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1）
——关于寄禅
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近代湘僧敬安（1851—1912），字寄禅，俗姓黄，自称山谷后人。因在佛前燃二指供养，故号“八指头陀”；说话口吃，书信中亦自称“吃衲”。十八岁投湘阴法华寺出家，后历主湖南五大寺和宁波天童寺，1912年筹组中华佛教总会，被公推为会长，同年圆寂于北京法源寺。寄禅生前，诗名、僧名均满天下，唯有友人叶德辉不大以为然，谓其诗自高而僧则未必，理由是:“工诗必非高僧。古来名僧，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齐己、贯休，宋之九僧、参寥、石门，诗皆不工；而师独工，其为僧果高于唐宋诸人否耶?”（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中晚唐诗”节）
“工诗必非高僧”；反过来,“高僧必不工诗”。这是个很有趣的命题，可惜叶氏的论证不够严密。“高僧”与“名僧”不是一回事，慧皎作《高僧传》，即有感于前人之传“名僧”而不传“高僧”:“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高僧传〉序》）何况，着眼于宗教史上的贡献，寄禅可能高于寒山、拾得；谈论文学史上的功绩，寄禅也未必比不上寒山、拾得。尽管如此，叶氏的命题依然基本成立，确实中国历史上的高僧绝大部分不写诗或写不出好诗，而历代著名的诗僧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僧。如此，兼有诗名与僧名的寄禅就值得认真探究了。
一
尽管宋人严羽以禅喻诗名扬天下，后世文人也多有承袭其“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辨》）之说者，可实际上诗、禅仍然无法合一。最主要的一点是，诗除了“悟”外，还强调“情”，而释家则以“无我”为立说的根基。佛学深不可测，各家解说千差万别，可在通过论证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来显示涅槃寂静的理想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这种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可以成为学道的诗人和学诗的僧人永恒的歌咏对象，可这很难成为诗歌的“主流”——诗人毕竟更多执著于红尘万丈的世俗人生。还有一点，这种空寂的境界，经过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咀嚼，说实在已很难再有多少新意了。“红泥肥紫芋，白石瘦青山。流水落花去，夕阳飞鸟还”（《山中漫兴》）;“松翠近可掬，泉声咽更闻。水清鱼嚼月，山静鸟眠云”（《访育王心长老作》）——这些诗不能说不精致，也确实颇具禅味，只是不待寄禅吟咏，中晚唐诗人集中不乏此类佳句。
僧诗要出新意，必须拓展表现领域，不能像宋代九诗僧那样只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中打滚（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可这很难，弄不好触犯戒律。寄禅说得对,“我学佛者非真无情人也”（《〈寄范清笙舍人、杨云门明经一首〉序》）。问题是如何把学佛者之“真情”转化为激动人心的“诗情”。乡情、师情、友情，固然是寄禅的主要吟唱对象，山水情在诗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且更多佳作。学道之人，山水花鸟不只是娱悦观赏的对象，简直是不可或缺的“道友”:“平生好山水，遇胜辄流连”（《九月初六日由沩山越茶洞……》）;“休笑枯禅太枯寂，无情花鸟亦相亲”（《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马》）。这就难怪其笔下的山水花鸟别有一番情趣，不少佳句为时人所传诵。如“天痕青作笠，云气白为衣”（《太湖舟中遣兴》）;“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梅痴子乞陈师曾为白梅写影，属赞三首》）等。
可倘若寄禅只是吟咏山水花鸟，在近代诗坛中不可能占一席地位；其关于家国之情兴亡之感的咏叹，无疑更耐人寻味。“我虽学佛未忘世”（《余别吴雁舟太守十三年矣……》），此乃近代僧人的一个突出点，乌目山僧、曼殊上人、弘一法师，无不如此。大概战乱或换代之际，僧人生死、兴亡的感慨，更容易与俗人家国之情相沟通。在俗人是多一点“忧生之感”，在僧人则是多一点“忧世之情”。寄禅早期诗篇颇有不屑关心世俗人生，一味修道学禅之意，一直到1896年仍有“蜗争蛮触任纷纷，时事于今渐懒闻”（《吾生》）这样的诗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其诗中渐多人间烟火味,“我亦哀时客，诗成有哭声”（《感怀》），以“感事”为题的诗篇也明显增多。而且诗中一再表白:“我不愿成佛，亦不乐生天”；而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普雨粟与棉”并“澄清浊水源”（《古诗八首》）。自然，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世界并不因高僧发大愿心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自怜忧国泪，空洒道人襟”（《重阳前三日登扫叶楼有感》）；或者如诗人绝笔诗所表达的:“苦无济困资，徒有泪纵横。”（《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客京都法源寺，晨起闻鸦有感》）即便如此，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还是相当感人。1910年，寄禅于天童寺前青龙冈为己营造冷香塔，本已“一息虽存，万缘已寂”，可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内忧法衰，外伤国弱，人天交泣，百感中来”（《〈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序》），作二十一首七绝。录二首以见一斑：
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
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
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
作为一代高僧，此等诗句自可见其大慈悲心，也不难想象其传诵一时。可由此而颂扬为“爱国主义”、“同情革命”，则又未免离题太远。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寄禅赋感:“皖江一夕中峰摧”（《金陵闻安徽恩中丞被刺赋感》）；慈禧太后病死，寄禅志哀:“北望河山涕自横”（《戊申十月二十四日……》）；至于革命党人武昌举义，寄禅也大发感慨:“可怜黄鹤楼前望，尽化红羊劫后灰”（《遥闻四首》）。其实，作为僧人，没必要要求其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说他忠于清室不对，说他同情革命也不对，他只是有感国弱法衰。作为佛子，法之盛衰当然是第一位的，而法运、国运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由忧法而忧国，这才谈得上“内忧法衰，外伤国弱”。寄禅之所以哀悼慈禧太后，诗人有注:“戊戌变法有请毁寺汰僧者，圣慈不许，其议始寝。”而寄禅之所以对革命党人一开始没有好感，乃是惧怕“只缘充学费，遂议割僧田”（《感事》）。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各地确有毁寺办学之举，寄禅之赴南京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以及到北京会见内务部礼俗司长，都是希望政府能禁止侵夺寺产。此等护法大事，在僧人看来自然是远远高于朝代的变更，因此，与其从政治斗争不如从宗教感情角度来理解寄禅的学佛而未忘世。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2）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僧人忧生忧世的感情与俗人相通，故其诗感人。即便如此，僧人作诗仍有很大限制，比如说，无法歌咏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爱情，这几乎是僧诗无法弥补的一大缺陷。历史上有过写情诗艳词的和尚，如宋代的惠洪和近代的曼殊，可那是特例，非僧诗正格。寄禅作为一代高僧，自然不会涉此险地自坠罗网。可偏偏有人故意出难题，以艳诗见赠并索和，寄禅于是回敬:“名士美人幽怨意，云何却遣老僧知?”（《夏彝恂观察以赠沈桂芬诗索和……》）寄禅自恃道力高深，偶尔也故临险境，比如作《弃妇吟》、《前征妇怨》之类，不过此类诗寄禅无论如何也作不好，只因心存训诫，老怕招人笑话，不免要因情见道。如《题苏小小坟二首》:“风流回首余青冢，始信从来色是空”;“美人毕竟成黄土，莫向湖边泣暮云”。话是没说错，可实在大杀风景，全无诗情美感。只有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寄禅居然于此中翻出新意来。事情经过是这样：寄禅作诗误用红叶题诗典故，被人抓住把柄，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辩解：
禅心不碍题红叶，古镜何妨照翠娥。
险处行吟方入妙，寄声岩穴老头陀。
确实是“险处行吟”，难为他如此妙解禅心，无怪时人称为“题红佳话又翻新”。寄禅本人也颇为得意，不作一绝奉答：
十年匿迹住深山，只有孤云伴我闲。
剩得风骚余习在，题红佳话落人间。
话是这么说，可我相信寄禅当年“险处行吟”时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事可一不可再，寄禅应有自知之明，特别是晚年名高，更不敢再冒此风险。而舍弃了男女之情，高僧吟诗不说淡然无味，毕竟有所欠缺，尤其是当他自觉道法日进之时。寄禅于此颇有感受:“华发秋来觉渐增，近年诗思冷如冰”（《次韵吴柳溪居士》）。
二
这里涉及到学佛与作诗的矛盾。寄禅终其一生，并未真的“诗思冷如冰”，反而因得到诸多当代名诗人的指教而进步神速。晚清诗家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樊增祥、陈三立、郑孝胥、易顺鼎、俞明震等都与寄禅相唱和，而且相当推许其诗作。若寄禅在晚清诗坛卓然成家的地位得到确认，那么问题就得这样转过来：如此工诗的寄禅，是否算得高僧?高僧与非高僧的界线相当模糊，这里不妨先探究寄禅的吟诗是否妨碍其学道，以及寄禅是如何处理学道与吟诗可能存在的矛盾。
寄禅在圆寂的那一年写有一首五律，中有二句颇为惊心动魄:“本图成佛祖，岂分作诗奴?”（《周菊人赠诗，次韵答之》）其实就在寄禅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他就有过大致相同的表示：
噫，余为如来末法弟子，不能于三界中度众生离火宅，徒以区区雕虫见称于世，不亦悲乎!（《〈梅嚼吟〉自叙》）
此后，几乎每过一两年，寄禅就要专门作诗对自己的沉溺于歌吟表示忏悔。忏悔的原因，一是“我法看诗妄，能传不足荣”（《再成一首》）;“愿向空王乞真印，谁甘慧业作文人?”（《漫兴四首》）一是“文字情深道缘浅，多生结习恨仍存”（《述怀答友人》）;“道人学道讵贪名，诗草删除苦又生”（《戊申二月由四明还湘……》）。前者因佛子并不看重诗文，能“度尽法界众生，与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灭”最佳，次则“发明真理，建立休业”，实在不行，才“以高厚凄婉之情，为名山寿世之文”，但那已是第三种境界（参见太虚《中华佛教寄禅安和尚传》第六章）。出家人自然是成佛心切，至于诗名倒是可有可无。如果吟诗只是无助于成佛，两者尽可并行不悖；问题是寄禅认定“道缘浅”是因“文字情深”，这才对吟诗心怀恐惧。可作为嗜诗的僧人，寄禅又实在积习难改,“兴来说偈便成诗”（《遣兴》）。这一点常令他惴惴不安，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为什么“渐愧高僧旧日称”?只因自知“文字障深禅定浅”（《衡山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0李志远少尉写竹见贻……》）。1908年，寄禅作《秋夜书怀》，后半可谓悲痛之至：
悔因识字多生障，误堕狂禅最下乘。
心印光潜尘海暗，残宵掩泪续传灯。
只是即便如此，此老仍然吟诗不辍。不断忏悔“文字障”，可又不断执著于世谛文字，既然无法怀疑“忏悔”的“诗人”之真诚，那也只好归之于释氏所说的“因缘”了。
吟诗并非绝对有碍于学道，倘若只是“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山居四首》），那无可非议。问题是寄禅并非“偶吟诗”的僧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苦吟僧”。这一点寄禅并不忌讳，而且在诗中还屡有表白。“毕道苦吟成底事?十年博得鬓如丝”（《感怀二首》）;“须从捻断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泪痕”（《书怀，兼呈梁孝廉》）;“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对雪书怀》）;“五字吟难稳，诗魂夜不安”（《送周卜芚茂才还长沙……》）。诸如此类自写苦吟的诗句在集子中还有好多,《〈诗集〉自述》也自称:“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苦吟枯索”在俗人本无不可，世上倚马立就的“才子”毕竟不多,“推敲”乃千古诗人雅事。只是作为和尚，整日“苦吟枯索”，如何学道参禅?岂不本末倒置误了生死大事?难怪老友陈三立半真半假地讥笑其吟诗成痴成癖:“成佛生天，殆不免坐此为累，可笑人也。”（《〈白梅诗〉跋》）
以诗寄禅，以诗度世，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寄禅不大好意思说。原因是他的“苦吟”，带有很大成分的“偿债”和“求名”的因素，而远不只是自娱或证道。“以诗会友”本是雅事，可弄到成了负担，整日为“欠债”、“还债”担忧，雅事可就成了俗事了。寄禅本就喜欢结交当世名人，1886年参加王闿运等人组织的碧湖诗社后，吟诗更成了日常功课,“还诗债”之雅居然也成了吟咏的对象。“数年风月陈诗债，今日应须次第偿”（《暮春禅课之余……》）;“只嫌吟鬓萧萧白，诗债经年尚未还”（《次韵酬严诗庵》）;“一笑相逢转愧颜，六年诗债不曾还”（《夏剑丞观察于六年前枉顾毗卢寺……》）。如此说来，和尚实在活得不轻松，慧业难得，诗债未偿，何来空寂心境?更何况偿诗债除了结人缘外，更包含佛子所不应有的争强斗胜心，这一点在吟白梅诗中表现得最突出。寄禅性爱白梅，甚至遗嘱圆寂后，在冷香塔周围环植梅树（《冷香塔自序铭》）。可是其“闭门独自咏梅花”，并非完全出于不可抑止的诗情，而是带有比赛的意味。“云门方伯人中仙，百首红梅海内传。我愧白梅才十首，吟髭捻断不成篇”（《赠樊云门方伯四绝句》）。后来在“红梅布政”樊增祥、“白梅和尚”寄禅外，又出来个“绿梅公子”夏伏雏，且以七古一章见寄，颇有希望三足鼎立之意。寄禅于是作《答夏公子二绝句》，其中一为：
红梅太艳绿梅娇，斗韵争妍寄兴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