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徐海东传》一书在网上搜寻不到，十分遗憾。
　　本书包括徐海东：《生平自述》、纪实文学《共和国大将徐海东》以及从共和国将帅园下载的资料。
徐海东
　　徐海东(1900.6.17—1970.3.25)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 。原名徐元清 。曾读过私塾，当过11年窑工。受革命思想影响，于1925年初到武昌,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领全排冲垮敌4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支部，11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受挫后，任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组织游击活动。1929年领导夏区的“年关暴动”。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骁勇善战,被群众誉为“徐老虎”。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在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残酷“清剿”的严重形势下，同留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中留下来的部队，重建第25军，任副军长兼74师师长。和军长吴焕先等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在鄂东北、皖西游击战中，善于寻歼分散孤立之敌，取得郭家河、潘家河、石门口等战斗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部队，使被摧残的苏区部分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3年5月,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情况，命令25军围攻敌坚固设防的七里坪。徐海东不同意进行这种阵地决战,主张撤围，被指责为“思想右倾”、“政治动摇”，遭到打击。后红25军在围攻七里坪和中心区保卫战中受到严重挫折，减员过半。9月,部队又被国民党军分割在皖西北与鄂东北两地，他率一支小部队与部分勤杂人员，与皖西省委领导下的一部分地方武装会合，10月组建成第28军,任军长。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并夺取敌人物资，使战士吃饱穿暖,逐步摆脱被动局面。1934年3月指挥葛藤山战斗，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从侧后夹击敌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两个团，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皖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同年4月，率红28军与坚持在鄂东北的红25军一部会合,重编红25军，任军长。与政治委员吴焕先一起，指挥所部连续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干部和战士。
　　1934年11月，红25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时,他改任副军长。协助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部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个月后进入陕南，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坚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使全军从战略的劣势中形成战役战斗的优势，向省委提出“先(拖)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指挥部队出奇制胜，调动和拖住了10倍于己之敌，取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两次“围攻”和3个月内消灭红25军的计划。1935年7月,得知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川北松潘地区，积极主张接应,参与制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决策,明确提出，即使红25军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要保证中央顺利北上。随即率部西进甘肃，袭击天水，进占秦安，截断西(安)兰(州)公路，有力地策应了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北上的行动。期间吴焕先牺牲，他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9月初改任军长。不久，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红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与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等一起指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采取“围点打援”战法,歼国民党军第67军110师3000余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他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安事变时，曾任红军南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1938年6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1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在革命战争中先后9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病中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
　　“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0年3月25日逝世于郑州。著有《生平自述》(1982)等回忆录。
徐海东：《生平自述》
　　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１９４０年开始休养直到１９７０年逝世，３０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１９６０年主持编写红２５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１９８２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01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１１年的长工，长到１８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１）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Ｐ１１）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Ｐ１１）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２）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３）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４）这一判断决定了徐对他们的态度。一方面穷人都是好人。１９３５年红２５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Ｐ４０）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１９３３年湘赣省委肃反时，"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５）另一方面，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这里表现出的，首先是穷人对富人的复仇欲；其次是血统论的萌芽，它们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旋，使革命与报复联系起来。
　　"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坏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Ｐ１２３）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阶级敌人"，但他与"穷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否则无论怎样革命，社会总还是非正义的。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的重建。１９６０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　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02　等级
　　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１９２６年４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Ｐ１４）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１９３３年２月下旬，徐升任红２５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Ｐ２７）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６）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１９４２年，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７）为什么"不合理"，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１９５１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８）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９）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而革命所建立的仍然是差序格局，革命者并没享受到平等，只不过一部分人处于这一格局的上层，成为不平等的受益者、拥护者；而多数人仍处下层，如果他们认真地以为革命就是求平等，党早就准备了一顶"绝对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会通过"整风"来改造他们。这就是王实味们的命运。
　　03　刘士奇
　　１９３２年８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１０）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１１）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３０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就为毛记在心头。１９３０年初的"二七会议"上，毛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１２）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在赣西南"肃ＡＢ团"的号召，大开杀戒。
　　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１９３０年８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１３）不久便以"肃ＡＢ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
　　刘士奇后来在１９３３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04　沈泽民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
　　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我立即被推出会场。（Ｐ２５）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１４）"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１５）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Ｐ２６）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１９２８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Ｐ２７）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
　　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05　戴季英
　　徐海东１９６５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７４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Ｐ２２─２３）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２２０团是红２５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２５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９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２２５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１６）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１７）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１８）"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ＡＢ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06　党指挥枪
　　在１９３２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Ｐ２７）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５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Ｐ３９）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Ｐ２３）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１９）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07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２８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２５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１９６２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Ｐ７０）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１９６５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
　　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１９３４年４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Ｐ３３）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Ｐ６２）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２８军的成立削弱了红２５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２５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２５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
　　"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Ｐ３３）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08　鄂豫皖
　　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１９３０年３月成立红一军；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４万多、地方武装２０多万人。以此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１９３６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１２９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５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２５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２８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１９３４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２５军与２８军主力合组为新的２５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１１５师３４４旅。
　　２５军长征后，原２８军留下的部队组成８２师，后又扩编为红２８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３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２５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７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１９３５年９月组成７４师；抗战后与１５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１１５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２５军起来了；２５军走了，２８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５师和１９４７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１９５５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２００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09　 "火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