
“昨天我跟一位罗马尼亚女士提起您。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要谈话，我就问她是否认识您。”
申请人没有反应。他只是用法语（这语言刚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保持沉默。
他面前的法国官员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把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写字台的边上。他在皮转椅里舒适地放松了两肩。他在这转椅里显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这些书名……这个巧合让我吃惊。”
他在说“这些书”的时候，从书桌上拿起了申请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举起这份表格，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接着是一段冗长而无法解释的沉默。只是过了片刻后，这法国人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您的小说《俘虏》。”
静谧的房间里，这个节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击剑角斗。剑刺所到：中！不，房间里的静谧未被刺破。
那法国人接着说：“我想，大概是在七十年代中，我在巴黎上大学，我选了一门罗马尼亚文。”
申请人摘下眼镜擦拭。
“那时大家都在谈论审查。审查和隐语。独裁制度下的隐语评论？！囚犯们的……隐语。”
申请人抓紧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会说的所有语言这么吼叫：骗子！。此刻，他肯定，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难道西方与东方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暗示，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陷阱？……这个非党人士，曾经拒绝了与本国的魔鬼达成协议，难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们的国际同谋成交？难道，在还没有获得无国籍证书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毫无防卫的囚徒了？已经成为一个无名的贱民，一上来就任人宰割？
终于，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向我提起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竟然出现在巴黎。”
“这对我也非常意外。您想，当我在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书桌上那张申请人的表格拿起来，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这个名字，那些书名……您应当在法国定居，而不是在德国。”
应当在法国定居……这是建议，一种许诺？一个他受命暗示的契约？但这都不像。他对签证申请人非常有礼，把他当作一个著名人士对待，充满了敬意。如果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来对待凡夫俗子的。
“对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最合适的流亡地是法国，这您知道。您很快会有朋友。跟其他许多著名的同胞一样，您会用法文写作……”
没错，这位考察官不仅知道小说《俘虏》的书名和主题，而且了解伊奥奈斯库—齐奥朗—伊利阿德此三人均为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其中伊利阿德也是学者），他们都先后离开了罗马尼亚去巴黎居住，并用法文写作。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贝斯克公主（PrincessBibesco），还有诺亚蕾丝公主（Princessde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Vacaresco）她们都是罗马尼亚旧贵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于巴黎并用法文写作。，他爱坚持区分一个是大公主另一个是小公主。他甚至听说过本杰明-冯达本杰明-冯达（BenjaminFondane，1898—1944）,罗马尼亚诗人，19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战时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显然是备了课的。
对话以同样的形式，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果，考察官，从书桌的另一边，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终证据：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请晚宴；答应帮忙，任何性质的帮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儿，柏林，或者，更理所当然，在巴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每种情况下，任何时刻，他这么念叨，带着微笑。他与他友好地握手，并穿过对方的眼镜片，送去了这个意思：要是能在这个命运让我们意外认识的地方，共同度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这位成了朋友的官员，不仅把他送到门口，而且把他送到那个穿天蓝制服接待员所在的前厅里。他宣布：他的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经结束了与法国当局的面谈，现在可以接着与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强权盟国代表交涉了。面对拉丁人的结盟，德国秘书毫不怯弱，她镇静地等着这两个说法语的人分手。
左边的门关上了。这位签证申请者被撂在那儿，继续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十二点差十分。这时，德国秘书终于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语说：“完了。今天你没事了。明早八点你再来。先到前门登记你的名字，然后九点钟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阳。他先乘公共汽车，然后是有轨电车。下午二时左右，他终于到家了。
他到达这个过渡城市已经有一年多。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自由岛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缤纷的广告，繁多的商店，人们自管自的忙碌，这一切，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逐渐地，都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色。而仅在这不久以前，他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这里的自由让他惊喜而又害怕。他已经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对新生却没有准备。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碍。在原来那个火柴盒的生存里，在习以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并存中，不知怎么，他觉得自己绝无仅有，觉得自己是重要的。难道他将丢失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型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起码，他这么想。
88年1月20号，星期三，这是D日（DDay），决定性的日子（DecisionDay）。我已经在这个过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19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后，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刻。“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科耶克嘎德科耶克嘎德（Soren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这么念叨。犹豫不决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犹豫不决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续了一年多。
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归属感着落不明所至，以及这种感觉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们的主人公面色苍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剧选为主角，并被这滑稽剧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众多的、被每一时刻的麻烦缠身的人当中，他显然是其中之一。难道，他还没有从禁锢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脱出来吗？难道，尽管他记不住一小时前见过的脸孔，却还没有忘却往昔吗？
“轮到您了。您得与委员会小组面谈。”
穿着蓝制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那长凳上另外还挤了五个人。
她说：“您先与法国领事谈。完后，再回到我这边来。”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左边的那扇门。
仅三步，就在里面了。坐在办公桌后面一位瘦骨嶙嶙的先生，请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两臂中间。
“您想用德语？要不，还是用法语？”那位法国人用德语问。
“法语就行。”他，签证申请者，用德语回答。
“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官员微笑着用法语接着说：“罗马尼亚人几乎都会说法语，不是吗？我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朋友对法国社会适应起来一点困难也没有。”
“对，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法语很容易。”这个罗马尼亚人，用法语确认。
他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坐在面前的先生。这个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想道：如今的时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轻。
这位官员有一张长型脸，鼻子突出，鼻梁细瘦，双眼很黑，显出智慧，头发浓密，他的笑容年轻而悦人。他的领带节是松的，天蓝色衬衫领子的口子也开着，没有系扣子的深蓝色西装，潇洒地从他消瘦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声音和蔼，亲切，是的，既和蔼又亲切。
“昨天我跟一位罗马尼亚女士提起您。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要谈话，我就问她是否认识您。”
申请人没有反应。他只是用法语（这语言刚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保持沉默。
他面前的法国官员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把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写字台的边上。他在皮转椅里舒适地放松了两肩。他在这转椅里显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这些书名……这个巧合让我吃惊。”
他在说“这些书”的时候，从书桌上拿起了申请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举起这份表格，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接着是一段冗长而无法解释的沉默。只是过了片刻后，这法国人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您的小说《俘虏》。”
静谧的房间里，这个节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击剑角斗。剑刺所到：中！不，房间里的静谧未被刺破。
那法国人接着说：“我想，大概是在七十年代中，我在巴黎上大学，我选了一门罗马尼亚文。”
申请人摘下眼镜擦拭。
“那时大家都在谈论审查。审查和隐语。独裁制度下的隐语评论？！囚犯们的……隐语。”
申请人抓紧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会说的所有语言这么吼叫：骗子！。此刻，他肯定，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难道西方与东方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暗示，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陷阱？……这个非党人士，曾经拒绝了与本国的魔鬼达成协议，难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们的国际同谋成交？难道，在还没有获得无国籍证书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毫无防卫的囚徒了？已经成为一个无名的贱民，一上来就任人宰割？
终于，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向我提起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竟然出现在巴黎。”
“这对我也非常意外。您想，当我在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书桌上那张申请人的表格拿起来，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这个名字，那些书名……您应当在法国定居，而不是在德国。”
应当在法国定居……这是建议，一种许诺？一个他受命暗示的契约？但这都不像。他对签证申请人非常有礼，把他当作一个著名人士对待，充满了敬意。如果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来对待凡夫俗子的。
“对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最合适的流亡地是法国，这您知道。您很快会有朋友。跟其他许多著名的同胞一样，您会用法文写作……”
没错，这位考察官不仅知道小说《俘虏》的书名和主题，而且了解伊奥奈斯库—齐奥朗—伊利阿德此三人均为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其中伊利阿德也是学者），他们都先后离开了罗马尼亚去巴黎居住，并用法文写作。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贝斯克公主（PrincessBibesco），还有诺亚蕾丝公主（Princessde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Vacaresco）她们都是罗马尼亚旧贵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于巴黎并用法文写作。，他爱坚持区分一个是大公主另一个是小公主。他甚至听说过本杰明-冯达本杰明-冯达（BenjaminFondane，1898—1944）,罗马尼亚诗人，19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战时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显然是备了课的。
对话以同样的形式，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果，考察官，从书桌的另一边，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终证据：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请晚宴；答应帮忙，任何性质的帮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儿，柏林，或者，更理所当然，在巴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每种情况下，任何时刻，他这么念叨，带着微笑。他与他友好地握手，并穿过对方的眼镜片，送去了这个意思：要是能在这个命运让我们意外认识的地方，共同度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这位成了朋友的官员，不仅把他送到门口，而且把他送到那个穿天蓝制服接待员所在的前厅里。他宣布：他的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经结束了与法国当局的面谈，现在可以接着与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强权盟国代表交涉了。面对拉丁人的结盟，德国秘书毫不怯弱，她镇静地等着这两个说法语的人分手。
左边的门关上了。这位签证申请者被撂在那儿，继续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十二点差十分。这时，德国秘书终于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语说：“完了。今天你没事了。明早八点你再来。先到前门登记你的名字，然后九点钟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阳。他先乘公共汽车，然后是有轨电车。下午二时左右，他终于到家了。
他到达这个过渡城市已经有一年多。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自由岛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缤纷的广告，繁多的商店，人们自管自的忙碌，这一切，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逐渐地，都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色。而仅在这不久以前，他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这里的自由让他惊喜而又害怕。他已经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对新生却没有准备。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碍。在原来那个火柴盒的生存里，在习以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并存中，不知怎么，他觉得自己绝无仅有，觉得自己是重要的。难道他将丢失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型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起码，他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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