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汤还未冷(1)
　　（译者序）
　　说达·芬奇尽人皆知，这话一般没错；说达·芬奇尽人皆知，这话绝对没错。红极一时的《达·芬奇密码》对达·芬奇的秘密揭示了多少呢？譬如一座冰山，丹·布朗只是挖去了其中的一角。和《放飞的心灵——列奥纳多·达·芬奇传》的作者、著名传记作家查尔斯·尼科尔比起来，丹·布朗对达·芬奇的研究，那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放飞的心灵——列奥纳多·达·芬奇传》一书于2004年8月由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就好评不断。《纽约时报》评论说：“查尔斯·尼可尔所著的《达·芬奇传》不仅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书，它还具有达·芬奇风格。达·芬奇知道怎样赋予画作以富有诗意的神秘色彩，而尼科尔的书也散发着同样的光彩。”《华盛顿邮报》评论这部传记“深邃，吸引人，具有启发性”。《观察家报》说：“查尔斯·尼科尔在他那部充满智慧和无畏精神的传记里，破解了谜一样的主题”。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伟大艺术家中涉猎面最广的一位，也是最神秘的一位。五百多年来，达·芬奇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他的许多生平却鲜为人知。《放飞的心灵》为传说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和“全能之人”光环下的这个多元发展、有非凡创造性和具有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的个体描绘了一幅最令人信服和最为隐秘的肖像。这部传记追溯了列奥纳多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传记从达·芬奇暮年一幅未完成的手稿开始，这幅几何手稿上的文字突然以“等等……”的字样中断，页面的最后一行写道：“汤在变冷。” 尼可尔以这个有趣的生活细节把我们引入了达·芬奇的传奇世界。1452年，列奥纳多·迪·塞尔·皮耶罗·达·芬奇出生在靠近佛罗伦萨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是个私生子，母亲是贫穷的农家女，而父亲却是来自富有的公证人家庭，且早有家室。这样的出生背景注定了列奥纳多从小就笼罩在“私生子”的心理阴影中，父爱的缺乏明显地表现在了他以后的作品中。在芬奇镇度过童年之后，15世纪60年代的一天，由父亲操办，年少的列奥纳多离开家乡，来到佛罗伦萨，拜著名的艺术家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那里学习。这是列奥纳多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也是他日后成为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绘画奇才和多种学科专家的关键。1475年，即列奥纳多学徒时期的最后一年，父亲的第三次婚姻给他带来的第一个合法的孩子彻底的剥夺了列奥纳多的继承权。列奥纳多和父亲之间的“冷战”开始了。
　　学徒期间，列奥纳多系统地学习了绘画，年轻的心灵开始翱翔。11年的学徒时期之后，列奥纳多于1477年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博士来拜》的创作使他一举成名。同时，心灵的羽翼也延伸到了其它领域。他爱好音乐，创作诗歌，甚至还自己谱过曲，练习一种类似小提琴的乐器。他还绘制了机械图，设计了“水力发动的磨粉机、漂洗机和发动机”以及他终生都在追求的梦想——“飞行器”的草图。1482年，他投入到米兰大公卢多维柯·斯福尔的帐下，在给大公一封毛遂自荐式的信中，透露出了他那令人惊讶的才能：他可以制造桥梁、云梯、迫击炮、大炮、装甲车；画出各种各样的作品，还可以创作那座伟大却最终没有实现的雕塑——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骑马铜像。米兰时期是他创作的鼎盛阶段，也是他的羽翼最为丰满的阶段。在这期间，他不仅创作了《岩间圣母》和最负盛名的《最后的晚餐》等作品，其他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他在许多科学领域里都八面玲珑，如鱼得水。他研究物理上数量与力量，运动与力量的关系；学习抽象的几何学；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研究了生理学和医学。他还发明了降落伞，设计了各种起重设备。至此，伟大的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以他令人惊异的博学多才为他在后世赢得了众多的头衔：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城市规划家、舞台设计师、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水利学家、军事科学家、解剖学家、发明家、机械大师……除了这些令人艳羡的光环外，书中还展现了达·芬奇的普通生活：研制颜料，记录心得，跟教会签合同，为资金而烦恼，所有的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的”达·芬奇。
　　达·芬奇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众多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是和他的科学态度和哲学思想分不开的。达·芬奇生活在欧洲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社会变革，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发展的大动荡时代。他反对经院哲学，不迷信权威，倡导把观察和实验当作科学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方法。他同样重视数学和理论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任何探讨，如果不是通过数学的证明进行的，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他的科学思想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特点，他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赞扬人，赞美人生和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提倡文化，赞扬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勇敢行为和有所作为等等。文艺复兴时期是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代“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达·芬奇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丹皮尔也说；“如果我们要在古今人物中选择一位来代表文艺复兴的真正精神的话，我们一定会指出达·芬奇这位巨人。”
　　序：汤还未冷(2)
　　尼科尔著述颇丰，有长于传记。尼科尔通过广泛查阅现存的资料与深入研究列奥纳多本人笔记中鲜为人知的细节，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达·芬奇的第一部详尽的英语传记，图文并茂，语言优美，富含启蒙意义的资料与见地使这部传记成为传记作品中的杰作。
　　与其他达·芬奇传记不同，尼科尔以史实史料为基础，抛弃了传统的对达芬奇顶礼膜拜的写作方式，展示给读者的不仅是达·芬奇的伟大之处，更是达·芬奇普通的一面。与此同时，尼可尔对达·芬奇作品里所透漏出来的心理暗示也进行了分析——“私生子”身份对他一生的影响，对飞翔的渴望，对艺术的追求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让读者了解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达·芬奇，一个“走下神坛”的达·芬奇。在本书中，作者还探寻了达·芬奇与少年学生之间的暧昧关系，蒙娜丽莎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与几任庇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等问题。
　　尼科尔在对列奥纳多及其生活圈的研究中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其中包括一幅从未被发现的达·芬奇的肖像画——并深入探究了《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传世巨作创作背后的故事。这本书优于其它同类书籍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作者对列奥纳多个性及其心灵的非凡“放飞” 进行了敏锐的洞察与剖析，生动地再现了他的音容笑貌与日常生活琐事：吃饭穿衣，玩笑谜语和他几乎达到强迫性程度的笔记纪录。事无大小都记录在笔记当中，从太阳系的结构到打喷嚏的技巧。虽然是一部传记，但作者以顺序的手法，将达·芬奇的成长经历、生活细节、经典作品有机地穿插起来，清新自然，栩栩如生，毫无一般传记作品的沉重、琐碎、呆板、乏味之感。
　　看到尼科尔以“冷却的汤”作为自己传记序言的标题，我们似乎感觉到作者的命意之深。记得1994年，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达·芬奇的《哈默手稿》（手稿中纪录了达·芬奇在多个领域的研究成就，其中记载了他关注人体解剖的原因）。传记作家麦克尔·怀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盖茨苦笑道：“因为我需要它。”
　　商业奇才的回答令作家如堕五里雾中。后来，他才知道，比尔·盖茨并未按惯例将《哈默手稿》(以收藏者的名字命名)易名为《盖茨手稿》，而是恢复了它的初始名字——《莱彻斯特手稿》。这位被认为患有轻度自闭症的科学狂人是在通过购买行为来向那位生于500年前、第一个“真正”思考人和世界运转机理的科学巨匠致敬，或者，至少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绪的流露。在科学分工高度细密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兼具兴趣和能力来全方位地思考这个世界了。看来，达·芬奇还是不乏后继之人和追随者，全世界的人们对他这位匡世奇才越来越感兴趣，他的那碗搁置了五百多年的老汤并未冷却，多年来，人们非但没有让这碗汤冷却下来，还对其呵护备至，使之味道更加纯美芬芳。
　　朱振武
　　2006年孟春于上海
　　来到世上(1)
　　五百年前周围的环境与现在并无太大差异。站在托斯卡纳的芬奇小镇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和现在一样，一片田野尽收眼底。几个世纪的农业耕作塑造了这样的土地——河边芦苇丛生，葡萄园狭长蜿蜒，房舍周围绿树成荫，橄榄树丛沿着梯田顺势而上，微风吹过熠熠生辉，往上是一条树木带，蜿蜒曲折，通向阿尔巴诺山脉。高高的山坡上森林茂密，布满了野松月桂、苦栎树以及欧洲栗树等。这些板栗树也被称为面包树。山上的农民用它来磨制板栗面粉，现在有的农民还如法炮制。
　　不过当时很可能不如现在整洁，荒地和耕地的比率与现在大不相同，土地的所有权也很不一样，但是地貌基本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拼缀之形。芬奇镇就坐落在这片土地中央，地处具有重要战略位置和隐蔽性的山脊之上。镇上的城堡和教堂古老而高大，周围是一群群、一簇簇的石头房屋。从政治上讲，这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个边远居民点——从1254年开始一直归佛罗伦萨所有，而在这之前的两个多世纪里一直都是圭迪的财产，是他建造了镇上的标志性建筑——城堡。骑马从镇上到佛罗伦萨要花上长达一天的时间，途经恩波利和蒙特卢波。芬奇镇悠闲从容，朴素平常，带着乡土气息。凭窗望去，乡村景象尽收眼底
　　145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列奥纳多·迪·塞尔·皮耶罗·达·芬奇出生在这个地方。而他出生的具体位置——是在镇上还是在附近的乡下至今不详。达·芬奇家族在当地颇受人尊敬，在镇上拥有一所房宅。因为工作的关系，芬奇家与佛罗伦萨往来甚密。1451年的地籍册上记载着“Una casa posta nel borgo di Vinci”。也就是说，芬奇家的第一座中世纪住宅就位于镇上的城堡围墙之外，可能就在稍有些坡度现在名为罗马大街的前端。房子3斗地见方，带一个院子。其邻居是铁匠朱斯托·迪·彼得罗一家和牧区教士皮耶罗·迪·巴尔托洛梅奥·切奇一家。列奥纳多完全有可能出生在这里，但是很多有说服力的推测和传统说法坚持认为他不是出生于此。据推测，像列奥纳多这样一个私生子应该是在家族乡下的房子里出生才是较为谨慎的做法。传统的观点则认为，列奥纳多出生在一间小石头屋子里，而这所石头屋子至今还能在镇子以北两公里外的小山村安奇亚诺村看到。
　　有关列奥纳多出生在这个石屋的说法产生有多久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19世纪中期这种说法甚为流行。1845年埃马努埃莱·雷佩蒂首次在出版物中提到这个说法。他指出，列奥纳多就“被认为是出生”在安奇亚诺村中的这所房子里。他还着重强调这房子的朴素和典型性：这是一所在托斯卡纳随处可见的佃户农舍。这一点在19世纪稍晚些时候得到了伟大的列奥纳多研究专家古斯特沃·乌兹利的赞同，尽管他指出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之。
　　安奇亚诺村的这所石屋是一个单层建筑物，用当地的黄灰色石头建造而成。主体由三个房间构成，铺有陶制地板，还有大量的栗树横梁和一个石制大壁炉。在房子主体右拐角有一间较小一点的房子，房子尽头有个面包烤炉。这两处房子正好和旧文献里的描述一致：一处房子供房子主人想用的时候使用，一处房子供耕种土地的佃户使用，佃户则以油、谷物、酒、水果、奶酪、蜂蜜、木材等形式支付房租。L形结构把院子分成两边，两边都直接接连山谷，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城市绿化和铺路给破坏掉了。现在房子外观整体上已经被整修得面目全非，不过我们可以从一张拍摄于1900年左右的模糊的老照片里获知更多的相关信息：当时这个地方年久失修，极为普通，墙面上镶着几扇粗制的小窗户，几名身着长裙的妇女正站在一堆收获的葡萄周围。
　　自雷佩蒂和乌兹利之后，有关这所房子的研究档案大量相继问世，其记述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期。尽管说这房子与列奥纳多有关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不过最后把这儿当成他的出生地还是因为信念使然。这所房子当然属于达·芬奇家族，因为该家族的徽章，也就是一只长着翅膀的狮子，就雕刻在房子的墙上。不过此处有一点疑问：即1452年列奥纳多出生时，这所房子并不属于芬奇家。该房子是由列奥纳多的父亲塞尔·皮耶罗·达·芬奇在大概三十年之后购置的，直到1624年一直归属该家族。1624年房子由列奥纳多的同父弟弟古列尔莫的后人卖给了佛罗伦萨的一个女隐修会。列奥纳多出生时，这所房子归公证人塞尔·托米·迪·马尔科所有。据记述，这所房子当时是一个橄榄油磨房。（据乌兹利记载，19世纪末在房子附近还能看到一个老磨石。）公证人塞尔·托米和达·芬奇家有一点联系：大体上是职业上的联系——达·芬奇家是公证人之家——还有一点特别的联系是1449年10月18日，塞尔·托米让人起草了一个合同把自己的一部分房产转让给了其他两个人，而起草合同并作为证人签署合同的人正是列奥纳多的祖父安东尼奥·达·芬奇。与该合同相关的一些说明显示，当安东尼奥被邀请来起草这个合同时，他就在安奇亚诺村一所“农户的房子”里：正玩着西洋双陆棋。
　　这里提及安东尼奥·达·芬奇的这点娱乐消遣是个有趣的插曲，但是他与这房子的这点偶然联系并不能作为证据证明他的孙子就在此出生。当然这房子也可能是达·芬奇家族在乡下拥有的那类房子。它代表了列奥纳多成长的一个重要意象——位于郊区，贴近大地，简单却不卑微。同时这也满足了我们追求确凿的欲望——一定要给他的出生定位一幢确切的房子。
　　来到世上(2)
　　尽管出生的确切地点仍未证实，但是列奥纳多出生的确切时间非常明确。列奥纳多年届八旬的祖父，安东尼奥在一本其祖父留下的笔记本的后页上简单地记录了列奥纳多的出生。在这本笔记本上，安东尼奥还记录了他四个孩子的出生和洗礼。在这一页的末尾正好有足够的地方来记录这个新一代生命的诞生——“1452年4月15日，星期六，夜间第三小时，我有了一个孙子，我儿子塞尔·皮耶罗的儿子，名为列奥纳多。”当时的时间是从日落开始计算（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从晚祷之后万福马利亚钟响时开始），所以夜间第三小时大概是晚上十点半左右。
　　安东尼奥继续记录：婴儿由我们在镇上的隔壁邻居、牧区教士皮耶罗·迪·巴尔托洛梅奥进行洗礼。这一点很可能说明洗礼在芬奇镇牧区圣十字教堂里进行。从列奥那多时代起这个粗糙的石制洗礼盆就一直躺在那里。按惯例，孩子是在出生后的第二天接受洗礼，即在4月16日，礼拜日，也就是1452年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日。这次洗礼应该是记录在芬奇镇的洗礼册上，但是保存下来的洗礼册只是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当时至少有十名教父母出席了这次洗礼，人数相当多（在仪式中有六位教父母向列奥纳多的父亲皮耶罗起立致敬，而相比之下，16世纪芬奇镇上的普通洗礼仪式中一般都是两位或四位教父母）。列奥纳多的教父母中有两位达·芬奇家的隔壁邻居：帕皮诺·迪·南尼·班蒂和玛丽，帕皮诺·迪·文佐的女儿。出席洗礼的还有阿里戈·迪·乔瓦尼·泰德斯科，他出生在德国，是权势之家里多尔菲家族的管家，在芬奇镇周围拥有土地。还有蒙娜丽莎·迪·多梅尼科·迪·布雷顿，这个名字让我们想起了列奥纳多最著名的油画。（“蒙娜”就是“女主妇”或“夫人”的意思，是“Madonna”即“我的夫人”的缩写，但是不如其英语中的同义词有贵族气派。）如果列奥纳多实际的出生地点还未证实，尚含混不清，那么——正如安奇亚诺的支持者所言——这里所说的如此大规模的洗礼则完全就是吹嘘，那大概只是用达·芬奇家葡萄园里的朱红美酒来让这个“宴会”更完美吧。尽管列奥纳多是个私生子，但是他的出生受到了家里的极大欢迎。我们在安东尼奥的措辞或记录的仪式中看不出任何不受欢迎的迹象。
　　这些有关列奥纳多出生和洗礼的珍贵纪录是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学者埃米尔·默勒在佛罗伦萨档案馆里发现的。（在默勒公布这次发现的信中还有附笔“富布勒万岁！领袖万岁！”尽管这一点使得默勒不为我们欢迎，但是这丝毫未改变他这次发现的伟大价值。）列奥纳多本人令人捉摸不定，而有关他的历史纪录似乎也是如此：相关文献含糊不清，事实成了令人难以捉摸的谜团。我们应该感谢这段出自列奥纳多祖父之手的事实记述，明确而清晰，感谢他让我们知道，列奥纳多在春日里出生在芬奇镇这片土地上。无花果树正含苞待放，梯田里散发着金盏花的清香，野外的橄榄花隐隐约约正在盛开，那小小的黄花预示着丰收将至。
　　达·芬奇家族(1)
　　达·芬奇家族是当地的上等家庭，尽管不是贵族，不特别富有，也不声名显赫，但是这个家族有着良好的声望和地位。他们过着15世纪意大利那种令人羡慕的双重生活：在城里有生意，在乡下有田产。他们努力经营自己的葡萄园和果园，同时竭力结交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缔结有利姻亲；用收益置办产业。我们不想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理想化，无疑他们也有自己的困难和不适，但是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家族中颇有几位寿星。
　　这个家族是一个公证人之家，公证人这个职业随着上个世纪商业的蓬勃发展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公证人负责起草合同，给交易作证明，保存和拒付交易单据等。他们还负责作记录和保管纪录。同时他们还兼任其他角色——代理人、会计、投资经纪人——这些都推动了当时商业的发展。在佛罗伦萨，公证人行会是当时七个主要行会中最受尊重的一个。最早有历史记载的达·芬奇家族成员是塞尔·米凯莱，他是一名公证人。他的儿子塞尔·圭多也是一名公证人。（敬语“塞尔”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先生”一词，是公证人和律师特有的称谓。）在1339年的一次公证活动中就记载有塞尔·圭多，这是该家族在历史上的第一个确切时间。正是塞尔·圭多的“公证笔记”被安东尼奥用来记录家庭中孩子的出生，包括列奥纳多，也就是塞尔·圭多的玄孙。达·芬奇家族的公证人中最出名的要数圭多的儿子塞尔·皮耶罗了（应该称之为老塞尔·皮耶罗，以与列奥纳多的父亲区别开来）。他是14世纪末佛罗伦萨城里一名很有抱负的公证人，当时美第奇家族还未崛起。1361年，也就是在他被授权公证人的第二年，老塞尔·皮耶罗成了萨索费拉托法庭上的佛罗伦萨公使，后来他又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统治机构——执政团的公证人。他的弟弟乔瓦尼也是一名公证人，后来于1406年死于西班牙——他是达·芬奇家族中少有的游走异乡者，这一点有些反常。
　　对于14世纪的达·芬奇家族成员来说，佛罗伦萨才是他们日常的家，是他们依赖的政治和商业之都。芬奇镇只是他们祖先们的家，有他们所继承下来的产业，是他们避暑的地方。再说芬奇镇不也总是一块宝地，因为它靠近佛罗伦萨势力范围的西部边境，所以经常受到佛罗伦萨敌人的袭击。14世纪20年代卢切斯的独裁者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就在芬奇镇城墙下安营扎寨长达六年之久。后来它又受到埃塞克斯郡出生的雇佣兵队长约翰·霍克伍德的“关注”，虽然这“关注”并不受欢迎。他的准军事部队“白色大队”给这乡村带来了莫大的恐惧。这发生在1364年。霍克伍德的意大利名是乔瓦尼·德阿库托，即约翰·夏普，当时受雇于比萨，但是后来成了佛罗伦萨的指挥官。在佛罗伦萨大教堂里还有一幅乌切洛所画的纪念壁画，画中的他横跨战马，威风凛凛。列奥纳多肯定知道这幅画。曾有人争论说，霍克伍德就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骑士的原型，这位骑士实际上已经成为讽刺小人的专用词，意为冷酷无情，唯利是图。乔叟本人在14世纪70年代早期曾因外交使命在佛罗伦萨居住过。正好那几年老塞尔·皮耶罗正涉足政治，所以他可能见过这两位令人敬畏的英国人。乔叟在《牧师故事》中写道，“混战”——换个词就是小心这些“探险骑士和公证人”，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当时公证人的职业或许并不那么正当。
　　老塞尔·皮耶罗的儿子——显然也是他惟一的儿子——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就是列奥纳多的祖父安东尼奥。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他，说他在安奇亚诺村玩西洋双陆棋，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家庭成员的出生和洗礼。安东尼奥大约出生在1372年，可能跟他的父亲学徒，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名公证人。据我们所知，他选择了在芬奇镇过奢华的生活，培养一种可以称之为文艺复兴早期乡村绅士的风尚。
　　1427年，也就是在安东尼奥生活的时代，佛罗伦萨的第一部地籍册法令颁布实施。这是一种新的土地税收体系，适用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内一切土地所有者。该法令要求土地所有者每年申报一次地里的产品，并依此征收1.5%的税款，同时要每年申报一次家庭成员人数，每人将得到200弗罗林金币的津贴。这项税收减免政策只是按人口给予。现在佛罗伦萨果阿加档案馆的一系列档案包中就有15世纪托斯卡纳地区的最终税册，上面就记载了该税收法令实施后返还税款的情况。其中就记载有达·芬奇一家——当然还有成千上万其他穷人和富人也记录在册——成为清晰的历史焦点。1427年第一部地籍册法令颁布时，安东尼奥正值五十五六岁，结婚并生有一子。妻子名为卢西亚，比他年轻二十岁，是另一名公证人的女儿。她家族的家乡是托伊亚·迪·巴凯雷托，位于阿尔巴诺山东侧，离芬奇镇不远。这个家族还生产陶器，特别是印花锡釉陶器，顾客盈门。安东尼奥的孩子——14个月大的男孩——以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命名，叫做皮耶罗，也就是列奥纳多的父亲，出生于1426年4月19日。第二年，卢西亚又生了一个儿子，名为朱利亚诺，但是随后的税收返还簿中并未出现他的名字，所以他肯定在婴儿时夭折了。1432年安东尼奥的女儿维奥兰特出生，直到此时他失去儿子的痛苦才有所好转。
　　达·芬奇家族(2)
　　当时安东尼奥在靠近芬奇镇的克斯特利恰拥有一个农场，还有其他一些小的乡村产业：每年生产50浦式耳小麦、5浦式耳黍子、26桶葡萄酒和2罐油。他还在芬奇镇拥有两块建筑用地，城墙内外各有一块。而实际上，1427年达·芬奇一家并没有住在他们家的任何一处房产中，而是住在“乡下一处很小的房子”里，房子的主人欠了安东尼奥的钱。这样安排对双方都有利：一方面欠款可以通过提供无偿居住偿还，同时安东尼奥也可以声称自己“没有房宅”——这并不奇怪，早期人们都尽力说自己比实际上还要贫穷以避免纳税。六年后，地籍册中记录，1433年，安东尼奥和家人仍住在芬奇镇一所“小房子”里，有一块“小院子”——说这些是“小房子”“小院子”其实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纳税。
　　安东尼奥是一个极富吸引力，也极为重要的人物，因为在列奥纳多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个家庭的领导者。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从他的笔记中就可以判断——他选择过这种乡绅的生活，逃脱了在佛罗伦萨从事专业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当然也就没有工作带来的报酬。看起来他和比他小几岁的同代人贝尔纳多·马基雅弗利（他是一位伟大作家的父亲兼佛罗伦萨的律师）一样，摒弃了那些无休止的激烈竞争，寻求一种更安静的城郊生活。贝尔纳多非常博学。有记述说他曾拿了一本李维的《罗马史》找工人装订，留下他自己葡萄园中产的“三瓶朱红葡萄酒和一瓶醋”作为押金。他就是托斯卡纳知识分子阶层——那些受过教育、热爱读书的乡绅——生活的典型代表，安东尼奥·达·芬奇的生活大致也是如此。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其中必有艰辛，或者至少有人认为其有艰辛。正如尼克尔·马基雅弗以他一贯的刻薄笔调回忆他的童年时所说，“在我还没有学会享受之前，我就学会了艰难生活。”[列奥纳多也十分珍视俭朴和简单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他乡村成长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
　　然而家族的钟摆又摆了回来，安东尼奥的第一个儿子皮耶罗饶有兴趣地走上了“探险骑士和公证人”的道路。这位生气勃勃的小塞尔·皮耶罗与他的祖父同名，也是他祖父的化身，不久之后他在佛罗伦萨的财政界将升至与其祖父类似的显赫地位。1446年时他已经离开了芬奇镇，因为安东尼奥那一年的税收返还册受扶养人一栏中没有他的名字。可能第二年，即到了约定俗成的21岁时他就开始花钱学习做公证人，他手中最早的法律文件从1448年开始。几年之后他便在皮斯托亚从事公证业务，可能与妹妹维奥兰特一起居住，当时她已经嫁人并在皮斯托亚定居。他还曾出现在比萨，但是很快便沿着车水马龙的大道回到了佛罗伦萨，开始在那里创建自己的事业。从一份标明为1458年11月的合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公证人证章——一种标识，就像是出版社的商标。这证章手绘而成，上有一朵云彩，云中有字母P，云中有图案延伸而出，看起来有些像剑又有些像格式化的树。这份合同涉及到佛罗伦萨重要的商贾之家卢切拉伊，后来列奥纳多也与之有过往来。
　　皮耶罗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达·芬奇家成员——野心勃勃，彬彬有礼，不十分热心——不过安东尼奥的小儿子弗朗西斯科则更多地继承了家族气质中的沉思默想、热爱乡村的特点。弗朗西斯科出生于1436年。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没有成为公证人的野心：有点投机性的蚕丝生意是他做过的与商界最亲密的接触。他也和父亲一样毕生都居住在芬奇镇，照看家族的农场和葡萄园。在1498年的税收返还册中他简单地写道：“我在乡下，不想找工作。”列奥纳多出生时，弗朗西斯科只有15岁，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叔叔，也是列奥纳多早期成长中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曾有人指出，瓦萨里在第一版《列传》中就把塞尔·皮耶罗·达·芬奇错写成列奥纳多的叔叔。这种罕见的错误（以后的版本均已改正）恰能反映出人们所说的列奥纳多与叔叔的关系要比与父亲的关系更亲近这一点。塞尔·皮耶罗极有可能是一位心不在焉、忙碌不堪而又不怎么关心孩子的父亲。有一点很明确，他在遗嘱中没有给列奥纳多留下任何东西。尽管那时他有很多婚生子女，但是什么也不留给列奥纳多无疑意味深长。相反，弗朗西斯科叔叔死时无子，他把自己所有的产业都留给了列奥纳多。皮耶罗的婚生子还曾为此作过激烈的争夺。
　　这就是列奥纳多出生的家族，成员复杂，秉性各异，甚为古怪，但是这恰以一种纲要的方式把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中相伴而生的两个特性——城市和田园，积极和内敛作了充分的展示。这两大特性各有其相对优点，当时很多人，至少是从罗马诗人霍勒斯开始的作家和画家都对此做过论说。在列奥纳多的生活和作品中我们也不难见到这两种特性。他的大半生都在城市中度过，部分原因是出于工作的便利，不过决不是其全部原因。但是他对乡村的挚爱，对乡村生活方式和生活氛围的热爱始终贯穿于他的绘画和写作之中。
　　达·芬奇家族的基因某种程度上可在基因图上标示出来。我们了解了列奥纳多家族命运的整体轮廓，弄清了他出生的这个家族在社会、文化、经济、物质甚至是心理等方面的背景。当然这只是他家族基因故事中的一半而已。另一半也就是他的母亲以及他母亲的先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在列奥纳多性格形成的时期，母亲一直都处在一个暗区，正像列奥纳多画中的那样，但是我们却被这个发光的深邃暗区深深吸引，好像它有什么秘密要向我们展示一样。
　　卡泰丽娜(1)
　　胎儿在充满羊水的子宫时心脏不跳动，肺部也没有呼吸，因为一呼吸它就会立刻被淹死。于是其母亲的呼吸和心跳在孩子生命中发挥了作用。
　　——解剖手稿 C2，11r.
　　春天来到了芬奇镇，一个年轻女子正准备迎接她第一个孩子的降生。时值1452年初。我们对列奥纳多的母亲知之甚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卡泰丽娜，大约25岁。她怀着塞尔·皮耶罗·达·芬奇的孩子，但是他却不会也不能和她结婚。
　　通常卡泰丽娜都被说成是“乡下女”或“仆女”。其中一个版本说，她是芬奇镇西南部切雷托圭迪一名樵夫的女儿。当时那片土地还是一片蜿蜒的橡树林。这些只是人们的假设而已，其中后一种说法尽管并不古老但是更为添油加醋。所有这些假设都基于一点，即卡泰丽娜是一个贫穷的下等女子，这也正是为什么塞尔·皮耶罗拒绝与她结婚的原因。这一假设或许正确，但并不是皮耶罗拒绝她的惟一理由。而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性是，他当时已经订婚。1452年，他与一名富有的佛罗伦萨公证人的女儿结了婚——最多在列奥纳多出生八个月之后。新娘当时只有16岁。这场婚姻包括随之而来的经济赠送可能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拒绝同怀孕的卡泰丽娜结婚可能是合约的内容，在达·芬奇这样一个公证人之家，合约问题就像是等级问题一样严格。我们试图在早期的地籍册中搜寻与她以及她的家庭有关的任何信息，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卡泰丽娜。（从后来一些文献中获知，她大概出生于1427年。）人们认为，芬奇镇的税收返还册中没有她的名字正说明她出身卑微，当然这也可能说明她从其他地方搬来。
　　卡泰丽娜是个贫穷的年轻女子，没有土地和社会地位，这一点看起来令人信服，不过奇怪的是，列奥纳多惟一的一部早期传记提及她时的说法正好相反：“他（列奥纳多）因他的母亲而出身高贵。”写这段话的是阿诺尼莫·加迪阿诺，那是1540年左右。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虽然不一定准确无误。他也是最早说列奥纳多是私生子的传记作者。其他早期的资料来源——像比利、焦维奥、瓦萨里等——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瓦萨里当然知道加迪阿诺的文章，但是他肯定是有意回避了这一点。）阿诺尼莫说卡泰丽娜“出身高贵”可能是正确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他说了列奥纳多是私生子而意图弥补所作的篡改。
　　不管卡泰丽娜的出身如何，十分肯定的一点就是列奥纳多是因爱而降生，是爱情的结晶。但是这种爱到底是什么？仅仅是瞬间的，肉欲的，还是皮耶罗“真正爱着”卡泰丽娜却不得不和另一个人结婚，我们无法判断。在一份于1507年左右绘制的解剖图上，列奥纳多写道：“攻击性的而非情愿的性交生出的孩子急躁易怒，不可信赖，但是如果是双方因爱和欲望而进行性交，那么生出的孩子将会才华出众、聪明敏锐、活泼可爱。”这个观点由来已久——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私生子埃德蒙就说过类似的话——可能列奥纳多认为这话与他自己密切相关。如果这样的话，那无爱而生出的急躁易怒的孩子可能就是指父亲的婚生子，比他小很多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们。写这段话的时候，列奥纳多正和这些弟弟们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诉讼案。
　　列奥纳多出生大约一年后，或稍早一些，卡泰丽娜和一名当地男子结婚——或说是“嫁出去”了。他的名字是阿卡塔布里加或阿卡塔布里吉，这是个绰号，字面意义是“乞求争吵的人”，就是“惹是生非者”或“挑拨离间者”。这可能是个人描述，也可能表示他曾当过兵，就像他的哥哥和儿子一样。因为当时“阿卡塔布里加” 是雇佣军中一个十分流行的绰号——当时佛罗伦萨著名的指挥官雅科博·达·卡斯泰尔弗兰科就被人这么称呼。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名字广义上就是“硬汉子”的意思。
　　第一个把卡泰丽娜的丈夫说成是阿卡塔布里加的人正是那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的安东尼奥·达·芬奇。在1457年的税收返还册中，安东尼奥把五岁的列奥纳多列为他的受抚养者，他这样记述：“列奥纳多，塞尔·皮耶罗的儿子，系卡泰丽娜（现在是阿卡塔布里加的妻子）私生。”她丈夫的全名是安东尼奥·迪·皮耶罗·布蒂代尔·瓦尔。他和卡泰丽娜结婚时大约24岁，比卡泰丽娜小好几岁。据记述，他是一名火炉工，具体讲就是一名烧石灰的工人。做的工作是把当地的石头烧制成石灰以便在制作大炮、陶器和肥料时使用。他的石灰窑就在莫卡塔利，位于芬奇镇以南几公里外通往恩波利的路上。石灰窑是他从佛罗伦萨一家名叫圣皮尔·马蒂尔的修道院的修道士们那里租借的。修道院的记录显示，租借期从1449年开始，到1453年，可能就是他结婚那年中止。1469年这家石灰窑又被塞尔·皮耶罗·达·芬奇租借，他可能是代表阿卡塔布里加所借。今天，在莫卡塔利还有一处小的工业地产，但已相当破败。
　　阿卡塔布里加的家族，布蒂一家，祖祖辈辈几代人都在坎波泽比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这片土地就位于芬奇镇以西不远的芬奇河边，属圣潘塔莱奥尼牧区管辖。布蒂家拥有自己的土地，比佃户地位高，但是其收入仅够维持生计。从地籍册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家族在15世纪经济呈下滑的趋势。卡泰丽娜和丈夫就生活在这里，可能带着达·芬奇家当时给她的一些嫁妆，并且一直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婴儿时的列奥纳多可能与她一起生活，但是这一点不能十分肯定。在1457年的地籍册中，列奥纳多被列为达·芬奇家庭中的一员，但这是出于经济原因——作为税收返还人口，他每年值200弗罗林金币——所以这可能说明不了这种情况的真实性。伯克利主教曾说过，可能性是生活中的伟大向导，尽管对于传记作者而言这不是金玉良言，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当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列奥纳多早年很多时间都在坎波泽比度过，得到母亲的照顾。河边山脊下这片蓬乱的农舍在列奥纳多孩童时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像是芬奇镇或者是传统上所说的但是不明确的出生地安奇亚诺村一样。塞尔·皮耶罗和他的妻子，公证人的女儿，阿尔比拉·迪·乔瓦尼·阿马多里，生活在佛罗伦萨。她是列奥纳多城里的继母，阿卡塔布里加就是他乡下的继父。他童年的感情轨迹已经相当复杂。
　　卡泰丽娜(2)
　　1454年左右，列奥纳多两岁时，卡泰丽娜生了一个女儿，洗礼时取名为皮耶拉，这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惊恐。难道是与塞尔·皮耶罗失恋后作出的回应？可能不是。这个女孩儿是按照传统以阿卡塔布里加的母亲的名字命名的，阿卡塔布里加的母亲在税收簿中登记为“蒙娜·皮耶拉”。1457年，第二个女儿玛丽亚降生。1459年10月15日的地籍册对这个家庭作了简短的记述：阿卡塔布里加和他的妻子“蒙娜·卡泰丽娜”；皮耶拉，5岁；玛丽亚，2岁。他们和阿卡塔布里加的父亲皮耶罗，继母安东尼娅，哥哥雅科博，嫂子菲奥里；以及侄女和侄子莉萨、西蒙和婴儿米歇尔一起生活在坎波泽比。他们居住的房子价值10弗罗林，土地值60弗罗林。土地部分耕种，部分荒弃，每年收获5浦式耳谷物，葡萄园每年产4桶葡萄酒。这些数字显示，他们在经济地位上要比达·芬奇家低很多。
　　紧接着又有三个孩子降生：莉萨贝特、弗朗西斯科和桑德拉。1463年桑德拉出生，在至此为止的11年里，卡泰丽娜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五个婚生子无疑都是在坎波泽比村河对岸的圣潘塔莱奥尼牧区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洗礼仪式。现在这个小教堂已经年久失修，不再使用，只有鸽子们偶尔停在门廊的屋顶上抓来抓去玩耍嬉戏。卡泰丽娜惟一一个婚生儿子弗朗西斯科出生于1461年。他没有飞黄腾达起来：参了军，后来在比萨被弩炮射中而亡，时值30岁左右。
　　我们看一下在阿卡塔布里加身上发生的故事，那是1470年夏末的一天，这段经历或许正和他的绰号相符。那天他正在阿尔巴诺山和比萨群山之间的沼泽地马萨皮斯卡托亚玩耍娱乐。这一天是一个宗教假日——9月8日是圣母玛丽亚的生日——但是村子里的庆祝活动被一场战斗或是暴乱破坏了，几周后阿卡塔布里加作为目击证人之一参加了法庭质询。那天与他一起的有乔瓦尼·甘加兰迪，据记述是安奇亚诺村的一个橄榄压榨机的所有者和操作工人。这又一次让我们想到芬奇镇真是个小地方。
　　卡泰丽娜与安东尼奥·布蒂，又名阿卡塔布里加的婚姻开始就是一场功利性婚姻——对达·芬奇家来说是一场有利的婚姻，因为卡泰丽娜已经在社会上令他们家颇为尴尬；而对卡泰丽娜本人，这名失身又遭抛弃且正滑向赤贫的女子来说更是一场有利的婚姻。阿卡塔布里加与卡泰丽娜结婚可能有一定的金钱诱惑，也可能有与上流社会中的达·芬奇家有了某种联系而带来的潜在诱惑。阿卡塔布里加继续在达·芬奇家一些小商业贸易中扮演角色。1472年在芬奇镇，他作为证人见证了皮耶罗和弗朗西斯科·达·芬奇之间土地合同的签署。几年后他在佛罗伦萨又见证了由塞尔·皮耶罗公证的一次遗嘱案。反过来，弗朗西斯科·达·芬奇在1480年8月也给阿卡塔布里加作了一次见证人。当时阿卡塔布里加出售一小块与圣潘塔莱奥尼教堂毗邻的名为卡法乔的空地。购买者是李德尔斐家族，该家族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侵吞了布蒂家的很多土地。但是如果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场功利性婚姻，一个芬奇家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场婚姻至少维持了很长时间并且收效甚好。在1487年的地籍册里，我们看到阿卡塔布里加和卡泰丽娜还生活在一起，还有他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玛丽亚要么结了婚到别处生活去了，要么可能已经死了）。据记载当时“蒙娜·卡泰丽娜”60岁：这是惟一一篇涉及到她出生日期的文献。布蒂家在坎波泽比的产业也由阿卡塔布里加和他的哥哥瓜分，每人分得一半房产，价值6弗罗林金币，还有5斗见方的土地。
　　我们对列奥纳多的继父，阿卡塔布里加了解不多，他在列奥纳多早年的生活中只是个朦胧的影子——可能比他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还要模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乡村的贫穷、手工劳作，还有“硬汉子”的粗鲁——等待着这位自己无法逃脱此命运的私生子降生。
　　阿卡塔布里加大约死于1490年，60岁出头。他死之后，卡泰丽娜的生活又出现了最后一场冒险——这是后面章节的内容。
　　“最初的记忆”(1)
　　列奥纳多最早的记忆明显不是他母亲，也不是他父亲，也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一只鸟。几十年后，列奥纳多五十岁出头时，他写了一些有关鸟儿飞翔的说明——他著名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对尾部分叉的红鸢飞翔样式的说明。不知是什么东西触发了他的记忆，在页面的顶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简短的话：
　　像这样特别写到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因为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就好像是它。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鸢向我飞了过来，用它的尾巴敲开我的口，在我嘴唇之间拍打了多次。
　　这段奇怪的短文所写的是一段记忆还是一个幻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如果是一个幻想，那还将有争论——至少是列奥纳多精神问题研究的方面——看这到底属于他生命中的哪一部分。这真是来自他的童年吗？还是早些时候的一个梦或是噩梦，如此真切以至于现在看来像是一个真实的回忆？或是他成年时的一个幻想，投射在了他的童年时代？而这幻想与写这段短文时的列奥纳多（中年时的列奥纳多，大约1505年）的关系比与在摇篮时的婴儿关系更紧密吗？
　　芬奇镇上空，阿尔巴诺山上升气流中鸢展翅翱翔是常见的景象。今天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可以看到。你绝不会把它们认错——长长的分叉的尾巴，优雅舒展而又略微拱起的翼展，翅末尾羽上浓密柔和的黄褐色在天空的映射下闪闪发光。这种鸟的轮廓和旋转飞行到英国转化成了人造的风筝，而在意大利它们被称为鹰。在所有猛禽中，鸢是最适应人类社会的：它们是食腐动物，野营的追随者。它们曾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这在莎翁的作品中可以证实。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和乡村人们仍能觅其踪迹。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称它们为“该死的鹰”。据英国放鹰捕猎者杰迈玛·帕里·琼斯所言，鸢“利用任何可能的时机捕捉食物”，“它们以俯冲下来从盘中偷取食物的习惯而著名。”最后这段评论表明，列奥纳多记忆中的事情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经历。一只饥饿的鸢俯身猛冲下来以寻找小猎物，结果惊吓了摇篮中的婴儿。但是，这段记述中最奇怪和值得注意的部分——那只鸟把尾巴伸进了他的口中，而且还敲击他的嘴唇——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因此这是幻想的一部分，是记忆中无意识的一个细节。
　　列奥纳多自己的话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虽然他把这段称为记忆，但是它本身就包含一种模糊的特质，表达了人们对早期记忆的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其不确定程度足以让人们认为这是杜撰出来的故事，而不是重拾起来的记忆。他最早的记忆是“好像是”一只鸢飞了下来，语气中带着点犹豫不决。他描述的是他头脑中十分强烈的东西，但是从理性方面而言却不是很清晰。他认为这发生了，但是又可能没有发生。在开头他已经用了“好像”这个词：研究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这里“命中注定”一词也颇有些意味，因为根据上下文判断它表明其含义有我们称之为“强迫”或“固定”的意思。他说是什么东西驱策他去研究这鸟，不断地去“特别”描写它。“命中注定”表明，这不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一些隐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奥纳多关于鸢的想法正与他在1505年左右重新燃起的对人类飞行的兴趣紧密相连。现在珍藏于都灵的《飞鸟手抄本》的小抄本就是在那个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声明：“这只大鸟将会从大切切诺山开始它的处女之行，世界会为此惊讶不已，它的芳名也将永垂历史，并给其诞生之地带去无上荣耀。”这大概是表明，列奥纳多当时正在计划让他的飞行器或“大鸟”从位于佛罗伦萨以北靠近菲耶索莱的切切雷山顶做一次尝试性飞行。抄本同一页还有一段话，记录匆匆，表明1505年列奥纳多正在菲耶索莱。所以当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人类飞翔的可能性时，这段有关鸢的记忆就涌进头脑，使得他正在思考的飞行有了个性化的渊源。当他还在摇篮里时，这只鸢飞翔而下，告诉他“命中注定”的东西。
　　第一次对列奥纳多鸢的幻想进行心理研究的是弗洛伊德1910年出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弗洛伊德把这个故事当作是梦进行研究的，分析了其中的无意识含义，以及隐含其中的记忆。他认为，其关键在于列奥纳多婴儿时期同他母亲的关系。其言论在这一点上有些站不住脚，因为他是以与兀鹫的联系为基础来讨论他与母亲的联系（弗洛伊德用的是一个有错误的德语版本，该版本将那只鸟错译成了兀鹫）。这里我们有必要剔除弗洛伊德所作的有关埃及兀鹫符号学方面的研究附录，扔掉其他一些对传记作者来说过于“弗洛伊德式”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保留下来的基本理解——即列奥纳多的这个发生在摇篮中的十分特别的梦或者说是幻想与他对母亲的感情有关联——是从心理分析学上做出的深刻见解，非常有价值。
　　据弗洛伊德理解，鸢把尾巴放进婴儿的嘴中就是列奥纳多埋藏在内心的对哺乳的记忆：“这个幻想所揭示的正是吸奶的记忆——或者是喂奶的记忆。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场景。像很多美术家一样，他要用画笔来描绘。”（这里弗洛伊德指的是列奥纳多15世纪80年代末在米兰画的那幅《哺乳圣母》。）吃奶“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快乐来源”，这印象“在我们头脑中难以磨灭”。但是认为鸢的尾巴代表了母亲的乳头也未免有些离谱，因为这个幻想不仅仅或者甚至只是婴儿安全感的一种表象，其感觉与之不太相同。这只鸟的行为似乎有胁迫性，入侵性，同时伴有强而有力的冲击。这或许意味着列奥纳多对母亲的感情本身就是模棱两可。母亲拒绝他的神情或不友好态度使他萌生的恐惧以这种更为压抑的暗示表达了出来。人们想到了1454年卡泰丽娜的第一个女儿降生，当时列奥纳多只有两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感到新婴儿的诞生对他将会是一种灾难，会剥夺他的母爱。不然鸢的尾巴就是阴茎——这更是弗洛伊德的研究专长，代表了来自他父亲的胁迫性的竞争。
　　“最初的记忆”(2)
　　弗洛伊德把这些想法应用到了他所知道的列奥纳多的成长故事中。尽管安东尼奥的地籍册在1910年早几年时已经出版，并且提供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的信息，整个故事的轮廓也已经相当清晰，但是当时人们对列奥纳多故事的了解还远不如我们现在了解得多。弗洛伊德说，这个幻想“似乎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生命中最初的关键几年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而是与他贫穷的遭遗弃的生母一起”。在婴儿这段关键时期，“某些印象得以固定，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方式也得以确立”，同时确立的还有他与父亲的隔阂与冷漠。塞尔·皮耶罗不呆在这个家里，远离母子这个亲密的关系圈，但是他同时又是这种关系的威胁，一种潜在的瓦解因素。所以这个幻想表明了母亲带来的舒适和父亲带来的威胁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后来的紧张状态设置了场景：“没有哪个孩子想让母亲离开，让自己委身于父亲。在他的想象中他无法与父亲认同，无法将取得支配权作为自己人生的任务。” 1504年——接近于鸢的故事的写作时间——列奥纳多的父亲去世，或许其意味更加深长。一些弗洛伊德分析的评论家们指出，这些分析在原本就堆得很高的推测故事上又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心理分析。他们所言极是，但是这些分析与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有关列奥纳多童年，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听一听弗洛伊德博士所作的推测。
　　列奥纳多还写过一段与鸢相关的话，属于同一范围，不过显然弗洛伊德对此一无所知。在这段话中，列奥纳多引用了一个把鸢和嫉妒联系起来的神话故事：“有人在书上读到说当鸢看到巢中幼鸟过于肥胖时，出于嫉妒它们会啄幼鸟的肋骨，拒绝给它们喂食。”这段话出自他的《动物寓言集》，这是一本收集有关动物的格言和故事的集子，记在他15世纪90年代中期在米兰使用的一个小笔记本里，也就是说这比写作刚才提到的鸢的回忆早几年。这故事回应了13世纪修道士托马索·戈扎迪尼所著的广受欢迎的杂集《德之花》中的一段。据知，列奥纳多就曾有过这本书。尽管较之前的那个出名的回忆来说，这段话与列奥纳多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个人联系，但是其关联也好像颇为有趣。这里又有鸢和婴儿的关系（这里是鸢和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主调是父母亲爱的冷淡。本该是舒适惬意令人难忘的形象——鸟在巢中喂养它的孩子——但是却成为一种敌意的象征：鸢用它的喙“啄”孩子，就像是记忆中它用尾巴“撞击”孩子一样。人们既可以把这一点看成是对母亲的恐惧，因为她由一名哺育者转化成了一名破坏者，又可以看成是父亲作为竞争对手对母亲之爱的占有。鸢又一次把我们引进了童年的恐惧和紧张之中。
　　另一段弗洛伊德肯定会感兴趣的记述出现在列奥纳多的预言集里——各种谜语和文字游戏以预言的模式风趣而幽默地呈现其中。其魅力之一在于除了答案之外，它们还传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含义。例如有个谜语这样说道：“羽毛将会把人类带向天堂，就像会把鸟儿带向天空那样。”该谜语所说的答案是“羽毛笔”，它可以写出振奋人心的文字，擢升人类心灵。但是其隐含的答案也可以是“人类飞翔”。相似的还有：“飞翔的东西可以用它们的羽毛托载人类（答案是羽毛床）。”而其中一则谜底是“梦”的预言谜语最具吸引力，这无疑是列奥纳多对困扰自己的梦境的记述：
　　好像，人类将在空中看到未知的破坏物；好像，人类正飞向天空，接着从空中火焰涌出的地方惊慌逃窜。人类将会听到各种动物用人类的语言说话。人们的身体无需移动而滑向世界不同的地方。在黑暗里，人们看到最最壮美的光辉。啊，人类的奇迹啊，什么样的狂热使得你们这样？你将会同各种动物说话，它们也会用人类的语言与你交流。你将会看到自己从高处降落而毫发未损。洪流将卷你而过，你将融进它们的激流之中……
　　后面一行字由于纸上的泪痕难以识别，能看清楚的有“Usera[i] car[……]n madre e sorell [……]”。卡洛·佩德雷蒂推测这句话是： “Userai carnalmente con madre e sorelle”，即“你将会和你的母亲和姐妹们性交”。他对比了动物寓言集中关于骆驼淫欲的一段：“Se usasse continuo con la madre e sorelle mai le tocca……”这样这些“飞向天空”和“同动物说话”的梦想奇怪地和与母亲乱伦的幻想纠缠在一起。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弗洛伊德对那个鸢的幻想中所作的分析领域之中。
　　这些潜在的心理含意在列奥纳多最著名的油画之一《勒达与天鹅》中也清晰可见。尽管这幅画现在已经丢失，但是可以从列奥纳多的初稿和学生或追随者临摹的复本中部分构建起来。现在所知，这幅画最早的素描大概创作于1504－1505年，与那段鸢的描写处于同一时期。其主题来自经典神话故事：朱庇特或者说宙斯爱着斯巴达公主勒达，于是他化身一只天鹅，使勒达怀了孕。他们的结合生下了（在画中严格意义上讲是“孵化”出）两对双胞胎：卡斯特和波吕刻丢斯以及海伦和克莱登妮丝特拉。这鸟，母亲，以及画中前景部分正从蛋壳中孵化而出的半鸟半人的孩子们似乎又使我们回到了那个鸢的幻想中。就像那个幻想故事一样，这幅画与列奥纳多那个时期专注于飞翔有着明显的联系。“切切诺山”即“切切雷山”，这个列奥纳多1505年计划在此放飞他“那只大鸟”或飞行器的地方在佛罗伦萨方言中就是“天鹅”的意思。
　　“最初的记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