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自序：拙劣的旅行者
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太多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粗陋不堪的痕迹。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但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没有这些朋友，这些旅程、这本书都难以实现。感谢覃里雯、黄继新，他们是我最初的同伴。感谢王锋、邵忠、张力奋，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现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最重要的是我曾经的恋人王子陶，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
2011年5月26日
世界的鸟巢
加尔各答的乌鸦
满城都是乌鸦。它们盘旋在天空上，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
它们还落在泰戈尔雕像的头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加尔各答城北的泰戈尔故居游人寥寥。小巷与院墙隔离了无处不在的噪音与肮脏，工作人员没精打采地翻阅着报纸，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那是俄国人在1963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于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为此迷惑，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他赞扬过日本，期望过中国，俄国人如今则激起他最慷慨的钦佩，在两周的旅行中，他保持了一贯的高产，写下十四封信。在最后的两封信中，他的乐观开始消退，感到了苏联实验的另一面："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这最后两封信，没出现在苏联官方出版的泰戈尔文集中，他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表达出的相似忧虑，直到1986年才刊登出来。
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凝望深思，它们似乎比鸽子更自制些，不随便排下粪便。栽上了棕榈树、芒果树的庭院与两层英式楼房是泰戈尔的祖父所建。如今它是关于泰戈尔的一座小型博物馆。博物馆周围连绵的一片建筑，则是一所以泰戈尔命名的大学。它们也曾归属泰戈尔家族，它的规模与风格显示出这个家族曾是多么富有和风雅。
泰戈尔出生在这里，经过漫长多彩的旅途后，又在这里离去。博物馆中，泰戈尔睡过的床摆在那里，他写过的诗句、作过的画、拍过的照片都挂在墙上。
无处不在的，是泰戈尔的形象。英俊的、椭圆的面孔，富有穿透力的眼睛，都被包进了浓密、垂下的头发和白胡须中，还有那袭白色长袍，如果他再晚生一些年，必定可以直接出演《指环王》中的甘道夫。这一形象曾风靡世界--一位神秘的东方智者，了解拯救世界危机的智慧。它太深入人心了，当我看到他少年时照片中瘦弱、敏感的样貌时，多少有些不适应，似乎他理应一出生就老去。他是那个由报纸、摄影、电报、杂志构成的媒体革命中的全球偶像，他的外表与内涵同样至关重要。能与这个形象媲美的，可能只有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天才的头发如宇宙爆炸般展开，一脸孩子式的心不在焉。他们还会过面，在1930年的柏林，他们共同谈论科学、美与真。"如果不再有人类，那么阿波罗瞭望台就不再美了吗？"爱因斯坦问。泰戈尔说："是的。"
有一间屋子摆满了泰戈尔家族男人们的油画像，他们都有个显著挺拔的鼻梁。另一间陈列室里是泰戈尔的画作。他在晚年时突然爆发出绘画的能量，也像他的诗歌、小说、歌曲、表演一样，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多少吃惊于色调的黑暗与紧张，像是蒙克的版画。那个写作童谣一样诗句的人，内心潜藏着另一种力量。
这朴素的院落与展览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赤脚在地板上走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从未对泰戈尔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吉檀迦利》与《新月集》都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书桌上，但那些诗句从未打动我，它们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抒情，假装像儿童一样说话。倒是他的小册子《民族主义》，我读过至少两遍。它是泰戈尔1916年在日本与美国的演讲集，强烈地批评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认为那是虚荣、利益与权力的扩张。我在2008年的春天读到这本小书，猜想如果他在此刻的中国发表演讲，会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的世界主义仍处处受敌。我还知道他来过中国，那是个混乱、焦灼的年代，中国人渴望一切来自外界的指导，杜威、罗素都来过，人们还试图邀请过爱因斯坦。泰戈尔和他们不同，他不是来自代表科学、民主、强盛的西方，而是来自印度，一个比中国更失败的国家--它不仅落后，还亡了国。泰戈尔却在这种情况下，为印度赢得了另一种自尊，他的诗歌征服了欧洲，他还四处宣扬东方文明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观点，一定给予了一些中国人某种鼓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亚洲价值观"的前身。
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国歌都出自他。不仅泰戈尔，甚至整个南亚大陆在我脑中都是一片空白。谈论亚洲时，我想起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那是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也激不起任何兴趣。我们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等级意识，当我们谈论世界时，世界仅仅意味着发达的、白皮肤的欧洲与美国，他们意味着财富、权力、教养的更高等级。我们对于黑色、棕色皮肤主导的地带毫无兴致，本能地视作更低的等级。即使我们的时代充斥着权力中心东移、中印崛起的神话，我们对印度仍没太多的兴趣。
"别乱吃东西，只喝瓶装水，要打防疫针。"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去印度，警告我说。在全球经济中刚刚大放异彩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的印度形象，压不过那个失败的印度形象--连车厢顶上都站满了人的火车、满街的垃圾、路旁睡着的人群，"红头阿三"的印象也偶然冒出，他们天生是做苦力的。印度宗教与文化中神秘色彩从未让我产生兴趣，虽然美国的诗人、英国摇滚乐手，还有无数的嬉皮士都曾流连忘返。当代中国人对印度人产生的短暂兴趣来自电影，《流浪者》感染了一代中国人。他们既在其中感受到期望的自由，又读到了感同身受的愤怒：一个法官的儿子就一定是法官，一个罪犯的儿子一定是罪犯吗？像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贼子生来是坏蛋"的另一种控诉。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歌舞片，为那个压抑、单调的中国带来了乐趣。但这些形象，都压不过印度在物质建设上的失败。
当我到达加尔各答时，这种失败感的确扑面而来。城市似乎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修建过新的建筑，最雄伟与漂亮的建筑都是英国人的遗产，但它们都在可悲地衰败。红色的作家大楼，白色的邮政总局，连成一片的银行、律师楼，它们曾是英帝国的象征，都曾闪闪发光，如今全部年久失修，褪色，墙皮脱落。
到处是公共管理失败的例证。人们睡在马路两侧，甚至中央的一条隔离带上，总是交通堵塞，黄色的出租车挤占道路的一半，不停地鸣笛，男人们在路旁的水洼旁小便，他们可以半蹲下，像是杂技表演，似乎这种姿势保持了最后的体面。人人都吃槟榔粉，车上、路旁总有人出奇不意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露出腥红的牙根。连电线都响应了这种拥挤与混乱，它们经常是如一团乱麻般纠缠在一起，竟然仍在运转。
奈保尔浮现在我脑海里。他来过加尔各答，那是1962年，印度获得独立的第十五个年头。尼赫鲁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尚未消退，但奈保尔看到的则是一个可怖景象。殖民者早就离去，民族主义者们无力管理从英国手中要回的一切。原本容纳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又涌进四百万，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管理的崩溃。他们该住在哪里，水源与食物在哪里，有足够的医院、警察局、公共汽车与厕所吗？"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1960年的一期《孟买周刊》这样形容加尔各答。奈保尔曾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在首次的印度之旅中，最令他震惊的是印度人对于苦难的无动于衷，它还发展成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蒙蔽，他们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国家，否则必定会被眼前的悲惨逼疯。
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仍像是"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我从未见过贫困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在城市的中心。教育的失败也随处可见，尽管英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完全听不懂任何英文单词。而我们在泰戈尔的故居周围问路时，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既不敏感也没兴趣。
我对于印度的理解深深烙上了奈保尔的印记。在这位特里尼达的印度后裔眼中，印度是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所有的辉煌历史都掩饰不了它眼前的困境。他要毁掉关于这个国家的任何幻想与同情，他又知道自己与这个国家撕扯不断的内在联系，印度是他洗也洗不掉的身份认同。
奈保尔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著的自我追寻，在他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感觉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都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象。
叶名琛往事
我在一个电车总站门口下车，大批电车停在那里，它们斑驳、褪色，像是个废弃的车场。
"托里贡"，司机喊出了这个词，就停了下来，他不会说英语，唯一说得出的是地名。
我不能苛责这肤色黝黑、性情急躁的司机，我也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
1859年4月，叶名琛曾被关押在此地。一年多前，他还是两广总督、大学士，大清国的一品大员，现今却成了阶下囚，被运到了异乡。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他经常被描绘成英帝国的暴力与清王朝的腐朽的共同牺牲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他无能地恪守"不战不降不和"的原则，通过扶乩问卜的方式来确认战局。个人悲剧不仅来自两种政治体制与军事技术的较量，更源于两种文明的落差，东方衰落了。
他在我心中刻板、模糊的形象，因为偶然的阅读而被挑战。历史学家黄宇和相信，叶名琛干练有为，亦属饱学之士。在两广地区十几年的任职中，他驯服士绅、兴办学堂，成功地平息了几次叛乱。
他在广州城被俘，实属无奈。他主要的军队被调往其他地区平息叛乱，他也没有放弃守卫，在持续了一年的战事中，他收复炮台、重建练勇、收集情报。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也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尽管未必准确。他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尽管他误以为英国人战败了，他相信英国人要进广州城，完全是为了收税，以赔偿对俄国人的赔款。他还知道，印度在1857年发生兵变，他相信英国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无法再发动另一场战争。他期待群众的力量，相信他们将包围和击败入城的英国军队。他从未依赖于神秘的力量，扶乩问卜的说法纯粹是谣言。
黄宇和对叶名琛的信念与风度大加赞扬。他在现实中失败了，却恪守内在的价值，那来自中国漫长的教养传统。他可以在炮弹落到客厅时，仍保持镇定，在被囚禁在"无畏号"上的一个多月里，他举止端庄，赢得了英国军官的尊重。
黄宇和的著作出版于1976年，它多少受到新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的概念饱受质疑，年轻一代的学者试图恢复被压迫者的尊严。但这努力也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它美化了被压迫者，比如叶名琛。倘若你对19世纪中叶的官场有所了解，它弥漫的无知与无能，它的骄纵与胆怯，一定会怀疑黄宇和的溢美之词。
令我着迷的是叶名琛的最后岁月，他从广州被运到加尔各答。他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旅程？怎么面对自己的囚禁，又怎样宽慰自己？
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他从不走上甲板，似乎对所经之地毫无兴趣。一旦周围没人，他就兴致勃勃地向窗外看。住在加尔各答的威廉炮台时，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向戍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他自比汉代的苏武，来劝慰自己。中国的危险早已从西北草原转向了东南海域，英国人与匈奴人也大不相同。牧羊十八年后，苏武终于回归大汉，而他不可能了。
叶名琛必是逐渐意识到这希望的破灭，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有苏武对自身文化的信心，汉文明在匈奴人面前仍是不容置疑的高级文化。
但住在托里贡的叶名琛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者。他见到了传教士、商人、外交官、记者，他们都对这个被俘的中国大员深感好奇。他还坚持要人翻译《加尔各答英国人报》，新奇于英国议会的辩论。这迅速拓展的知识，让他欣慰又困惑，或许还加剧了他的沮丧。"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清楚得多，那时我根本不懂。"他曾对自己的翻译人员感慨说。
1859年4月，叶名琛死在托里贡。他从中国带来的粮食已经吃完，拒绝食用英国人提供的食物，他没有变成另一个苏武，却追随了伯夷、叔齐的轨迹。
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插曲了，我在加尔各答遇到的华人，没一个听说过叶名琛这个名字，尽管他们都来自广东。
Tangra是加尔各答的"新中国城"。夜色中，我看不出它"新"在何处。从市中心出发，大约半小时后，出租车从尘土飞扬的大路突然拐入一条寂静的小路。在夜色中，我只看到路两旁静默的高墙，像是传说中的江湖世界。但再一个转弯之后，那个熟悉的加尔各答景象再度浮现。汽车、摩托车挤压到一处，放肆的鸣笛，人们站在街旁，交谈、嬉笑、兜售油炸的食品。唯一不同的是，街两旁边的商铺多了很多中餐厅，它们都窄小、暗淡，霓红灯管编织的店名散发着廉价的光。其中一家赫然叫"南京"。这真令人产生奇妙的联想，正是从《南京条约》起，中国被拖入了近代世界。而英国人的战舰也正是从加尔各答出发的，运载的印度兵远超过英国人，据说也正是这些印度兵让广东人不悦，他们的黑皮肤比白人的蓝眼睛还引起当地人的不安。
李万成执意要带我们去一家叫金利的中餐厅。他五十六岁，出生在这里，他的爷爷在1920年代移民至此，就没回中国。住在Tangra的中国人全部来自广东的梅县，他们说客家话、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少量的英语。李万成的语速短促而急切，吐字又不十分清楚，像是连发的但炮筒被高度磨损的迫击炮。我很少听清他的完整句子，但这不妨碍他对自己中文水准的自得："这里的华人区再没有比我说得更好的了。"
我没品尝出这"金利"的独特味道，发白的油菜无精打采地堆在盘子里，炒鸡丁淹没在红色辣椒里。李万成谈兴甚浓。他说起少年时读过鲁迅、茅盾与冰心，尤其记得最后一位所写的《寄小读者》。五六十年代是这个华人社区的繁盛时期，这个客家人的小世界达到了两万多人。他们有自己的商业组织、社区中心、公共墓地、几份华文报纸、四所华人学校，李万成在其中一所接受教育。学校里的老师不乏毕业于燕京大学这等名校，他们下南洋既是为了寻找一份生计，也多少呼应当时的思潮--服务海外华侨，使他们成为筑造新中国的力量。因为远离，他们对中国的情绪更为浓厚，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但政治因素随时可以中断文化上的努力。这个华人社区在70年代后开始衰落。衰败的种子可以追溯到1962年，中国与印度的边境战争令华人身陷困境。他们成为不被信任的族群。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他们随时可能被捕，被送往北部的集中营，或者遣返中国。
李万成对此一句带过，他更愿意谈论现在的中国。"我已回了中国七次，"他说，"我看中央台的国际频道，上网读新闻，中国发生的什么事情都清楚。"他抑制不住地赞赏中国的崛起，海外华侨扬眉吐气。他也说起家乡新修的大楼与马路，要比加尔各答还要气派得多。他很愿意在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面前表明，他不仅没有落伍，还紧跟变化。中国的繁荣，似乎也抚慰了华人社区的衰落给他带来的不安。
如今，只有两千个梅县人住在这里，孟加拉人占领了他们昔日的领地。街上几乎都是印度人，偶尔有几张中国人的脸，漠然地从我们身边经过。
第二天上午，我再度来到这里。当夜色消失、霓红灯不再闪烁时，衰退以更鲜明的姿态展现出来。不过，中国的痕迹也更显著了。
这一天阳光明媚，我看到了中国人坐在院子门口，晒太阳、发呆。他们大多五十岁，早已中年发福，脸上带着生活宽裕、长期不思考所伴随的慵懒。院门口贴着红色的对联，倒写的"福"字随处可见。你几乎闻得到那股在华南乡村的气味。
建筑大多是两层的厂房，中国的厂主们既在这里生产也住在其中。除了一两家酱油厂、糖厂，他们从事的几乎全部是皮革生意。他们收购牛皮，在清洗与靛染后，加工制作成皮鞋、皮带、皮包，销往世界各地。
牛是神圣之物，它们可以在大街小巷悠然踱步，或是横卧在马路中间，它们的尸体却被视为不洁。印度的清洁概念与众不同，旅行者们震惊于城市与乡村的肮脏，印度教却又宣称不洁是主要的禁忌。婆罗门是不会面对动物尸体的，只有贱民才会。客家人为何都从事皮革业已无从可考，或许他们来自异乡，不用理会这些禁忌，或许因为这个行当容易进入，在等级严密的印度社会没太多竞争者。
我参观了一家老式的皮革厂。木制的结构早已油光发亮，我怀疑它半个世纪以来就没变过模样。我看到了巨大的木转盘和屋顶上晾牛皮的工人们。一块块的牛皮被染成了淡蓝色，上身赤裸的工人们正把它们钉在木头屋顶上，防止晒干后皮革收缩。这一片片牛皮，像是房顶上静止的浮云。我多少可以想象，在鼎盛时期，这一区域必定如同奇异的画作，一家接一家的屋顶上，飘满这浮云。
"这家是老式的厂房，规模也小。"李万成说了好几遍，担心它破坏了我对华人工厂的期待。更大、更现代化的工厂已经迁往更远的郊区，它的污染太严重了。
我站在其中，赫然看到对面楼房阳台上的牌匾：关帝庙。关云长不仅为送大嫂千里走单骑，还保护着加尔各答的梅县人。
我倒是碰到了一位拥有新厂房的厂主。他高个子，长圆脸，看得出年轻时的英俊。他的子女都已移民加拿大了，他夏天住在温哥华，冬天则回到更温暖的加尔各答。"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才有家的感觉。"他说。他还保持着客家人智力上的自信。"中国人这里聪明，印度人不行。"他指着自己的头说。很可惜，我没时间去看他那有上百个印度工人的现代化工厂了。
但这个家在不断衰退、瓦解。大规模的移民潮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更年轻的一代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那里有更多的机会，也更有心理上的安全。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未去过中国，可能也了无兴趣。
班加罗尔的历史学家
倘若加尔各答代表着旧印度，班加罗尔则象征着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空间与时间模糊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平面的，就像正穿越的班加罗尔机场大厅。浅蓝色的玻璃幕墙、光洁的地面、色彩鲜艳的广告灯箱，它可能是新加坡、上海、吉隆坡。比起老牌的都市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新机场更明快、整洁、宽敞，洋溢着后来者居上的自得。
它也给我一种期待的秩序感。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市区，两旁的路灯散发出乳白色光线，每一盏都亮着。出租车干净、宽敞，司机英语流利，他还使用计价器。
这符合、可能也过分地符合我对班加罗尔的想象。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南部城市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就如同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一样，被视为东方崛起的象征。
"二十年前，印度还因驯蛇人、穷人、特蕾莎修女著称。这个形象转了个，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平庸却大受欢迎的著作里这样写道。也是这本著作把班加罗尔的声誉推倒了顶峰。自诩为现代哥伦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旅行就从这里开始。而给予他最初灵感的，是这"印度硅谷"中最著名的软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Infosys的南丹?奈利卡尼。
我在加尔各答市场街的书摊上买了南丹?奈利卡尼的《想象印度》，他去年的作品。我最初抱着一丝轻视，人们总喜欢僭越，在获得财富与名声之后，还要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他还是弗里德曼的挚爱，那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像是这浅薄年代的传教士，妄图用一些简单的概念与词汇来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他那推平世界的十种力量，适合工商管理学硕士的课堂教材，却无助于理解世界的真实模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拙劣翻版。
我最好压抑一下自己的刻薄劲儿。是啊，人人都会轻蔑地讥笑一下别人的浅薄--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当你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时，还是抑制不住地要找一个快捷的入口，泰戈尔的诗歌、甘地的精神、德里的泰姬陵、恒河旁的朝圣者，或是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
《想象印度》的行文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从一个世界名人跳到另一个世界名人，经他们之口传达某个理念，再不失时机插入自己的个人感受。其中还有某种故作天真的惊叹--你看，不到二十年，印度的模样已经大变了。
但这本书仍值得阅读，尤其对一个外来者来说。政治、经济、能源、教育、技术、环境、传统，它涉及当代印度的每个方面，而经济变革是贯穿的主线。在奈利卡尼的眼里，1991年开始的市场化运动是构造今日印度的主要力量。他这一代是"桥梁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国有体制年代，政府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当他们开始第一份工作时，这个体制开始松动，印度社会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开始复苏，而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热忱汇集成一个浪潮--除去中国，再没一个国家比它的经济增长更快。奈利卡尼处于这股浪潮的最前端--如果班加罗尔是"新印度"的皇冠，Infosys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本书暗含的信息是，商业管理哲学可能推广到整个国家。
我喜欢他的开阔眼界和这股雄心，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许诺与支持这种雄心。我很难想象，中国会产生对应的人物。柳传志或是马云，他们都是卓越的商业领导人，并有一种大众偶像式的魅力，但他们会写一本《想象中国》，谈论这个国家的困境与希望，给出自己的解剖与方案吗？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才智与兴趣。
但班加罗尔吸引我的，不是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商业领袖，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离开北京前，我读到他的《甘地之后的印度》，我很久没读到这样令人心动的历史著作了，能将典雅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厚度超过八百页。它还有着畅销书的特质，给予读者一把钥匙，将如此复杂的当代印度史，经由一种理念而串联在一起。
我们约在Koshy咖啡店见面。这里下午嘈杂、热气腾腾，墙壁上挂着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种危险的怀旧--那是个更单纯、更具美感和更有秩序的年代。自从1904年创办以来，它就是本地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风雅人物的聚集地。这里用蓝色桌布，服务生们的白色制服像是中国警察在80年代的服装，只是少了两个红色肩章。市区的味道与机场不同，而硅谷的味道与景观都被隔离在郊区的工业园区了，市中心仍是那个摩托车、破建筑、英国殖民的遗产构成的印度，偶尔的几座现代购物中心，都显得鹤立鸡群。
古哈准时而至，白棉布衬衫，暗黄色裤子，运动鞋，身形魁梧，他曾是个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是关于板球的历史。
"他只是个体育历史学家。"一位小说家曾不屑一顾地说。当时，他们正就印度的民主问题在报上打笔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说家，没人能把《甘地之后的印度》的作者不当回事。他刚刚坐下，一位热情的读者就前来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欢呼他是"首席印度记录者"，查理?罗斯邀请他出现在夜晚谈话里，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拥抱了它，这样一本严肃、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命运也像是印度现实的延伸。绝大部分印度人读不懂英文，这里有十五种官方语言，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与语言方式。古哈对我说，它已被翻译成这十五种语言中的六种。
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把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变成了一个叫印度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们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印度"。人们觉得自己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而非"印度人"。欧洲人依靠某种语言、区域或抽象的民族本质，而成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印度，"旁遮普与孟加拉的差异，要比苏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还大"。这种怀疑也贯穿了20世纪。宗教、种姓、语言、阶级，这些屏障难以克服，似乎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冲突，穷人又太多了，他们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含义吗？
但印度不仅存在下来，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比起广泛传诵的经济故事，他认定"当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民主政体，才让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与争端共同存在、相互激发，而印度也对民主这个理念做出了新的补充。
古哈热情、亲切，但我们却没有太多好说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与文章中表达清楚了，更糟糕的，我还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认同他的视角。他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热情，又保持着冷静与批评的态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庆祝时，他列举出"印度无法成为超级大国的十个理由"。他赞扬了这么多印度的民主，也对它的弊端忧心忡忡。
他对中国议题没有兴趣，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
在此刻看，中国似乎获胜了。在印度，我时常感受到对中国的焦虑。它既来自战争的挫败--四十年前与中国的那场战争，让印度丢掉了独立后所有的骄傲--也因意识形态的遗产，六分之一的地区仍被毛派分子占领着--天知道黑皮肤的人们是否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却宣称自己是他的信徒。而此刻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当成严肃的竞争者，如果你到过印度的城市与乡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基础设施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中国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当印度宣称自己有两亿人已是中产阶级时，一定招来了中国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体上，中国却一再出现，他们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讨论龙象之争。
"这是媒体泡沫，明年是战争五十年，肯定有更多的争论。"古哈轻描淡写地带过。比起他的精神偶像泰戈尔，他对中国几乎算得上冷感，除去一次为了批评印度的迟缓效率，他提到了一位入狱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么高阶的官员也能入狱，印度需要这种效率。他沉浸在印度的纷纭头绪中，要清理这一切够他花去几辈生命了，他正在写两卷本的甘地传记--他对世界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
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谈话突然中止了，我不知该问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各自喝上几口咖啡，听着周围一片的嘈杂，班加罗尔的傍晚已在窗外来临，摩托车发出轰鸣声，背着黑色电脑包的青年人满脸疲倦。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在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杂志，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的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等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2011年2月15日
第13节：最快乐的王国？(1)
最快乐的王国？
水坝风波
卡玛?吉麦（Karma Jigme），三十八岁，黑黑的脸，胡须和头发同样黑而密，五英尺高，穿一件尼龙网眼的绿迷彩短衫，身上满是尘土。他带我们看他山坡上的果园。
荔枝树要二十年才结果实，柠檬要二十五年，石榴也要二十年，这种日本芒果短一些，五六年就好了……他谈起这些，像是说起童年的伙伴，他们一起长大，分享忧虑和喜悦。十二公顷的坡地，从山坡的这头到那头，都是卡玛?吉麦家的。他的爷爷在三十年前，或更早一些，买下这片地，田里的果树大多是爷爷种下的，他的父亲也带着他种过一些。
"它们不该这么早就掉下来。"他弯腰捡起地上青而硬的芒果，把自己短衫的前摆一卷，变成个兜子，放了进去。
山坡上风景宜人，果树、竹子和野草共生，涧流拍打着岩石。顺坡而下是Punatsang河，它浑浊而有力地穿过山谷。对面则是另一座高山，山坡上是大片的松林。
只可惜，我们的视线不能忽略山脚下一辆辆到来又离去的黄色卡车，它们满载石头和沙土，发出恼人的轰鸣声，一阵山风吹过，沙尘扑面袭来。
"尘土、尘土，它不能呼吸了。"卡玛?吉麦指着三株枯黄的小树说。他的英文费力，我们全凭跳出的关键词，试着相互理解。
对他来说，提前掉下的青芒果和枯树以及河畔荒芜掉的稻田一样，都是这项巨大工程所致。还有对面上的野山羊，它们常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吃草，自从大坝开始修建以来，它们就都失踪了。
八个月前开始修建的Punatsang河水坝，是不丹有始以来最宏大的水利工程，一千二百万瓦的发电量。主要输送给印度，换取不丹需要的经济成长。
除去水利资源，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国家，无可依靠。它的面积与瑞士相仿，夹在辽阔的中国与印度之间，北部是茫茫雪山，南部是茂盛的丛林，它的七十万人口分散在山谷和丛林之中。没有大块的平地耕种，也没有矿产资源，贸易则因高山而阻隔。沿山而下的水流，蕴涵着无穷的动力。
因为修坝而淹没田地和住房，是几个月来不丹的大新闻，八十九户农民因此搬迁。政府许诺给予他们对应的土地补偿，他们对这个赔偿并不满意。
"假如土地分为A、B、C、D等，他们要给我的是D等。" 卡玛?吉麦说。除去四公顷的稻田，政府还想征用他的十二公顷的果园。政府要付每月五百美元的租金，他期待的则是四千美元。在一个人均收入一千四百美元的国家里，卡玛?吉麦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人。除去拥有这一片田地，他还在Punatsang河旁开了一家小咖啡厅NT，站在山腰上，店招牌NT清晰可见。七年以来，这家小店是来往车辆的歇脚之地，而现在它则被包围在工地里，建坝的小伙子们拥挤在店中，谈笑、喝啤酒、听音乐、玩Caron游戏--它有点像是变形的台球游戏，塑料片取代了台球，手指则充当球杆，而同时成群的苍蝇在四周飞个不停，这是佛教国家，没人会主动伤害它们。
我坐在铺着塑料布的桌前，听着工人们的喧闹，还有软塌塌又闹哄哄的印度流行歌曲。五点时，一声巨响传来，我跑到阳台上，看见远处的河面上一阵尘土扬起，接着又是一声，河岸山坡上的碎石随声飞起，一块块地落入河中，又是一浪尘土扬起，灰尘开始像波浪一样涌来。转刻间，咖啡馆和它的喧闹被裹在其中，我们满身尘土。
卡玛?吉麦笑吟吟看着我们。他早已习惯这爆炸，每天三次，早晨、中午、傍晚，当工人们在吃饭休息时，爆炸就开始了。山体被炸开，以拓展水坝的容量。
不知该感伤，还是沮丧，水坝破坏了从前的宁静，也带来意外的机会，对于卡玛?吉麦来说，他在山坡上的房子以每月五百美元租给了工程队，小店生意兴隆。不过，对卡玛?吉麦来说，即使赔偿合理，他也不情愿，他希望自己四岁的儿子也能看着这些果树开花结果。八十九户中绝大多数没有卡玛?吉麦这样富有，他们面临的困境可能要比这严重得多。
碰到卡玛?吉麦时，是我在不丹的第四天。
从北京出发，带着无知、好奇和怀疑来到这个国家。还是在初中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不丹的名字，它和锡金、尼泊尔共同出现，与西藏接壤。
谁会对这隐藏在喜马拉雅山中的小国产生兴趣？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美国和西欧才是我们关心的。它们出产亚当?斯密、伯特兰?罗素、哈佛大学、《时代》周刊与好莱坞电影、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丘吉尔与罗斯福、可口可乐和牛仔裤、汽车、电视和互联网……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吃力并不知餍足地吞下这一切，好让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赞赏的是富强与规模。我们充满饥渴，很难感觉到对物质的厌倦。所以詹姆斯?希尔顿对香格里拉的神秘描述，只是最近几年才进入视野，随即它变成了另一种消费上的时髦，人们像谈论最新的iPod和刚开张的泰国餐厅一样谈论他们最近的西藏之行，蓝天、白云、雪山和橙红僧衣下的青年喇嘛……色彩感十足的组合、荡涤心灵之说，让我倒足了胃口--他们不是去发现自我，而是逃避自我。
不丹，不正被称作"喜马拉雅最后的净土"吗？锡金已被纳入印度的版图，西藏则被四川人的餐馆和权力的审美所左右，尼泊尔深陷政治上的动荡，只有不丹，它不仅享受着一贯的宁静，一年前还平静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它也正向世界输送一个振奋人心的理念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用以取代备受病诟的GNP--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该是她的人民生产了多少物质，而是她的人民是否感到幸福，是否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是否能保持昔日的传统。
在飞机上，我断断续续地阅读着打印出的一叠材料，大多是英文媒体过去十年中对不丹的报道。除去GNH，另两个话题支配着这些报道。1999年，它使电视合法并引进了互联网，在此之前，在这个国家观看电视既不容易，偶尔也得冒点风险。富有的家庭偷偷把电视机从印度带回来，安装临时的天线，可怜巴巴地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印度电视台的歪歪扭扭的信号，或者只能用录像带来追踪印度肥皂剧。另一则有关2008年的大选。民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正遭遇一连串挫败时，不丹的消息必定振奋了一部分人的心。
在厚厚一叠的报道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来自1995年10月25日的《纽约时报》。纽约联合国总部戒备森严，世界政客们来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一位记者在第四十八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不丹的外交部长达瓦?策灵（Dawa Tsering）。"他喝着立顿茶，身边没有保镖。"记者写道。
达瓦?策灵正在修改他的演讲稿，在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代表的发言中，他排在第一百七十一位，这时已是夜晚，庆祝会已基本结束，大多数听众已经离去。塞克斯顿发现，这并没有太多地干扰达瓦?策灵，这位六十岁的外交部长，住在一间大学公寓里，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不同的宴会。他经常穿着不丹的传统服装--一种男式长裙，它叫Gho。不过，当他讲演或感觉到被太多人注视时，他也穿黑西装。让记者印象尤深的是他的自信，在一群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之间，达瓦?策灵从未陷入过被忽略的焦虑，他向希拉里?克林顿推荐最近的不丹艺术展，愉快地知晓乌拉圭有三百万人口，牛却有一千万头。他对《纽约时报》说："你看，我们没有全球议题，但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并不觉得身在局外。对不丹来说，联合国不仅是个展示窗，它也是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我很难说清这则短短的、十四年前的人物素描给我带来的奇妙感受，它安静、孤独、诗意、温暖，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
不丹的确像是另一个时空。我乘坐这架飞机隶属于Drukair，不丹唯一一家航空公司，它只有两架飞机。Druk在不丹的官方语宗卡语中意味着"dragon"（龙），它喜欢自称是"the kingdom of thunder dragon"。
没有直通候机厅的密封通道，旅客们走下舷梯。小小的水泥机场被包围在青山中，下午四点，阳光仍旧明媚，风吹过，干爽宜人。没有巨大的广告牌，只有五位国王的画像排列在一起，欢迎你来到他们建立的国家。没有拥挤、漫长的走廊，没有一排排巨大的传输带，也没有长长的入境队列、巨大的电子显示牌，免税店冷冷清清，最抢眼的不是香奈尔的香水广告，而是一本《关于不丹的一切事实》的书……一切都是手工的、家庭式的，散发着木头的柔和，而不是玻璃、钢筋式的冰冷。
那些浮光掠影却美妙非凡的画面随之而来。在帕罗的山谷中，我看到涂着橙色龙的飞机摇摆着从绿色山间穿过，像是一个大型的遥控玩具；我还看到成群的学生，男孩子穿着红格子的Gho--类似长袍的民族服装，配以长袜、黑皮鞋，女孩子们则是蓝色的Kira--短上衣、长裙，夕阳正到来，到处是裹在灿烂色彩中的少年；寂静午后寺庙中的喇嘛，抬手扬起红色袈裟，惊起地面上灰色的鸽子，飞过高大的白墙；不管走在城市的何处，一抬头总是看到山，松树和柏树布满山坡，还有白色、红色、绿色、蓝色的经幡，有的破旧、有的崭新，都随风飘扬……
见惯了北京的庞大、喧闹、肮脏、焦虑、拥挤、物化，你可以在不丹的首都廷布体会另一种城市生活。星期天的清晨跟随一群孩子，前往他们半山腰的学校，今天是佛祖的Parinirvana日，学校请来僧人主持一场仪式，我们贸然闯入，却受到意外的欢迎，单手接住圣水，喝下并洒在头顶上，坐在佛堂一角，听着僧人们念经，敲鼓的鼓槌甚是有趣，它是铁丝弯成的问号形状，是在提醒诵经的僧人们仍要保持追问和质询吗？夜晚八点，城市就变得黑暗和安静下来了，满城的狗都在叫；从城市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十分钟，繁华的市中心也不过是一片商店，每间最多十几平米，电视机、手机、音像、食品陈列其中；城市中建筑都很低矮，大约三四层楼，像是稍为改变的藏式建筑，好像生长在山谷之中；再没有见过比这里更放松、友好的国民了，他们总是彬彬有礼，热情而放松，不用担心抢劫、盗窃，丢失的东西也能轻易地找回，你也可以随时推开著名学者、报纸出版人的办公室，和他长谈一个下午然后离去，他既不感到意外又始终兴致盎然……旅行总是令人放松的，但是从未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让我感觉到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区之中，人的味道、传统的味道而不是机器、数字的味道，弥漫在生活中。但这又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人们开放，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直言不讳，却从未失去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加拿大，它干净、秩序，或许太有秩序了，在超市买东西时，收银员只会说谢谢，还那么机械，一个星期吧；夏威夷，沙滩、阳光，人也放松，两个星期吧；意大利，食物好、酒好，到处是Party，六个星期吧；澳大利亚，那里的种族歧视太厉害了……"
Dorji Penjore对我说，他是不丹文化中心的一名人类学家，敏感、庞杂、热情洋溢，毫不吝啬自己的喜恶，我们谈话从T.S.Eliot跳跃到泰国廉价的性产业。他先是在不丹最著名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爱上T.S.Eliot，他喜欢这个阴郁的诗人对阴郁的20世纪的描述，那种一望无际的荒原。他在澳大利亚学习了人类学，研究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如何共处、如何应对变化。他周游世界，从夏威夷到意大利，他参加各式研讨会。他用自己可容忍的居住时间，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优劣。市场里的货物没有价签，人们问价，然后开始东拉西扯地交谈，社区感不就是这样构造的吗？
不丹文化中心位于半山的一栋二层的木制房，俯视整个廷布山谷。GNH办公室也设在这里，每年都有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至此，来探讨GNH对现代世界的意义。这个山谷中的小国，散发出意外的光彩，七十年未遇的经济危机，也加强了它的亮度。人类生活就像是那些金融衍生工具一样，复杂、凌乱却脆弱不堪。经济增长作为世界性的世俗宗教已存在了半个世纪，似乎没有给人带来救赎，只是加重了焦虑。这个世界似乎正陷入疯狂，人们一方面变得前所未有地富足，另一方面却变得贫困不堪；世界看似进入一个复杂的高度文明，却又丢失了基本的常识。
而不丹仍是个尊重常识的国度。它需要经济增长，却无意以牺牲环境和社区感来换取，它欢迎现代世界，却也不愿丢弃传统价值。它让一个旅行者所感受到的一切迷人，不正是这些将相互冲突的力量容纳到一起吗？
在很大程度上，此刻的不丹受益于它的封闭。20世纪那些激动人心却也常常暴虐的历史运动，不管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汹涌澎湃的跨国资本运动，都从未侵袭过它。从没有可怕的记忆压在不丹人的神经之上。
国王的教师
"如果一定让我说个人观点，"迈克?拉特兰德停顿了一下说，"那么，一切变化都是坏的。"他近乎完美的英国口音像BBC的播音员，还有老派的英式幽默，在一个结论之后，立刻添加一句自我嘲讽。 我们像是去拜访一位山中隐士。迈克?拉特兰德也的确像一位隐士。对每一位来不丹旅行的记者来说，他都是必经的一站。再没有一个外来者，比他更有资格来谈论这个国家，他既是旁观者又是局内人，也是这个国家应对变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它的国王们。
1970年，他以一名科学教师的身份来到不丹。那年，他三十二岁，是牛津镇一名教授物理学的高中教师，或许从未听过不丹这个国家，即使偶有所闻，肯定也从不在意。在一次晚餐上，他碰到一位英国女士，她居住在印度的大吉岭，他们随意交谈了几句。不久后，他收到邀请，来自不丹国的王后，询问他能否前来帮助她建立一所小学院，做十六个学生的科学教师，其中一位是Dasho Jigme王子，他将成为日后的国王。
最初，迈克?拉特兰德感到莫名其妙，他谢绝了邀请，他喜欢牛津的生活，为什么要去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国家。但不久后，邀请再次到来。这一次，青年人的好奇心战胜了迷惑。他听说，只有很少人有机会前往这个国家。
这是趟独特的旅行。他先乘坐飞机从伦敦抵达印度北部的加尔各答，是在这里，而不是之后的不丹，给他第一次文化冲击。他乘坐的那架DEKATA小型飞机，在上空不断盘旋。等待降落的机场上到处是吃草的牛，一个小孩子将它们赶走后，才好落地，然后他发现，同样是这个赶牛的孩子负责给飞机加油。他在加尔各答呆了三个星期，等待不丹王室在合适的时间将他接走。正是印度全国大选前夕，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西式民主化国家，仍在艰难地学习民主之道，爆炸、骚乱、示威不停地发生，与安静的牛津太不相同了。
最终，他来到不丹，学校所在地帕罗，不丹昔日的首都，以如画的风景闻名。"我坚信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差不多，"他回忆说，"我很快适应了去教授Dasho Jigme和他的同学物理、化学、生物和数学的课程。这是个充满乐趣的工作，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很淘气。但从不wicked（邪恶）。他们很有幽默感而且学习努力。"他记得王子和同学相处非常融洽，从未要求被特殊对待。不过，他有一辆日本摩托车，很可能是不丹唯一的一辆。
迈克?拉特兰德的教程为期一年，回到英国不久，他听到国王去世的消息，他意识到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新国王，他要去指导这个国家运转，给予他的人民信心和智慧。
他在1985年再次回到不丹，受到他当年的学生的热情招待，之后他每年都要访问不丹。而当他在英国的中学教职结束后，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不丹。他也在英国成立了不丹协会，是这个国家对西方世界的重要发言人。
但是，吸引我的显然不仅于此。他是个中英混血儿。我只听说他的父亲是当年国民党内的知识精英，而他的一位叔叔更曾是台湾政局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似乎在喜马拉雅山中，我要碰到另一段中国故事。
见面时，倘若他不开口讲话，不去注意他的鼻子，他像个魅力十足的中国大学教授，整洁、智慧，刚刚退休，乐意接受年轻人的拜访。即使他曾经会说过一两个中文词组，如今也忘得一干二净了。有那么几秒钟，在这荒草丛生的半山之上，我以为自己坐在牛津大学的某处草坪，听一位刚刚旅行归来的学者，讲述他的见闻。
在一间书房里，他的父亲与母亲的照片并列摆在一个相框中，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纯真。那是1930年代中期，来自广东梅县的谢哲声，考取公费留学名额，来到牛津大学，攻读经济政策。除了获得硕士学位，这个中国青年还找到一段恋情，他和一个英国姑娘陷入爱河。
出生于1938年的迈克?拉特兰德，是这两个世界短暂碰撞的产物。战争中断了这一切，谢哲声回到中国。先是和日本人的战争，接着是国共内战，到处是混乱、残杀，失去联系之后，这个小家庭也离散了。年轻的丈夫与妻子都再次组建家庭，或许本应叫迈克?谢的他成了迈克?拉特兰德。
他再次见到父亲已是1962年。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谢哲声，已是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在东南亚享有盛誉。之后的很多年，这对父子总是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相逢。我没有追问，每次见面时，他的感受是什么，成为物理学教师的迈克?拉特兰德和经济学家谢哲声该谈些什么？
迈克?拉特兰德和中国第一次密切联系发生在1997年。他被邀请去参加香港回归的典礼。他猜测很有可能是他那个更著名的叔叔谢森中的声誉让他获邀，谢森中曾是台湾"中央银行"的总裁，一位国际名人。
真是难忘的经历，迈克?拉特兰德记得6月30日的夜晚，大雨倾盆，站在观礼台上浑身湿透。"我从来没这么湿过，"他语气欢快地回忆说，"第二天我碰到一位中国哲学教授，他说，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天空为英国人的离去哭泣，也可以说它清洗掉所有英国人的痕迹……"
也是那次旅行，他回到父亲的故乡广东梅县。他被友好地接待，他的父亲前往台湾已不再是罪名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族谱上，他是谢家的第二十一代。在他的电脑上，他给我看抄在一张红头文件信纸上的族谱，它们像一幅树状图一样延展，有迈克这个名字。他多少为此震惊，或许也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人的韧性。"血缘比政治更重要，"他回忆说，"就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最重要的含义。"他的电脑里还储存着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大家庭围在一起，背后是一张清代的画像，可能是谢家的祖先，他的父亲也在照片中。我们先是在草坪，然后在一间有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谈话，窗外是青色的群山，据说17世纪时一位西藏喇嘛在此苦修。墙上挂着他的全家与前任国王和现任国王的合影照片。去年他七十岁生日，这两位国王来此参加庆祝会。到此的人们，总是询问他关于不丹的一切。
"这非常不适合比较，我喜欢去浪漫化。"当我提到清朝皇帝溥仪的英国教师庄士敦时，他边笑边摆手。他看过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他在不丹的经历不会那么戏剧化，即使有一些，他显然也愿意去淡化它。
不过，他当初那位十七岁的学生的确与众不同。1974年，他正式加冕为国王。随即，他被证明是一位开明、富有远见的国王。"你们这些记者呀。"拉特兰德总喜欢以这句话和我打趣。他知道外界对不丹仍所知不多，而且新闻业总喜欢简单、粗暴的结论。
几天后，我查询到一段《纽约时报》对他那个著名叔叔的报道："当谢森中说话时，人们要倾听。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台湾'中央银行'的行长，掌握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而且当他说话时，你似乎别无选择，只有倾听。这个七十二岁的昔日教授，不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记者、经济学家还是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能懂得台湾经济。"这篇报道发表于1992年，它在十七年后让我大笑不止。即使迈克?拉特兰德没有中国名字，谢家人的基因却仍在，他们天生有主导谈话的能力吧。
半山的大佛
城市很小，什么消息都流传得快。几乎全城人都知道，有一些中国人在半山上修建一个佛像。估计再有几天，全城人也都知道，有两个中国人，总在街头闲荡。
"这里中国的影响为零。"迈克?拉特兰德说，如果不算他的中国基因，廷布的确很难看到中国的印记，印度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电视屏幕上的印度歌舞剧，宝莱坞肉感十足的明星们布满了书店里的杂志栏，国家电视台的新建筑是印度捐赠的，从廷布到布纳卡的公路则是印度人援建的，这个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也来自印度，建立起的大坝发电也是要卖给印度，皮肤黝黑、毛发茂盛的印度工人们在帕罗的街头闲逛着……
而中国，她隐藏在杂货铺那廉价的运动鞋里，隐藏在价格诱人的手机里，在世界各地汹涌澎湃的"中国制造"只有小部分进入这里，而且取道印度。据说一个姓Hing的中国人住在不丹与印度北部交接的小城，是个富有的贸易商人，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定居不丹了。在廷布最显著的中国印记就是一家叫Chopstick的中国餐馆了。大红灯笼、恭喜发财的横幅，但它是一名西藏人开的。在1959年的西藏事件后，他是出逃不丹的众多藏人中一名，最终定居于此，开设了餐厅。中国的痕迹也出现在一些餐厅的菜谱上，很多有英文的四川、香港的字样，真难为这些厨师们了，他们在印度的中餐馆学习中国味道。这味道当然变形，却总好过不丹每道菜中过多的奶油。一些顾客热情地和我们交谈，除去他们天性的开放，也是因为他们从未遇到过中国人。西藏事件的记忆，也埋在了一代不丹人的记忆中。Dorji Penjore记得童年时，村子里突然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们都是从西藏逃来的难民，甚至比本村人还多。倘若幼年的Dorji太淘气，祖母就用 "共产"来吓唬他，这意味着莫大的苦难。而大地主之女的昆桑?乔登对中国的印象最初则是一切精美的东西，丝绸、瓷器，它们都是从拉萨而来；接着是共产主义，它摧毁传统，造成人口逃亡；而现在则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它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丹夹在两个巨人之间。这两个国家人口超过二十亿，任何一方只要稍抬起脚，不丹就烟消云散。喜马拉雅山麓的国家，都曾感受过这种威力。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锡金已纳入了印度，尼泊尔仍旧独立，却也饱受两方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毛主义分子进行了多年的革命，如今执掌着脆弱的政权。但不丹却是个异类，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印度无处不在，它却从未影响不丹人的精神世界，不丹的独立性也从未受其侵扰。不丹自豪是个从未被殖民过的国家。
不过，人们对中国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人，他们被中国的丰富与辽阔所强烈吸引。这个国家到17世纪才有了最初的政体，但中国那时已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了两千年。但是，我怎么向这些欣赏者解释，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其实很难感受到这种历史的丰富性，现实的中国和那个古老、灿烂的文明，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关系了。
一个刮着风的傍晚，我去寻找那群造佛像的中国人。半山上的那台吊臂车一直指引着方向。这是廷布唯一的一台吊臂车吧，它傲慢地戳在山腰。我搭着一群印度劳工的拖拉机而上，最终抵达了工地。不知是风太大，还是已到了下班时间，工地上空无一人，层层叠叠的脚手架围住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的基座，一些巨大的黄色铜片折叠着躺在那里，像是冰冷的尸体。
我推开临时工棚的门，看到了李扬和他的同事，他们正在上网。"能说中国话，太好了。"李扬刚刚三十岁，说起话却像个老江湖。他出生在成都，在郑州上大学，最终在南京工作。他所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佛像制造商。技术变革改变了工作的方式，包括如何制造一个佛像。它不再需要信仰者世世代代去开凿，而是在工厂中生产出不同规格的镀金铜片，运到地点再焊接起来。在这家公司的履历上，八十八米高的无锡灵山大佛、香港天坛大佛是代表作品。除去佛像外，公司也制作人物铜像，制作佛像的技术也可以轻松制作出毛泽东、周恩来的铜像。
这座四十二米高的不丹太子佛，算不上一个多么重大的工程。自从3月以来，李扬一直呆在廷布，并在这里过了三十岁的生日。对他来说，这段生活谈不上愉快，首先是吃不好，来这日子不长，却已碰上了3月和5月两个斋戒月，到处买不到肉吃；食品的价格也贵得离谱，鸡蛋要三块钱一个，更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没有什么可逛的商店，他们去过一次可能是全城唯一的卡拉OK厅，再没有兴趣去第二次。至于风景，随处可见的青山又怎么能和九寨沟相比。不丹的安静、简朴、放松，在他们感受中变成了枯燥和匮乏。是啊，这里怎么能与南京和成都相比？那些一家接一家的食肆，商场与夜总会的霓红灯闪烁，一刻不停地刺激感官。
不过，他也承认不丹的民风单纯，人人彼此友好，如果你身无分文，街头定会有人给你一顿饭的钱，这里的环境也相当干净。但是，这些美好似乎太少了。
他担心还要再呆上一段时间，工期还要延长，因为本地的工人似乎没那么热心工作，他们太放松了。而且，不丹人似乎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复杂的工程世界，"连搭个脚手架都要去香港培训"。
李扬像是我见过的很多中国年轻人，年轻、聪明、灵活，却也过早地世故，太沉浸在一个已知的世界里，不准备理解其他的逻辑。他们看似张开的眼睛，却黯于另一种封闭之中。潜意识的大国傲慢，无处不在。"锡金人是看明白了。"在说到锡金归入印度的命运后，他出人意料地评价说，于是不丹小心翼翼地在大国间保持平衡，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变成一种不清醒，而依附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是不可避免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开始拓展中国在世界的疆域，他们到全世界去修建公路、开办公司、输送物质。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将国内熟悉的逻辑套到更大的范围，面对新事物的涌来却不准备修正固有的逻辑。
我们说起了无锡的灵山大佛，这座佛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主题公园。就像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宗教信仰变成了利润机器，方丈成为另一种CEO，信仰、伦理是金钱逻辑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抗这巨大的金钱机器。
风更大了，透过简易的窗户，我看到山中的竹子摇摆着，颇有山水画之感。"开饭了。"一声大叫顺着风声传来，我们就此告别。
2009年6月18日
第22节：列宁的阴影(1)
列宁的阴影
历史的陷阱
"你不了解俄国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卡琳娜这样为普京辩护。她今年二十八岁，算是"革命"后的第一代俄国人。在20世纪，"革命"是个因过度使用而暧昧不清的词汇，对于俄国尤其如此，除非你加上清晰、准确的定语，否则人们很容易被你口中的"革命"弄得迷惑不已。
对于卡琳娜这一代来说，"革命"当然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习惯性误认为的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而是1991年，苏联在那一年行将结束前解体了。
她那年才九岁，对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生活都记忆不清。她的成熟与一个新俄国的成长紧密相联，一个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却没有随之而来的俄国。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大国地位迅速衰落，这些创伤记忆都增强了普京的合法性。
像此刻世界的很多地区一样，这里的青年人对政治没太多兴趣。像是对被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弄得乌烟瘴气的20世纪的逆反，新世纪的青年生活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氛围中。四十年前，一名西方的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都要表明对于第三世界革命、越南战争、政治丑闻的看法。在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里，一首诗、一本书、一次公开谈话、一件服装的款式，都拥有政治含义。而现在，对立的东西方阵营消失了，不是作家、艺术家要扮演政治角色，而是政治人物纷纷让自己富有娱乐价值。
对于卡琳娜的绝大多数同代人来说，普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政治理念。他会开战斗机，是个柔道高手，赤裸的上身没一块赘肉，他既会在镜头前不苟言笑，也会在综艺节目中唱上一曲，最近还和一群被释放的间谍进行一场哈雷摩托车赛。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琐碎化，需要很多小小的性感。
这是我与卡琳娜第二次见面。她漂亮、乐观，有一个可爱的翘鼻子，总穿白色连衣裙。"她有俄罗斯姑娘没有的敏感和温柔，一些地方像是东方女孩。"我年轻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俄罗斯姑娘，至于东方女孩的"敏感、温柔"的特质，似乎也更多来自臆想。不过，卡琳娜英语流畅，这在俄国青年中并不多见，她特意去马其顿的英语学校呆过一年。她对中国尤其感兴趣。她为一家芬兰贸易公司工作，主要货源来自中国。她刚刚从上海回来，肩上还挎着印着青花瓷器图案的白色提袋。在上海，她被中国人的敬业态度惊呆了。"他们一直在工作，还一直保持微笑，商店里服务员都会讲英文。"她对我说。
乍听起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有趣的发现，但倘若你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周，就知道这是多么的例外。他们的服务员永远是爱搭不理地站在一旁，很难同时做两件事，倘若五点下班，没人会在五点零一分接一个工作电话。比起令她兴奋的上海见闻，我更愿意听她谈论俄罗斯文学。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提及名字，我们的英语水准都不足以对这些灵魂进行探讨。她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迷，熟知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布罗茨基的20世纪诗人，甚至很清楚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Samizdat）传统。这一点很不常见，对于很多青年来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差不多，都是遥远的历史。那些微弱的反抗声音，更早已被忘记。
卡琳娜的知识缘于她的父母，一对出生于50年代的工程师夫妇。我很遗憾没有见到她的父亲，一个成长在苏联帝国中的蒙古人（卡琳娜的东方特色和兴趣来源于他），一个文学爱好者。他退休了，正在忙于写一本关于苏联地下文学的书，他没指望出版，只是个人兴趣。他也对晚期的共产主义时代颇有怀念，那是个更单纯的岁月，人们既开始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被市场与消费的力量弄得心慌意乱。或许，那也是个更有秩序的年代。这秩序既包括政治、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与道德上的。布尔加科夫的小说、阿赫玛托娃的诗，都是书店中的畅销书。因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无能为力，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精神世界中。对于卡琳娜父母这样的工程师来说，这似乎是尤其好的安排。
普京意味着秩序再度恢复。卡琳娜的政治观点或许不成熟，却在俄罗斯广为流行。90年代的混乱再度印证关于俄国人古老、顽固的看法--这个民族不适合自由，它渴望强有力的统治者。我还记得别尔嘉耶夫惊心动魄的论述："俄罗斯民族不想成为男性建设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新郎，但结合的后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即使此刻，在对普京的期待中，又多少蕴涵着矛盾。在几个月前一次民意调查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支持率虽达到82%，但与此同时，94%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影响力，68%的人觉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有4%的人感到财产是安全的。俄罗斯人似乎陷入这样一种僵局：他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就越是加剧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它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循环，它甚至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一个多世纪前更令人沮丧的判断：他期望新的俄国人能打破这个"铁环"。
尼基塔?帕甫洛维奇?索科洛夫可不相信什么"历史的陷阱"。在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刷成粉红色的三层楼中，我遇到这位《环球》杂志的副主编，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他语调急促，表情严峻，似乎急于澄清我对俄国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啊，俄罗斯多么难于理解，外来者们总被表象迷惑，俄国人自己也常常糊涂。
对他来说，普京的十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可与尼古拉一世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在同一个序列。表面看来，这三个时代都曾显得强大一时，国家力量迅速成长。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仍挟着战胜拿破仑的荣耀，很多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没有什么用处，强有力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欧甚至觉得尼古拉的专制代表着更好的制度。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苏联则一度咄咄逼人，嘲笑美国的衰落。但在国家内部，这两个时代都是惊人的停滞，各种改革的倾向、自由思想的碰撞都消失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方式的问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露无遗--原来俄国已经如此严重地落后于西欧。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导致苏联体制的最终崩溃。索科洛夫相信普京在过去十年来的统治，是彻底的失败，刚刚生长的自由市场、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再度被压制，俄罗斯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循环吗？"我问他。俄国与中国一样，迟迟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多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如何培植市民空间与社会力量来制衡政治权力的垄断。
"陷阱与循环这样的描述太笼统、太模糊了，"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好像真的存在某种历史定律，你逃不出它的控制。"而他列举的三个时代，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特性：尼古拉一世的保守趋向，是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浪潮的反应，他要保护沙皇的专制；勃列日涅夫是为了延续苏联官僚集体的生命，扼杀各种改革的倾向；普京试图完成统治的私人化。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尼基塔的历史判断力。他声称八岁就意识到苏联制度的问题：他的科学家母亲每天勤奋工作，却不得不用一条细线把肥皂切成两块，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让他带到寄宿学校。他体验过80年代末的无比希望，也经历过90年代市场乌托邦的幻灭。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派，你也可以说他是个亲西方派，他对最近几年重新泛起的"俄罗斯特殊论"深感不安。自从恰达耶夫在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以来，亲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前者相信，唯有借助西欧观念，俄罗斯才能最终走上变革之路；斯拉夫派则沉迷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与神圣性，他们相信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精神与物质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俄罗斯代表这种拯救人类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场遮蔽真实动机的辩论，在文化、精神这些词汇背后，是对政治形态的主张。因为不能直接攻击沙皇专制，亲西方派选择了赞扬西欧，当斯拉夫派为俄罗斯传统辩护时，他们也巩固了现有的政治制度。
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太过熟悉了。多年来，我们不也正在"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殊论"之间反复摇摆吗？我问了尼基塔很多问题：俄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和西方的关系。它们关乎俄罗斯的过去与未来，也都指向中国。
但是中国从未蕴育出俄罗斯式的反抗精神。在谈到俄国知识分子传统时，没有一个中国读书人不发出由衷的赞叹。两年前当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我记得一个画家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发出这样的感慨："什么时候，我们能产生出这样的人物？"面对同样的人类悲剧，他们产生了道德与知识上的巨人，而我们这里却什么也没产生。在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我则发现更为绝望的类比：当萨哈罗夫依靠谈论核竞赛、环境危机与世界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而"中国的萨哈罗夫"则在呼吁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学生的伙食。他们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辽阔、也更纯粹的精神世界。
尼基塔不赞成我的溢美之词，在他看来，整个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暗淡无光，他们大多对邪恶选择了沉默与合作，除了那少数几个传奇人物，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或是政治性更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但他们太少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是这最后的传奇，我去她在阿尔巴特街的家拜访她。小郝的故事
小郝不希望我周日去看在普希金广场的示威。"他们只是瞎胡闹。"他说，似乎很担心它破坏了我对莫斯科的印象。他也强调，他们不是主流。他是个出色的翻译，他倾听、记录柳德米拉的谈话，却没准备赞成她的观点。
小郝是我在莫斯科的导游，腰身结实，嗓音宽厚，带着东北人的爽朗，可以耍上一套双节棍。他二十五岁，已经在莫斯科生活了十一年。他的父母是第一批中国淘金者，他们先是帮助国营企业把积压在仓库里的鞋子、夹克、棉袜、塑料盆卖给俄罗斯的小贩，接着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苏联帝国变成了俄罗斯和十五个共和国，民主选举取代了党天下，对中国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却没有减弱。这个国家产生了托尔斯泰、肖斯塔科维奇，领导了世界革命，仍不能给他的国民缝制出足够的裤子。
小郝在这里读了中学，如今在一所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从威廉?詹姆斯、马斯洛到埃里克?弗洛姆，他读过所有重要的心理学家的作品，还有几个俄语名字，我从未听说过。业余时间，他在一家旅行社打工，是专业的商业谈判翻译，暑期时，他还是兼职的导游。中国游客正四处涌来，倘若要出国，西欧、东南亚仍是他们的首选，但俄罗斯的吸引力正日益增加。尤其对那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这是一次怀旧之旅，莫斯科的郊外、卓娅和舒拉、高尔基、阿尔芙乐巡洋舰，都曾是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带领三十人的旅行团不是个轻松的事。在莫斯科机场的入境处，我亲眼看着一个年轻导游如何声嘶力竭地给一位走丢的团员打电话。他可能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从机舱到海关，这短短的一段单向道，也有人会走失，或许也在心疼这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费。"你一直顺着走廊向前走不就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瘦脸的年轻人一边对着电话吼，一边用俄语对着窗口内的穿着蓝色制服、满脸不耐烦的女检查员陪着笑脸。那个满脸茫然和焦虑的中年人最终还是来了，身穿黄条纹T恤衫。然后是点名、排队、顺序过关，旅游团变成了小学班级，刚才的吵吵闹闹停止了，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每个人的回应积极有力，带着一种找到坐标的放松感。不管变得多么脑满肠肥、多么充满世故，我们似乎都有一颗未成熟的心，既放纵自我又等待着被管束。
我相信小郝能压抑住自己的不满，仍旧面带微笑。他方方的脸上还有一股刻意的老成。他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朋友，但在前四天里，他始终坚持叫我"许先生"，在每天行程结束后一丝不苟地把我送回酒店。他总是担心我碰到令人不悦的情况，比如说迎面撞上嘴里嘟嘟囔囔、死死盯着你的醉汉，或是迷失在地铁里的俄语指示牌中。他没有响应我要去看莫斯科夜生活的提议，他没有经验，担心意外发生。有时，他甚至不愿意尝试走一条陌生的小巷，总是乖乖地选择最熟悉的大路，似乎总有某种忧虑藏在他心里。 在我们逐渐熟悉之后，他说起了八年前的遭遇。那时他上高中一年级，在一个冬日清晨上学的路上，他碰到几个穿黑色皮靴、光头的青年，其中的一位左耳还挂着耳环。他们擦身而过时，他听到对方的咒骂，大约是"滚出我们的国家"。他感到愤怒，扭过头去看他们。结果迎面就是几拳，他们围了上来。恰好有其他人路过，这几个青年才离去。而他满脸鲜血，头脑一片空白，踉跄着走到附近的一个教堂，把脸擦净。中午回家后，他平时沉默的父亲听到他的诉说后，一言不发，从厨房里拿出菜刀，裹在报纸里，放进书包，要他带路去那条小巷。他们在那里转了很久，也没碰到那几个光头青年。去附近的警察局报案时，警察们显然对此无动于衷，草草记下口供了事。
他讲起这段往事时，仍旧激动。我大约可以想象这给一个少年带来的冲击，它混杂着无辜、愤怒与羞辱。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勤奋地锻炼身体，自学了武术，甚至自制了锤子--它坚固有力又不足以致命。他似乎一直在等待再次的相逢，即使不是那几个光头青年。他需要某种冲突来释放内心的羞辱感。
在这种意义上，他对普京颇有好感。在他的任内，社会秩序重获稳定，令人不寒而栗的光头党的数量迅速下降。我还记得90年代末在报纸上关于光头党的零星报道。在一个被宣布为"历史终结"的时代，似乎早已被埋葬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再度兴起。德国、奥地利还有俄罗斯，光头的青年人残酷地攻击外来移民，声称要保持民族与种族的纯粹性。它也是部落主义和全球主义古老交锋的延续。但纯粹性是个多么脆弱的自我声称，最近的研究表明，希特勒含有犹太血统。暴力则是恐惧的象征，当柏林、维也纳与莫斯科的光头白人青年奋力地殴打亚洲面孔时，他们也被一种深深的恐惧与无能所攫取--他们在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数量少了，但下手也比以前狠了。"小郝说。那时候，我们正经过莫斯科大学的校园。他指着一片草地说，就在去年冬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差点丧了命，几个光头党把他的身体捅成马蜂窝，幸好被及时送到医院。中国人不是光头党主要的袭击对象，他们在莫斯科的人数太少，仇恨与暴力针对的是中亚人，他们来自各个"斯坦"。苏维埃帝国的气息仍无处不在。除去庞大的建筑，还有街道上、地铁里的面孔，白皮肤的斯拉夫人、细长眼睛的蒙古人、黝黑的越南人都随处可见。
如果你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区分出谁来自塔吉克斯坦，谁又来自土库曼斯坦。社会分工也显现出帝国的层级，清洁工人、建筑工人一般是塔吉克人、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贩卖水果蔬菜，格鲁吉亚人开赌场，亚美尼亚人控制着高级商业活动，零售业归属越南人与阿塞拜疆人，而中国人则把持着轻工业的批发业务。历史充满意外，二十年前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寻求独立，而现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又不停地涌向莫斯科，因为这里汇聚着金钱与机会。昔日帝国的痕迹也表现在大学里。在一个干燥的下午，小郝陪我去逛莫斯科大学。倘若克里姆林宫的外形最多令人想起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当之无愧是"第三罗马"的知识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欧洲的第一高楼。与如今我们熟悉的细长的钢筋、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截然不同，它强调的是威严、封闭、庞大，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起拉伯雷所说的"庞大固埃"，它可以容纳五千人在其中学习、工作与生活。
主楼前有开阔的道路直通麻雀山，在那里可以眺望莫斯科市全景。就是在这麻雀山上，少年赫尔岑与他的朋友奥加辽夫紧紧相拥，发誓为选定的斗争而献出生命。那是1827年，十二月党人在两年前的起义激发了他们的精神觉醒，要争取自由、反抗专制，变成他们一生的信条。
青年人的热情会消沉，却从不会泯灭。它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并且蔓延到更广大的世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莫斯科是半个世界青年渴望的知识圣地，社会主义不仅创造了更好的政治制度，而且在知识竞赛中也要胜出资本主义的西方。
从20年代的王明、李立三、邓小平、蒋经国，到50年代的江泽民、李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刻，留苏学生主宰着中国的命运。
比起着麻雀山上令人惊叹与窒息的莫斯科大学，沃尔洪卡街十六号的那座四层的黄色小楼与中国的命运更紧密相联。1925年到1930年间，它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址，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都诞生于此，中共的六大也在此召开。我在一个寂静的午后，来到这座楼房闲逛，墙体早已斑驳，窗棂也已破碎，我甚至没找到一块标记这段历史的铭牌。以孙中山命名的这所大学，也是崭新的苏维埃政权向外扩张的手段。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名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披上了"解放"、"革命"这样的动人外衣后，变成了新帝国。它向不同的国家派遣特使，带去莫斯科的旨意与教条，指导他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不过，最终成功的却不是他们最好的学生。王明的墓碑安放在新处女公墓中，与赫鲁晓夫、叶利钦、果戈理和其他历史人物同处一个空间。他的幕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前面摆着一束干花。他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光辉夺目的学生，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赖以成功的不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强大的组织能力，而是他漂亮的俄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但是，一个湖南农民比他更好地领会了列宁主义的真正遗产--枪杆子里出政权。很少人知道王明的晚年岁月，自1956年离开北京，他一直孤独地生活在莫斯科。他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曾再度发出短暂的光芒，他是批判毛泽东的不二人选。"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飞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战斗到最后。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他在1973年秋天这样写道。在不久前的一首诗里，他还自比廉颇与武王--壮士暮年，雄心未死。他的雄心是斗垮毛泽东，回到中国。尽管这雄心中满是无奈与乡愁，一个年轻革命党的暴力与自以为是的情绪却并未消退，甚至随着无奈感的加剧而升级。"已见叛徒永遗臭，/弥彰真理更留芳。"他在病床上写下的诗句，像是"文革"气氛的另一个翻版。它也令人不禁惘然，倘若在30年代的权力斗争中，他获胜了，中国会有更好的命运吗？《中共五十年》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长期以来，他只在小圈子内部流行。他的两个儿子仍住在这里，是中俄某个贸易促进组织的成员，据说他们对自己的父亲只字不提，而只愿意谈公事，现在的公事是生意。
"不知未来会怎样记录我们这代留学生的故事。"走出新处女公墓时，小郝喃喃自语。一年前，一队中国摄制组来这里拍摄了《红莓花儿开》，一部关于50年代留苏的中国学生的连续剧，他是摄制组的翻译。
至于这一代留学生的情况，小郝把我带到了帕特赖斯?卢蒙巴友谊大学。它是中山大学精神的延续，这一次它以一个非洲革命者命名。在它建立的1960年，正是"东风压倒西风"之时。赫鲁晓夫雄心勃勃地要"埋葬资本主义"，它要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友谊大学正是为培养亚非拉的未来领导人而设立。
这股自信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赫鲁晓夫贫民窟。"小王自嘲说。他在这里六年，学习建筑设计，弹得一手好吉他，会一串俄国歌曲，他的梦想是回西安开一家俄国主题的酒吧。勃勃雄心已然逝去，苏联不再是世界的灯塔，中国也不再需要拯救，来这里留学更像是一种去美国与欧洲无望后的勉强之选。
但这里自由，我们在林间喝啤酒，周围尽是黑人兄弟，他们也早无上一代反殖民的热情，只是来此享受生活。帝国崩溃了，传统的纽带仍在继续。酒过三巡，面对陌生人的骄傲与自我防卫退隐了。小王说起自己的尴尬，他昔日的中学同学早已在各自的城市谋得位置，有房有车，他们没机会周末在莫斯科河畔吟唱，却也有自己的小日子可过。他还能加入中国社会激烈的竞争吗？谁会给一个说俄语、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建筑系毕业生一个工作？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每次回去，他都觉得很难跟上节奏。
不过，忧虑也有补偿。一个班上竟有一多半是女生。在人口比例上，俄国似乎从来就没从大清洗与卫国战争中恢复过来，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严酷的极权主义，也从未渗透到性观念中。姑娘们自然，大方，开放，独立，如果你愿意，可以尽享温柔。"她们热情得可怕。"小王说。
老北京餐馆
他说得太快、太流畅、太抑扬顿挫了，像是事前已经演练了很多遍。从他光绪二十四年二甲第一名的祖父，到燕京大学八君子之一的父亲，再到"文革"中的四三派与四四派大辩论中的自己，20世纪的中国渗透在他的家族史中。如今他坐在莫斯科西南郊的一座二十四层高的饭店顶层。他的老北京饭店就开在这里，桌布是蓝底白花，包间以"燕南园"、"蔚秀园"、"燕东园"等命名，似乎饭店应该叫"老北大"、"老燕大"，而不是"老北京"。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中关园度过的。"朱光潜、任继愈、黄昆、季羡林、冯友兰"，他说了一串名字，他们都是他的邻居，在院子里推自行车、买大白菜。他在主要由高干与高知子弟构成的一〇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经历过"文革"最初的狂热。他们在排演戏剧，在苏式的北展剧场演出，他是《抗大之歌》的男主角，他英俊、热情、自我陶醉。前往山西插队时，他也没丢掉这种优越感。他能背下整本《基度山恩仇记》，用标准的播音腔重述，在特别的时刻突然停下来或提高声调。在只有毛主席语录、高音喇叭的乡村，这是再受欢迎不过的才能。他被邀请走乡串户，讲述一个法国青年复仇的故事。
像同代人的幸运者一样，在经历了理想的覆灭、毛泽东去世带来的不确定性后，他回到北京，赶上新时代的列车。他的表演才能也得到施展，他成为八一剧团的演员。也像很多同代人一样，他们的命运在80年代末再次经受考验。他所在的剧团团长找他谈话，说滞留在城外的军队要进城了，每一个编队需要一名广播员，他们要用字正腔圆、宽厚、值得信赖的声音向沿街情绪激动的北京市民宣扬党与军队的善意--他们只是要恢复秩序。"他们肯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团长向他许诺。头盔、防弹背心都已备好。
他不知道团里谁成了广播员，他记得那天清晨，他和很多同事聚集在剧院的大门口，心灰意冷，充满愤怒。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一门心思要离开中国。1993年初，他最终得到前往苏联红军剧团交流的机会。他是读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修养》成长的，俄罗斯的戏剧与表演传统对他们这一代影响至深，他申报的课题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来到，帝国业已解体，新秩序尚待确立，到处是混乱，到处也是惊喜。不过，对他来说，这则是沉静的一年。他穿梭在不同的剧院中，一边学俄语，一边沉浸在契诃夫、巴耶托夫的世界里。这也是俄罗斯令他深深触动之处，政治、经济的动荡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涌入剧院的热忱。动荡还加剧了人们对艺术的渴望，他们更期待某种恒定的情感。这也是大开眼界的一年，一些细节尤其令他难忘。他不无惊奇地发现，红军剧团的表演剧目大多与军旅生活无关，而是《假面舞会》、《聪明误》、《打野鸭》这样的浪漫剧、讽刺剧。"他们天天生活在军营里，为什么还要在剧院中再看到军营生活？"导演反问他。导演多少有些不解，为什么中国的八一剧院里所有题材都与部队有关，老班长的故事被一遍遍地重排。可能也是这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1991年夏天莫斯科的士兵拒绝对市民开枪。是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的吧，一个阅读狄更斯的人比一个不阅读的人更善良，人类的最大敌人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的心灵、人的想象力的庸俗化。他安静的艺术追求被骤然涌现的新机会打破了。中国的小商小贩正潮水般涌来，带着他们的货物和在中国社会训练出来的贪婪与精明。他的俄语则派上了用场，给他们做简单的翻译，也能挣上一笔不菲的外快。一位温州人拉他入伙，给他展示了前景有多么妙不可言。温州人让他脱下袖口磨损的皮夹克，这是三年前他在北京所购，价值五十元人民币。一天后，皮夹克被重新上油、磨光，挂在摊位上，以七百美元卖出。赢得了民主的俄国人什么都缺，仍没培养起鉴定真货与假货的能力。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他的语言、口才、社交能力，令他成为华人商业社区的中心人物之一。一直到1998年，俄罗斯市场都像淘金热时的美国西部，只要你足够大胆，回报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倒爷们带着大包小包，从满洲里或哈尔滨出发，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每到一站，已有俄国人拥挤在站台买货，七天后到莫斯科，你已一身轻松，怀揣大把卢布，然后换成美元。火车运输已嫌太慢，包机业务也兴起。"我们甚至不用拆货，越南人已交了钱，在院子里等了一夜，货一到，他们就开始分配，然后用卡车运走，销往俄罗斯各区域和附近的国家。"他回忆说。这甜蜜的生意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俄罗斯官僚系统的模糊性与攻击性。法律条文中充满了漏洞，他们可以收受你的贿赂，纵容你的走私，也可能翻出旧账，查封你的货物。而中国人，这些几乎不会讲俄语的温州人与东北人暂时考虑不了这么多，他们的流动性太强，早已习惯了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生存，不会为尚未发生的危险筹划。贿赂与侥幸是他们应对危机的主要方法，它并不总是有效。1998年，主要由中国批发商和越南零售商居住的一座大楼被查封了，并且因为一连串的巧合与愚蠢，传统的解决方案失效了，它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和第一代倒爷们的退隐。他是中国人推选出的谈判代表之一，终于领略到倘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府在背后支持，民间组织是多么无力。
天色暗了下来，窗外那些高楼群的简陋与平庸在夜色下稍许隐藏起来。向外看的瞬间，我顿觉时空错乱，不知身在何处。
"俄国还得慢慢品。"他的语调稍有减缓，多少带着长居者对陌生人的炫耀，仿佛在说，俄罗斯太复杂了，你难以理解。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在给我递来的名片上，并列印上一长串的头衔，似乎只有这足够多的头衔与关系才能给他这样的异乡人一个牢固的身份。过去十年来，他主要涉足旅游与餐饮业，增长的财富也唤醒起他久被压抑的文化情怀。也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游客迅速增加。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一代中国青年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们成群地来这里旅行。怀旧之情也蔓延到娱乐行业，摄制组们要在这里重塑毛岸英一代中国留学生的青春与爱情。像是对中国社会空前的物质化、庸俗化的逆反，这些导演与演员们试图臆造出一个充溢着理想主义、浪漫情怀的革命岁月，人人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奉献自己。他不仅为剧组联系场地、寻找俄国演员，某些时候还客串演出。 他所经历的那些老故事仍在发生。2008年，普京政府下令查封了莫斯科著名的大市场。这个市场由中国商贩主导。这个行动据说是普京与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矛盾所致，它针对的也并非是中国商贩，但损失却要他们承受。
在列宁格勒车站的大厅里，我再次看到列宁像。与仍遍布莫斯科的黑铁色的全身雕像或是用马赛克拼在墙壁上的画像不同，这是个置放在石柱上的胸像。依旧是那个谢顶、额头宽阔、目光坚定的列宁，但当它与直直的石柱搭配在一起时，突然有了另一种味道。它就像一条巨大的眼镜蛇，挺直腰身，盯着候车厅里来来往往的旅客。倘若你看到大厅的另一侧悬挂在墙上的钟表，可怖的感觉会继续加深。表针是黄铜所制，形状则是大小不等的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