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十月革命已经八十三年，离苏联解体也已十九年，很少有人还对列宁的政治理念，以及由镰刀、斧头、麦穗组合成的革命标志感兴趣了。苏联的一切遗产，如今都像是旅游业的副产品，它提供某种可销售的怀旧。在麻雀山的小摊贩上，有印着伸出中指的列宁半裸像的T恤衫。红场上的列宁墓前，仍旧排着蜿蜒的长队。
"他竟然这么矮。"我还记得看到列宁遗体时自己的第一反应。这满是荒诞，埃及的法老们要用上七千年，才让自己风干的、被麻布包裹的身体暴露在游客面前，而列宁，他从来没有安息过。1924年死去后，他的身体就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他的脑组织被切去三千片，以供科学家研究"他为何是个伟大的天才"。对列宁的膜拜是当时仍脆弱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治需求，他们需要塑造一个完美的领袖来证明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列宁越高大，越富有激情思想、越仁慈、越不可企及，作为列宁继承者的他们就越名正言顺。
他所有继承人的历史地位都曾发生剧烈的摇摆，托洛茨基被流放、被诅咒，斯大林被谴责、彻底否定，赫鲁晓夫意外地丢掉权力，勃列日涅夫代表着平庸与停滞，只有列宁的地位从未真正动摇过。甚至在他一手缔造的苏联帝国崩溃时，人们对他的情感反而增强了--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刻，他是某种情感的黏合剂，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的历史连续感。即使那些对苏维埃政权提出强烈批评的异议知识分子，都对列宁怀有特别的温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相信，倘若不是过早离世，列宁将建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共产党政权--文化多元主义、混合经济、更宽松的民族政策。
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美化吗？克里姆林宫那些面色阴沉的卫兵仍旧守卫着列宁的遗体，黑漆漆的墓中发出的惨白光线让三十秒的参观像是一次对历史深处的恐怖而不是荣耀的探寻。人们习惯性地把一切罪恶都推到斯大林身上，但这个政权的缔造者是列宁，它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来自列宁。对大规模恐怖的依赖、对异己声音的灭绝、党内森严的等级制度、对个人的蔑视、权力的高度集中，它们都深深根植于列宁的政治理念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列宁对历史的强大信念--他相信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演进，他也确信个人应该服从历史力量，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而他正是这种历史力量的化身。这一历史决定论是20世纪悲剧的主要来源。
而我们真的摆脱了这种理念吗？"你为什么总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它们都已经过去了，与现在俄罗斯人没什么关系。"在圣彼得堡，一位中国年轻人说。他指着芬兰火车站中的列宁像，语气中混合着不解与不屑。
对他来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标签不过是"冷战"的产物。或许他是对的，但是每当我从那些巨大的雕像下走过，在它们的规模下感到自己的渺小，在地下宫殿般的地铁中，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列宁的注视下穿梭，一种忧虑之情就会随之而来。我们总以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却发现这一个个面貌不同的个体总是被那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伟大人物的光辉所左右，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第32节：欧洲四则(1)
欧洲四则
老黄与小黄
"或许有人喜欢这些老石头，我对它一点感觉也没有。"小黄说。他驾驶的这辆深蓝色Golf正穿越残破却巍峨的城墙，它是古罗马壮观的遗迹之一。
小黄高高的个子，白净的面孔让二十六岁的他更显年轻，那双细长的眼睛经常不由自主地眯成一条缝。他慢条斯理地讲话，似乎在追求一种标准普通话的字正腔圆，或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力图表现一种他们渴望的深思熟虑。
四个小时前，我在罗马东郊的一所半仓库半办公室的空间里碰到他，他正埋头发手机短信，当我进门时，他抬起头露出腼腆的笑容。
我是来找他父亲老黄的。我和老黄是在北京机场的摆渡车上相识的。他站在我旁边，正和一个年轻姑娘交谈。他的语速特快，发音奇特，我意识到他说的肯定是中文，却一句甚至一个字都没听懂。
"这是温州话，"他注意到我的疑惑，改用普通话对我说，"去欧洲，你不用学外语，会温州话就行了。"我们搭乘同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往罗马，在漫长的行程中，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他的深蓝色毛衣整洁得体，黑白夹杂的寸头干净利落，他的乐观性格显现在他经常绽开的笑容上，那双小小的眼睛让人过目不忘。
他出生于温州，如今在罗马做食品生意。温州与温州人的故事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传奇之一。这个浙江东岸的小城曾长期被交通不便、土地匮乏所困扰，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它突然变成了中国每个渴望经济发展的城市的榜样。它与深圳或苏州这些城市不同，既没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国家政策的倾斜，也没有漫长的商业与文化传统的支持，它所依靠的是个人的勤奋与智慧--温州政府很早就撤除对民间商业的指导或管制。它或许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能量来自底层而不是上层，源自个人与家庭而不是政府与国家。第33节：欧洲四则(2)
而温州人在欧洲的创业则是传奇的另一面。他们先是在巴黎开一家餐馆或是鞋店，然后把家人与亲戚接来，他们的新生活引来了家乡朋友的羡慕。朋友在他们帮助下也来到此地，租下了隔壁的房间，开了类似的店铺，很快整个一条街都被同乡们都占据了。这里有了餐厅、药店、旅馆、教堂、律师行、卡拉OK厅、暴力帮派，一个小世界诞生了，你可以一句法语也不会说，照样生活得悠然自得。前往欧洲其他城市也并不困难，那里同样有温州的乡亲，他们构造了一个国际关系网络，人员、金钱、货物、机会，还有乡愁在网络间流通。
在中国，浙江的温州人，像广东的潮州人、中山人，福建的晋江人一样，以其商业头脑和海外移民著称。如果将他们置放于全球范围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印度的帕西人也像他们的同路人。环境的险恶逼迫他们培养出精明的计算能力，他们积累财富以换取某种安全感。
老黄是这个温州网络的一部分，他2001年开始在罗马生活。我对他充满好奇，约好再见面。对我而言，温州话甚至比意大利语更难懂，后者我至少还能听懂或者说出几个单词，但前者即使我认识他说的每一个字，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几天后，他开着这辆两万六千欧元购买的Golf从火车站接我们去他在罗马近郊的办公室。在罗马的几天里，我已熟悉了壮丽得让人心颤的石建筑，被岁月侵蚀的古堡与墙壁，修剪得像是蘑菇的高大松树，快速漂移的云，四处盘桓、偶尔鸣叫的海鸥，大理石雕塑的健美的男女身体，颠簸的碎石砖路，还有浓烈、耀眼的阳光。如果忽略掉汹涌而来、正翻看着手册的旅游大军，这真是一座令人动容的城市，历史的肃穆与激情、时代的转换与衔接，就那样以突然又不经意的方式发生了。在卡拉卡拉大浴场，青青草地、头顶上不断掠过的白色海鸥与残余的形状奇特的墙壁竟是如此协调，似乎前两者一直在此生活，目睹了昔日辉煌的轰然倒塌，时间溶剂的化解……亲眼见到了这些，我才理解为什么爱德华?吉本说，正是这些古罗马的遗迹激发他投入《罗马帝国衰亡史》艰苦却辉煌的写作。
坐上老黄的车，我感觉到既陌生又亲切。我可以和他流畅地交流，而不是之前总是重复的几句简单、蹩脚的游客意大利语。但是，我又无法和他谈论我对罗马的感受，我知道他对此缺乏兴趣，他的罗马是另一个罗马，他在这里创造工作与生活，而不是个游客。
1954年出生的老黄，像他那一代人中很多一样，既被命运裹挟又与命运抗争，小学没毕业就遭遇"文化大革命"。1973年他参军，成为沈阳军区的一名工程兵，驻扎在吉林，学习并演练如何在一条河流上架设一座浮桥。"一条二百米宽的河，差不多五六分钟就可以通车了，"他说，"一个班大概管十多米，大概用二百人。"战争没有发生，他参与过唐山地震的抢险，并在地震现场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1980年退伍后，他在温州做过各种小生意，从生活用品到工业电机，他是温州兴盛起来的轻工业产品的业务员之一。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什么都缺，温州的产品质量不佳却仍有销量。
第34节：欧洲四则(3)
1990年，他决定开始自己的生意，选择的是食品加工。就像东北人酿黄酱、四川人腌制辣椒，温州人喜欢吃一种虾酱。这是温州人的家庭习惯，但老黄决定将它产业化生产。他生产的成品虾酱受到欢迎，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受到侨居欧洲的温州人欢迎--这是家乡的味道。老黄与欧洲的联系也这样开始了。
"我刚去了趟马达加斯加。"老黄隔着他的办公桌对我说。他讲完他的年轻时代、最初的商业冒险，他2001年正式在罗马注册的公司的生意范畴已从最初的虾酱生意，扩展到更广泛的食品进出口贸易。他在温州的工厂是生产基地，几百名工人生产出口食品，而在罗马的公司则是由不到十名员工运转的贸易公司，负责签订合同、处理税务、了解市场行情、寻找新客户……每一则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新闻，都给他的生意带来波动、增加难度。"原材料和水质是食品加工的两个主要问题，"老黄说，"我们普遍使用农药，还有水质的恶化。"
他前往马达加斯加，是去寻找一种青蟹，用它腌制的青蟹切块在欧洲的华人市场大受欢迎。但到了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岛屿后，他才发现日本人与法国人早已垄断生产基地。这次无功而返的旅行，是老黄的商业生涯中再普通不过的经历之一。
他五十四年的人生，是一次次陌生尝试的集合。尽管失败与成功夹杂，但没人能否认，他的视线是一个不断开阔的过程，这开阔的速度甚至令人眼花缭乱。老黄享受这开阔与陌生所带来的惊喜。他喜欢罗马，比起温州经常阴郁的天空，这里的阳光耀眼得令人心醉，他还享受到台伯河边钓鱼，他电脑的屏幕上正是他抱着一条大鱼的照片。他也喜欢在这里相对简单的关系："只要你在法律规定内做生意，就不怎么需要和政府打交道，在中国，关系实在太复杂了。"
当看到我的朋友因时差而显露困倦时，他带着我们穿过淋湿的小街，来到街口的一家咖啡店。下午五点，这家咖啡店正人声鼎沸，站满了蓝领工人模样的白人--我还分不清他们是意大利人还是从罗马尼亚来的劳工。店主是一对福建夫妻，丈夫高大英俊，像是个东北汉子，而不是典型的皮肤微暗的东南沿海人，正用意大利语大声和一位顾客开玩笑。妻子则在咖啡机旁忙碌，模样干练，不知为何，她让想我起"豆腐西施"与孙二娘的混合体。
"你们一定要喝卡布奇诺。"老黄不由我们回答，就要了三杯。他的卡布奇诺的发音，同样是温州口味的，短促吞音。过去六年中，他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每天午饭后和晚餐前，从办公室踱步到这里，喝上一杯咖啡。即使回到温州，他也坚持这个习惯，只是抱怨说中国的咖啡不地道。
他喜欢这些新事物，但这变化不会改变他最初的模样。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封神演义》、《曾国藩家书》，还有一本钢笔字贴--他经常临摹。墙壁上则挂着两幅山水楹联，大约是"春山行旅"、"夏江烟雨"之类的话--古老中国的文人、山水与诗词。但是，整个房间的布置是那么简陋，屋内摆设的木椅、墙上的挂历，还有惨白的日光灯，都让我立刻仿佛回到了此刻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与乡镇，我总是遇到这样的色彩、灯光与布置，它没有精致、舒适之感。这个国家毋庸置疑地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匮乏中，物质的匮乏已经减缓，但对物质匮乏的焦虑感却从未减缓，即使人们想去装饰一下简陋的生活，却不知哪里获取文化的滋养--遍布在中国城市建筑中的罗马柱，还有附庸风雅家庭中的拙劣山水画，都在诉说此刻的中国是无根的国家。
或许老黄还有兴致练习书法、悬挂山水画，对他的儿子小黄来说，这一切都缺乏吸引力。他也没兴趣了解古老的罗马。
"我喜欢的是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那样有现代感的城市。"小黄说。事实上，在罗马生活了七年之后，他对意大利缺乏好感。
他离开温州，是因为他高中的成绩不够好，没上大学。他是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大姐如今在上海工作，二姐和他在罗马帮助父亲料理生意。
十八岁时，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送货员。他记得第一次从罗马前往巴黎的经历，那时他还没拿到欧盟的驾照，开着那辆小型货车一连行驶了十二个小时，一路听着摇滚乐。二百年前，拿破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从法国来到意大利的。
如今，他已是个老练的驾驶员，对欧洲公路网熟悉无比，最远花了十六个小时开到马德里。他获取了本地的居留权，还能说简单却熟练的意大利语，可以和政府部门毫无障碍地打交道--他的父亲是永远不准备做也做不到了。
但是，他从来没准备留在这里。"是生意需要，我要完成原始的积累。"他试图用更世故的口气，反而突出了他的孩子气。他说，做生意的秘诀是市场行情和反应的速度。和父亲不同，小黄不再被物质匮乏所困，他甚至也不需要充满饥渴地寻求机会，当他成长时，他的父亲已为他提供了各种选择。他不能在国内顺利地考上大学，可以来罗马，他不需要自己租房子、找工作，父亲也用不着他太为家族生意操心，觉得他唯一重要的事是去找个合适的女朋友。
但是，小黄却觉得这与其说是便利，不如说是负担。"他以为我不需要考虑生意，但怎么可能，我一直在想，"小黄说，"其实，我的压力很大，我不希望他们对我失望，实际上我的思想负担可能比他们出来时还大。"
最初，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强说愁的少年心态，但当我们的交流更深入时，他那压抑不住的哀愁开始变得更真实起来。他开车带我们在滴着小雨的罗马郊区穿行，说起了十八岁第一次来到意大利的遭遇。那是200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带着第一次出国的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多市的街头散步，这是座小城，也以中国人的集中著称。"有个骑摩托车的意大利人，突然从后面上来，在我头上啐了一口。"七年过去了，小黄回忆时仍耿耿于怀，可以想见，这一遭遇给少年人敏感的内心带来怎样的改变。
从此以后，对小黄而言，意大利与意大利人都变成了抽象的名词，他愿意忽略掉他们蕴涵的复杂性，每一个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都意味着屈辱和不愉快。这一情感，随着时间，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他会义愤地说起2007年春天，发生在米兰华人聚集区的华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全世界都为此震惊，"他说起一个当地警察正在殴打华人孕妇，"但事情却不了了之，中国大使馆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不清楚这一事件，但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华人群体的屈辱感，是个古老而崭新的命题。它似乎没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减弱。
在饭桌上，小黄激动地发表着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米兰的意大利警察表示愤怒；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使馆的软弱与迟钝不满，进而发展到对整个中国政府的不满。但对我们同时谈论的西藏问题，他的态度则又转变了，他认为北京可以再严厉一些，不用理会外国人的态度。年轻人丢掉了刚认识的矜持，谈兴甚好，胃口也佳，在吃了一份海鲜、一碗面条之后，又吞下一客牛排。当父亲试图平衡他的极端言论时，他奋起争辩。
老黄会说起米兰的华人社会自身的问题，他清楚在城市中，华人社区总是拥挤、肮脏，帮派间的纷争愈演愈烈，经常激起周围人的反感。而且，华人也缺少权利意识，他们很少团结起来，争取集体的利益。但无疑父子二人，都期待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政府，给这些海外华人提供真正的支持，不论是情感上的，还是实际行动上的。他们的失望可以理解。在旅行的第一天，我丢失了护照，走进处于罗马一条幽静小街上的中国大使馆时，遭遇到的是个低效的官僚机构。在等待的小房间里，我看着斑驳的白墙壁，寒酸的沙发，房间里唯一的装饰是挂在墙上的照片，两幅民间的剪纸，一幅是临潼的兵马俑，它们都是再浅薄不过的中国符号。茶几上有两份当地的华人报纸，印刷同样的低劣，编辑同样的粗糙，头版新闻也是一致的--意大利华人严厉谴责藏独分子，当地华人社团欢迎新任中国大使孙玉玺。如果，你根据罗马火车站旁的那个由一家接一家的小服装店构成的华人社区，或是大使馆这一角来观察，肯定会怀疑，这就是那个西方主流媒体不断谈论的"崛起的大国"吗？这个国家的政府与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获得过一种平等、互助和信任的关系，他们经常是相互漠视、相互厌恶、相互利用的。吃过饭，小黄主动提出送我们回到罗马市内。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或许是因为他好久没有这样畅快地说话了。我能感觉到他的深深孤独，在罗马，他没几个朋友，也执意不准备进入意大利社会。他最喜欢开长途车去送货，是因为那一刻他既逃离了不喜欢的意大利，又逃离父亲的告诫。他不像父亲那样乐观，善于自我调解，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他的父亲感受到生活越来越扩展的兴奋，他却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紧张。当车快进罗马城区时，他突然说起，一年前，他还被当地警察局监禁过--在八个月时间里，他只能呆在家里，不能使用任何通讯工具。他相信，这是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警察凭借的仅是窃听到两位华人黑社会分子通电话时提到他的名字，而且通话发生在四年前。"哪里都不能去，只能锻炼身体了，现在很结实。"他自嘲说。
他的愤怒、不安与忧愁，充斥在这辆小小的Golf里。我突然想到在全球很多角落都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年轻一代，他们感觉到自己在被边缘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却找不到自己的方式。与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敌人要反抗，没有清晰的道路和主义来追逐，他们困惑与无根，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如果得不到疏导，经常滑向暴力或自我放逐。我也不自觉地想起孙中山，当年这位屡屡失败的革命者，不断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走动、发表慷慨激昂、莫名其妙的演说，这些在海外辛勤工作、节俭度日的华人却愿意慷慨解囊，把开餐馆、开洗衣店、修铁路挣到的钱转化成枪炮、弹药，也是一心期待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强大政府，既能给予他们尊严，也能在他们觉得软弱时给予保护……
车无声地穿进罗马城区，被雨打湿的碎石板路，被路灯射出的黄光照得油亮亮的。当即将来到万神殿附近时，小黄停下车，神经有点紧张。我记得他说过对这些古老建筑没兴趣，他还说过不喜欢进城，因为"看到太多的意大利人就心烦"……
2007年7月15日
第38节：衰落与新生(1)
衰落与新生
开罗的午后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骇人听闻的车流消失了，没有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人们都钻进了雄伟或平庸的清真寺，坐在临时布道堂里听人演讲，或仅仅在家里睡觉。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在开罗已经五天了，我习惯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还有特定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默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地给我翻译。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六年前，我在以色列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那是在老城伯利恒，一座似乎将被遗弃的城市，基督教徒眼中的圣城，据说耶稣出生在此地。到处是人去楼空的住宅，路上行人稀少，脸上很少带着欢乐，傍晚时分，我游兴寥寥，突然之间响起这声音，如泣如诉，像是这荒漠之上的落日哀悼--繁华沦为荒芜，欢乐转为寂静，一切都将终结，一切也因此永生。
那次以色列之行，是为了阿拉法特即将到来的死亡。似乎全世界的记者都涌到了巴勒斯坦狭小的、只算得上耶路撒冷附属的首都拉姆安拉，他们等待这个传奇人物的谢幕。我们像携带了照相机、会打字的秃鹫，焦急地等待着死亡。伯利恒清真寺传来的祈祷声，比忙碌的拉姆安拉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和诱惑。
现在，我坐在默罕穆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墙上一侧打上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立放冰柜，冰柜上方一台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脱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
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很多时刻，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1798年，拿破仑的人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一千三百五十家，二十七万人口的开罗，每二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
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侯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在眼前晃来晃去。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里安的画作，却比它有更浓烈的味道。
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黑色胡椒粉、红色辣椒粉，还有绿色的咖哩粉，曾驱动世界的运转。五百年前环绕地球的达?伽马，在东非被当地人问道：你们要找什么？他脱口而出：基督和香料。从伊斯兰花纹的灯具、匕首到伪造的劳力士手表，真实、古老的美丽和虚假与廉价的复制，彼此交融在一起。还有不同的人群。给我擦皮鞋的这位黑人小伙子来自埃及南方，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和悲剧性的面孔，再加上污迹斑斑的蓝色长衫和裹在头顶的白头巾，像是一位落难的苏丹王子。我身旁这个善言的青年，说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爱尔兰人，而他如今住在华盛顿，他来开罗看自己的朋友。更不论那些游客了。倘若我每天坐在这里，用不上一年，我或许能见识到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的、橙子的还是草莓的？白天他是埃及政府的一名公务员，但夜晚却是这个城市或许也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
我从未读过他令人生畏的开罗三部曲，随身携带的是一本薄薄的对话集。他的朋友与仰慕者Gamal al-Ghitani，记录着他们随性的谈话，从1960年的夏天一直到2004年。四十四年的光阴，足以发生任何事。马哈福兹获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过刺杀，顽强地活了下来，重新开始写作。Gamal则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变成了作家与新闻记者。而他们共同生活的埃及，从纳赛尔政权到了穆巴拉克年代，经历过屈辱与胜利、开放与停滞。对话却始终持续。它不是系统陈述，而是一个智者的即席感悟。很多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伟大的传统，是苏格拉底和雅典街头的闲话，穆罕穆德和别人讲起的故事，或者是歌德与艾克曼无拘无束的交流。世界不是由复杂的概念与事实构成，而只是人内心真实与直接的体验。其中的几个片段让我印象尤深。
1960年的歌剧咖啡馆，也是他们第一次谈话之地。一场聚会尚未开始，只有四十九岁已经声誉卓著的马哈福兹和十五岁的Gamal。"你为什么写作？"马哈福兹问。"因为我想写作。"Gamal想也没想地回答。马哈福兹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们漫长的忘年友谊的肯定。第二个片段发生在2001年11月20日，马哈福兹谈起了本?拉登，距离9?11事件刚刚两个月。"我想象不出历史上有任何人像他这样被追捕，这是一场全球性追捕，用全球最现代化的手段、所有能想象得出的力量去追捕一个人，"马哈福兹说，"我在想他的处境：他怎样转移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们怎么入睡？怎么在荒野里藏身？当然，他是个恐怖分子，倡导了一种错误的信念，疯狂将世界划分为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但同时……我也在想他是个从未遭遇过这样追捕的个人。"在停顿了一段时间后，他说起了塔利班，这个政权邪恶但有一点它仍让人有敬意--不管有多少威胁和诱惑，它没有交出本?拉登。最后一个片段，有关污染。马哈福兹说，人们都注意到被污染的河流、空气，却很少想到道德上遭受的污染。真希望哥本哈根那些狂热的环保主义者们和野心勃勃、不得要领的政治家们，能听到这个声音。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哈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对着我竖起拇指，"啊，马哈福兹，我喜欢他"，他看到我手里这本书。而在费沙维，一位中年的开罗人说，他十年前在这里见过马哈福兹。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哈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正式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我们稍后再谈论马哈福兹和他的水烟吧。咖啡馆很安静，除去我们这一桌，还有几个穿蓝白相间制服的青年正在抽水烟，他们是附近地铁站的安检人员，偷空出来休息。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直到1941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尽管埃及在1922年获得独立，但英国人依旧左右着埃及。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
在他出生两年后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的枢纽。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一场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1867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一个典型的欧洲人幻想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经过豪斯曼精心改造的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用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一座足以与巴黎匹敌的新城。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三十四号，亚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我对埃及几乎一无所知。头脑只闪现过卡尔?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比喻，他将19世纪的中国比作埃及的木乃伊，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灰飞烟灭。我也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司芬克斯像、法老的坟墓产生兴趣。那个早已死去的埃及，或许蕴涵着无穷的美与智慧，但我摸不着头脑。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第二层则摆满了黄金的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汉语，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
这些历史真让人头晕脑胀，你经常分不清拉美西斯一世或是图坦卡蒙的样子，也搞不清他们各自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我强迫自己相信，那些安静地躺在一起、用亚麻包裹起来、裸露着头骨的千年尸体，是了解那个灿烂的、失落的世界的入口。但我的头脑空空荡荡--它们不能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不管是这口号，还是四大发明和长城、敦煌，等等成就，都在不断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再把这些口号中的辉煌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让我兴奋的是此刻的埃及。 在飞机上，我读到《埃及内幕--濒临革命的法老之地》。英国记者约翰?R.布莱德利，它描述的不是法老们的故事，而是一个陷入停滞、充满愤怒的埃及。它的结构松散，叙述平庸，逻辑过分简单，却自有一股吸引力。它饱含愤怒，不断令我想起中国。四年前，读到奈保尔对印度的描述，我有着类似的情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失落。当奈保尔称印度为"受伤的文明"时，中国的形象却突然跃入我的脑海--中国何尝不是受伤的文明？"感时忧国"，夏志清用它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他们太着迷于谈论、感受中国了，既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培养起对外界的广泛兴趣。比起中文的"感时忧国"，英文的"Obsession with China"更传神，中国成为一个美丽的陷阱、一剂兴奋的麻醉，让一代代杰出的头脑受困其中。但对我这一代来说，从未体验过这种Obsession，因为我们从来不了解中国。我们甚至还暗暗排斥中国。
我记得那次以色列之行。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所有陈述的角度都是美国式的，因为我读的这本阿拉法特的传记是美国人写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英文。我没去试图追述一下阿拉法特、巴勒斯坦和中国之间饶有兴味的关系。它曾是中国密切的盟友，它在对抗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我也想不到，原来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尚未获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就思考过巴勒斯坦问题。世界历史的错综复杂，中国卷入世界的漫长过程，就这样被教条的教育所压抑。
在几代中国人中，一种奇特的现象已经形成。在我们的教育、媒体、公共谈话中，我们很少试图去了解外部世界，即使对我们最崇拜与耿耿于怀的美国了解得也非常粗浅。同时，我们也不了解中国，除去下意识背出口号，我们找不到别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国家。我们似乎陷入头脑和心灵的瘫痪，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能力。我们全部的能量，集中在一些本能性的行动上。我们生产，我们消费，我们娱乐，我们喧哗，但我们不倾听、不感受、不思考，也不追问……我逐渐意识到那假装式的英文视角是一种多么大的损失，我主动放弃了自己独特的生长背景赋予我的感受力。像是一种逆反，我开始将中国视作我理解世界的主要支柱。它变成双重的追问，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又怎么折射在中国的镜子中？在布莱德利对现代埃及的描述中，我发现太多熟悉之处。同样是中断的漫长文明，同样是一个经历着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
布莱德利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亚可比安，它是一座大厦的名字，也是一本小说和一部以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标题。我在解放广场旁开罗美国大学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亚可比安大厦》的英译本，作者阿拉?阿斯旺尼。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在布拉格，我记住的不是圣胡斯像或是查尔斯大桥，而是卡夫卡书店；我忘记了维也纳的面貌，却牢记正在装修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在那里买到了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一行行字迹，提供稳定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出入的第一家需要过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中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开罗几代作家描写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地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牙医作家
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但是，阿斯旺尼比我乐观得多。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
Garden City不似Downtown喧闹，却同样破败。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白色灯箱的广告牌难以被错过，Dr. Alla EL Asswany的名字和他职业牙医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你想象不出在其他地区看到类似的景象。比如在芝加哥，你会看到索尔?贝娄工程公司的名牌出现在街道的拐角，或是北京的余华运转着自己的口腔诊所--他从前也是牙医。乘着迟缓的电梯，我们来到四层，诊所是顶角的一间公寓房。
星期日的晚上，是阿斯旺尼每周两天行医中的一天。在这一天，他下午来到诊所，然后一直到半夜。我们坐在狭小的接待室里等他，耳边不时传来机械动力的声音，不知是什么医疗设备正被使用。一侧墙上挂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阿斯旺尼的毕业证书，1983-1985年，他在那里学习。在埃及，这是最好不过的信誉保证。人们对美国，表面愤怒，内心崇拜。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有一种与身形相匹配的温暖。"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
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那些动人的篇章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亚可比安大厦》出版的前两年，尽管它是前所未有地畅销，却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思想与创造力不被重视。直到它的外语版权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几个月前，它的全球版权卖出一百万册。他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社会的敏感呢？--当一个人身处病患，总是呈现出他最真实的一面。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与小说中弥漫的绝望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存在着两个阿斯旺尼，小说家的阿斯旺尼描述痛苦、幻灭，它们都在紧紧地扼住埃及与埃及人的咽喉，让他们濒于窒息；而专栏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阿斯旺尼，则努力使人确信，复杂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解决方案，一切都有希望。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地期待巴拉迪的归来。
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决定参加2011年总统大选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所有埃及人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计划--穆巴拉克的儿子Gamal将竞选并很可能当选为下任总统。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领导者，但他不准备加入任何党派。
"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他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处于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地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它是权力的滥用、个人压迫的副产品。你甚至可以说，他小说的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
不管是《亚可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让人充满快感的读物，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西方世界给予他广泛的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他是当代埃及的反抗声音。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谈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他将小说重新带回到讲故事，当时法国作家们的那些实验--终止阅读的乐趣。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给文学评论家的。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当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他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即他对埃及人的独特性一再强调，甚至于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停滞与衰退。即使他在《芝加哥》中展现出的难以融入美国生活的海外埃及人，也是某种埃及中心论的延伸。
埃及人不习惯于移民，埃及一直是移民的接受者。它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八千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在法老王朝结束后，是阿拉伯人的到来，接着是奥斯曼帝国年代，拿破仑的法国短暂入侵过，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1952年革命。走在此刻的开罗，你发现历史像是一个洋葱头，它一层又一层，人们杀戮、谈判、贸易、通婚、生儿育女。在到达开罗之前，我很难想象它曾经被称作"尼罗河旁的巴黎"。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2月7日那一天，他们要去机场迎接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赛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场景了。"
2010年1月20日
漫长的告别
花上十二美元与三十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坐上奔驰出租车从耶路撒冷到达设在拉姆安拉的检查关卡。几位只露出面部的以色列士兵在巡逻与盘查，他们大多是二十来岁、不无稚气的年轻人，笑容展开时，单纯灿烂。作为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姆安拉是巴方政府所控制的6020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繁华的地带，由于与耶路撒冷相接，巴勒斯坦人有机会在那里获得工作，还可以做一些最原始的小生意。
通过检查关卡那道转动的铁门，就来到了名义上的巴人控制区。你可以看到那座仍在不断延伸的隔离墙。"某种意义上，它就像你们的长城。"一位以色列学者解释说。这座八米高、由坚硬的岩石与水泥构成的墙壁减少了进入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者。当然，它不会知道巴勒斯坦人的感受。二十四岁的亚德?塔哈是拉姆安拉的Beirzeit大学英语系的四年级学生，他有深陷的眼睛与蜷曲的头发，穿牛仔裤与运动鞋，喜欢美国作家Pat Conroy的作品。每天清晨他从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家前往学校，需要穿越三个检查关卡。"他们（以色列士兵）让我觉得很屈辱。"塔哈说，"他们知道你身上什么也没有，还拼命地搜查。"至于隔离墙，塔哈觉得那是监狱的象征："以色列想把巴勒斯坦人围起来。"自2000年以来，加沙与西岸地区就被完全隔开。"我从未去过加沙地带。"塔哈说他也没有去过杰宁等西岸地区，因为"那里很危险，有可能被枪打中"。
隔离墙的两端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耶路撒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商业与娱乐活动就像它的宗教精神一样浓厚。而在隔离墙的另一端，同样享受地中海沿岸充沛阳光与温暖气候的拉姆安拉，却衰败破旧，垃圾成堆。巴勒斯坦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而它的人口平均年龄也只有十八岁。在大部分时间里，店铺有气无力地开放着，这些店铺都拥有丑陋的、千篇一律的、锈迹斑斑的铁或铝合金门。
在阿拉法特正式宣布死亡的11月12日清晨，在通往拉姆安拉的克劳地亚检查关卡四周，拥挤了更多的人，尘土更加飞扬，以色列士兵更多，盘查也更为严格。大批被刷成黄色的出租车拉着一批又一批本地人与仍不断到来的记者前往市中心广场和阿拉法特昔日的官邸穆卡塔。
是的，你可以感受到，飘荡在空气中的情绪更为激动了，但不像新闻媒体期待的那样激动。自从阿拉法特在10月27日病情恶化并在28日前往巴黎治疗以来，关于他死亡的这一时刻就变成一场不断进行的演习。谣言与猜测充斥着每一家电视台与每一份报纸。他先是在吃饭时晕倒，然后发现饱经风霜的身体似乎每一处都有毛病，到达巴黎后他再次昏迷、深度昏迷、脑出血。最后，在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开始争论什么是死亡，因为不同的媒体至少两次宣布他已经死亡。
他每一次咳嗽的加剧，都将一批新的记者带到了拉姆安拉，他们匆匆到来，雄心勃勃地试图比别人更早报道这一历史性时刻对中东和世界的影响。在那个地中海沿岸的狭窄地区，有漫长的故事可以讲述。一些历史学家相信，那里隐藏着了解世界秘密的钥匙，蕴涵着世界上最难以梳理清楚的情感纠缠。而对更多的人来说，那里代表着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终结的混乱，没完没了的爆炸与冲突使那里成为苏联解体后世界第二大新闻产地。一些既清晰又模糊的图景主宰着人们的印象：抛石块的年轻人、自杀性爆炸与谁也不相信的和平会谈。
关于刚刚逝去的老人，他留下的印象同样既鲜明又模糊。他显然是我们时代所剩不多的几位具有符号意义的政治人物，他的花格头巾、永远不更换的军装与那张似乎定格的脸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有过不同的含义，从未从舞台中央消逝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他与同伴创建的法塔赫组织，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阵营中的新兴角色，与埃及的纳赛尔、古巴的卡斯特罗、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一样，是反殖民运动中的重要声音。
1965年，他与他的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对以色列的攻击。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惟一合法领导人得到普遍性的承认。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难以相信没有阿拉法特，巴以和谈该如何进行。他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外交部长佩雷斯分享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完成了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惊人的个人转变--由一名暴力信仰者变成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说他至少逃过了四十次暗杀。他惊人地节俭，用一种冲动却缺乏逻辑感的方式讲话。他终于成为一个由多种角色构成的混合体：一名永不停息的战士，一位受人尊敬的父亲，一个亲密的兄长……他几乎单枪匹马使巴勒斯坦问题赢得了全球性的关注，他几乎比任何同代政治领袖都更善于获得媒体的注意力。"不，他们不了解阿拉法特，他有优点，也有缺点。"一位叫穆罕默德的本地人这样对我解释阿拉法特的批评者们对他的指责，"他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他用爱而不是武力来领导这个国家，他有他自己的方式。"
在穆卡塔官邸四周，摄像机镜头充斥了每一个角落，寻找任何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人们抑郁的表情、高高举起的阿拉法特的照片、挥舞的巴勒斯坦国旗、游行……关于记者们都试图捕捉到的情感，亚德?塔哈的表达再准确不过了："我的父亲年轻时，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我出生时，他也是领袖，他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失去他意味着什么。"
他的死亡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吗？这个真空会导致内部冲突从而导致更大的混乱吗？当你置身在风暴中心时，你常常感受不到风暴的力量。生活仍在继续，11月4日夜晚，在一间拥挤的本地咖啡店里，巴勒斯坦人平静地吸着水烟，喝着姜汁味的本地咖啡。在墙壁的一角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是半岛电视台对阿拉法特身体状况的报道。那天晚上，拉姆安拉充斥着"阿拉法特已经死亡"的说法。"你知道，在过去十天里，我们听到各种消息，我们不想再谈论，只想等待。"一位一脸平静、正在吸水烟的巴勒斯坦老人说。经过过于漫长的等待与猜测，阿拉法特的死亡已被当地人接受。在矗立着四座来自中国的石狮子的城市中心广场上，过去的一周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挤满人群与摄像机镜头。本地人对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他们随时等待着被访问，就像他们热爱与追随的领袖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在摄影机前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学会利用它。"我在广场上至少碰到阿卜杜拉三次，他的眼睛很明亮，用不流畅的英语解答我的疑问。他没有参加过游行和声嘶力竭的口号呼喊行动，但是他说："他们的情感都是真实的，没人强迫他们到这里，他们都是自愿的。"像亚德?塔哈一样，他相信"没人能取代阿拉法特的位置"。但他也说不会有所谓的内部武力冲突出现，因为"人们需要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暴力"。塔哈甚至说："比起独立，我们更倾向于更好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巴勒斯坦地区的五百万人口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令人沮丧，而且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市中心广场周围是拉姆安拉的商业中心，也很可能是整个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最繁华的商业区，那些来自中国沿海不知名工厂的服装与皮包，充斥在每一个摊位上。按照现代国家种种标准衡量，巴勒斯坦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准，尽管它同样拥有税收、警察、商业、教育体制，却几乎都难以运转。 "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却可以改变未来。"在接受BBC采访时，以色列工党领袖、阿拉法特多年的谈判对手西蒙?佩雷斯在他的老对手死后这样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与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一样，期待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重新开启与以色列的和谈。美军在伊拉克费卢杰的战斗仍在继续，再次当选的乔治?W.布什将继续他的革命性外交政策，中东的确处于另一个转折时刻。阿拉法特的离去，是否真的说明那个旧秩序已经结束？巴以冲突正是中东棋局上的那个死结。
一条钢筋水泥围墙，将方圆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阿拉法特的官邸包围起来。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建筑物与围墙四周的房顶上，各家电视台付出一万两千美元获得一个可以拍摄到院内景象的地点。自1994年起，阿拉法特就工作与生活在这里，2001年，他迎来了一生最屈辱的时刻之一。这一年12月3日，以色列军队的坦克开到了他的住宅前，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22日，以色列内阁决定，禁止阿拉法特离开拉姆安拉前往伯利恒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阿拉法特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那也是阿拉法特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一直到2000年前，他似乎仍因作为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之一而受到尊敬。但之后的"因地发打"运动再次将巴以关系推入僵局。不管是新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都相信阿拉法特是一个足以被抛进历史垃圾桶的人物，他个人的存在阻碍了和平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阿拉法特仍展现出他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他，不管是库赖还是阿巴斯，似乎都难以拥有足够的能力与政治资本来达成和平协议。
"即使猴子穿上西装、打上领结，它也仍是猴子。"一位极端的犹太教徒这样评论人们对阿拉法特死后可能开始的巴勒斯坦选举--人们期待选举可能造就一个值得信赖的机构，并展开新的谈判。"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没有一个。"自由选举真的能将巴勒斯坦带上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吗？亚德?塔哈则干脆说，他觉得所有竞选人实质上都差不多，在表面的差异下，他们的观点其实都是一致的。
几个月后，塔哈会从大学毕业，他期待能去英国读书，他认为那里比美国好，因为英国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政府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恐怖分子"。但在毕业前，他每天还得必须穿过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检查关卡。"有些时候，我的确也想攻击他们。"曾经在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都短暂工作过的塔哈说。如果那些自杀性爆炸者不去攻击咖啡店、医院与超级市场，而是针对士兵，他是完全支持的。"他们的士兵也杀害过我们的孩子。"而一位叫德维亚的二十六岁的以色列年轻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他的国家，每个男孩子都要服三年兵役，女孩子是两年。在那三年中，德维亚经常在加沙地带巡逻，并根据情报突然闯入被确认是恐怖分子的家中，将其擒获或射杀。"听着，我不喜欢杀人，那些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心灵。"在退伍后，德维亚甚至不愿再谈论那段经历。二十四岁的塔地阿亚是耶路撒冷的一名警察，在2003年一起著名的自杀性爆炸发生时，他看到一条胳膊从眼前飞过，汽车上满是尸体的碎片。
令人难以忘记的历史与仍在不断进行的新冲突，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复杂得难以梳理，而且理智的作用往往有限。阿拉法特的个人悲剧，既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悲剧，也是整个中东悲剧的某种缩影。他的离去，的确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空白，但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淹没在阿拉法特个人魅力之下的那个民族的真实情感与渴望，这种渴望将在未来不断被表达与释放出来。伟大人物的作用总是两面性的，他既唤醒了你沉睡的情感，又抑制了你的真实感受。终其一生，阿拉法特都未能放弃他年轻时就塑造出的自我模式--一个不断革命的人。
2004年11月12日第48节：山腰上的中国人(1)
山腰上的中国人
鸡鸣声持续了十分种，一声比一声响亮；然后是清真寺的祷告声，每天五次，寺庙高墙上的两个灰色高音喇叭，在固定的时间发出同样的声响，它让我想起沙漠与夕阳--像是没落之前的亢奋。
透过被刷成浅蓝色、毫不隔音的墙壁，我听到小镇新一天的开始。隔壁餐厅的敲敲打打声开始了，我房门口那两个工人开始交谈--她们讲的是本地的斯瓦希利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她们负责这个小旅馆的清洁和厨房的杂务。她们肤色黝黑，身材丰满，臀部引人注目地宽大与上翘--让人目光无法回避，是本地再典型不过的黑人妇女模样，唯一特殊的是她们的头发，浓密而蓬乱。昨天下午，我看到她们两个在择豆角，手指灵巧熟练。她们已在此工作了三年，来自四川的厨师，凭着简单的斯瓦希利语将她们培训成好帮手。
我是8月6日的下午四点，来到坦桑尼亚的这个边境小镇Tarakea的。乘坐长途车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出发，经过七个小时不停息的颠簸和尘土飞扬，我们先是抵达肯尼亚的边境小镇雷托托。即使是东非最繁荣的国家肯尼亚，也深受基础设施匮乏所困。我们临时居住的高级公寓里，电灯时明时暗，电视机屏幕突然转为漆黑，电力供应总是不足。道路问题同样严重，离开内罗毕的市区，只有少数几条是铺上了沥青的公路。在大部分地区，道路只是被车轮压出的土路，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任何一辆汽车经过，都会掀起漫天的尘土，远远看去像是一条土色的长龙，仿佛正竭力地吞噬掉整个汽车，只有车头勉强逃离出来。
这长龙倒是很配此刻的非洲大地，正是旱季，辽阔的红土地上了无生气，只有一簇簇野草丛和散落的荆棘，偶尔你也会看到几只满身尘土的斑马和漫不经心的驼鸟，在路过小村落时，会看到裹在红格子棉布里的马赛人正孤独地伫立在路旁。
两条垂直交叉的、呈丁字型的道路构成了雷托托的主干道，传奇的马赛人是其中主要居民。他们穿孔、拉长的耳朵，熟练地用干牛粪砌出的冬暖夏凉的茅舍，对现代生活的抵触，还有传说中的骁勇善战，都是非洲神话的一部分。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坐在路旁一家杂货店的长椅喝可乐时，一位马赛老者不厌其烦向我们推销刀具、木雕，在现代世界，所有的风俗都是可以兑换成金钱的。我们三个人显然成了小镇暂时关注的中心。几个青年围上来，半躬着腰，其中一位说着不错的英语，有着五花八门的好奇心。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如果天晴，可以看到乞力马扎罗的主峰，他还提到了海明威和割包皮--他很好奇，我们这些中国青年是否也要在少年时和他们一样进行这个小小的成人典礼。
朋友的Land Cruiser抵达小镇，也扬起了一阵灰尘，他从坦桑尼亚那边过来接我们。他是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会计，湖南人，今年三十五岁，身材瘦弱，说话缓慢轻微，几乎不太需要动用脸部肌肉，总是在笑。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在坦桑尼亚承包了一段三十二公里长的公路建设项目。这条公路处于乞力马扎罗的山腰，这座山峰因为是非洲的最高峰，以及被海明威的小说所描写而富有盛名。据说那些来自湖南、四川的小伙子们，在工作疲倦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白雪覆盖的顶峰。
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化，吸引我们来到此地。在非洲的旅行，既是为了逃避北京紧张的气氛，也是想了解中国人在此生活的现状。
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炽热。我们不停地听说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矿山遇袭，中国的建筑队正在那里修建公路、电厂、政府大楼、体育馆……
在公众舆论上，它激发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媒体上，中国正成为 "新的殖民者"，它延续了当年的欧洲殖民者的贪婪特性--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轰然运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欲望似乎没有任何原则可以规范，只要能有稳定的石油、矿石供应，它不在乎什么"人权"、"民主"议题。
而在中国的媒体上，此刻的中国与非洲的甜蜜关系，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在1972年曾感激地说"是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对于比我年长的一代人来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却是他们最先熟悉的国家之一。冷战年代，中国依靠对外援助来摆脱孤立。在国内被饥荒、贫困、混乱困扰时，我们慷慨地修建坦赞铁路，将援助运往亚非拉国家。我们厌恶地称美国是"金元外交"，而我们则是"无偿援助"。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 这种情绪开始消退。冷战阴云正在散去，人们发现世界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昔日的敌人变成了他们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过去的盟友，倒变得像是远方的穷亲戚。非洲从国家和人们的视野中开始退隐。
如今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现。它又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造访之地，人们开始谈论它蕴涵的商机，非洲的元首部长们聚集在北京，探讨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显得陌生而神秘。尽管有过盟友的关系，但非洲从未给中国留下某种更深刻的感受。那些频繁的政变、战乱、饥荒、疾病、杀戮，显得过分遥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理解托尼?布莱尔式的措辞--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疤"。除去政治语言的煽情，它的确也暗示了欧洲与非洲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奴隶贸易开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剧，殖民统治开启了现代非洲，也埋下了种种不幸的祸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对自身的认识。 我们对非洲没有那种深层的心理纠缠。过去我们以阶级立场来理解非洲，如今则增加了利益的维度。至于这块大陆历史、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我们则没有了解的兴趣。在内心深处，我们保留着明显的轻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受尽了"种族"带来的压力，"黄色"让我们遭遇过歧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个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即使在中非关系的黄金年代1960年代，一位在北京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发现，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把他当作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这既与那个封闭年代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超级熔炉能力，它在漫长时间里表现出的惊人连续性和一致性，它对各种独特性都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们到来时，这条三十二公里的道路已接近完工。工程指挥部坐落在Tarakea Guesthouse--镇上最好的旅馆。
旅馆是独立院子中的三排水泥墙平房，它们彼此垂直，正好呈现"工"字型。院子中的水泥路面早已坑坑洼洼，像是大型的货车反复压过的结果。那排外墙被刷成白色的平房，被切成一个个小小格间。门外的走廊上，拉上一条细绳，上面晾着两条蓝色裤子、一件白T恤、三只灰袜子。
我被分到了其中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一个卫生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小小的窗户被厚厚的纸贴上，几乎透不进光线。
我们饥肠辘辘，被带进了食堂。旅馆原来的天井，加上几块铁皮板变成今日的饭堂。非洲小镇的气氛骤然消失了。三张暗色木桌，墙边一台三十四英寸长虹电视正调到CCTV4，播放着奥运火炬的传递画面，电视上方则是落满灰尘的红条幅，上面有四个白纸剪出的汉字：春节快乐。
"是今年，不，是去年挂上去的。"五十五岁的蒲师傅似乎对自己的记忆不太确认。他个子不高，端正的方脸，黑灰白相间的短发，分明地立在头顶，像是50年代黑白电影中忠厚的老大爷。不过，比起那个年代单调的爱憎分明，他的音调柔软与缓慢得多。他是四川南充人，自从1995年第一次前往乌干达以来，他已经断断续续在东非生活了十年，中国的工程师与工人们可以容忍不同的气候与环境，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舌头与胃，他们最需要的是厨师。
当蒲师傅将三碗覆盖着荷包蛋、黄瓜片、红色辣椒油的面条端出来时，我难以表达内心的感受，仿佛意识到味觉与食物，才是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缘由。
六点半，食堂的铁钟敲响了几下，工地上的人们陆续走进来。厨房里的两位黑人女工将酱牛肉、红烧鸡块、圆白菜，还有一瓶老干妈辣酱摆到桌子上。
十几个人，大多很年轻，最小的一位二十六岁，来自湖北，有一张修长、漂亮的脸，像是"快乐男生"的候选人，这两天他正忙于道路检修。"彭老大。"他这样称呼项目经理。四十七岁的彭中华身材魁梧，声若洪钟，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衫，脚下是一双黑布鞋，有一股革命者的豪情。事实上，他正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他是那一代人的幸运者，十七岁时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而且考取的是著名的同济大学建筑系。1982年毕业时，他赶上中国的第一次建筑浪潮，到处都在修建新的房子。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各种匮乏，电器、房子、娱乐，当然也有人才。彭中华的职业生涯受惠于多年社会运动、教育中断所带来的人才断层，在那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里，他迅速地攀升，不到四十岁时，已是正厅级干部。几年前，一场人事斗争后，他调到目前这家湖南工程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这条山间公路，是他在新公司开始的第一项工作。这既是他第一次出国承包工程，也是他第一次修建公路。
四年前，他和另三位同事来到这个乞力马扎罗山腰的小镇。那时，他们对即将开始的工程心怀乐观，以为只要两年时间就可完工。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现实比他设想的困难得多。当地的材料比预想的要贵，找不到合适的水源，当雨季到来时必须停止施工，当地招募的黑人工人比想象的难以管理，监理公司的要求严苛……总之，合同上的预算和时间，都难以满足现实的要求。
当我们到来时，最繁忙与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高峰时期，曾经有三十多名中国工程师和五百多名本地工人一起忙碌，前者是后者的指导者与管理者。
这像是对中非关系的某种陈词滥调的展现--中国或许是非洲最后的希望。自从1960年代欧洲的殖民国家纷纷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地区，从希望堕入了螺旋式的下降，独裁、种族仇杀、腐败、疾病、贫穷都扭曲到一起。看起来，来自西方的选举、自由、制裁、援助，对这块大陆似乎都没什么帮助。
中国经验会有用吗？这不是小赵感兴趣的话题，对他来说，他要管理的那十几个本地工人，经常让他伤脑筋。"他们挺笨，今早上学会的东西，晚上就忘了，明天还要再教"，令他感到头疼的还有他们的偷窃习惯和懒惰。"'无黑不偷'真是有道理，从电池、汽油到木板，他们什么都拿，"他抱怨说，"而且休息时间，你别想让他们干任何事。"
小赵和他的同事们早已习惯了工地上不断地丢东西，而且训练出一套威逼利诱的追问办法。他们也习惯了在发工资后的几天里，总有人醉醺醺地来上班，或者干脆不见人了。
在很多方面，本地工人的习惯和他们习以为常的理解截然不同。
勤劳、节俭、灵活性、自我压榨式的工作方式，这些中国人熟悉的生存原则，在当地人中并不适用，他们也并不怎么在乎物质上的积累，或是内心从来不缺那种安全感--需要依靠金钱积累获得的安全感。"发展靠援助，吃饭靠上树，交通靠走路……"从内罗毕一直到Tarakea，我一直听到中国人对当地黑人的描述，这其中带有明显的谐谑。来到此地的中国人，似乎从未试图理解当地的环境与人文特性。
夜晚来临时，旅馆外小镇的夜生活开始了，黑人音乐的节奏传来。晚饭结束，来自中国的小伙子都趴到了电脑前，没人有兴趣带我们出去喝一杯酒。我隔壁那个有着一双大而亮的眼睛的小伙子，一直在电脑前玩一款三国的游戏，电脑音箱里传出从张国荣到周杰伦的声音，仿佛让你置身于中国城市中的一个网吧中。
8月7日的早晨，我们、彭老大和朋友小徐一起巡查公路。多云的天气，到了山中变成了浓雾，在树林空地上是隐隐的界标，对面就是肯尼亚。这三十二公里长的公路，就像山间的树林和空气一样让人心旷神怡，一点也不颠簸。公路的尽头是另一个小镇Kamwanga。
我们的车停下来，路旁一群黑人工人围着修理一台机车，它是专门用来给道路划线的，这几乎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彭中华处于几年中最放松的时刻。今天他依旧穿着昨天的格子衬衣，外套一件夹克，脚下半穿半拖着那双黑布鞋，只是头上多了顶圆形蓝色碎花图案的太阳帽，这让他多少显得有些滑稽。这是他妻子几个月前来看他时遗留下的，他随手扣在头上，在这个异国的山区里，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
我大口地呼吸，远处的田野上，火焰正在烧掉荒草，等待新一轮的播种。骑着单车的少年经过我们身边时，用斯瓦希利语好奇地向我们打招呼；一位身披红布的老酋长慈祥与冷静地看着我们，面带年龄和权威给他带来的双重尊严；一位裹在黄红绿相混的衣服里的少女，经过我们时，低下头轻轻地说出"你好"，然后继续向前……
这条灰黑色的工路，像是山区的陌生来客。经过的车辆不多，它们暂时的喧闹，很快被宁静所吞噬。"见得多了，也就熟了。"彭中华对几个本地居民打招呼时对我说。
在山间的四年中，他们经历本地人对他们感情的戏剧性变化。一开始，人们对这群中国人充满好奇，他们代表着外来的事物，肤色更白，面孔不同，更富有，更先进的技术，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种好奇与好感，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事故而遭受质疑。在一次采石爆破中，一块巨石意外地飞出安全线，在滚落中它压坏了十几所居民房，还砸死两头猪。它在山间小镇激起愤怒和不信任，经过赔偿和道歉后，表面的冲突消除了，但双方间的情绪却发生微妙变化。
这种变化或许也加剧了中国工程队的孤立感。Tarakea Guesthouse像是小镇上的孤立岛屿。院门一关，这里就是独立的中国人世界，声音、味道、杂乱习惯，都是中国式的，就连厨房里的黑人女工都热爱上炝炒圆白菜。你几乎在院子里都闻到那种思乡之情，这其中混杂着厌倦、喜悦、疲乏和某种空虚。很多同事已经回国了，他们是最后的留守人员。 对这里的年轻人来说，那种厌倦和喜悦感似乎都更强烈。他们来这里最短也一年多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来到异地的新鲜感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惯性。工程的最后阶段，也是最繁忙的时期，同事们走了大半，他们要承担起以前两三个人的事，在空余的时间里，他们用上网和睡觉来打发时光。
在睡梦中，他们必定被自己的青春骚动弄得难安吧。8月7日的夜晚，他们在我的房间里闲聊。我们谈到了这里的酒吧和姑娘。他们说起黑人姑娘那美妙的舞姿--她们特别会抖动自己丰满的臀部，性感和节奏感无人可敌。他们只偶尔去小镇的酒吧，让他们流连的是更大的城市Arusha--它经常被称作"非洲的日内瓦"。而且他们在那里还留下一些足以回味的记忆--独自坐在酒吧里，一个黑人姑娘走过来，一句话不说，或者仅仅是斯瓦希利语的"你好"，就把一个保险套放在桌上，然后伸手指指门外。"她不好看"，他们自言自语，仿佛表明，只要她够好看，他们就肯定有勇气和她出去。
我问他们这段时光的收获，除去学会以本地语言和黑人工人打交道，以及比国内更高的收入，还有些什么？意外的是，他们说起了阿康，说起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改变。
在人群中，阿康和彭老大一样引人瞩目。后者依靠的是他的身形和音量，而前者则是他说话的速度和信息量。阿康拥有传统中国读书人那样的瘦弱和一望可知的理解力。他的表达像是匀速的水龙头，一个词接一个词，一个句子接一个句子，从来不停。在一起吃饭时，他和彭老大，像是两个相互抢话的常年搭档，分别用密度和强度来击倒对方。
三十九岁的阿康1987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研究水利，他的论文是有关三峡大坝的泻洪。"那真是四亿人头上的一盆水，"他说，"如果三分之一的水坝垮掉，长江水将淹到南京，上海的外滩也会消失。"谈起二十年前的论文，阿康似乎仍感到激动。他的论文也是巨大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但很可惜，这些质疑声音，在决议讨论时，都逐一被富有技巧地遮蔽了。
或许因为出身于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家庭，阿康很早就对中国的现状持有怀疑。他批评的严厉性，随着他年岁与阅历而增加。"做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对国内的习惯性思维哧之以鼻，"它只是地理上的偶然。拿着中国护照出门，在哪里碰到的都是更多的审查和麻烦。"他记得在罗马机场，因为中国护照而招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移民局官员总是担心他们是非法移民。几年前，他移居新西兰。这个大洋之上的岛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既是那些对未来中国的环境和制度缺乏信心的中国人的向往之地，也是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败类们转移财产的地方。老康的邻居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中国南方某省的地方公安局负责人的父亲，将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转移到他的名下，在此过着乐不思蜀的生活。他对中国的非洲政策也持有批评态度。"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他说，"苏丹、津巴布韦、卢旺达，我们似乎总是支持当地政府，对于种族仇杀，经常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坐视不管。"他记得，童年印象里中国亲密的盟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最终被证明是多么血腥。他把批评也扩大到在非洲的中国公司的竞争策略上。这些工程公司正在把国内的权力因素、过度竞争引入到非洲市场。它们相互压低价格，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多订单，但长期来看，这种竞争难以为继。自1990年代初，阿康就在尼泊尔、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建筑工程机构工作过。一年半前，他来到Tarakea。那时，他厌倦了新西兰过分安静的生活，被从前的老同事介绍到这里。他条理清晰、表达能力强，还有英语熟练，很快赢得了信任，如今他兼任工程项目的英文秘书、出纳、采购，和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者。
他喜欢和人争辩，他对中国的批评态度，很容易让周围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的认知系统里，中国是强大和繁荣的，尤其是当他们置身于非洲时，这种印象会更明显。
"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些时，我都想拿凳子砸他。"小赵回忆说。但是，随着交谈的增多，更重要的是，在非洲的闲暇时光里，他们开始阅读那些在国内无法进入的海外华人网站。在那里，他们读到了另一个中国……这些事实与观点并不新鲜，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持续听到另一种声音，还是打开了这些年轻人的视野--不是只有一种角度来理解中国的，中国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宣传机制终于暂时收声了。"现在，我还是觉得阿康偏激，但是他说的很多都是对的。"小赵接着说。
8月8日清晨，我在鸡鸣声、清真寺的祈祷声、还有CCTV4的新闻广播声中醒来，Tarakea比北京晚五个小时，我六点醒来时，中国国家主席已经对前来北京的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说和祝词了。
这一天也是坦桑尼亚的公共假日。小镇的人们起得比平日喧闹的时候更晚，而旅馆里的中国朋友们，大多仍赖在床上。昨天，我们在CCTV4中得知，它无法转播奥运会的开幕式。这个电视台是厨房里的那台电视机可以观看的七个频道之一。日本的NHK新闻台，印度的新闻台，一个本地的斯瓦希利语台，很少有人看，CCTV9的英语频道和西班牙语频道，是其次的选择，中文的CCTV4经常被调到。在那天，我看到了无数中国的风光短片，这是中国期待给世界呈现的形象。
早晨的Tarakea Guesthouse显得过分安静，阳光特别好。他们说，在大部分时刻，这里的天气实在太好了，到了这儿才知道什么叫蓝天白云，而且一年的大部分日子都是如此。这也是他们在此生活的主要乐趣之一。在山腰的公路上工作时，很多日子里，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乞力马扎罗的被白雪覆盖的顶峰--远远望去，像是一个巨大冰甜品，一点也不神秘。
十点钟，人们都醒来。阿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怎么看开幕式。他要在办公室里按计算器，杂货铺的老板今天来要账了，每月一结。四年以来，中国人给他带来了大生意。去菜场买菜的老蒲说，一只鸡的价格从两千五百先令（约十六元人民币）涨到了八千先令，中国人把价格吃起来了。彭老大在走廊里抽烟，一支接一支。
几个小时后，我们坐车去山下的Moshi，那是个繁华得多的城市，如果幸运，我们还能赶上奥运会开幕式的转播。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八分，是这里的下午三点八分。
2008年8月13日第55节：剑桥一年(1)
剑桥一年
徐志摩的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诗句如今镌刻在国王学院河畔旁的一块白石上。
游客改变了世界。对于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人来说，美国人真是无处不在，带着暴发户式的粗鄙与廉价的好奇。"不管你去哪里，都听到美式英语的腔调，"奥地利记者约瑟夫?罗斯在1925年写道，"在大街的每个商店橱窗前，可以听到他们在议论陈列的货物是贵还是便宜。所有的大路上都是观光巴士，每趟车上拥挤着五六十个美国人，双手折叠、规规矩矩地坐着，好像他们仍在学校里。"在他看来，巴黎有时就像是个卖淫者，专为取悦游客而备。
游客也改变了剑桥。市中心总是吵吵闹闹，人们拍照、惊叹、用各种语言交谈，带着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就像20年代的美国人、60年代的日本人，中国游客正在占领世界。
在剑桥，你每天都听得到口音各异的中文。中国游客总是拥挤在一起，总是举着照相机，似乎不透过这小小的电子屏幕，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不把自己装在像框里，就什么也没体验过。
他们也总要问哪一座桥才是徐志摩的康桥。不是中餐厅，而是徐志摩，才是这股浪潮最重要的受益者。在因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而闻名的茶室博物馆里，除去布鲁克的诗篇，还有徐志摩的两首诗；在剑桥八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他的照片和达尔文、牛顿出现在一个行列。
而国王学院特别为他竖立石碑，以纪念这名短暂的游学者。可惜石碑太新，色质太白亮了，似乎表明这并非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它更像是中国崛起与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产物。
《再别康桥》为剑桥增添了魅力，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不是因为牛顿、罗素与凯恩斯，而是因为徐志摩。
但它也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隐喻。除去感伤、疏离，它还是一种深深的无能--他不能也不打算理解这种陌生的文明，只能浅浅地掠过。
这不也正是中国与世界相逢的缩影吗？中国的理解总是表面的、技术性的、情绪化的，总带着观光客的心态。九十年前，徐志摩拜访罗素，向托马斯?哈代讨要礼物，把拜伦与雪莱引入中国，他精致、讨巧，却没有追问的欲望与能力。此刻的中国学生们，忙着戴上方形的学位帽，向别人炫耀三一学院可以吃到天鹅肉、散步碰到斯蒂芬?霍金。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观光客。
不管中国已变得多么富强，他们的出手多么阔绰，这些游客、学生仍让人意识到他们来自一个还未开化的国度。他们脸上的神情、说话的语调、走路的姿态，泄露出他们焦躁、做作、茫然、胆怯却又放肆。他们很难独自面对、欣赏这个新世界，急于把所有的陌生、新奇都置于自己熟悉的系统中。迅速到来的财富，没有解放反而压垮了他们，滋养了他们的封闭倾向。有时候，看到我的同胞时，我会想到庞德的那句自嘲之言--"生于一个半野蛮国度，这个国度完全不合时宜。"
这真是讽刺性的一刻。我们是在"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此刻中国又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野蛮人"之感却仍如此强烈。这种"野蛮感"也正是我内心不安的源泉。我们搞不清哥特式的建筑、巴洛克风格的音乐、王尔德的讥讽天才，没法读法文、德文、俄文的著作。即使面对耗尽我们心思的中国问题，也经常发现这些西方学者比我们研究得更深入，甚至写作得更优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失去了徐志摩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身处中国历史的低谷，但仍有一股东方式的典雅。在多年的革命、种种反智运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几代中国人成了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与中国的传统失去联系，也对世界不甚了了。糟糕的教育、庸俗的社会环境，扼杀了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逻辑感，还把错误的观念与事实塞满了我们的头脑。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就是那些最成功地拒绝正规教育的人。
仅仅感慨我们自身的"野蛮"吗？它不过是另一种自怜，而且可能变成一种责任推卸--是社会与时代环境使然，个人无能为力。在海外中国学生的社群中，两种极端看法一直并存着。大多数人庸庸碌碌，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而另一小部分人则以谴责自己的国家与时代为乐，一副愤愤然的样子。但他们的情绪也多少像是鲁迅在多年前批评的对象："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我怀疑自己也曾陷入了同样的"愤愤然"的境地。在那些古老学院中穿梭时，多少像是波兰诗人米沃什走在巴黎街头的感慨："走过笛卡尔街，/我朝塞纳河走去，这是一个年轻的野蛮人在旅行，/他因身处世界的中心而惶恐。"我忘记了一个国家的转变是漫长而无序的，眼前令我不悦的现象，可能在这场巨大的转变中难以避免。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无力感转嫁给社会环境。谴责别人，比改变自己的无能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更有耐心也更富创造力地面对这一切。在庞德感慨美国的野蛮，米沃什在巴黎感到惶恐时，他们都在为世界增添新的内容。传统与文明固然美妙，但它不仅滋养人，也可能是巨大的束缚。传统的"野蛮"或许粗鄙，却也可能蕴涵着新的可能性。
在《经验与贫乏》中，沃尔特?本雅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欧洲人是传统中断的一代人、经验贫乏的一代人。但正是在贫乏中，可能诞生一种新的创造力。他们只为那些有现代感的人写作……而不为那些在对文艺复兴或洛可可的热望中耗费自己生命的人，而在这种外在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中，可能产生真正的事物。
现代主义那眼花缭乱的创新，甚至共产主义实验，是本雅明眼中的"真正的事物"，什么是我这一代中国人的"真正的事物"？
中国的巨大转变，是对人类社会种种既有理论、思想的检验与挑战，也提供了眼花缭乱的情感与故事。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与眼睛，来观察、理解、描述这一切，则变成一项艰巨、迷人的工作。它也是整个人类价值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很多时刻，我们高估自己的独特性，完全忽视了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但另一些时候，我们又缺乏智力上的自尊，不免低估自身实践的重要性，认定自己所热烈探讨的一切，那些19世纪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早已取得共识。
在这两种倾向背后，都是僵化的世界观，似乎某种观念一经确立，就不再改变。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整个世界、人类的全部遗产，并为其中增添新的元素。没有什么制度与思想是恒定不变的，它必须被不断检验与挑战。或许对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托克维尔、约翰?穆勒与柏克已经讲述得足够多，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们都会以不同方式重新理解这些概念，拓宽它们的维度。每一代人都要同时拥抱世界遗产和建立智力上的自尊。世界历史是个持续更新的过程。
而对我个人或者很多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加入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的前提是，我们真的能确立"个人精神"。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承担对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接受源自内心的喜悦与挫败。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这种"个人精神"从未真正觉醒，它总是屈服于人际的网络、群体的压力、社会的标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危难…… "个人精神"的失败经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是一种全然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压制自我，也可能是一种高度的自私，除去现实利益，什么也不关心。前者放弃了个人判断，把选择的困境、道德与智力上的风险交给了集体意志，后者则选择把自我中的一部分关闭起来，拒绝和世界发生真实的关系，更恐惧这种关系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恐惧独自面对世界，必须隐藏在某种面具之下。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怎么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或许，当我最终能建立起这种"个人精神"时，我的第二股风也就悄然地吹来了。 2009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