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晚报》在12月1日也有一篇大同小异的报道，不过，不明飞行物出现的时间变成了2003年除夕，报道称：“王××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新疆除夕夜空中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不是人类的杰作，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在浩淼的宇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一样对其他星球的生命情况充满着好奇。”不知是记者搞错了时间，还是同一批外星人光临了新疆两次。
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据我的检索，这是王研究员自2002年以来，至少是第5次向媒体宣称当时国内某地有人看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说法，那么外星人真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已多次光顾了。
王研究员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频繁地向媒体发布其“研究结果”，受到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倒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一次由新华社对他的观点进行详细的报道，被众多媒体转载，还是显得很不寻常。
我没有看到那次不明飞行物的原始资料，也没有兴趣去看，因为我不是什么“UFO研究专家”，甚至连摄影专家都算不上，让我看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名堂。但是，对王某的研究方法，我倒是可以评论一下。
从报道可知，王某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唐。我们姑且相信这两种可能性的确被排除了（尤其是彗星这一条是很容易排除的，只要查查当天的天文观察记录即可），但是它不是彗星，难道就不可能是别的天文现象、气象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它不是飞机，难道就不可能是别的“人类的杰作”（例如火 箭、人造卫星之类）？怎么可能在排除了两种现象之后，就认定那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如果我学习王研究员的推理方式，对他说：“第一，你不可能是石雕，第二，你不可能是猩猩，所以，你可能是外星人！”王研究员有何感想呢？
也许王研究员还对其他现象一一做了排除，而媒体没有报道。即便如此，也不能令人信服。王研究员虽然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任职，但是他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人工现象，可以一一去排除它们。即使王研究员是全才，对所有的现象都了如指掌，限于条件也不可能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更何况还可能有一些自然现象是人类未知的，怎么去排除？
2005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首届世界UFO大会上，王研究员认为1981年出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是与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排除法，我当时已写过一篇文章加以批评首届世界UFO大会在大连召开。（《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在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全方位节目中，我还为此与王研究员面对面争论了大半天，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起批评了王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朱馆长的观点比我还“极端”。我不过认为外星人到地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轻易得出外星人已来过的结论，而朱馆长干脆认为外星人不可能到地球来。
一些沉迷于神秘现象、伪科学的人都不愿或不敢与我在电视上交锋，王研究员却同意和我当众切磋，倒也难得。根据这次接触得来的印象，我并不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觉得他天真得有几分可爱，和那些满口谎言、谣言的“UFO专家”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认为研究的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光凭热情和执着是远远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严谨的态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
“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2)
“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这种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出自某位业余爱好者之口，见诸小报报端，尤可原谅。但是，由职业科学家讲出来，通过国家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却又如此经不起推敲，那就是在开国际玩笑了。
“人体特异功能”是真是假？(1)
十几年前“人体特异功能”表演一度风靡全国，连亿万人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都要请“气功大师”去做发功表演。各高校、研究所也不甘落后，纷纷请全国各地的“大师”莅临指导，算得上世界科学史上空前的奇观。我当时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有一年全国人体特异功能大会恰好在就在那里举行，让我也有幸亲赌“大师”们耳朵“新疆奇人”在中央电视台表演“特异功能”。识字、手接断叶之类的表演，看得我满腹狐疑，因为实在看不出这些表演要比魔术表演更精彩、更令人信服，唯一不同的是，主持人信誓旦旦宣称这些表演绝非魔术表演，而是“科学事实”。
在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反伪科学“四大恶人”和其他科普界前辈的打击之下，“特异功能”表演热渐渐过去了。中央电视台在几年前播出了崔永元和司马南联合主持的《揭密》特别节目，对“特异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反表演，算是为央视之前支持“特异功能”表演的所作所为做了一个交代。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特异功能”的表演者、支持者就此消声匿迹，也未免太天真。一有机会，他们总还会冒出来的。有一位“新疆奇人”就在中央电视台七套《乡约》栏目大做表演，号称“他每天都吃大头针，坚硬的鹅卵石他用牙一咬就断，用手一拉就折，更不得了的是，他还能把剪碎的红绳子接的天衣无缝，能用目光把毛巾点燃等等。”虽然这位“奇人”自称“我不能讲什么特异，我也不太明白什么叫特异功能”，而称之为“绝活”，但是其所作所为，与十几年前的“特异功能”表演并无两样。如果真有这样的“绝活”，物理定律都要被推翻了。
我没有看到这个节目，但是我此前碰巧看到这位“奇人”在湖南卫视上所做的“绝活”表演，与央视介绍的大同小异，在我看来，也和魔术表演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这位“奇人”号称能够隔几米远用手指凌空剪断纸条，只见他把纸条用纸包好，交给一名上台的观众，然后隔几米远用手指对纸包比划几下，打开一看，里面的纸条果然断成了几段。
神吧？要问我他偷偷耍了什么花招，我还真说不出来，就像我也说不出某些神奇的魔术表演究竟耍了什么花招一样。但是我还是敢说他这种表演证明不了他真有凌空断纸的本事。为什么要把纸条包上再表演？这和魔术师在从一个空箱子变出人之前先用一块布遮挡一下的“障眼法”有什么不同？如果我是那个名叫大兵的主持人，我一定要给这位“奇人”出一道难题：“您的功力既然能透过纸，没有这张纸挡着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就不要用纸包着，我就这么拿着纸条，您再发功，让大家看看纸条究竟是怎么被剪断的？”
这位“奇人”对央视记者声称“有关的科研部门”都验证过其“绝活”，但是究竟是哪些科研部门，研究者是谁，却又语焉不详。央视记者没有寻根刨底去对“有关的科研部门”做个跟踪采访，只听“奇人”的一面之词，让人觉得这个节目做得未免太不敬业了。
如果真有科研人员验证过“奇人”的表演，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十几年前为那些“大师”捧场的，也不乏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同样会被收买，更会受骗。真要验证的话，必须遵循科研规范，在控制条件下进行可重复的实验才行，表演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事实上，对这类表演的识别能力，科研人员并不比普通观众强，远不如魔术师。兰迪在表演“意念”断勺子。当年有一位“超人”张宝胜，比“新疆奇人”还神、还轰动，而把张宝胜当场抓了个正着的，正是著名魔术师提日利。
央视的这个节目也提到，美国有一位名叫兰迪的魔术师，专门揭穿那些把魔术表演当成“特异功能”、“绝活”招摇撞骗的人，并悬赏100万美元，宣布谁真有特异功能就可以拿走，结果是，到今天这笔钱还呆在兰迪基金会的账户上。兰迪这几年来也很关心中国的形势，时不时会来中国活动，央视既然如此相信“新疆奇人”的绝活，何不请兰迪带上100万美元再来一次中国？“新疆奇人”自称被有关科研部门鉴定过，可见他并不拒绝被鉴定，而且据说他从被邀请登台演出所得的出场费中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家乡贫困学生，可见他也不拒绝靠表演“绝活”赚钱，那么兰迪的100万美元，更没有理由不去赚的。
“人体特异功能”是真是假？(2)
其实，要与“新疆奇人”斗法，可能还用不着有劳兰迪先生的大驾。关键在于，央视愿不愿意再做一期揭密“新疆奇人”的节目，给全国观众一个交代？
“耳朵认字”可信吗？(1)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说四川大足县一位12岁的少年唐雨有“耳朵认字”的功能，轰动了全国。随后北京等地也都纷纷报道发现有同一功能的少年儿童，一股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特异功能热”席卷中国，引发了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时十几年的伪科学闹剧。《自然杂志》在1980年刊登的“特异功能”儿童照片，右下角为唐雨。
27年后，又一篇类似的报道出现在中国媒体上。2006年3月17日，《燕赵都市报》发出一则“灵寿农民培训孩子绝活声称敢于叫板司马南”的报道，文中称：河北省灵寿县31岁的农民马某自述经他培训，自己的儿子和两个侄女都掌握了蒙眼辨物、识字和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特殊本领。记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高度的怀疑，前往灵寿亲自观看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活表演，验证了马某的儿子和侄女的确能蒙眼辨扑克牌、做算术题和骑车。至于“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特殊本领”倒没有验证。
报道最后说：“虽然记者对马某培训出的3个孩子所具备的特殊本领始终持怀疑态度，但因为他们表演的绝活找不出任何破绽，只能感到惊奇和不情愿的佩服。”“马某表示，3个孩子的绝活绝非伪科学，他希望向反伪科学的斗士司马南先生发出挑战，以证明自己并非靠障眼法行骗的江湖术士。”
虽然因为以前的“特异功能”臭名昭著，被改叫成了“特殊本领”、“绝活”，在表演细节上也与以前有些差异，但是实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想要证明人不通过眼睛也能辨物、识字，还是变相的“耳朵认字”。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与当年唐雨“耳朵认字”轰动全国不同，这则“蒙眼辨物”的报道转载者寥寥，连那些最喜欢登载这类奇闻异事的“新闻网站”也只有一家将其收录，不知是因为没有被注意到，还是因为编辑、读者的素质提高了，不再那么轻信了？
“蒙眼辨物”、“蒙眼脱身”之类的表演在魔术表演中也经常见到，表演时魔术师也会让观众来验证眼罩的真假，如果这位记者在场，也肯定会说“蒙上了记者的眼睛，结果记者什么都看不见”。让记者去看魔术表演，即使他明知是假，我也敢断言他肯定“找不出任何破绽，只能感到惊奇和不情愿的佩服”。
如果马某陪同其学生表演“蒙眼”猜牌。有魔术师非要声称他的表演不是魔术，而是真实的“特殊本领”、“绝活”，而且愿意接受验证，我们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实验的条件要由我们来设计，而且要设计得比较严密；实验过程要由我们来控制，而且要进行有效的监视。
要验证马某的弟子是否真能“蒙眼辨物”，其实用不着司马南出面，如果记者的态度能严谨一点，本来也可以办到。比如，在实验时，要把小孩带到陌生的环境，马某本人不能在场，以免他发暗号；蒙眼的眼罩要由记者自备，不能用马某提供的，以免其中有机关；试验用物（比如字条）要遮盖起来，至少字的一面要背向小孩，以免被偷看，等等。
其实，对最后一条，该记者也想到了：在完全没被他人看见的情况下，记者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字，多次折叠后夹在一本书里，由三个孩子分别辨认。结果没有一个能够辨认出来。这个记者称为“屏蔽状态下识字”的实验结果实际上已经否证了这三个小孩有“蒙眼辨物”的能力。
对此，马某解释，“可能是因为孩子们表演的节目有点多，累了，精神不集中所致。”这种借口，和以前那些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表演不出来的“特异功能大师”所用的借口一模一样，根本不能让人信服。
如果记者负责任一点的话，就不应该就此停止了调查，而应该等小孩休息好了再试，或者干脆多呆一天，第二天第一个就试这个所谓“屏蔽状态下识字”，看马某还有什么借口可用。对于“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特殊本领”更不该放过，那本来更容易验证，只要预备几篇新作即可。司马南在中央电视台揭露“蒙眼辨物”的真相。
“耳朵认字”可信吗？(2)
奇怪的是，对一个本来已经被记者本人用比较严格的实验所否证的表演，记者的结论却是“只能感到惊奇和不情愿的佩服”，而且还让马某“叫板司马南”。
如果中国哪个旮旯的哪个蹩脚的业余魔术师都要来“叫板司马南”，记者都要“佩服”，嚷嚷要司马南接招，司马南还不得累死。
“隐身人”是不是真的？
新年伊始，便遇怪事。河南《大河报》2006年1月6日刊登了一则“男子拍身份证照无法显像与人合影看不到自己”的报道，被广为转载。报道称：
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村民叶某向记者反映，几天前，叶某去该乡派出所照身份证相片。可当他坐在相机前时，怎么也显不出影像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一遍相机，发现相机正常，就重新给他拍照，可电脑中仍然显不出他的影像。工作人员以为他身上可能装有什么东西影响了相机的正常拍照，就让他认真地检查了一遍。随后工作人员就又让他坐在相机前，从多角度对他进行拍照，可还是一无所获。工作人员找来别人和他合影，令人奇怪的是电脑中只有别人的影像，叶某的影像仍显示不出来，只得作罢。据叶某讲，以前他照相时都正常。杨庄派出所的刘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所民警已碰到过两例类似事件，具体原因不明，盼望有关专家能解决问题。
检索得知，《大河报》去年11月还报道过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的一件怪事，“一稀奇家猫个大性野成社会义工爱捉野兔当点心”，也是这两位记者报道的。不过猫捉野兔的奇怪程度显然远远比不上拍照“隐身”，然而奇怪的是记者对两个报道的负责程度却倒了过来。猫吃野兔，记者（不知是哪一位）自称是在“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臧某家看到”的，总算除了耳闻还有目睹，但是对拍照“隐身”怪事，却只有当事人的反映和派出所所长的说法，记者怎么就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相机去亲自验证一下？
科幻小说描写过“隐身人”，但是也只是让身体变透明让人见不到，并不能使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消失。国外有人在研究“隐身衣”，其原理是把身后的背景投射到衣服上，产生身体消失的错觉，威尔斯撰写的科幻小说《隐身人》的插图。但是并不能让身体暴露的部分也消失。河南杨庄乡村民发明能让身体和衣服同时隐身的创举，并且一下子就出现三个，其“创新”精神足以傲视世界科幻、科技界。
何况，以前的“隐身人”、“隐身衣”，都是人眼也看不见的。而河南的“隐身人”在人眼中却一切正常，只有在照相时才表现出来，这就更有创意了。人眼和照相机的光学成像原理是一样的，人眼能看到的，相机也能拍照到，决不会说在拍照时人身上的光线反射突然消失，而且还让身后的光线穿透而过。且不说相机没有问题（因为还能照到别人和背景），即使相机有问题，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
所以这种“拍照隐身”的怪事，在科学上和逻辑上都无法解释，只能算是“神迹”、“鬼话”，就像以前迷信的人说的拍照拍不到影的是鬼，莫非河南杨庄乡在闹鬼？
在科学发达之前，口口相传的“神迹”、“鬼话”特别多，相信的人也特别多。当然也有不信邪的。18世纪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休谟，告诉我们应该如此看待这类传闻：
“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是他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条原则，有时候被叫做休谟公理，听上去很拗口，不过，通过举例，并不难理解。休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他看到一位死人复活，他会比较以下情形，看看哪一种可能比较大：这个人在骗人或受了别人的蒙骗，还是死人真的复活了？除非前者虚假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否则不应该接受他的证言。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比较正反两种可能性的大小，并拒绝可能性小的那种。这并不是断然否定可能性小的神秘事件没有发生的可能，而是说，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时，我们不应该倾向于接受它。死人真正复活、自然规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一个声称看到死人复活的证言是谎言，或证人受欺骗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应相信前者是的确发生过的。
同样，靠当事人、派出所所长的证言也不足以确定“拍照隐身”这个神迹。“拍照隐身”是真实的、物理定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北京科技报》记者对“隐身人”事件做了调查，在摄影记者的镜头中，叶某没有“隐身”。于记者是在骗人或者被骗，有意无意发布虚假报道的可能性。刘所长“盼望有关专家能解决问题”，而一个有理性头脑的人首先应该问的是，这些问题是否的确存在？如果问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当然也犯不着去费心解释和解决。其他地方的记者，愿不愿意拿起相机去河南杨庄乡跑一趟探个究竟？
该如何验证“永动机”(1)
《光明日报》在2004年12月2日头版正中央位置登出一则报道“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声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在不需要外加任何能源的条件下，只要环境温度高于负273℃，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直流电流，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云云。
实际上这是一则旧闻，早在2000年3月29日，同一家报纸、同一名记者便以“巧用环境中能量不需光照能发电的二极管制成”为题更详细地报道过了这个“发明”。检索文献可知，实际上徐业林宣布制成这种神奇的“无偏二极管”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1986年，他在《潜科学杂志》首次宣布实现这项发明，1988年更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从单一室温环境获得能量的实验与研究》专门介绍此项发明。
这项据称已获得多国专利的发明的原理很简单，据称“无偏二极管”从环境吸收热量后，半导体中的电子能自发形成电流，电流流过负载电阻，电阻发热，热量散发到环境中，通过环境再还给二极管，如此形成循环，二极管便可依靠从环境吸收热量而持续输出能量。
徐研究员声称他的这项发明是利用所谓“内能”，既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也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永动机，而是像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循环那样“巧用循环”。水—空气循环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有太阳能补充能量，与徐研究员的“巧用循环”并不是一回事。“无偏二极管”如徐研究员的专著名称所表明的，是要“从单一室温环境获得能量”，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已指出，自然界中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要从单一和均匀的热源（例如海洋、大气层）吸取能量实现循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无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第二类永动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永动机称为第一类永动机）。
也有人公然打着永动机的招牌行骗，而且颇为成功。2004年年初我们曾经揭露过一位自称是“新加坡籍华人”、“博士、院士、专家委员”，名为“梁星人”的人，他声称建成了“宇宙引力能永动机”，而且还在海南省建了一家“海南星人永动机发电厂有限公司”正在生产用该永动机装备的车辆。被揭露后，该人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他组建的“环保（永动机）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给媒体发去邀请书，邀请记者出席将于2004年12月27日在珠海度假村举办的“永动机问世全球性新闻发布会”。据报道有人曾被这个永动车项目骗去300多万元，吉林有工程承包商也曾经被声称要投资66亿元建永动机工厂的“星人公司”骗走几十万元工程保证金。著名的河南临颍南街村为了搞永动机项目，共投资2000多万，最后全打了水漂，其党委书记后悔莫及，说是他在南街干了30多年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自古以来，鼓吹永动机的无非两类人，一类是无知（不懂物理学定律）或偏执（不承认物理学定律）的空想家，一类是诈骗投资的骗子。对第一类人我们可以同情他们，对第二类人司法机关则应该侦查、惩处（据报道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梁星人事件）。凡是自称已研制出永动机并到处推销拉投资的人，肯定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不过，虽然徐研究员早在2000年就“热切盼望得到企业界的支持”，鉴于他承认“无偏二极管”还不实用，与梁星人一伙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宁愿把他归入空想家一类。
永动机不可能存在，这已是科学常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能在报刊上见到制造出永动机的科技新闻呢？我想原因也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拿人报酬替人宣传的有偿新闻，一种是由于记者科学素质不高，把永动机当成重大科技成果热心报道。我猜测《光明日报》的报道应该属于第二种，因为有别的记者在看了这则报道后说，他如果收到这样的新闻稿，也会当成重大科技成果加以报道。没有学过大学物理的人不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第二类永动机不容易识破，比较有欺骗性，普通记者受其蒙蔽，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即便自己没有辨别能力，为什么不向其他专家请教，只听发明者的一面之辞就急急忙忙地发表出来呢？所以这反映的，不仅仅是记者、编辑的科学素质不高，新闻素质也是大成问题的。
该如何验证“永动机”(2)
《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日头版登出“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的报道之后，包括何祚庥院士在内的许多人都批评这是在宣传永动机。我也写了一篇《“永动机”重现江湖》，认为“无偏二极管”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第二类永动机。12月16日，光明网登出撰写该报道的记者《对批评“无偏二极管”报道的答复》和《徐××谈他的无偏二极管》两篇文章，为自己做了辩护。
这两篇辩护文章的角度虽然不同，观点却基本相同。他们都承认“无偏二极管”违背了公认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说，的确是第二类永动机。但是，他们也都坚持这个永动机是的确存在的，不是他们错了，而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需要修改。
为了表明该永动机已经过鉴定，他们指出，它已获得俄、英、美、中四国发明专利。我查到2004年7月27日徐某等人在美国获得“平行板二极管”的专利（专利号6,768,177），应该就是这个专利。但是，有专利知识的人都知道，获得专利并不等于成果就是真实可信的。美国专利局虽然有规定不批准永动机的专利，但是经常有不那么明显的永动机设计能够瞒过审核员获得专利，永动机“静止电磁发电机”获得了美国专利。例如在2002年3月26日获得专利的“静止电磁发电机”（专利号6,362,718）就是个著名的例子，以致当年8月份专利局宣布要对专利审核员加强培训。徐某在申请美国专利时，并没有声称其器件能永远输出电流，只是说它能输出电流，可能让审核员误以为是一种特殊的电池。
记者声称在发稿前曾亲眼目睹徐某的现场演示，并请质疑者都去看看辨别真假，徐某也乐于演示甚至愿意指导别人做实验验证。这似乎是非常容易令人信服的做法。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人成功地演示过永动机。几年前轰动一时的“水变油”，发明人也是到处表演、做验证，让无数人、甚至包括高级专家心悦诚服。靠看现场表演是难以看清永动机的奥妙的。按科学界惯例，如果其他实验室能够做出独立验证，才有说服力。但是徐某虽然声称“有多位学者重复出来我的实验”，却没有明言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学者、姓啥名甚、实验结果发表在何处，让人怀疑不过是空口说白话。
诚然，如徐某和两位记者所言，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像一切科学定律，未必就不能推翻。但是，要推翻或修正一个举世公认的科学定律，必须有非常确凿的证据，并通过正常的学术渠道发表。获得专利、现场演示、夸口有多少人见证乃至重复过了，这些都是不会获得学术界承认的旁门左道。如果徐某真的相信自己已用实验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他应该向国际学术期刊报告自己的结果，让各国科学家都来重复、验证，如果被确认，他肯定能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推翻热力学第二定律、造出永动机，毫无疑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发明之一，授予多大的奖励都不过分。
如果学术界对徐某的成果不感兴趣，徐某也还可以做出应用产品让市场说话。在美国专利申请书中，他声称该器件能被用来做为电子表、计算器和其他小电器的能源。果真如此的话，消费者是很容易验证、接受的，而这是一个多么广大的市场（至少可以取代纽扣式电池）！但是，徐某发明永动机近20年了，既无心争取诺贝尔奖，也不把唾手可得的巨额利润放在眼里，你说他不求名不求利吧，却又忙着表演、宣传、拉投资要搞大项目，多么奇怪！
所以，我对徐某和其他永动机发明者、追随者的忠告是：如果真以为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请先走出国门去争取诺贝尔奖；如果真以为造出了永动机，请先造出个应用产品出来让消费者见识见识。
古今中外“不食”假新闻(1)
人饿了就要吃饭，是连教都不用教的本能，因此人吃饭不是新闻，无饭可吃也不是新闻，有饭可吃却偏不吃，就有可能成了新闻。因此，绝食成了一种常见的抗议手段，而不吃饭（古人之所谓“辟谷”）自古以来就被当成修身养性乃至得道成仙的一种修炼方法。健康人不吃不喝两三天，光喝不吃六七天，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一直那么“辟”下去，那是非呜乎哀哉不可的。然而古今中外，也总有人宣称自己可以长期不食烟火而且身体健康，虽然轰动一时，顿成名人，一旦人们开始认真追究起来，这些骗子的结局都不怎么美妙。
在19世纪英国威尔士乡村，有个名叫莎拉·雅可布（Sarah Jacob）的女孩声称自己不吃不喝16个月而健康如常，轰动一时。一些抱怀疑态度的医生决定做个严密的观察。他们将其住宅从房顶到地板搜了个遍，去除所有食物，然后开始一天24小时的监视。10天后，1869年12月17日，雅可布饿死。这个悲剧有个喜剧尾巴：雅可布现在被认为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最早病例之一。
在1948年中国，四川冒出了“杨妹不食”的神话。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坝村一位农家女杨妹据说“九年不吃饭，照样活着”，重庆市卫生局对之做了三周观察，确认实有此事，由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发通稿“证实确属不食”，成了一大国际新闻。在科学家和医生的质疑和要求下，卫生局又对杨妹进行更严格的检验，并派人秘密监视，终于发现“杨妹凭其聪明及极为敏活之手法窃取食物”，这出闹剧匆匆收场，被人评为“旧中国最大的伪科学新闻”（见贺家宝《旧中国最大的伪科学新闻——“杨妹不食”神话的破灭》，《纵横》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这些骗子的下场并没有让当今骗子有所收敛，也没有使喜欢猎奇的媒体吸取教训。有一段时间，这类不食人间烟火的新闻又频频在中国媒体上出现，有的是国产，有的是舶来货。
新华网陕西频道2003年6月9日电《不食“人间烟火”大连一奇女子三年不吃一口饭》，报道大连瓦房店市一位52岁女性冷某自从2000年5月停止进食后，唯一的“食物”就是每天傍晚喝一杯冰箱冷藏的生水。如此惊人的声称，唯一的证据就是当事人的自述。
中新网2003年7月29日电《俄罗斯神奇妇女不吃不喝光靠空气中水分过活》，这回报道的是一名67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妇女芭拉诺娃自称已经三年没有进食，甚至连水也不喝。唯一的证据也是当事人的自称。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很多人跑到俄罗斯想一睹‘神奇老太太’的尊容，他们每人要交50卢布”，似乎是个旅游广告。
更神的是《科技日报》2003年7月30日刊登的由其记者撰写的报道《阳光真能当饭吃？印度奇闻引起美国NASA关注》，写明其消息来源是《印度时报》。据说有个名叫希印度人马内克声称能把阳光当饭吃。拉·瑞坦·马内克的64岁印度奇人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吃过任何固体食物，而仅仅是靠水和阳光来维持生命，具体做法是每天注视太阳来给大脑“充电”。这篇报道与前面两篇不同的是，不仅是根据当事人的自述，而且声称这个根据马内克名字缩写命名的所谓“HRM现象”已被美国宇航局（NASA）证实，“NASA去年曾经核实，马内克当时在没有食物、只能喝水的情况下走了130天”，并且NASA于近日邀请马内克前往美国接受一系列的测试，“以证明他是如何在8年中不吃东西而仅靠阳光生存，以便解决长时间太空航行中生命维持和食品存储问题”。
如果这个现象真的获得了美国宇航局这么个相当权威的科研机构的证实，那可非同小可。但是在美国宇航局的网站做一番检索，却找不到与这位马内克（其名字的英文拼法是Hira Ratan Manek）的任何资料。在科学期刊上也找不到有关这个惊人发现的任何报道。英文的报道只出现在一些小报和宣扬神秘现象的网站上。事实上，这条假新闻早在7月3日就被戳穿了。据印度报纸《正午报》（Mid-Day）报道，NASA发言人德洛丽丝·比斯利（Dolores Beasley）用了两天时间，与NASA所有科研中心和办公室核实之后，出来否认NASA邀请马内克，或与马内克打过任何交道。NASA也不知道有任何NASA科研人员曾经以个人身份和马内克打过交道或邀请过他，“没有任何纪录表明他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
古今中外“不食”假新闻(2)
NASA只是撇清了自己与马内克的关系，并无兴趣去戳穿马内克的底细。这也不在其研究范围内。美国倒是有一些专门反伪科学、揭露江湖骗子的机构会有兴趣，不过马内克想必没有兴趣或胆量接受其邀请。对付这些时不时跳出来宣称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的最好的办法，就是19世纪英国医生采取的那套办法：把这种奇人关到没有任何食物的院子里日夜监视起来，看其下场如何。在现在甚至可以用录像机来代替人工监视，省了许多工作量。当然，饿死他们太不人道，不过饿他们几天让他们吃点苦头，还是无可厚非的。这些骗子不仅骗人，而且会害人。凝视太阳，即使只是几秒钟，也会给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乃至失明。如果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轻信了这样的报道，也学马内克每天凝视太阳吸收能量，导致失明，谁来负责？编辑、记者先生们想过吗？
“北京人”化石值得炒作吗？(1)
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瑞典、中国、美国等国古人类学家在北京周口店陆续挖出了众多生活年代距今约5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包括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和大量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被命名为“北京猿人”。在此之前发现的同时代古人类化石只有荷兰古人类学家杜布瓦在1891年发现的“爪哇猿人”，数量稀少（仅包括头盖骨一具、臼齿二枚、左侧股骨一根），而且争议很大。因此“北京猿人”化石的出土轰动了世界，作为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例证，被誉为“人类最动人的发现”。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1929年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修复后的资料照片。这些化石原来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属美国机构，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之后，化石还安然无恙。但到了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为了这批化石的安全，中美两国负责周口店发掘的负责人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转移到美国。在运送途中恰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这些化石神秘失踪，只剩2颗被送到国外研究的牙齿化石。
抗战胜利后，虽经过反复寻找，这些化石仍无下落，成为了科学史上的一大悬案。近几年来，这个话题又热了起来。在1998年，以这批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贾兰坡为首的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发出呼吁，要求有关人士行动起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99年，北京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出过“世纪末的寻找”的呼吁。最近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征集寻找线索，据说迄今已发现了几十条线索。
但是在事隔60多年后再来寻找，已没有太大的希望，而如此声势浩大的寻找活动由地方政府牵头，其工作队成员仅有3人，更令人疑惑。难怪贾兰坡的儿子和学生都批评这次寻找活动形式大于实质，担心它只是一个噱头，会否成为当地发展旅游、吸引游客的幌子，并不是出于学术目的和动机，而多了一份当地有关部门炒作的嫌疑。
显然，他们还是支持这次寻找活动的，只是希望能够加大投入。但是现在真的还值得兴师动众抱着渺茫的希望去寻找丢失的“北京人”化石吗？
“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无疑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幸运的是，在失踪之前，其中最为珍贵的5个头盖骨标本都已有了制作得非常逼真的复制品，被珍藏至今。虽然复制品不能完全取代化石真品，但是毕竟还是基本保留了关键的信息。“北京人”属于直立人，他和现代人（智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在1966年，周口店又挖掘出了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因此，化石的丢失并没有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造成太大的损失。
60多年来，古人类学有了众多重大发现，使得“北京人”化石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小。“北京人”属于早期人类的一个物种——直立人。人们陆续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澳洲又发现了许多直立人化石，迄今至少已发现了200多具，其中以在非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最多、最完整。我们已不必再依赖“北京人”化石来获得有关直立人的信息。
而且，直立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也大为下降。当初“北京人”化石的发现轰动一时，是因为人们认为“北京人”是从猿到人的过渡型，即所谓“缺环”——猿人。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直立人与现代人（智人）的区别并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大，他们也属于人，“北京猿人”被更名为“北京人”。后来在非洲大量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才是真正的猿人化石。
与许多中国南方古猿才是真正的半人半猿的猿人。人认为的相反，“北京人”不太可能是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国际古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人类都是由非洲直立人进化而来的。大约在20万年前，非洲的直立人进化成了智人，逐步分散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已经在那里生活的直立人（他们最初也是从非洲来的）。“北京人”的可能结局是完全灭绝，没有留下后代。我们都是20万年前某个非洲群体的后代。这个单一起源学说近年来一再被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北京人”化石值得炒作吗？(2)
“北京人”化石的丢失并没能妨碍古人类学的研究，它们如果被找回来的话，也不太可能会对古人类学研究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化石也许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但是在今天，其学术价值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因此，虽然我很能理解寻找化石活动的组织者、支持者的心情，并且也希望会出现奇迹，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项寻找活动其实并不具有多大的学术意义。
“秘境追踪”要追踪什么？(1)
有人说，中国有品位的人是不看电视的，中央电视台10套“科学·教育”频道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情形。我以前回国时是很少看电视的，现在却经常收看央视科教频道，这么说倒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很有品位。科教频道有点类似于我喜欢收看的美国公共电视台，基本上没有广告，节目饶有趣味又有知识性，像“科技之光”、“走近科学”、“人物”、“讲述”这些栏目，都办得很好。但是有一阵看了其“探索·发现”栏目的《秘境追踪》系列片，其中有几集，却让我觉得其品位实在有问题。
比如，有一集叫《飞棍：未被公开的UFO档案》，介绍一种神秘的飞行物。它们像白色的棍子，有的大到几十米，有的小到几厘米，在空中快速飞行，飞行速度达每小时一百多公里，远远高于任何已知鸟、虫的速度。但是它们又很聪明，在快速飞行时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体、障碍物。它们遍布全世界，无处不在，但是来无影去无只出现在照片或录像上的“飞棍”。踪，人眼见不到它们，雷达也探测不到它们，只是不经意地在摄像机中留下了痕迹。它们是什么东西？是某种未知的神奇生物，还是外星人制作的飞行器？有许多人在专门研究它，现在还没有肯定的答案云云。
“飞棍”虽然无处不在，但是既无人捕获到，甚至也无人见到，唯一能表明其存在的证据，是在事后播放录像时，发现有“飞棍”在画面上飞来飞去。看到这里，有点头脑的读者都会心生疑窦，普通摄像机的分辨率并不比人眼强，为什么人眼看不到的，摄像机却能拍到？如此快速飞行的物体在画面上为何没有出现“拖尾”？这些录像真能证明“飞棍”的存在吗？是不是胶卷、摄影机的曝光出了问题，还是小飞虫在镜头前快速飞过时留下的轨迹？或者干脆就是有人故意对录像进行加工、伪造出来的？遗憾的是，节目并没有提及、解答这些并不难想到的疑问，只是一厢情愿地认定“飞棍”的存在，就在那里浮想联翩了。虽然采访了一些“飞棍”专家，却没有采访怀疑者来进行质疑、对话。
“飞棍”其实是飞虫。飞虫在相片上留下的“飞棍”痕迹。
既然有许多人相信“飞棍”的存在，那么制作一个节目做一番追踪，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不是在制作八卦节目，而是科教节目的话，那么，就应该有起码的科学态度，对那些未经证实的惊人说法，要抱着怀疑的态度，要求其提供确凿的证据，并做理性的分析。伪科学著作、节目往往宣称科学没法解释某个神秘现象，对此最简单的回应是：你何以认为这些神秘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先确定了它们的存在，再来谈科学能不能解释。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宣扬神秘现象的著作、节目，虽然经不起推敲，但是能够激发人们进行科学探索的兴趣，也是很有价值的。其实，它们更能激发的是人们对伪科学、宗教、迷信乃至邪教的兴趣。当代邪教与UFO、“外星人”、“史前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只有探索的兴趣，而不具有怀疑、实证和理性精神，是很容易误入歧途的。
真正的科学探索兴趣，应该通过真正的科普著作、节目来培养，比如介绍科学伟人的生平、科学史上的争论、大自然的奥妙、最新科技成果、对科学发展的展望等等。我不知道有哪位优秀的科学家是由于阅读、收看那些宣扬神秘现象的著作、节目而走上科学道路的。靠这类伪科普而培养起来的科学兴趣，是一种虚假而扭曲的兴趣，很容易在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而破灭。
中国科普界前辈郭正谊先生曾经介绍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更严重的是这类胡编乱造，使我们年青一代迷失了应该追求努力的发展方向。一个高中女生，看了一本揭露当代伪科学的科普书，就写来一封信，说她本来对于大金字塔之谜，百慕大之谜，宇宙人驾飞碟来地球之谜……等等宣传了如指掌，并发誓学成后就要以探索这些‘谜’为终身的方向，以为是一条光明的前途，而如今碰到一堵绕不过去的墙，原来那都是虚构的幻影。等到给她看了一些宣传真科学的书以后，她才找到探索自然的真正科学之路。”
“秘境追踪”要追踪什么？(2)
这个高中生是幸运的。在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制作节目时，请多想想这些求知欲极强而又不具有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学生们，不要误人子弟。
为什么人们相信怪异的事情？
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人是外星人的实验品？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人类与恐龙甚至三叶虫共存过？为什么有人会相信“特异功能”？为什么连“哈佛大学的基因科学研究者”也会相信埃及金字塔有魔力，一只猫在里头冬眠了四千年？……一句话，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怪异的事情？
《为什么人们相信怪异的事情》（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是美国著名怀疑论者迈克·谢莫（Michael Shermer）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谢莫的经历颇为奇特。他曾经是一名职业自行车运动员，经常参加横穿美国大陆的比赛，在那时候，他很相信“新时代宗教”的歪理，为了提高比赛成绩，尝试过种种离奇古怪的营养、疗养法，然后在十几年前，突然醒悟，变成了一位反伪科学的怀疑论者，并创建怀疑者学会和创办《怀疑者》杂志（Skeptic），该杂志在1992年春天为悼念阿西莫夫而创刊，现在已成为美国反伪科学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谢莫描述他本人与伪科学打交道的经历，比如他在参加横穿美国大陆的自行车比赛时，曾经因为劳累而产生幻觉，被“外星人”（救护人员）绑架。他到一所著名的伪科学研究所听讲座，反客为主给其他听众上概率分析戳穿“超心理学”的把戏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著名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双盲试验法和概率统计分析是反击伪科学的战无不胜的武器，对这点我很赞同。谢莫在书中就用这两样武器和理性思维分析、驳斥了“超心理学”、外星人绑架、濒死体验和出窍体验、神创论等伪科学，也顺带批判了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新纳粹主义和坚信非洲是西方文化发源地的“非洲中心论”等伪历史学。
《为什么人们相信怪异的事情》一书的封面。美国著名怀疑论者迈克·谢莫在朗读其新作。
这本书的副标题《我们时代的伪科学、迷信和其他虚假观念》更能反映其内容，或许书名叫做《人们相信的种种怪异事情》更为合适。对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怪异的事情，谢莫在书中只有一章做了分析，归纳出25条思维谬误，事实上可视为严密思维和实证的一些判断准则。在批判伪科学时我们经常用的，象轶事不能当做证据、流言不等于事实、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类比不是证据、异端不等于正确（这是指伪科学的鼓吹者经常将自己打扮成受迫害的异端，以哥白尼、伽利略自居）、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你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比如你无法解释魔术是怎么变的，不等于就真的是奇迹）、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挑战者一方、权威的语录不是证据、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巧合不是证据等等。还有几条比较重要的准则被谢莫遗漏了（虽然他在具体分析案例时也用到），像个人体验不是证据、提出者的私德有问题不等于其理论无效、相关的事件不等于因果关系、非常的声称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如果这么一条条地列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很显然，但是一到处理具体的问题，就老犯糊涂。毕竟，人并不是天生就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思维是需要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才能具有的，而且必须时时警惕不让推理出现偏差。
思维出了差错，只能算是迷信怪异事物的直接的、近期的因素。中期的因素，应该放在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来考察。而远期的因素，则恐怕要追溯到人类的进化起源了。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一定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可惜谢莫在书中对此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做深入的探讨。迷信很可能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到现在仍然没有消失的迹象，几乎可视为人类的一种本能（不管是生物本能还是文化本能），那么就有许多进化的问题值得研究，比如，在人类的蒙昧时期，迷信是不是也有某种生存优势？这种优势是体现在个体水平（属于自然选择）还是群体水平（属于文化选择）？是自然选择（写入了基因）还是文化选择（成了弥因（meme））的结果？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怪异的事情，其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
为什么要反对伪科普？
在目睹了现代迷信、邪教的猖獗之后，大家痛定思痛，都承认应该大力加强科学普及工作，大批出版、推荐科普图书了。但是许多热心人分不清科普和伪科普。2000年10月间我去北京大学演讲，顺便参观了校门口的“风入松”书屋。一进书店门口就见到摆着一个“科普专柜”，惊喜之后不由得又感到可悲，因为我发现里面有十几种是宣扬飞碟神秘现象、外星人光临地球之类的伪科普读物。“风入松”据说是一个品位较高的书店，尚且如此，其他书店也就可想而知了。最近在网上检索到首都图书馆为“2000北京科技周”推荐的百种科普读物书目，也发现里面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宣扬飞碟、外星人、有神论、反进化论等神秘现象的伪科普读物。即使是某些专家在创作科普读物时，也将科普和伪科普混为一谈，比如署名“哈佛大学吴柏林”著的《人体革命》一书，里面就以“基因科学”的名义掺杂了“金字塔内冬眠了4000年的猫”、“人类记忆可以移植”等伪科学内容。
这是我在中国才见到的怪现象。我并非没在美国见到伪科学读物。事实上，美国出版了大量的伪科学读物，中国的这类读物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的。这类读物的市场很大，在商业社会自然就有供应者。但是在美国，这类读物一般是由不入流的小出版社出版的，严肃的大出版社极少为了赚钱自坏声誉出版它们，专门出版科普读物的出版社更与之无缘。而且，这类读物到了美国书店、图书馆，就被归入了“新时代宗教”一类，不会掺杂在科普专柜之中误导读者（至今我只见过极个别“科学神创论”的著作被放在“进化论”书架上。我们对美国店员、图书馆员的专业水平也不必太苛求，而且在这种书的旁边就可以找到数量多得多的批判“科学神创论”的专著和进化论读物）。
中国可不可以出版这种伪科学读物呢？只要中国法律允许，当然是可以出的。但是我希望中国的出版、图书界能够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严肃的大出版社，特别是那些以科普为己任的科技、教育出版社，应该与这类图书划清界线。书店、图书馆应该把它们归入宗教、信仰、小说读物。这类读物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对消费者构成了欺诈。它们所宣扬的种种神秘现象，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可以有合理的解释的：比如国际考古学界早已证明用古代技术可以建造大金字塔，考古发现表明大金字塔的确是古埃及人建造的，大金字塔的“神奇数字”有概率统计上的解释，关于金字塔的种种神秘现象都是捏造出来的。又比如，统计表明，在百慕大三角区失踪的飞机、船只数目实际上要少于周围的区域，并不存在“百慕大三角区神秘失踪现象”；1947年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发现的“飞碟残骸”其实是用来监测苏联核实验的绝密军事气球，所谓外星人尸体其实是美国空军用于试验飞行员紧急逃生的假人，等等。
有人辩解说，阅读这类神秘现象的读物，可以激发读者的科学兴趣。但是这并不成为把这类读物归入科普的理由，正如阅读小说、童话、神话、宗教读物也可能会激发读者的科学兴趣，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读物都当成科普读物推荐。而且，靠阅读伪科普读物所激发出来的科学兴趣，是一种扭曲的、虚假的兴趣。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怀疑、实证、理性四个方面。伪科学读物所能激发的，至多是探索的兴趣，而与怀疑、实证和理性格格不入。如果读者在阅读了伪科学读物之后真的产生兴趣从事科学学习和研究，那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他继续排斥怀疑、实证和理性精神，从事伪科学的宣传和研究，那么对科学普及和研究只能产生负面影响。二，他在了解了科学研究是真正如何进行的之后，意识到受到伪科学的误导，丧失了对科学的兴趣。三，他接受了科学精神和方法，继续保持对科学的兴趣而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即使后者，也要经过一个痛苦的、困难的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可见，由阅读伪科学读物所激发的科学兴趣，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科学的兴趣，应该通过阅读真正的科普读物来培养，比如科学伟人的传记、科学史上的争论故事、自然界的奥妙介绍、科学技术发展展望等等。
中国科学普及面临的挑战
从国内的一些舆论看，目前似乎有一种风气，一出现了社会问题，就归咎于缺乏立法，呼吁立法，一旦相应的法规制定了，进行一番讨论后就以为万事大吉、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制定一项法律，只是表明决策者对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政策宣示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像“科普法”这种象征意义浓重的法规，更是如此。具体的问题仍然有待各界人士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近几年来，作为配合打击邪教的一项任务，科普工作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和加强，比起几年前的状况，已有相当的改观。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一项共识。现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那些利用社会对科普的重视，打着科普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在传播伪科学、反科学的。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科普面临的一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文学界有一股敌视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思潮。某些人文学者本身对科学其实一点也不懂，由自卑而自傲，进而狂妄，似乎只有通过与科学作对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他们以学西方后现代派的文化观、社会观为时髦，试图将西方反科学思潮引入中国，打着“科学传播”、“科学文化”的幌子，声称要让公众全面了解科学，而热衷的是让公众警惕科学。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科学是两刃剑”，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讲得最多的，却是他们以为的科学的“坏”的一面，要为科学设置禁区。他们所推崇的西方学术界那些反科学人士一般并不隐瞒自己对科学的敌视态度，也不愿意或没有机会从事科普工作，其影响局限于学术界的小圈子，对社会的影响甚微。而中国人文学界的这些人士却是以科普人士的面目出现的，有的还被视为“科学传播”、“科学文化”方面的权威人士、著名学者，对政府决策、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也就更值得我们关注。
二是新闻界从事科技报道的编辑、记者的科学素质普遍低下。许多科技版的编辑、记者从来没有受过科学方面的专业教育和训练，有的甚至是从中文系古文专业一毕业就去当科技版编辑。科技版编辑、记者本身就不具有科学素质，也就不可能编写出合格的科技报道，把商业炒作当成科技成果，把奇谈怪论当成科学主流，把伪科学宣传当成科学新闻，至今在报刊上仍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一些科版编辑、记者道德败坏，热衷于为商业骗局、商业炒作撰写名为“新闻”实为广告的有偿报道。
三是出版界热衷于出版伪科普书籍。当前国内市场上，宣扬“神秘现象”、宣传伪科学、反进化论的书籍数量远远多于科普书籍。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出版这类书籍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它们往往是以“介绍最新科学发现”、“探讨科学难题”的名义作为科普读物出版的，书店一般也把它们归到科普图书类销售，这就对广大读者起到了误导作用，必须加以揭露。甚至包括一些面向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也把反科学、伪科学的文章作为弘扬科学精神的文章推荐，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危害很大。另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无神论是科学的孪生兄弟，科学研究的本质即使不是无神的，也是非神的，因此科普也离不开进行无神论教育，揭露宗教迷信的实质。但是某些出版界人士却出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误解，支持出版宗教读物，却反对出版批判宗教的读物，这必然会导致有传教的出版自由，却没有反教的出版自由，市场上出现大量的宗教读物，却缺乏针锋相对的无神论读物，这对科普也是相当不利的。
这三方面的挑战，分属伪科普学术、伪科普新闻和伪科普出版，要而言之，就是伪科普舆论。必须掌握舆论，让科普舆论战胜伪科普舆论，科普工作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中国需要“科学警察”
2005年5月，美国“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专家代表团，来华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该组织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库尔兹于1976年创办的反伪科学的专门组织，致力于调查、揭露世界各地所谓超自然、神秘现象，而且其英文缩写CSICOP的读音类似于英文的“科学警察”，所以有“科学警察”之称。
有报道说，以中国科普研究所为依托，一批有志于弘扬科学精神、捍卫科学理性的科学家、专家、学者，成立了一个“探索小组”，将逐步发展成为以揭露伪科学为己任的中国探索中心，也在中国担当“科学警察”的角色。
对此，九位“科技工作者”联名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的公开信，声称“科学上的‘反伪打假’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自主创新一大障碍”、“竟又请进了洋棍子——‘科学警察’来帮忙。”“可是，科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谁可以充当什么‘科学警察’的。现今的科学发展，只有靠科学实践检验，根本不需要‘科学警察’，也不应该有‘科学警察’。如果那样，只能误导学术方向，阻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的成长和实现。”“也要警惕某些外国反华势力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学术界自主创新武装的阴谋。如果‘反伪’者硬要不顾后果充当‘科学警察’，那么最终必然会走向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反动’。”
所谓“科学警察”是人们对民间反伪科学组织、反伪科学人士的一种称呼，这种说法并不很准确，因为这些民间组织、民间人士并不像真正的警察那样有处罚他人的法定权力，他们只是利用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揭露伪科学，让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不受伪科学的蒙蔽，但是并没有权力去处罚伪科学人士。所以这个称呼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但是，只要有伪科学，只要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弄虚作假、招摇撞骗，那么就需要有揭露、打击它们的“科学警察”，中国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伪科学在中国大有市场，一度极为泛滥，直到类似“老中医绝食49天”、借伪科学“全息生物学”创建者张某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叫屈这样的闹剧还频频发生，打着最新科技成果招牌的种种伪劣假冒产品随处可见，中国更需要有“科学警察”来“反伪打假”。
那些反对“科学警察”，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伪科学的存在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的人士，当然害怕“科学警察”。比如这九个人，都属于一个叫做“天地生人”的伪科学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有的声称能根根《易经》预报地震，有的声称能根据月亮位置预报瓦斯爆炸，有的声称融合现代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毛泽东思想创建了适用于某些类型复杂系统研究的“典型信息法”……其中还有一位在2003年非典期间竟声称根据“唐朝和清朝祖传御方”研发出“可预防非典”的香囊、“可治疗非典”的“上感啊嚏散”，“只要非典病人用这个药，打完喷嚏后，高烧马上就能消退”。
他们想要的是，只许他们宣传伪科学、推销假科技产品，却不许别人批评、揭露伪科学、假科技产品，并试图通过扣上“反华势力”的大帽子堵住批评者的嘴。
宣扬伪科学不属于科学内部的学术争论。揭露、打击伪科学，并不是在打压不同的学术观点，更不会阻碍科技创新。恰恰相反，“反伪打假”防止伪科学来和真科学争夺资源，实际上是在维护真正的科研工作者的利益，有利于科技创新。真正的科学研究、科研成果必然能够经得起检验和批评，绝不会害怕、反而会欢迎“反伪打假”。“科学警察”最早出现在美国，在美国也最为活跃，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成为科技第一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