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名。

　　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却令当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栗的细节：“‘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经历》，１８——１９页）。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神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经历》，９２页）。

　　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１９８６年１０ 月１８ 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血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准风月谈．“抄靶子”》）。

　　——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天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