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阚治东（现代）
上海篇
第一章
东渡日本
母亲让我走上证券生涯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身后的目光
1987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能够通过重重选拔和考试获得赴日研修的机会，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我的母亲已经确诊为癌症晚期。
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出国后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联系的方式只有往来缓慢的书信，而研修期间也不能随意地中断学业归国。所以我非常清楚，一旦我决定赴日研修，那么我和母亲就将从此天人永隔。因此，在得到医生的正式通知之后，我决心放弃这次研修机会，陪伴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却作出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她坚决不让我放弃这个机会，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学业。她让家人、同事轮番劝我，列举了诸如：医疗方面有医院和医生，照顾的人有亲戚朋友，日本离上海不远、有事随时可以回来等等理由。这些勉强寻找出来的理由，在我对母亲的深厚感情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无法撼动我留下来陪伴母亲的决心。
但是，有一个理由我无法反驳——在母亲心中，我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有责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担。
第一章东渡日本
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母亲被拉到台上去替我父亲挨批斗。躁动的人群中，母亲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更加瘦小，她那么驯服，让低头就低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意，让母亲用脖子夹着一张纸，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姿势。家被抄了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能靠母亲四处打零工让我们这个家庭挺过最艰难的日子。
说来奇怪，每次我想起母亲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她拼命低头用脖子夹住那张纸的样子。也许，这种让人感到屈辱的姿势却恰好诠释了母亲的伟大——忍辱负重，竭力保护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很平和。尽管我心中已经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亲的永别，但是心中还是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不愿意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当时，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时，回想起我去北大荒双河屯插队前和母亲的告别，难抑心中的悲痛。
我报名去北大荒，事先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因此当学校敲锣打鼓送来“喜报”时，家人都惊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户口注销了，似军装非军装的服装也领回来了，那段时间家里失去了欢笑，母亲流着眼泪为我准备行装，并悄悄往我的行李里装香肠和火腿。出发的那天，我和父亲跟母亲约定：到时候谁都不能哭！但我还是看到母亲满脸的泪水，我赶紧回转身，怕他们看到我已夺眶而出的眼泪。
下乡时期，右一是我
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
这一次告别，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
走下楼梯的我，不敢回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
到日本之后，每次我写信回家询问母亲的病情，总是能得到一些让我感到宽慰的消息，虽然心存怀疑，但是感情强迫我接受这些“好消息”。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噩梦中惊醒，悲痛不已，哽咽声把隔壁的同学都惊醒了。此后，我依然不断接到母亲好转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噩梦惊醒的那几天，因伤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帮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们约好对我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着放弃了研修。
家人告诉我，我出发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楼后，已经久病不起的母亲硬是让人把她从床上扶起来，站在窗前，静静地凝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远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愿离开窗前。
是母亲的决断，让我走上了证券业这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而此后20多年的证券业生涯，无论何种困难和艰辛，甚至是牢狱之灾，都无法让我退缩，因为无论何时，我的身后总有一双充满慈爱、希冀和鼓励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选拔
在我被推荐到北京去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之前，甚至那之后，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么。只是我的条件刚好满足被推荐的要求，而我的经历和习惯，让我无法放弃任何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次出国研修属于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项目。在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较好阶段，两国领导人互访时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纪”的目标，两国之间从此开始开展青年交流项目。主要由中国青年联合会选派中国青年，送到日本作为研修生，学习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备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机会难得，又是国家组织的项目，因此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先要经过层层筛选，接着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之后，才能最终前往日本。
当时，对参加这次考试的人员的要求是：年龄35岁以下，科级干部，大学学历，懂日语，当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满足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而我于1979年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杨浦区办事处工作。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我又转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工作。我当时的职务是党委成员、计划信贷科科长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宝山钢铁总厂的信贷工作。因此，科级干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通过在银行专科学校的学习取得了大学学历，也达到了选拔标准。
第一章
东渡日本
母亲让我走上证券生涯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身后的目光
1987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能够通过重重选拔和考试获得赴日研修的机会，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我的母亲已经确诊为癌症晚期。
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出国后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联系的方式只有往来缓慢的书信，而研修期间也不能随意地中断学业归国。所以我非常清楚，一旦我决定赴日研修，那么我和母亲就将从此天人永隔。因此，在得到医生的正式通知之后，我决心放弃这次研修机会，陪伴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却作出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她坚决不让我放弃这个机会，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学业。她让家人、同事轮番劝我，列举了诸如：医疗方面有医院和医生，照顾的人有亲戚朋友，日本离上海不远、有事随时可以回来等等理由。这些勉强寻找出来的理由，在我对母亲的深厚感情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无法撼动我留下来陪伴母亲的决心。
但是，有一个理由我无法反驳——在母亲心中，我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有责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担。
第一章东渡日本
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母亲被拉到台上去替我父亲挨批斗。躁动的人群中，母亲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更加瘦小，她那么驯服，让低头就低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意，让母亲用脖子夹着一张纸，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姿势。家被抄了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能靠母亲四处打零工让我们这个家庭挺过最艰难的日子。
说来奇怪，每次我想起母亲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她拼命低头用脖子夹住那张纸的样子。也许，这种让人感到屈辱的姿势却恰好诠释了母亲的伟大——忍辱负重，竭力保护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很平和。尽管我心中已经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亲的永别，但是心中还是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不愿意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当时，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时，回想起我去北大荒双河屯插队前和母亲的告别，难抑心中的悲痛。
我报名去北大荒，事先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因此当学校敲锣打鼓送来“喜报”时，家人都惊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户口注销了，似军装非军装的服装也领回来了，那段时间家里失去了欢笑，母亲流着眼泪为我准备行装，并悄悄往我的行李里装香肠和火腿。出发的那天，我和父亲跟母亲约定：到时候谁都不能哭！但我还是看到母亲满脸的泪水，我赶紧回转身，怕他们看到我已夺眶而出的眼泪。
下乡时期，右一是我
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
这一次告别，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
走下楼梯的我，不敢回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
到日本之后，每次我写信回家询问母亲的病情，总是能得到一些让我感到宽慰的消息，虽然心存怀疑，但是感情强迫我接受这些“好消息”。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噩梦中惊醒，悲痛不已，哽咽声把隔壁的同学都惊醒了。此后，我依然不断接到母亲好转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噩梦惊醒的那几天，因伤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帮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们约好对我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着放弃了研修。
家人告诉我，我出发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楼后，已经久病不起的母亲硬是让人把她从床上扶起来，站在窗前，静静地凝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远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愿离开窗前。
是母亲的决断，让我走上了证券业这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而此后20多年的证券业生涯，无论何种困难和艰辛，甚至是牢狱之灾，都无法让我退缩，因为无论何时，我的身后总有一双充满慈爱、希冀和鼓励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选拔
在我被推荐到北京去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之前，甚至那之后，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么。只是我的条件刚好满足被推荐的要求，而我的经历和习惯，让我无法放弃任何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次出国研修属于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项目。在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较好阶段，两国领导人互访时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纪”的目标，两国之间从此开始开展青年交流项目。主要由中国青年联合会选派中国青年，送到日本作为研修生，学习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备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机会难得，又是国家组织的项目，因此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先要经过层层筛选，接着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之后，才能最终前往日本。
当时，对参加这次考试的人员的要求是：年龄35岁以下，科级干部，大学学历，懂日语，当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满足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而我于1979年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杨浦区办事处工作。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我又转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工作。我当时的职务是党委成员、计划信贷科科长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宝山钢铁总厂的信贷工作。因此，科级干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通过在银行专科学校的学习取得了大学学历，也达到了选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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