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引言
我们至今仍在学习，仍在努力跟上乔伊斯的时代，仍在努力理解他对我们的讲解。这一本书的作用，就是要深入乔伊斯一生的经历之中，将他不断地将阅历和创作结合起来的复杂过程反映出来。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其是乔伊斯，是和其他人不同的，因为他在经历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同时，已经在把那些事件变成艺术的原料。他不是听任接踵而来的日子又接踵而去，一个一个都落入模糊不清的记忆之中，而是采取主动，反过去对影响了他的经历加以改造。他一身二任，既是被俘者，又是解救者。改造自己的经历的过程，转而变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了和起床、睡觉一样反复出现的生活内容。传记作者必须每时每刻衡量艺术家这种同时兼顾双重过程的活动。
个别的短暂时刻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们也和重要的时刻一样存在，一样积累起来。一些细微末节，一旦出现多了，也会形成气候；特点会重复出现，似乎并不是自行积累，而是由一种内在的活力引发出来的，在这股活力之中，艺术家的特质和人的性格是互为制约的。乔伊斯本来就使人油然起敬，敬重的心情和日益增长的喜爱心情就合而为一了。
他喜欢自嘲，有些人不明就里，有时也跟着说，这是可以谅解的。很少作家在被人公认为天才之后，还会像乔伊斯这样不断受人的埋怨和责备。在他的爱尔兰同胞们眼中，他至今仍然是一个诲淫作家，很可能还是个疯二产；他们是最后一个解除《尤利西斯》禁令的国家。在英国人眼中，他是个怪人，是个"爱尔兰派"，而这一个所谓的派，根据最近七十年来爱尔兰人写的各种文学作品看来，实在是"英国化"到了危险的程度。美国人对他是非常热情的(虽然他对他们这个国家感到难以忍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伟大的城市作家，不过也许心肠太硬了一点。法国人呢，尽管乔伊斯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二十年，他们还嫌他缺少一点高雅的理性主义，不能算是无可争议的地道文人。由于有诸如此类的：不同意见，所以乔伊斯虽然大名鼎鼎，却常会挨打，比显然不如他的作家遭受抨击的机会多得多。尽管乔伊斯的名字已经和现代散文难解难分，正如艾略特的名字和现代诗歌，毕加索的名字和现代美术一样，然而将来的舆论还有可能出现转折，不喜欢乔伊斯有可能成为明天的风尚，正如不喜欢毕加索已经在逐渐成为今天的风尚一样。
在那些希望《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后事》受到冷落的人看来，人类的未来也许并不至于那么恶劣，但是我们应当提醒他们不要乐观。尽管乔伊斯有一种名声，说他绕过了他本人的时代，其实他出人意外，正是立足于时代的中心。他似乎与世隔绝，可是他的笔锋无所不及，从亚当、夏娃直到勃朗宁老爹及其娇妻，统统都点到了。他本来并不打算把战争和社会作为主题，但是它们偏来找他，逼他表态。他的作品开始是最单纯的抒情诗，最终却是无所不包的大百科全书。他所观察的人间景象，包括了从婴儿期到老朽期、从出生到死亡、从初出茅庐一心寻找出路的，直到年老怕事唯求闭门却扫的。他一时欢快，一时忧郁；有时胸怀坦荡，有时疑神疑鬼；又是宠爱妻子，又是厌恶女人。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这么复杂，所以人们曾经把他和过去的各种各样伟大作家作比较。不言而喻，这种比较有恰当也有不恰当的。乔伊斯不怎么像荷马，不论从他的题材，或是从他念念不忘自身经历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在《尤利西斯》中，荷马的神话却又不断地追随着布卢姆，一再左右书中情节的联想意义。乔伊斯有时候笔锋泼辣，颇有拉伯雷情趣，然而泼辣并不是他突出的风格；他和拉伯雷之间更有根本意义的共性，倒是科恩所说，他似乎是通过文字到达情景，而不是听任情景支配文字的。但丁也许是乔伊斯心爱的作家，而且乔伊斯也和但丁一样关注当地事物，目光同样一丝不苟，然而他对但丁的天堂和地狱、罪过和惩罚却都不感兴趣，倒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将他写的喜剧留在人间。并且他欣赏乱七八糟的世俗生活，而这却是但丁要加以惩罚或是不屑一顾的。
醉心乔伊斯的人热衷于把他和其他大作家比较，而对他不满的人却常常举出托尔斯泰的巨大形象和他作对比。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说，乔伊斯不像托尔斯泰，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确实，乔伊斯的作品中没有托尔斯泰所描绘的那种积极的、外向的、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战争与和平》的全部人物中，仅有皮埃尔这一个人物，并且仅是在他处于无所作为、行动迟缓却又善于观察的情况下，才可能是乔伊斯笔下的人物。然而，如果皮埃尔对我们是有所启示的话，或许乔伊斯对我们也是有所启示的。我们暂且不必设定他已经把评估人的行为这一任务全部放弃给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也不必设定他已经接受福楼拜那种认为小说家：不该裁判是非的主张，而必须先透过乔伊斯那种毫无表情的打扑克牌脸色和装模作样洗牌的神情，听一听他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内容。
不论我们是否知道，乔伊斯的裁判庭是从不休庭的，同但丁和托尔斯泰的裁判庭一样。他在作品中所作的最基本而又最有决定意义的裁决，是判定平凡的价值。别的作家也曾罗罗嗦嗦地描绘过平凡，但是在乔伊斯写它以前，谁也不知道平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没有乔伊斯写的那种平凡，因为托尔斯泰的人物不论多么卑微，他们的生活总是戏剧性的，他们彼此之间不是以智慧服人，便是以悲剧慑人。乔伊斯是第一个作家，使一名无足轻重的城市居民表现了崇高的意义。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不理解他的用意，以为他是在讽刺。要不然，怎么解释他对下层中产阶级表现出如此热烈的兴趣?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群起而攻之，而乔伊斯却用温顺和善的口气对他的朋友尤金•乔拉斯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的财产是超过一千镑的。"在左拉之后，关注城市贫民已经不足为奇，但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尤利西斯来，却是轻举妄动了。这样一个主意，对于当时的爱尔兰作家而言也是格格不人的。叶芝是有贵族倾向的，要求人与人之间有区别；乔伊斯却竭力主张消除界限。萧伯纳是愿意接纳任何人的，但是要求口齿伶俐，而乔伊斯找的中心人物并不表现什么口才，思想是断断续续的，毫无萧伯纳希望的那种振振有词令人信服的现象。和乔伊斯同时代的都柏林同乡，当时正热衷于复兴特里斯丹和绮瑟，不过用的是更为古老的爱尔兰名字纳西和黛特，乔伊斯也在他的作品中处理了这个题材，然而他对故事中的恋爱情节几乎不感兴趣，倒是关心其中那位平凡的丈夫。布卢姆尽管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无足称道，既不配和海明威的人物一起去捕大海鱼或是追伯爵夫人，也不能跟着福克纳那些角色去：勾非作歹，更不可能和C．P．斯诺的那些委员们一起开会议事，可是布卢姆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偏偏被选中，成了装载和转送最纯洁、最善良的人类思想的工具。乔伊斯所发现的，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人性，如果没有前后情节的衬托，他都会不好意思说出来：普普通通的，正是难能可贵的。
乔伊斯要得到这个结论，首先必须能看出别人眼中两种互不相干观点闾的联系：一种观点认为生活是难以形容的丑恶，需要揭露，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活妙不可言，需要提炼。大自然可以是一套糟透了的材料，也可以是一部神秘的启示录。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兽性的肉体，也可以归结为头脑和心灵。乔伊斯生活在两极之间而又超越于二者之上。他的兽性的人表现出一种神奇的思索能力，而他的纯理性的人却又无法摆脱肉体。读乔伊斯的作品，就是面对现实的真面目，不受简单化的常规类型的影响。
他那些出人意料的融合手法，也实现在美与其对立面之间。莉维亚-斯维福听说乔伊斯在《芬尼根后事》里利用她那随风飘动的长发象征可爱的利菲河，感到受宠若惊，但是又听说有两个洗衣女工在河水里搓洗脏东西，她不禁感到恶心04在乔伊斯看来，二者并存是自然而然的。利菲河是可爱的，也是肮脏的；都柏林是可亲的，也是脏兮兮的；人的头脑和肉体也是如此。我们在理论上也是承认这些二者结合的现象的，但是在实践中似乎认为二者是分离的。乔伊斯就从不如此。有哪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会像斯蒂汾•代达勒斯那样身上长虱子?然而那些虱子是波德莱尔式的，不光爬在肉体的包皮上，也爬在灵魂的包皮上。还有哪个主人公，会像布卢姆那样当着我们的面公然大便或是手淫?乔伊斯既不容我们随便藐视，也不让我们轻易加以崇拜。如果我们找他是把他当做倡导兄弟情谊的使徒，他偏要让我们看兄弟激烈争吵的场面。如果我们找他是把他当做家庭的维护者，他偏把最中心的主人公写成一个王八。如果我们要求他歌颂孤立的个人，乔伊斯偏要表现他的孤立使他阴郁而无助。如果我们寻找的是生命的代言人，他偏要向我们介绍死者。起协调作用的因素是想象力，它通过巧妙的文字，将头脑中的两个对立面合而为一，使我们的本来似乎互不相容的东西突然成了共存体。
乔伊斯是作家群中的箭猪。他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勉勉强强的主人公--格格不入的青年男子、消极被动的成年人、喝威士忌的老头子。很不讨人喜欢，更难使人爱慕。乔伊斯却愿意这样。不折不扣的情投意合，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从人身上剥去了我们通常认为可敬的外表，然后要我们去和他通气。对于乔伊斯来说，和对苏格拉底一样，理解是费周折的，甚至是使人感到屈辱才最好。我们需要爬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虚妄概念的障碍，才能和他靠拢，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又以他的艰难的文字来考验我们的领悟能力。他不仅要求我们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也改弦更张，才能接受他的新观点。他的主要人物，不是容易接受的人物，他的作品不是容易读的作品。他并不希望征服我们，而是希望我们去征服他。换句话说，不是敞开欢迎，只是虚掩门户而已。同样的，想要以志同道合毫无隔阂的姿态去了解他本人，也是不容易的。他对c．G．荣格所作的自我描述是："品德不高，有奢侈、嗜酒倾向。"5而在一位法国院士路易•吉莱希望颂扬他时，他对他说："不要把我说成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仅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人。"他周围的人，大多是不知名的：有一些是侍者、裁缝、卖水果的、旅店搬运工、看门人、银行职员等，再这帮人对于乔伊斯的气质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侯爵们和侯爵夫人们对于普鲁斯特一样。有人说他是在浪费时间，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乏味的人。这样一句话，在大多数作家口中不过是表现感情而已，而在乔伊斯却是真心实意的。足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充斥他那些作品中的千千万万词句，大多是他从他那些不足称道的朋友们口中收集来的。他和尤金•乔拉斯谈到《芬尼根后事》的时候说："这一部书，是我遇见的人、我认识的人写成的。"他的同时代人约翰•辛格是透过地板上的窟窿听人说话，乔伊斯却是面对面的。他对自己的目标是绝不含糊的，而他对人的平易态度也同样绝对，绝无高人一等的现象。人们将他看做名流，但是他从不以名流自居。
如果我们将乔伊斯奉为文学界的巨人，他将会使我们失望。没有将军们来对他顶礼膜拜，没有人称呼他都柏林圣人。他自己就说得很清楚，在世人眼中，他开始是一个坏孩子，到头是一个老怪物。他身上有许多可以指责的东西：他不在乎钱，在乎酒，其他方面也有不够尊严和不大得体的行为。然而我们有必要提出帕西发尔提过的问题，其实乔伊斯也提过的："谁是好人?"尽管乔伊斯曾经颇有预言家风度，把传记作家叫做"传奇作假"，他却也提供了一个先例，研究一个人需要先看到他各种各样的姿态，才能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酷爱真理，不怕是多么令人不快，他希望能将这种酷爱传给读他书的人和赞赏他的人，能和他们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