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行一篇署名“桑内斯”的“美文”《浩荡祭大海——奔赴死亡之约》，转自《读者》2005年第15期，据说是一位挪威癌症病人在追随旅鼠奔向死亡的旅途中，顿悟了生命的真谛：无须畏惧死亡，因为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但从内容和文笔看，不像是翻译作品，当是某个国内作家的假冒之作，里面绘声绘色地描绘自己跟踪目睹数百万只旅鼠为了物种的利益，在浩浩荡荡的长途跋涉之后集体跳海自杀的场面，其实是从国内介绍“旅鼠之谜”的科普文章改编而来。
旅鼠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大约20种小型草食动物的统称。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它们的数量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有的年份数量极多，有的年份又非常少见。由此就出现了各种传说。在16、17世纪，很多欧洲学者相信旅鼠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要空气条件合适，就能自发生成旅鼠。当时丹麦博物学家奥尔·佛姆为了驳斥这种说法，首次对旅鼠做了解剖，证明旅鼠的解剖结构和其他啮齿类动物类似。
旅鼠之所以会让人产生突然从天而降的感觉，是因为它们的繁殖力强得惊人。旅鼠出生大约一个月后就能繁殖，一只雌鼠每5周就可产下一窝大约8只小鼠。在条件适宜时，一个旅鼠种群的数量一年之内就能增长10倍。大约每4年旅鼠的数量就会出现一次顶峰，之后又锐减，少到难以寻觅。那么多的旅鼠到哪里去了呢？
传说，当旅鼠数量达到顶峰时，它们就会自发地集体迁移，奔赴大海自杀，只留下少数同类留守并担当起传宗接代的神圣任务。迪斯尼在1958年拍摄的记录片《白色荒野》中，就记录了旅鼠成群结队地迁徙、最终跳海自杀的场面，配上了非常煽情的解说。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影响深远，使旅鼠奔赴死亡之约的动人传说在西方家喻户晓。
不过那部记录片的场面是伪造出来的。那部影片是在加拿大的阿尔伯达省拍摄的，那个地区并不产旅鼠。摄影组到北极地区向因纽特小孩买了几十只旅鼠，让它们在一个覆盖着雪的转盘上奔跑，从各个角度拍摄，剪辑后就出现了成千上万只旅鼠大迁移的情景。之后，摄影组把这些旅鼠带到悬崖上，希望拍摄它们跳到悬崖下的河中淹死的场面。不料旅鼠却不愿往下跳，在等了两天之后，不耐烦的摄影组把这些旅鼠赶下了悬崖，人为制造了跳海自杀。
旅鼠的数量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生物学课题，可能与天敌、食物、气候、季迪斯尼的《白色荒野》号称记录的是真实情景。节等因素有关系。例如，一个很明显的但还未得到证实的解释是，旅鼠数量的剧增破坏了植被，出现食物匮乏，导致大批旅鼠被饿死。然后植被开始恢复，出现了新一轮的循环。实际上这并非旅鼠特有的现象，在严酷条件下生存的其他一些小动物，其种群数量也会出现类似的周期性变化。
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专家们在这一点是一致的：旅鼠不会集体自杀。在旅鼠数量剧增，当地的食物变得稀少时，旅鼠和其他动物一样，会向其他地方扩散。人们观察到，在挪威山区，山上的旅鼠向山谷扩散，有一部分会逐渐到了湖边和海边，在那里安置下来。但随着后来者越来越多，有些就会试图游到对岸去，有的就被淹死了。这可能就是旅鼠集体自杀的神话的源头。
近年来也有些专家试图从旅鼠自身的变化解释其数量减少之谜。例如，随着鼠口密度的增大，旅鼠彼此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交流和压力，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出现变化，从而使其繁殖力下降，变得更有攻击性。在群体密度过大时，旅鼠的反应不是牺牲自己，而是更倾向于攻击其他旅鼠，乃至出现自相残杀。
旅鼠奔赴死亡之约的神话不会像旅鼠从天而降的神话那样轻易消失。不管专家们如何澄清，这个神话会一直被当成一个科学事实、作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奇观流传下去。毕竟，对许多人来说，一个美丽的谎言胜过冷酷的事实。
“阿波罗登月”是不是骗局？(1)
有些人盲目相信奇异的“神秘现象”，对人类自己创造的奇迹却不相信，因为他们对人类没有信心。还有些人，热衷于研究、宣传伪科学，不被科技界认同，满肚子怀才不遇的委屈，因此也要借攻击一些真正的科技成果，获得心理平衡。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有。“阿波罗登月”是20世纪人类最为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也是美国人民的骄傲，然而从70年代以来，就一直有美国人怀疑那只是美国政府一手导演的一个骗局。据他们说，由于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落后，因此炮制出这个骗局出来重振国威。在1978年有人拍了一部电影《摩羯宫1号》，“重现”美国太空总署是如何在摄影棚里伪造登月照片、电影的。还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专家”研究、揭露这个骗局，写了许多文章，并有专著出版。互联网上有新闻组专门讨论此事。据盖洛普公司在1999年的调查，有6％的美国人怀疑“阿波罗登月”是否真正发生过。福克斯电视台则声称，这个数目高达20％。作为美国四大商业电视台中的老小，福克斯一向以宣扬怪力乱神招徕观众，其招牌节目是《X档案》，以揭露美国政府如何隐瞒对神秘现象的调查为主题。2001年2月15日，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一小时的节目《阴谋论：我们登上月球了吗？》，采访了一些“专家”，出示种种“证据”，“揭露”美国太空总署在六七十年代内华达州的沙漠中伪造阿波罗登月。大概收视率不错，福克斯在3月21日又把节目重播了一遍。这种“阴谋论”历来不上大雅之堂，只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美国太空总署不予理睬，于是阴谋论者有了个口实：太空总署是不是作贼心虚，假装对揭露材料视而不见？这下有福克斯电视台撑腰，上了美国所谓主流媒体，阴谋论总算掀起轩然大波，美国太空总署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加以驳斥。
在华人世界，这个阴谋论的出现时间很晚，但是在中国刊上主流媒体却反而领先于美国。1997年，有一家由华人主办的设于比利时的伪科学研究机构“太极科学院”，在中文互联网上宣布要招收根据《易经》研究“三值计算机”、“太极原子模型”、“太阳系十三颗大行星”的博士生。面对嘲笑，该院院长举阿波罗登月为自己壮胆：
“明朝有个叫石虎的人把自己绑在一个特制的土火箭上，想登上月球去。结果升空后火箭爆炸，粉身碎骨。人们以此证明月球永不可登。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０日美国阿波罗１１号月球登月成功，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月球不是不可登的。”
从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后来证明了可能，这种事例在科学史上自然是数不胜数，但是再多的例子也证明不了今天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以后就一定会成为可能。而且这个例子也举错了：从来就没人以石虎为例证明月球永不可登，凡尔纳不还写了本《月球旅行》吗？石虎也不是想登月，而是要升天。无论如何，太极科学院这时候还是相信阿波罗登月实有其事并以之为证的。不料时隔不久，太极科学院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根据外国“专家”的研究，突然宣扬起阿波罗登月是骗局来了，由此引发了华人世界对这一阴谋论的第一次辩论。在中文网络上为骗局说法提供“证据”的，主要是一位当时在宾州州立大学攻读物理博士的留学生，笔名“哈姆雷特”（我跟他见过两次面）。太极科学院将这些辩论张贴收集起来，根据自己的胃口巧加取舍，出了份专辑，给人的印象是阴谋论者大获全胜，哈姆雷特成了打假英雄。这出闹剧逐渐闹到了国内。2000年7月中旬，一位连研究机构的名称都没列出来的“俄国研究人员”在墨西哥一份小报上登了篇文章，就使得《人民日报（网络版）》、《文摘报》、《工人日报》、《北京晨报》等国内各报刊当成了重大新闻纷纷报道“俄专家潜心研究得出惊人结论——美30年前登月疑为大骗局”。8月25日，《光明日报》也来凑这个热闹，发表韩宁、刘庆云《“阿波罗登月”是骗局吗》，综述“骗局论”的种种“证据”，表面上只是在提出疑问，而其支持“骗局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那些支持者都被冠以“著名”的头衔，哈姆雷特不仅从物理系学生成了“物理学教授”，而且还是“著名物理学教授”。
“阿波罗登月”是不是骗局？(2)
骗局论者认为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照片、电影露了马脚，而且不止一处，另外还根据一些物理、天文学常识认为登月绝不可能。这些都是自作聪明的质疑，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往往是忽视了月球上的特殊情况，以地球上的情形做比拟。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网站反驳了这些质疑，有的还受到美国太空总署的推荐，颇为权威。我现在根据这些网站的介绍，简略解释几条常见的质疑。
“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表面上照的照片，背景都没有星星。月球没有大气遮掩，天空又是乌黑的，星星跑哪去了呢？”星星还在那里，只不过因为光线太微弱，没能在照片上留影罢了。正是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阳光不能散射，因此即使在白天，除了太阳周围，天空也是黑色的，星星能被看见。但是登月时间都是早晨，地平线被太阳照得很明亮，白色的宇航服反光也相当强烈，在对着宇航员拍照时，是对着白色的物体在白色背景下拍照，曝光时间很短，因此不可能把天空中的星星也照下来。
月球上不平行的影子。在地球上，影子也会不平行。“图像上物品留下影子的朝向是多方向的，而太阳光照射物品所形成的阴影应是一个方向的。”阴谋论者想以此说明这是由于有多个光源（例如舞台的灯光）造成的。实际上，这是由于透视造成的。我们将三维物体照到二维平面上，从侧面看会有所变形。在早晨，太阳位置很低，物体的影子很长，不同距离的物体留下的影子如果从空中看是平行的，但是从侧面拍照的结果就会显得不平行，即使在地球上也是如此。
“摄影记录中那面插在月球上的星条旗在迎风飘扬，而月球上没有空气，根本不可能有风把旗子吹得飘起来。”旗帜的上方贯穿着一根横杆，以便能把旗帜展开，第一次登月（阿波罗11号）时，宇航员没能把这根横杆拉得跟旗杆垂直，旗帜没能完全展开，看上就象在飘扬一样。以后的登月，都故意不把横杆拉直，正是为了造成飘扬的错觉！
星条旗在月球上“飘扬”。宇航员在月球上插星条旗。
“但是有录像镜头显示星条旗的确在风中飘动！”所有这些镜头显示的都是宇航员在插旗帜，在这种情况下，无须有风，在宇航员的晃动下旗帜也会飘动。
“在月球不同的地方照的照片背景看上去却相同。”在地球上，在不同地方看的远景，由于空气的存在，其清晰度可能不一样，因此容易分辨。但是在月球上没有空气，远景总是一样清晰的，因此在不同地方拍到的大背景也就是一样的。
“时隔两天在不同地点拍的两段录像，不仅背景，连布置看上去也一模一样。”实际上，那是时隔几分钟在同一地点拍摄的。
“摄影机挂在宇航员的胸前无法取景，怎么能照出这么完美的照片？”原因很简单，宇航员经过了艰苦的拍摄练习，掌握了不取景拍摄的技巧，而且公布的照片是从无数照片中挑选出来的。
“地球上空有一条地球磁场吸引太阳风形成的强烈辐射带（称为冯·艾伦带），任何人通过它都会因受到强烈辐射而死亡，登月宇航员为何不仅能活着回来，而且没有受过强烈辐射的迹象？”冯·艾伦带位于地球上空1000公里到20000公里，为了减少辐射量，飞船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它，宇航员位于该辐射带的时间只有1小时左右，所受的辐射量为2雷姆，大约等于拍100张X光透视所得到的辐射量，为国家标准最高允许辐射量的40％。辐射量要达到100雷姆以上才能使人在受辐射几小时后感到恶心，达到300雷姆以上才是致命的。
这些回答，有的相当简单，有的则要用到较专业的知识，一般人难以理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驳斥“阴谋论”吗？
当几年前我在网上和哈姆雷特辩论阿波罗登月是否骗局时，还没有这些做具体驳斥的专业网站，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无疑对我不利，因为涉及的物理问题，哈姆雷特作为物理系学生，显然要比我更“懂”。因此我当时对他提出的具体问题，大多避而不答。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驳斥的力度，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辩论某个具体的物理问题，而是在辩论某个事件是否发生过。即使我们对物理问题所知不多，即使我们无法一一回答那些具体质疑，也不妨碍我们根据常识驳斥骗局论的荒谬：一，一个几万人参与的“大骗局”，怎么可能30年来个个守口如瓶？二，如果登月是个骗局，美国太空总署何不见好就收，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登六次，就不怕把同一骗术表演多了会被揭穿？三，据这些阴谋论者的揭露，“破绽”是如此明显，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知识就可以明白，美国太空总署集中了几万精英的作假手段竟然如此拙劣？难道这些人都是中学没毕业？都如此粗心大意？四，阿波罗登月时在月球上安放了各种仪器，包括激光反射镜。这些仪器不仅美国科学家，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在利用。比如，几年前美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实验室就曾经合作，利用阿波罗登月时放在月球上的激光反射镜，把地、月距离的测量精确到英寸。如果登月是骗局，这些仪器又是怎么放上去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参与了骗局不成？相信、传播这种谣言，不仅是因为对科学界的极端不信任，而且是因为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
“阿波罗登月”是不是骗局？(3)
阿波罗登月还有确凿的物证，就是从月球上带回来的三百多公斤月球岩石。月球岩石是非常独特的，在许多方面和地球岩石不同。
在月球岩石的晶体结构中，几乎都不含有水分，而像地球上常见的矿物质（比如粘土），在月球岩石中也完全找不到。
火山爆发和陨石撞击能形成天然的玻璃珠，在地球上，由于水的存在，这类玻璃珠会在数百万年间被分解掉，但是在月球上，却可以保留几十亿年。在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中也发现了这类古老的玻璃珠。月球岩石中含有由于陨石撞击而形成的天然玻璃珠。美国一些博物馆都公开展览月球岩石供参观者任意触摸。参观者即使没有地质知识，也不难觉得这些岩石摸上去和地球岩石不同，因为其表面布满了微小的“陨石坑”，这是宇宙尘埃以每小时几万公里的速度撞击形成的。由于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月球表面饱受无数宇宙尘埃的撞击，而在地球上，这些尘埃都在大气中烧毁了。
月球也饱受宇宙射线的撞击，这些高能量射线引发的核反应，使得月球岩石中含有在地球上没有的同位素元素。地球由于受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免受宇宙射线的入侵。
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伪造月球岩石呢？比如说，用高能原子核撞击地球岩石而达到与月球岩石一样的特征？不可能。地球上最强大的加速器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其威力无法与宇宙射线相比。
总之，阿波罗登月带回来的这些岩石，经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数千个实验室的鉴定，都证明来自月球。这些国家和实验室显然没有可能都参与美国太空总署的骗局。“阿波罗登月”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成就，更是全人类的成就，也就是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所说的“人类的一大步”。鼓吹阴谋论，是对人类尊严和科学家人格的污辱。
太空上能看到长城吗？(1)
神舟五号胜利返航，中央电视台白岩松采访中国第一名太空人杨利伟时有这么段对话：
白岩松：还有一点是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的，你在整个飞行的2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看地球的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看到大家都在说的长城？
杨利伟：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
白岩松之所以有此问，是因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认为万里长城是太空中唯一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人工建筑。中国第一名太空人杨利伟说他没有在太空中看到长城。例如，2000年语文高考试卷要求阅读理解鲍昌《长城》一文，其结语就是：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这种说法在国外也颇流行。美国出的麦片包装盒上经常写一些给小孩看的小知识，我就见过有一种写着“你知道中国的长城是太空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物吗？”还有一个更离奇的说法，说长城是月球上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物，这后一种说法可能是更早的说法。有人计算过，人眼在月球上绝对无法分辨出地球上的长城。不过更有说服力的是登过月球的宇航员的证词。曾乘阿波罗12号登月的阿兰·彼恩（Alan Bean）说：
“在月球上你能看到只是一个美丽的圆球，大多部分是白色的（云），部分是蓝色的（海洋），点缀着黄色（沙漠），以及偶尔有些绿色的植被。在这个尺度上没有人造物是可见的。事实上，在首次离开地球轨道，仅几千英里之遥时，就见不到任何人造物了。”〔月球离地球约23万7千英里，即38万4千公里。引文见Tom Burnams More Misinformation（1980）〕
另一位宇航员威廉·博格（William Pogue）曾在1973至1974年间在太空站工作，他所在的高度约300英里。他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在太空中如何盥洗》中指出，在那样的高度上已无法用肉眼看到长城，而需要用到望远镜才能看到。
那么，在较低的太空，例如航天飞机飞行的轨道上（离地球约160到350英里），能否看到长城呢？能看到，但是很难看到，而且还有许多人造物比长城更容易看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96年11月号报道航天飞机宇航员杰·埃普特（Jay Apt）的话说：
“我们寻找中国的长城。虽然我们能够看到像飞机场跑道这么小的东西，但是长城看来主要是由与周围的土壤同一颜色的材料建成的。尽管一直有故事说它能在月亮上看到，长城在只有180英里的上空就已经几乎不可见了。”
长城主要是由与周围的土壤同一颜色的材料建成的，不容易分辨。
航天飞机宇航员在这个高度上能看到许多人造物，包括高速公路、飞机场、大坝、城市、麦田、桥梁等等。在太空站工作的华裔太空人卢杰（Ed Lu）指出：“从太空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能够看到金字塔，特别是用望远镜更容易看到。用肉眼看起来有点困难。”他说，你能看到长城，但是它比许多其他物体更不容易看到，而且你必须知道朝哪里看。（引文见SPACE.com 2003年10月6日的报道）
这个有关长城的神话早在人类征服太空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是谁炮制出来的。有人估计是在美国首次载人飞船升天之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某位大腕的随口猜测，后来被误传成了实有其事。也有人发现，在1938年，美国著名探险家理查德·哈里伯敦（Richard Halliburton）在一本畅销书中就声称“天文学家说长城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到的人造物”（见www.snopes.com/science/greatwal.htm）。长城可以在太空中“看”到，不过用的是雷达。网友潘忠伟在翻看《胡适日记全编》时，发现早在1931年3月3日的《北平晨报》刊载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的演说就有这样一句话：
太空上能看到长城吗？(2)
“兄弟又见法国一本书上说，假如人能到月亮里面去，俯视地球上的建筑，只有万里长城，此亦可见我们民族秦始皇的文化精神。”（引自《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曹伯言整理，7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如此看来，这个神话很可能是某个法国人的天才想象，又很快被我们中国人发扬光大了。这个神话很让某些虚荣的国人骄傲一番，可惜的是那不过是误传，要使他们失落一回了吧。根据高考语文的标准答案，鲍昌文章之所以要感慨长城是“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是为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能承受改革开放的冲荡”，难道一个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竟是要建立在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谣言之上的吗？
血型会不会影响人生？(1)
星相学是西方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血液型人间学”（血型人学）则是日本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受到东西洋通俗文化的影响，迷信星相、血型决定性格、命运者大有人在，迷信后者的似乎更多，其中不乏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他们很容易明白星相学是迷信，然而却觉得血型决定性格的说法似乎很有科学道理。这个风气是在1980年代从日本传过来的。当时中国的出版社出了不少从日本翻译的《血型与性格》、《血型与人生》、《血型与爱情》之类的小册子，在大学生和中学生当中都很流行。我当时正在国内的生物系上大学，也看过几本，血型是否与性格有关，是同学们的一个常见话题。上生理学实验课，有一堂是自己测定血型，任课老师还发给大家一张血型与性格关系表，据称是国内某个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统计出来的，更加重了其科学性。当时在街上还时常见到医务人员摆摊帮人测血型赚取外快，测完后也发一张血型与性格关系表卡片。排起长队的顾客们了解自己血型的主要动机，当然不是为以后献血、输血做准备，而是为了知道自己的性格类型。这种迷信如果只是作为饭后谈资，娱乐消遣，无伤大雅。如果有人根据血型找配偶，虽然愚昧，也只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公司、机构根据血型来取人、用人，那就可说是一种社会危害了。这种危害本来只在日本才有，近来却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新华社2001年12月15日发自沈阳的一则题为《鞍山一女青年应聘遭遇“血型偏见”》的报道称：
鞍山一家公司招聘员工时完全用血型“严把用人关”。日前，女青年刘某应聘时因为“血型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而被公司拒之门外。
这名女青年今年毕业于一所大学经济系，当她看到一家广告营销公司发布的招聘营销部主管的广告时，觉得自己的学历、专业等条件与该公司所要求的基本相符，于是来到这家公司应聘。
刘小姐说，她向主管招聘的负责人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谈了对市场营销工作的一些见解后，这名负责人问刘小姐是什么血型，当得知是B型血时，对方立即表示不能聘用她，理由是B型血的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是非的判断力”，而且“没有团队精神”。
次日，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来到位于鞍山市铁东的这家营销公司，向一位负责人表示自己所学的专业与这家公司的要求完全符合并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方得知记者是O型血时，称可以考虑聘用问题，理由是O型血的人心态平和、为人忠诚。这名负责人称：“我们老板曾经在日本深造过，那边很多公司招聘员工时，血型是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很多人的血型就决定了他能否胜任某项工作。”
记者就此问题请教了有关专家，专家说，血型的确与人的性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不是绝对的。
如果真如这位“专家”断言的，“血型的确与人的性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即使不是绝对的，也可以成为偏见的理由。果真如此吗？
红细胞血型是根据血液中的红细胞表面上抗原来划分的，根据抗原种类的不同，常见的有二十几个分类系统，ABO血型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只不过因为发现得最早，又与输血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广为人知。在二十世纪之前，西方医生已尝试过对失血过多的病人进行输血，但往往导致死亡。1900年，奥地利维也纳病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兰特斯坦纳ABO血型的发现者兰特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输血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某些人的血清导致另一些人的红细胞凝集，但在某些组合却又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二年，他从各位同事那里采集了血样，对红细胞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存在两类抗原，他分别命名为A抗原和B抗原。有A抗原的血他称之为A型，有B抗原的他称之为B型，两种抗原都没有的，他称之为C型或零型（后来改称O型）。又过了一年，他的两名学生采集了更多的血样，发现有的同时存在A和B两种抗原，即AB型。植物、微生物也存在A、B抗原，如果人体内原先没有某一种抗原，从食物中吸入或受微生物感染后，就会在血清中出现对抗这种抗原的抗体。因此，A型血清中有抗B抗体，B型血清中有抗A抗体，O型血清同时存在这两种抗体，而AB型血清没有这两种抗体。输血出现凝聚的原因，就是一种血清中的抗体（抗A或抗B）与另一种不同血型的红细胞的抗原（A或B抗原）相遇造成的。由此可知，A型可以输给A型和AB型，但只能接受A型和O型；B型可以输给B型和AB型，但只能接受B型和O型；O型可以输给任何型，但只能接受O型；AB型只能输给AB型，但可以接受任何型。在输血前，对供血者和受血者的血液做血型鉴定，并在体外检测二者相混不发生凝集，就可以避免因输血凝集反应导致的生命危险。由于这个发现，兰特斯坦纳在193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血型会不会影响人生？(2)
ABO血型遗传关系表。在1924年，伯恩斯坦（F.Bernstein）发现了ABO血型的遗传机制。它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各从父母得到一个）控制、严格按孟德尔遗传定律遗传的。等位基因A和B是显性基因，O是隐性基因，因此基因型AA和AO都表现为A型，BB和BO表现为B型，AB表现为AB型，OO表现为O型。子女的血型不一定与父母的相同，但是父母的血型决定了子女的血型只能有哪些可能。例如，A型父亲和A型母亲只能生下A型或O型的子女，如果其子女是B型或AB型，我们可以推断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亲生，即可以根据血型排除亲生父亲或母亲（但不能确认），这是法医做亲子鉴定的一种手段。后来发现A、B、O基因还各有不同变异，目前已发现14种A基因（以A1，A2……表示），14种B基因和8种O基因。
这个重大的医学发现，很快就被滥用。在1910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医生范顿根（Emil von Dungern）最先将血型作为种族主义的依据。他声称，纯种欧洲人的血型是A型，纯种亚洲人的血型是B型，或者说，那些B型血的欧洲人不是纯种欧洲人。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位波兰研究者对英国和法国占领军士兵和俘虏中不同民族的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血型分布存在差异，据此将人类划分成了三个人种：A型占多数的欧洲人，B型占多数的亚－非人，A血型基因世界分布图。B血型基因世界分布图。O血型基因世界分布图。和过渡型。他们并描绘了一幅人类进化的图景：人类的祖先原先都只有O型血，之后分化出了A型和B型两个不同的人种。按照这个思路，正苦于没法找到一个划分人种的客观标准的人类学家们马上把调查血型分布当成救命稻草。1930年在给兰特斯坦纳颁发诺贝尔奖的典礼上，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就是如此赞扬兰特斯坦纳的贡献的：“兰特斯坦纳的发现为研究一个民族的种族纯洁程度的决定性开创了新的领域。”
但是以后所有试图根据ABO血型划分人种的努力都失败了。并没有一种ABO血型基因是某个人种所独有，三种血型基因在所有人种中都可以找到（只有美洲原居民有极低的B基因）。而且血型分布也有共同点，都以AB血型最少，而O血型普遍较多。那么能不能根据血型频率的差异来划分人种呢？粗一看，不同的“人种”的确有自己的血型频率特点，例如欧洲人中B血型普遍较少，亚洲人中B血型较多，美洲原居民则几乎全部都是O血型。但是这是已预先划定了人种，再去找其血型分布特点。血型分布的实际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O基因是最普遍的，在世界各地的分布都在一半以上，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原居民中几乎达到100%。它在澳洲原居民和西欧也有较高的频率，而在东欧和中亚则最少。B基因是三种血型基因中最稀少的，它在中亚最多，在美洲和澳洲最少，但在非洲也有相对较高的频率。A基因要比B基因更常见，在世界大部分人口中所占的频率在10-35%。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原居民中几乎不存在，但在北美洲的黑足人（30-35%）、澳洲原居民（许多部落达40-53%）和北欧的拉普人（50-90%）这些较小的群体中达到了高峰。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各个“人种”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群状况，就会发现他们的血型分布差异很大，而属于不同“人种”的群体之间，反而可以找到相似的分布。例如北京人（O=29%,A=27%,B=32%,AB=13%）和广州人（O=46%,A=23%,B=25%,AB=6%）之间的血型分布差异，远大于日本人（O=30%,A=38%,B=22%,AB=10%）和波兰人（O=33%,A=39%,B=20%,AB=9%）的差异。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可见，我们无法用血型分布来划分人种。事实上，没法用任何遗传特征来划分人种，“人种”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虽然至今还有人相信血型分布决定了人种，甚至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毫无科学依据的论调，只要在世界范围内仔细研究一下各个人群的血型分布，就可知其谬。
血型会不会影响人生？(3)
要驳斥血型决定性格的论调，却没有这么简单。这门在日本被称做“血液型人间学”的伪科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古川竹二的日本人。此人在东京大学获得哲学学位，毕业后到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担任讲师。在此期间，他对1245名对象进行了调查，在1927年心理学研究会上发表了他的学说，继而在学术刊物《心理学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血型与性格学的研究》的系列论文。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提出体液说，认为人体内部具有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它们相互混合的程度决定气质。因此他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类：多血质（开朗）、黄胆汁质（性急）、黑胆汁质（抑郁）、粘液质（迟钝）。在20世纪初期，体液说早就被现代医学所抛弃，但是在心理学界仍大有市场。古川巧妙地把新发现的四种ABO血型和古老的四种气质说联系在一起，似乎为一种古老学说提供了科学依据：人因血型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气质。同一血型，具有共同的气质。A型人顺从听话，B型血人感觉灵敏，O型人意志坚强，AB型是A型和B型的混合，外表是A型，内里是B型。他还发现，那些有较多的O型和B型的人群，要比以A型和AB型为主的人群活跃，由此又可以给日本城市贴上性格标签：东京、大阪、名古屋是活泼的，而京都是温顺的。这些说法在学术界受到了批驳、嘲笑，在民间却被视为科学新发现而被普遍接受。1930年，长崎医学院的法医学教授浅田一为“血型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血型与职业挂上了钩。他发现在银行家和薪水阶层中A型比例高，在教师中AB型比例高，在士官生和将棋棋手中O型比例高，在艺妓和警官中有高比例的B型和O型，而无A型……他得出结论说：A或AB型适合当店员，B或AB型适合当外交官，而O型适合当军官，等等。由此又掀起了一个探究已故和在世的名人的血型的热潮。到了1937年，血型与婚姻被联系在一起。当时日本正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轴心国，有学者在日本妇女杂志上声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大臣都是O型血，可见O型人是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并向其读者提议：温顺、有自我牺牲精神的A型女人应以有智慧的O型男人为偶，反之亦然。
随着日本的战败，这股血型狂热也渐渐平息。50和60年代是相对安静的时期，当时的主要鼓吹者是日本现代心理研究会会长目黑宏次和目黑澄子夫妇，他们组织了一些人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在1971年，一位名叫能见正比古的记者写了《以血型了解缘分》的书，再次掀起了血型热潮。这本书到现在已印刷200多次，发行几百万册。此后能见正比古又写了《血型与人生》、《血型与人际关系》、《血型与爱情》等九本著作。1981年，能见正比古在发表鼓吹“血液型人间学”的演讲时猝死，其事业由儿子能见俊贤继承。尽管日本心理学界不断地加以驳斥，能见正比古父子领导的这个血型迷信运动在日本却愈演愈烈。据调查，有70%以上的日本人相信血型与性格有关系。大多数日本人根据血型择偶、交友。许多日本公司，包括国际性大公司，都根据血型招人、用人，甚至在招聘广告中明确规定只有哪种血型的人才能应聘。能见正比古父子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有些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也很流行。大约在十年前，血型迷信作为新时代宗教的一部分，也进入了美国。当然，对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减肥、保养身材，而不是性格。1996年，一位美国江湖医生（自称“自然疗法医生”）达达摩（Peter DAdamo）投美国人之所好，根据能见正比古的理论写了一本《根据你的血型合理进食》的书，风靡一时。
不少严肃的日本心理学家研究过血型和性格的关系，发现没有关联，或者有微弱的关联，后者被认为是因为受试者由于受血型影响导致的自我实现：由于相信自己所属的血型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不知不觉地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显然，由于日本人都普遍知道哪种血型会有哪种性格的说法（即使他们本人不相信），在测试其性格时就难以排除从血型迷信得到的影响。由于血型迷信在西方还未流行，所以更适于在西方做这项调查。在以前，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环境决定论，普遍不相信人性与遗传因素有关。到了60年代，遗传对性格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才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也就有人开始想到了血型与性格的关系。
血型会不会影响人生？(4)
1964年，著名学术刊物《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在12月这一期以头条刊登了著名心理学家卡特尔（R.B.Cattell）等人撰写的论文《血液群体与性格性状》。他们对568名意大利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用16项性格指标进行测定，发现其中有一项（温顺—坚强）与ABO血型“显著”相关：B型要比A型和O型的温顺（这个结果与血型学所说的恰好相反）。有两位遗传学家分别给该杂志写信指出，这项研究在逻辑上和统计上都存在错误，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位激烈地批评像《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这样重要的科学杂志浪费有价值的版面去刊登这样糟糕的论文，是一个耻辱。他们两人都要求卡特尔公布原始数据以便验算。卡特尔在答复中说，原始数据没有保留下来，无法提供。时隔16年（1980年），斯万（D.A.Swan）等人在一本人类学杂志《人类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用相同的心理测验对美国密西西比州白人学校的547名儿童进行了调查，在15项卡特尔指标中，也只发现有一项与血型有关，然而这却是另外一项（“放松—紧张”）：O型比A或B型紧张，AB型最紧张。卡特尔等人稍后也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对323名澳大利亚白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这个结果与上次的结果不符，未能再发现“温顺—坚强”性格与ABO血型有关，但是在另外三项性格指标中（“从众—自行其是”、“散漫放浪—自律”、“焦虑”）却出现相关：AB型比A或B型更自行其是，A型比O和B型更自由散漫（这也与血型学所说的相反），并比O型更焦虑。1989年，卡特尔等人在《人类季刊》又发布了一项新的统计结果（这次是对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人进行的调查）。这一次，他们测定的是四项性格指标（外向型—内向型，感性型—直觉型，思考型—感觉型，洞察型—判断型）和决定风格（一时冲动—深思熟虑，刚愎自用—博采众议）。他们的结论是，ABO血型和性格无关，彻底推翻了自己以前的研究结果。但是，他们却又有了新发现：ABO血型与做决定的风格有关联，O型在做决定时，更倾向于冲动式的和博采众议式的。他们此后未再做类似的研究，否则可能又推翻了这个发现。
在1973年，另一份著名学术期刊英国《自然》发表了一篇由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合写的小论文，根据他们对牛津周围乡村的534人调查的结果，发现智商与ABO血型有关，A2型平均智商（11116）略高于O型（10975），后者高于A1型（10695）。1975年，另两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去信指出，这是分层取样导致的假象，在进行了校正之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983年，《自然》发表了另一篇与血型有关的论文。英国斯旺西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研究了英国输血中心登记的献血者血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得出结论说：A型有更多的几率（约15％）出现在第一、二等的社会等级（英国政府将社会职业分成五等），从事创造性的工作。199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三名研究人员对爱尔兰的血库情况做了调查，未能发现ABO血型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他们认为，斯旺西大学的研究者之所以发现相关，可能是因为150年来，到英国的移民（一般来说从事的是地位较低的工作）都来自A型频率较低的地区。或者说，那也是统计假象。由于爱尔兰人口的民族组成要比英国更均一，因此结果更可信。
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所谓“显著”相关或差异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在一般人看来，这些所谓“显著”差异都很小。例如，在斯万等人的调查中，在“放松—紧张”这一项，四种血型的平均得分是（最低分1分，最高分10分）：O=587,A=538,B=524,AB=671，平均得分都在5-7分之间，差别并不明显，为什么说是“显著”呢？原来在统计学上，如果差异大于标准误差的两倍，就被认为是显著的，即概率P=005，也就是说在20次随机的比较中，有可能出现一次这样的结果。在上面介绍的调查中，有的是p＝005，有的结果更好一些，是p＝001。但是不管概率多小，只要比较的次数足够多，迟早总会出现显著差异。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上面介绍的性格测试中，是测试了十几项，才发现有一、两项有显著相关，这说明其结果可能是随机出现的，而不是真正具有相关性。如果是随机事件，那么用另一组人群进行调查，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这正好是我们所见到的。
血型会不会影响人生？(5)
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有多项调查证明血型与性格存在显著的相关，是否可以得出血型决定（或影响）性格的结论呢？并不能。仅靠相关性并不能用于证明因果性。如果不能发现作用机理，或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是虚假的。在世界上无数的事物中，是很容易找到某两种事物存在关联。迷信的起因，就是把表面上相关的事物，当成了因果。血型迷信不仅不能在生物化学、遗传学上找到任何依据或合理解释，反而是有悖已知知识的。
红细胞。
前面提到，ABO血型是由红细胞表面抗原决定的。这类抗原是什么物质呢？在1960年，瓦特金斯（A.Watkins）确定了ABO抗原是糖类，并测定了其结构。随后，生物化学家们又阐明了其生物合成途径：ABO抗原的前体是H抗原。A基因编码一种叫N-乙酰半乳糖转移酶的蛋白质（A酶），能把H抗原转化成A抗原，B基因编码一种叫半乳糖转移酶的蛋白质（B酶），能把H抗原转化成B抗原。O基因不能编码有活性的酶，而只有H抗原。这些抗原在唾液等其他体液中也能检测到，但是在脊髓液中不存在。由于脑和血管之间有一道脑血屏障，血液不能流进脑组织，因此血型抗原不可能与中枢神经接触，也就不可能对性格发生影响。某些“血型学”的鼓吹者承认血型抗原或血型基因不可能直接影响性格，但是他们辩解说，与血型基因联系在一起的其他未知基因能决定性格。如果有这样的基因的话，也必定是和血型基因相邻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才能在遗传时连锁在一起。现在大多数遗传学家认为遗传因素能够影响性格，但是这些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涉及到众多基因的相互作用，决无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靠简单的遗传方式来决定。因此，这种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
“血型学”的鼓吹者还试图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寻找依据。前面已经提到，早在ABO血型被发现后不久，就有人认为人类的祖先原先都只有O型血，之后分化出了A型和B型两个不同的人种，再后来A型和B型人种杂交，才出现AB型。这个毫无科学根据的说法影响深远，并构成了“血液学”的理论基础。按照他们的说法，O型是最原始的血型，因此O型人保存着原始人的特点，具有原始的生命力。A型是在森林、山岳、丘陵等地形复杂、视野狭小的地带从O型进化出来的，为了适应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使得A型人自我控制能力较强。B型则是在草原、沙漠等视野广阔的地带进化出来的，养成了无拘无束、自由散漫的性格。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进化图景。在90年代，三种血型等位基因及其变体都被克隆，其序列也测定了。通过基因序列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其进化史。O基因事实上是突变的、丧失功能的A基因（O1基因序列与A1基因序列相比，只在中间少了一个核苷酸。由于遗传密码以三个核苷酸为一个密码子，少了一个核苷酸后，就打乱了后面的编码，基因因此丧失了功能），因此，必定是O基因由A基因进化而来，而不可能相反。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ABO血型，例如，黑猩猩以A血型为主，有少量O血型，但没有B血型；大猩猩以B血型为主，有少量O血型，但没有A血型；猩猩、长臂猿则同时存在四种血型，等等。把这些血型基因序列加以比较后，可以知道A基因是最古老的基因，O基因和B基因都是由A基因先后突变来的。通过计算可知，这发生于几百万年前。也就是说，人类祖先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三种血型基因、四种血型了。
为什么丧失功能的O基因在人类中却最常见，是一个谜。这可能是个偶然现象，也可能是因为O血型有某种生存优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O型人的血液中同时存在抗A抗原和抗B抗原的抗体，而A抗原和B抗原在微生物中都能发现，因此O型人或许对某些传染病抵抗力较强。比如，有人认为，O基因之所以在美洲原居民中出奇地高，是因为O型人对梅毒抵抗力较强（梅毒最初在美洲才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传遍全世界）。几十年来，有许多项调查表明，ABO血型与多种疾病有关，例如，A型人被认为比O型人更容易得胃癌、胰腺癌、食道癌等。但是这完全是通过统计调查得出的结论，由于机理不明，究竟是真有关联还是统计假象，仍然没有定论。如果说，对血型是否影响生理状况还有所争议的话，那么学术界对血型影响性格的主张却是否定的。这不仅在生物化学、遗传学上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可靠的统计结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信“血型学”这门伪科学，倒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2000年日本学习院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对149名已婚妇女的调查表明，对自我认同或集体认同感越强，则对“血型学”的兴趣越低。也就是说，血型迷信乃是对自己的人格和所属集体缺少信心的一种表现。
星相决定人的命运吗？(1)
我在《血型会不会影响人生？》一文中说：
“星相学是西方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血液型人间学’（血型人学）则是日本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受到东西洋通俗文化的影响，迷信星相、血型决定性格、命运者大有人在，迷信后者的似乎更多，其中不乏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他们很容易明白星相学是迷信，然而却觉得血型决定性格的说法似乎很有科学道理。”
文章发表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希望我也能够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星相学是迷信。从我后来了解的情况看，星相目前在中国年轻人当中的流行程度超出了我当初的估计，成为一种时髦，而且与网络文化紧密结合。比如，国内著名网站大都设有专门的“星座频道”、“星座专栏”，不仅专文鼓吹星相之可信，而且让用户即时查询“当日星运”、“每周星运”、“每月星运”，甚至提供找恋爱对象的星座配对。
正像迷信血型学的人往往不知道血型其实是怎么回事，迷信星相的人也往往不知道星相的来历，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日查到了对应的星座，便以之为指南了。要知道星座、星相究竟代表着什么，需要学一点古典的天文知识。
星相的由来
现在流行的星相属于西方占星术，它的历史极为悠久，源自６千多年前两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境内）苏美尔人使用的农历。如果你在夜晚到野外仰望星空，你会觉得天空就像一个圆球——天球——罩在地上，球上镶嵌着许多相对位置不变的星星，也就是恒星。如果你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会发现整个天空带动着所有的恒星在转动，有些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同时有些则隐没到西方地平线之下，直到太阳升起，使所有的恒星消失。如果你连续观察几个晚上，你会发现恒星从地平线上升起和降落的时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得越来越早。如果你的观察时间是在黎明前，你会发现在太阳出来之前，有一些在以前没有见过的“新”恒星在地平线上升起，这种现象，在天文学上叫做“偕日升”。当然，白天的太阳也像晚上的恒星一样升起、降落，我们也可以把太阳的“运行”想象为像恒星的转动一样，是被天球带着转的，它在天空中的绝对位置在一天之内并没有变化，这个位置，天文学上叫做“宫”。但是，既然每天偕日而起的恒星不一样，说明太阳所在的“宫”是在变化的。
苏美尔人不仅观察到了偕日升现象，而且通过长年累月的观察，注意到每个恒星升起的时间在一年后会重复，也就是以一年为周期，太阳在天球上绕了一周，这条轨迹，后人称做“黄道”。原则上说，通过观察太阳与恒星的相对距离，可以确定历法。不过，要孤立地观察某颗恒星是困难的，为了便于观察，可以把相邻的恒星合起来作为一个标志，也就是星座。为了便于记忆和辨认，再根据星座的形状，给予命名。这样，某个特定星座的偕日升起，就可以作为季节来临的标志。到大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苏美尔人已为标志四季来临的四个星座命名：春季—金牛座，夏季—狮子座，秋季—天蝎座，冬季—摩羯座（也叫山羊座）。后来又进一步把天空划分成３６个区域，每三个为一群，每一群中间的那一个合起来就变成了从公元前４５０年古巴比伦人开始使用，沿用至今的“黄道十二宫”，连名称也基本沿用下来，只有苏美尔人的“犁沟”改叫“室女”，“雇农”改叫“白羊”（从这些原来名称看，它们带着浓厚的农历色彩）：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
古人将星星当成神仙的住所或神喻，现在既然发现了星座的升起伴随着季节的变化（相关性），那么就很容易地把星座当成了导致季节变化的原因（因果关系），进而认为可以通过观察星座预测世事。的确，用星座的变化来预测季节的来临是绝不会不准的。占星术就因此诞生并很快地流行了开去。苏美尔人还观察到有些星辰不像恒星那样固定不动，而是在空中漫游：行星、彗星、流星。因此，他们又得出结论说，这些变化无常的星辰，决定着变化无常的人间万物，通过观察星辰运行，可以预测人事吉凶祸福。在苏美尔人遗留下来的楔形文字记载中，可以找到这种最早的占星记录。这种占星术，叫做世事占星术，它用于预言自然灾难和社会的重大变化（战争、庄稼收成、国家变化等等）。
星相决定人的命运吗？(2)
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约90－168）是古代西方天文学和占星术的集大成者。在大约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古希腊人不仅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占星术，而且发明了一种新的占星术，认为每一个人的命运也是由星辰决定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对占星术做了归纳整理，写成一部著作，成为西方占星术的主要经典。基督教在西方兴起后，托勒密的著作和古希腊的其他著作都被销毁，占星术因为与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不符，也遭到严厉禁止，占星被定为死罪。到１５世纪中叶，阿拉伯国家保留的古希腊著作传回西方，占星术又开始流行。１７世纪时，占星术在西方不仅有了合法地位，而且成了统治者倚仗的重要工具，并与天文学紧密结合，在大学里传授。早期的科学家，像哥白尼、开普勒，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占星术。随着现代科学兴起，天文学摆脱了占星术而独立发展，天体的真相被逐步揭开，占星术才逐渐被驱逐出了学术界。
星相的真相
占星术根据的是早已过时的古典天文知识。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知识来源于四种错觉：
一，所谓的“天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天体与观察者的距离，远远大于观测者随地球在空间移动的距离，因此看上去天体似乎都分布在一个以观测者为中心的、半径无限长的球面上。
二，使斗转星移、太阳运行的天球旋转，实际上是因为地球自转导致的假象。
三，我们看到的太阳在黄道上的移动，则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导致的假象。
占星术在中世纪欧洲盛行一时，这是当时
出版的一幅表示黄道十二宫的插画。四，星辰并非镶嵌在天球上，一个星座中的各颗恒星并非真的相邻，它们彼此之间距离遥远，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
星座完全是人类为了观察的方便，而任意划分的。星座的名称则是人类根据星座的形状或想象出来的形状，而任意叫的。它们只是一种任意假定的偶然符号，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含义。一个星座被叫做“白羊座”，只是因为组成它的５颗实际上毫无关联的恒星在命名者的视野中看上去像羊，其他星座的命名也是如此。但是，星相却把符号当了真，把人所创造出来的名字倒过来当成了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例如，在一个国内著名网站的星座频道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白羊座的性格，可用坚强来代表。不论面对任何事情，都会全力以赴。白羊的羊角正可用来说明这种个性。”“金牛座的性格就像牛一般，态度稳定，处世相当慎重，但在另一方面也很顽固，只要一发起脾气来，往往没有人能够阻止。”这就像因为有人姓“李”就认为他真的和李子有什么关系，因为姓“王”就认为他有当国王的命一样的可笑。
星相认为，你的命运是由你出生时的天体的位置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太阳的位置。如果你是在3月21日-4月19日之间出生的，星相书会告诉你属于白羊座，因为这时候太阳位于白羊宫。你会想当然地以为这个白羊宫指的就是白羊座这个星座——在两千年前，当西方占星术定型的时候，的确如此。不幸的是，在太阳和月亮的引力的作用下，地球的自转会发生进动，造成春分点每年向西移动约50秒的角度，也即每年春天，星座“升起”的时间要比前一年春天晚２０分钟，这样，两千年后，就要晚大约一个月。大多数属于白羊座的人，出生的时候，太阳实际上位于双鱼座；属于金牛座的人，出生的时候太阳才位于白羊座，依此类推。今天的星空已与两千年前的星空大不相同，但是为什么星相仍然在沿用两千年前的那一套进行预测？一些星相家辩解说，星相所说的星座和实际的星座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星辰决定人的命运，但不是真实的星辰，而是在两千年前是真实的、而现在已不存在的假想的星辰。决定你的命运的乃是两千年前的天体的位置，这显然是与“人的命运由他出生时的天体位置决定”这一星相的大前提相矛盾的。
星相决定人的命运吗？(3)
最简单、也是最流行的（我们在网站、报纸上读到的）星相就是这种日宫星相，把人按其出生日期分成了１２个星座，并以此预测人的性格和遭遇。莫非人的性格和命运只有１２种，有史以来在同一个月内出生的亿万人都有相同的性格和命运？连严肃一点的星相家都觉得太荒唐，因此还要考虑到其他天体（特别是行星）的位置，这样，在不同地区、不同时刻出生的人，就有了各不相同的“天宫图”。但是即便如此，在同一地区、同一时刻出生因而天宫图完全相同的人，仍然不少。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孪生子。我们极少发现孪生子会有相同的遭遇（那些有相同遭遇的孪生子会成为新闻，足见其罕见）。不过，孪生子的性格倒是要比一般人更相似，这是否符合星相的预测呢？孪生子分成基因组相同的同卵孪生子和基因组平均只有一半相同的异卵孪生子两种，这两种对星相来说，性格不该有区别。但是统计结果发现，同卵孪生子彼此之间性格的相似程度明显高于异卵孪生子（表明了基因对性格有一定的影响），与星相的预测不符。星相声称像这样的天宫图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星相的另一个预测是，同时同地出生的异卵孪生子的性格的相似程度，应该显著高于不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和异卵孪生子一样，兄弟姐妹之间基因组平均一半相同）。但统计结果也不符合这个预测。命运、性格很不相似的孪生子（特别是同卵孪生子）的存在，是星相无法解决的难题。星相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天宫图不同的人，会遭遇同一场灾难。
星相也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物理机制来解释天体对地球和人的影响。除了太阳、月亮，其他天体，特别是恒星，与地球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对地球的任何物理作用（例如引力、磁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被太阳、月亮远远盖过。当然，星相家会假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有什么性质呢？它是否和天体与地球的距离有关，越近的天体作用越大？如果是这样，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分布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成千上万颗小行星的综合影响，而不是距离更远的其他大行星。如果和距离无关，那么我们必须考虑数也数不清的所有的天体。这种作用又是如何在出生的时候作用于人体并使人体永远铭记了这种作用，成了天生具有的属性？我们知道，人天生具有的属性是主要是由基因和胚胎发育的环境所决定的，一个人的基因组在受精的一瞬间就决定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受精之时以及十月怀胎过程中天体的作用，而这又怎么可能做到？而且，出生并不是在一个瞬间完成的，而有一个过程，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开始分娩，分娩完毕，剪断脐带，还是第一声啼哭？医生或护士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在你的出生证上填写的出生时间，并不等于就是你的客观的出生时间，而这些判断上的差异，将会导致十分不同的天宫图。
即使星相没有合理的解释，如果在天宫图和人的性格、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仍然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科学研究人员已做过了许多项统计，都没能发现天宫图和人的性格、命运等等有任何的相关性。例如，在１９７１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查研究中心收集了１０００个成年人的天宫图和他们那些被星相学认定受天宫图影响的属性，包括领导才能、政治观、音乐才能、美术才能、自信心、创造力、职业、宗教信仰、对星相的迷信、社交能力和深沉感。分析表明，法国心理学家高奎林用统计学方法对星相与职业的关系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天宫图不同的人在这些方面都不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用天宫图来预测。经常被提到和曲解的是法国心理学家高奎林（Michel Gauquelin）自５０年代起对数万名法国人的出生时间和职业的关系所做的分析。他发现出生时某些天体的位置与某些职业有些相关性：火星和体育冠军，木星和演员，土星和科学家，月亮和记者；并推测这是由于这些行星的磁场能影响基因。这经常被星相宣传物拿来作为天体能够影响人的命运的证明。事实上，高奎林的研究结果总体上并不支持星相学。首先，高奎林未能发现传统的星相（如日宫）与职业有相关性。其次，高奎林只发现某些行星有关联，而在星相上非常重要的其他天体包括太阳，都被排除了。再次，这种相关性非常弱，平均来说只比随机性高出２％。第四，这种相关性只存在于四个职业中的杰出人士，在较不杰出的人士和普通大众之中都没能发现。后两点表明了这种相关性可能是研究人员的主观偏向导致的，因为什么叫“杰出人士”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人员，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的确如此：另一个法国研究小组在高奎林的配合下，对１０００多名体育冠军进行了统计，发现与出生时的火星位置并不存在相关性。高奎林争辩说其中有些冠军并不是真的冠军，应被排除，而其他有些真的冠军被漏掉了，应该被补进去了。当然，在经过了这番修改数据后，出现了相关性。即使真的存在相关性又怎样呢？在这么多的职业和这么多的天体之间发现某种相关，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事，但是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它们可能只是巧合。
星相决定人的命运吗？(4)
星相灵吗？
如果星相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根据，为什么你在阅读星相书籍、星相网站对你的星座所做的性格分析甚至预测你的星运时，觉得很准？因为那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的说法，而且都是一些人们乐于听取的好话，即使是负面的因素，也是以鼓励的方式说出。一个著名中文网站的星座频道在１１月中旬这一周对白羊座的人的预测是：“不要三心两意，要积极抓牢机会，多找些朋友聊天，赚钱的好机会自然容易浮现。出去游玩时，要当心一些意外事件，多多注意安全。”如果赚了钱、没有出现意外事件，那是因为你抓牢了机会、注意了安全；反之，则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做。像这种预言，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也就容易让任何人都觉得很准。用简单的试验就可以表明这一点。１９７９年，高奎林在巴黎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做免费星相，唯一的要求是接受者向他报告星相结果对他们本人或其亲友有多准。在他收到的１５０个答复中，９４％说结果非常准确。而事实上，这些人都得到了根据同一个人——一位臭名昭著的谋杀犯——的天宫图预测的星相。
专业的星相师也会承认，报刊、网站上这种不针对特定的人的星相预测是垃圾，虽然他们也很乐于撰写这些垃圾。不过，他们自信根据特定的人的天宫图，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许多人也的确以预言准测闻名，并以此为生。事实又是如何呢？还是那位高奎林，测试、统计了星相师根据天宫图预测人生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天宫图没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在这类测试中，最著名的是１９８５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物理博士学位、美国物理学家、魔术师萧恩·卡尔森用双盲法否定了星相师的预测能力。同时也是职业魔术师的萧恩·卡尔森（Shawn Carlson）的测试结果。这个结果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美国星相组织——地宇研究全国委员会——和他积极配合，而他也满足了他们提出的条件。接受测试的２８位著名星相师由该组织挑选、推荐，代表着星相学的最高水平。１１６名预测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人，并且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出生时间”的误差在１５分钟之内。对这些人的性格描述采用的是加州人格鉴定，这是被心理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性格鉴定，而星相组织也认为其描述方式最接近星相的描述。
星相师收到的资料中，每一份天宫图都伴随着三份性格描述，其中只有一份是属于天宫图那个人的，星相师被要求根据天宫图将它挑选出来。对星相师很有利的是，对每一次预测他们可以有最佳和次佳两个选择，并用从１到１０打分的方式表示星相师的自信程度。对星相师不利的——但是被他们认可的——是采用了双盲的办法，预测对象不与星相师见面，星相师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得到这些人的编号。
在实验之前，星相组织声称预测的准确率至少会有５０％，但是试验的结果却只有３４％——这是从三份材料中随机挑选一份也会出现的结果。而且，预测的正确性与星相师的自信程度无关，他们认为最佳的或自信程度最高的选择，并不显得更正确。如果他们是与客户面对面地做预测，也许会更正确，卡尔森认为这是因为星相师是借助了察颜观色等与星相无关的手法，作为职业魔术师，他本人就很善于使用这种魔术师称为“冷读”的技巧做猜测别人心事的魔术表演。这个对星相的否定结果发表于当年度英国著名科学刊物《自然》。以后又有一些研究者重复了类似的试验，都得出了相同的否定结果。
１９８９年６月７日，另一位美国魔术师、著名的兰迪（James Randi）在美国电视上悬赏１０万美元征集能够证明自己的预测能力的星相师。一位星相师接受了挑战。他获得了１２个人的出生资料，制作了天宫图，然后对这１２个人进行面试，指出天宫图各属于谁。他一个也没说中。
星相决定人的命运吗？(5)
２０００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有一位研究者对１０位著名星相师做了调查，要求他们预测最后谁会获胜。４名选中戈尔，４名选中布什，２名未给出明确答案。这和随机选择，甚至和当时民意测验也一样。偶尔有星相师做出准确的预言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是一台不走的钟在一天之内也会给出两次正确的时间。只不过人们倾向于只记得了它说准的这两次，而忘了不准的无数次。
最近，有人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言论，认为相信星相者“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像科学一样的东西”，“更多地把它作为一种娱乐和精神安慰”，建议“还是先去重点分析揭批那些直接害人、严重危害社会的伪科学，先放‘星座文化’一马”。（《人们为何对星占学感兴趣？》，2002年11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如果星相仅仅是一种娱乐，当然犯不着花太大精力分析揭批。但是我们要知道，星相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娱乐，它曾经是政治统治工具的一部分，至今也有不少政治家信它（例如前白宫办公室主任曾披露里根夫人借助星相师安排里根行程）；它曾经被当成科学的一部分，而至今星相师仍然在宣称它是科学，是“应用天文学”，最近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还资助印度各大学开设占星术专业，舆论大哗。许多公司根据星相做出决策，还有的公司则根据星相用人、雇人。至于根据星相谈恋爱、找配偶的，就更常见了。这股风气已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慢慢地传进了中国，并成为时髦，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一年一度的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估计许多天文爱好者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仰望星空，总能激发无限的遐想。太空中也蕴藏着无数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但是我们应该依据的是天文学，而不是占星术。人类的命运也不取决于天上遥远的星体，而掌握在自己手中。
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1)
2005年9月随着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名义开办的国内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的开张，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以及如何看待科学与迷信的关系，又成了热门的话题。几个门户网站做的读者投票结果，认为风水是科学者和认为是迷信者的比例差不多，前者还要略多一些。现在风水在民间非常流行，自古以来地位卑贱的风水先生变得身价百倍，甚至有些高校盖高楼，也要请“易学家”看风水，出现这样的投票结果，也就并不出人意料。参与网上投票的属于文化程度和科学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群，如果在一般中国大众中做类似的调查，认为风水是科学的人数比例，很可能还要高得多。
幸而赛先生不等于德先生，一门学问是科学还是迷信，并不由大众投票来决定。如果一种迷信被许多人当成了科学，不过说明科普工作有待加强而已。这一事件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打着名牌大学和政府部门的名义，使得风水似乎在学术上有了合法地位。难怪有人“喜见‘风水学’登上大雅之堂”，声称“风水术”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是“中华民族经五千年生产生活斗争所积累的宝贵文化结晶”，建筑风水学“有关科学，无关迷信”。
也幸而一门学问是否科学，不能靠鼓吹者的自吹自擂。要把一样自古以来就被有识之士视为不入流的旁门左道、近代以来被公认为迷信的东西，一夜之间打扮成“严谨的科学”推销出去，毕竟太过匪夷所思。所以即便是那些组织、支持办“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的人士，也不敢夸这样的海口，不得不承认风水中含有“生辰八字、命理等一些无稽之谈”、“阴宅风水，具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他们又认为，风水不完全是迷信，风水中包含了许多合理因素，是“古代地理学”，符合“生态建筑学”，甚至说风水实际就是环境学。
我并不想否认在风水术中暗包含着某些由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合理因素，例如风水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原本是要以“坐北朝南”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但是人们“看风水”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居家的舒适自在，而是认为住宅、墓地的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居住者及其子孙的吉凶祸福。因此，即便风水的内容不完全是迷信，其总体上、实质上也是迷信。
假如风水暗含着某些“生态建筑学”、“环境学”的道理，那么就直截了当地从科学的角度提出、说明这些道理就可以了，又何必还挂着“风水”的招牌，使用风水的说法？既然建房子“坐北朝南”是为了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又何必用什么“左青龙右白虎”故弄玄虚呢？
其实风水中即使暗含某些合理因素，也非常少。即使撇开风水的迷信目的不说，只看其具体设计，也含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如果仅仅因为风水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内容，就要去提倡、推广风水，那么也就很难避免风水中的不合理、迷信成分也跟着被兜售出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在批评风水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建筑风水书上认为水就是财，因此四合院里水不能直着流出去，要拐两个弯，但是在现代建筑理论看来，水拐两个弯再出去根本就是多余，还造成排水不畅，根本就不合理。
清华大学建筑系另有一位支持风水研究的教授也举了四合院为例说明风水之科学。他声称人长住四合院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而久居高楼却有各种疾病，“这就是因为四合院的建造有它的科学依据，利于长寿”。我没有见到有统计表明长住四合院的人要比久居高楼的人更健康，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面事实是，在四合院的时代，人们的平均寿命要比现在短得多，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说住四合院让人短命，但至少可以说没有证据表明住四合院让人长寿。所以，该教授举的“证据”，本来就是很成问题的。其逻辑也是很成问题的。即便该教授的证据能够成立，长住四合院的确比久居高楼更利于长寿，也不能就推导出是因为四合院的风水好，更可能是因为住平房比住高楼更有利于长寿，除非该教授能够证明住四合院的人要比住其他平房、住小洋楼的人更长寿。
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2)
说“风水是古代地理学”，则属于无稽之谈。中国古代的确有地理学，但是跟风水无关，郦道元、徐霞客并不是风水师，《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也不是风水书。退一步说，即便“风水是古代地理学”，那么在已有地理科学的今天，也没有再去复古提倡、推广它的必要。正如炼丹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古代化学”，其中也不乏符合化学原理的内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去提倡炼丹，举办“炼丹文化培训班”，岂不是太过荒唐了吗？
有人愿意把风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现象来研究，当然无可厚非。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建筑的某些设计。但是如果有人要用科学包装风水，提倡、推广“风水文化”，却有必要让大家看清其迷信的本质。
“智商”是不可改变的吗？(1)
许多生物学家都会同意，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类人猿和海豚也有一定的智能，不过与人类的智能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找不到有其他的生物像人类一样，智力在生活中占了主宰地位。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斗智而非斗勇。白痴恐怕是最严重的残疾。既然智力对人类生活是如此重要，研究其高低强弱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区分白痴和正常人。但是要区分正常人的智力高低，却不是容易的事。聪明和愚蠢只是定性的判断，而且并非固定不变。有没有可能定量地测定一个人天生的智力？在大脑被确定为思维器官之后，许多研究者就试图通过测量人脑的大小、形状判定智力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人和类人猿的智力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脑容量的悬殊。人类的进化史，也经常被描述为脑容量不断增加的历史。但是脑容量的大小，是否也能够适用于现代人的内部？直至19世纪末，仍有一些科学家对此坚信不疑。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法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保罗·白洛嘉（Paul Broca）。他对人脑研究有重要贡献，发现了人脑的语言运动中枢，被称为“白洛嘉中枢”。他认为人的智力越高，大脑越大。另一位法国人、法国心理学家、智力测试发明人比纳。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纳（Alfred Binet）起初也接受这种见解，并决定通过测量证明之。从1898年到1900年，比纳对几所小学做了调查。他先让教师选出一个班级中最聪明的和最笨的学生，然后用白洛嘉建议的方法测量这些学生的脑袋大小。在这项研究结束的时候，比纳不得不改变了看法。聪明学生的平均脑袋大小仅仅比笨学生的大了大约一毫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可能是由于聪明学生的平均身高比笨学生略高的结果。另外，脑袋大小在学生中差异很大，脑袋最大的和脑袋最小的，都属于笨学生。比纳还发现了脑袋测量的结果很容易受测量者的偏向的影响，即在认定被测量者是聪明的时测量结果会下意识地偏大，反之则偏小，这种误差能达到三毫米，超过了聪明学生和笨学生的平均差异。这三个结果都说明了测量脑袋大小不是一种测定智力的可靠办法。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八岁小孩有七岁或九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智商”是不可改变的吗？(2)
比纳所担心的，恰恰在美国出现。在1910年，一个叫戈达德（H.H.Goddard）的美国心理学家将比纳测试译成英文，引进美国，但为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经久不衰的用途。在当时，心理学上把精神发育迟滞分成两种：心理年龄不到三岁，不具有完备的语言能力的被称为白痴，心理年龄在三岁到七岁之间，有语言能力但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被称为痴愚。戈达德著作中展示的愚鲁儿童照片。为了增加其“愚鲁”效果，戈达德故意在照片上用墨水将这些儿童的眼睛涂黑。戈达德认为，在痴愚和正常人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心理年龄在八到十二岁的等级，他称之为愚鲁。愚鲁的人能够学会阅读、书写，但是其能力永远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在戈达德看来，愚鲁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许多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酗酒者和妓女，甚至不适应社会的人，全都是愚鲁者。我们很容易识别白痴和痴愚，他们一般没有生殖能力或无生殖的兴趣，有兴趣的话也难以有机会，因此其劣质基因难以遗传。但是愚鲁在表面上难以与正常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正常的生殖能力，甚至生殖力旺盛，其劣质基因将会遗传下去、扩散开去。如何鉴别愚鲁者并防止其生殖，是当时“优生学”运动的主要目标。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就是鉴定愚鲁者的一个好办法。
这完全背叛了比纳的初衷。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是真正地测试智力，而且是先天的、遗传而来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今天我们已认识到，有许多因素可以导致精神发育迟滞，例如孕期生病、滥用药物，胎儿、婴儿营养不良，大脑受到外伤，等等，当然也有的是遗传病。人体的任何主要性状，都是许多基因彼此相互作用、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的结果。然而，戈达德却把所有的精神发育迟滞全都归为遗传引起的。他甚至认为智力就像孟德尔豌豆的颜色、性状一样，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那些没有正常的智力基因而只有与之等位的“隐性的”精神迟滞基因的，就会是愚鲁、痴愚、白痴。那些只有一个正常的智力基因的，则是只适于干粗活的笨蛋。如果智力障碍真的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其消灭：禁止智力障碍者生育。如果愚鲁者能够为了人类的幸福未来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性欲，那么我们还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生活。但是愚蠢必然导致不道德，愚鲁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的，因此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戈达德并不反对对愚鲁者实施绝育手术，但是他认为把他们像精神病人一样关起来与社会隔离，是个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
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外来的威胁：外国的愚鲁者正蜂拥而来，必须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这显然要比隔离美国本地的愚鲁者更容易做到。在1912年，戈达德及其助手到了纽约埃利斯岛，用比纳测试测定申请移民者的智力。结果令人吃惊：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国人的心理年龄都低于十二岁，也即属于低能。难道这些民族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发育不全？连戈达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对测试结果进行了修正，使移民申请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这个比例仍然高得离谱。原因本来不难设想，这些受测试者绝大多数是穷人，从未上过学，有的甚至从未握过笔，一句英语不懂，在经过长途海上颠簸之后，疲顿不堪，精神紧张，惶恐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测试，怎么能指望他们发挥正常水平？但是戈达德却排除了这些环境因素，而把测试结果不佳归于先天的愚蠢，认定这些新移民的确有令人惊讶的低等智力，而愚鲁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为移民的质量在下降，外国高智商者倾向于留在本国，而低智商者倾向于移民美国。因此，严格把好移民关就成了当务之急。戈达德非常自豪地报道说，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测试检测低能外国人的美国医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于智力不健全而被驱逐的移民增加了350％，在1914年则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数增加了570％。
“智商”是不可改变的吗？(3)
到了1928年，戈达德改变了看法，承认那些比纳测试的心理年龄低于十二岁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低能，而即使是愚鲁，也能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他们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不必加以隔离。至此，戈达德的立场与比纳的立场已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这时候，比纳测试被作为测试天生智力的方法，早已在美国流传开去。这得归功于另一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1911年比纳测试的最后版本包括54道题，只测试到十六岁水平。特曼在1916年对比纳测试做了扩展，包括90道题，测试到“超级成人”水平。特曼将每个年龄的儿童平均得分设为100（即心理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允许有15分的偏差。他把这个测试称为斯坦福—比纳测试。和戈达德一样，特曼认为低能是社会美国心理学家、智商测试的推广者特曼。败坏的根源，“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低能者，但是所有的低能者都至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谁都难以否认，每一个低能的妇女都是可能的妓女。道德判断，就像商业判断、社会判断或其他任何高等层次的思维品质，是智力的功能。如果智力滞留在幼稚状态，道德不可能开花结果。”特曼认为智商高低决定了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否，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根据每个人的智商进行分工的社会，智商低于75只适合于干粗活，75—85只适于干半技术活，“智商高于85者当理发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而要在社会上成功，可能需要有115或120以上的智商。因此特曼希望能测定社会上每个人的智商，由此有了另一个创新：使智力测试大众化、商业化。比纳测试必须由经过训练的人员主持，每次只能对一个儿童进行测试，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特曼却希望每个人都接受斯坦福－比纳测试，为测试提供了标准答案，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主持测试、评定结果。一个儿童在经过5次30分钟的测试后，就被测定了智商高低，该结果可能影响其一生。智商测试很快成为了一个产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工业，各种各样的版本被发明、推销，而所有这些版本都以斯坦福－比纳测试为依据。斯坦福－比纳测试成了以后所有智商测试的标准，一直被使用到现在。
但是从一开始，“智商”学派就在学术界遭到了批评，这些批评至今也没有平息，而智商学派几十年来也未能充分地回应这些批评。智商学派声称智力测试与文化背景、学习内容无关，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能力。但是他们提供的某些问题和标准答案，显然是在测试对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社会规范的理解程度。例如在斯坦福－比纳测试中，有一道题是：“我的邻居来了三个不寻常的访问者，先是一位医生到他家，然后是一位律师，然后是一位牧师。你认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特曼提供的标准答案是“死亡”：医生做最后抢救和死亡鉴定，律师草拟遗嘱，牧师接受临终忏悔。显然，一个不了解西方临终习俗的人，很难做出正确的回答，将会被认为“愚蠢”。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智力正常的人，也不一定会按标准答案回答。特曼只对一名他称为“有觉悟的年轻优生学者”的男孩的非标准答案破例接受（这名男孩回答说是“结婚”：医生来查看未婚夫妻是否适合结婚，律师草拟婚约，牧师主持婚礼），但是对其他答案一概认为是错误的，最常见的错误答案是“离婚后再婚”，至于其他虽然合理但是太简单的答案像“聚餐”、“娱乐”都不被允许，过于复杂的、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答案（比如“某人病危，在临死前结婚和立遗嘱”）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难道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被算是智力？这正是智商学派遭受到的批评中最致命的一点：什么是智力？智力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都没有人能对智力下一个能被学术界公认的、恰当的定义，更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关于智力的理论解释极其多样的与智力有关的种种现象。有些人有很强的分析、推理能力，却缺乏想象力；常见的智商测试题：受测试者被要求在后面的空格中填入合适的后续字母或数字。有些人数学能力很差，但是语言能力很强；有些人言语迟钝，但是思维反应敏捷；有些人学习能力不强，但是却善于处理社会关系……如何能够客观地判定这些具有不同的能力的人的智力高低？又如何能够对具有丰富的内容的智力做线性的数量排列？许多学者把智力定义为学习能力，但是学什么呢？数学、语言、图像识别、音乐、绘画、处理人际关系还是野外生存能力？智商测试以及当代其他学习能力测试所测量的，只是数学、推理和语汇能力，这最多只能说是智力的一小部分。但是智商学派却认为智商测定的是正常人必有的普遍智力。在20世纪初，英国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为了分析智力测试的结果，发明了因子分析法。他发现，人们在回答不同的智力测试时，其得分具有相关性，即在某一套智力测试得分高的人，在另一套智力测试中也倾向于得分高，反之亦然。这些不同的智力测试的结果是不是存在一个共同因子呢？他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的确存在一个相关因子，他称之为g，代表普遍智力。由于他已认定人的智力具有天生的“普遍因素”，便认为这个抽象的g真的是测量了普遍智力。但是我们知道，机理未明的相关性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而得的因子也不过是个抽象的、很可能同样没有具体意义的符号，它可能反映的是环境因素（某些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高，是因为有良好的营养、家庭、教育），可能反映的是遗传因素（某些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高，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聪明），可能反映的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的共同作用，当然可能什么也反映不了。
“智商”是不可改变的吗？(4)
但是智商学派却认定他们测定的是受遗传因素另一种常见的智商测试题：受测试者被要求从右边的图形中选一个填入左边的问号处。决定的、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普遍智力。在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史密特（Bernadine Schmidt）决定验证这个说法。他在芝加哥选定了254名来自社会底层的12到14岁少年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少年都被认为低能，平均智商只有52。史密特对这些少年进行了三年的强化训练，包括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风、学术基本技能等。三年后重新对他们进行智商测试，发现他们的平均智商增加到72，整整长了20分。五年后，史密特对他们再次做了测试，发现其平均智商继续增加，达到了89，进入了正常人范围，而且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智商增长在50分以上。这个实验已说明了智商的高低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也就不可能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而与后天的教育有关。那么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与遗传因素有关的呢？在遗传学上，用遗传率来表示某项性状受遗传影响的程度。这是一个在0和1之间的数字。如果不同个体的性状差异完全是由于基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完全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则遗传率为0。研究孪生子的性状异同，是确定遗传率的一个好办法。一对同卵孪生子的基因组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他们从小被分开、在不同的家庭长大，那么他们某个性状的相似程度，就被认为代表着该性状受基因影响的程度。30多项孪生子研究（合计包括一万多对孪生子）的结果表明，智商的遗传率大约是05。但是这样得到的遗传率事实上指的是先天因素，而先天因素并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出生前母亲体内环境也会对一个人的先天状况有重要影响。由于孪生子是同时在同一个子宫发育的，他们共同的先天因素并不仅仅包括相同的基因的影响，还包括相同的母体环境。在考虑了孕期母体环境因素后，智商的遗传率只有大约034。
可见环境和随机因素对智商高低的影响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即使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那部分，也只是个统计结果，究竟有多少基因、什么样的基因参与其中，作用机理如何，我们都一无所知。近来英国和美国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寻找影响智商的基因。研究者将数百名实验对象按其智商高、中、低分成几组，并提取其DNA加以分析。研究者选定了大约90种与神经功能有关的基因加以比较，看其中是否有与智商差异有关的。至今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与智商高低相关的基因。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某个基因的差异与智商的高低相关，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就是智商基因甚至是智力基因呢？不能。打一个比方，如果蓄电池坏了，就能影响汽车发动机的起动，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蓄电池是发动机的“基因”，它甚至算不上是发动机的一部分。同样，任何能影响神经元的构造、功能、代谢和营养的基因，都有可能影响人的智力活动，并成为影响智商的基因。有的这类基因与智力活动并无直接的关系。例如，有极少数人，大约在三四十岁就会得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他们如果做智商测验，无疑得分会很低。他们得病的原因，是某个基因（例如app基因）发生突变，生产异常的淀粉状蛋白。这些淀粉状蛋白在大脑中沉积下来，就会抑制周围的神经元的功能，从而导致痴呆症。显然，任何能够引起整个神经元功能失常或死亡的基因都能导致智力缺陷，但是这些基因本身的正常功能不太可能与智力活动有任何的关系。
要而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的现象，不可能做定量的线性测量。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比较正常人的智力高低的“普遍智力”。所谓智商测试，测量的不过是数学、推理、语汇方面的学习能力。智商测试在学校教育中有其应用价值，但不宜夸大其作用，更不能产生它是在测量智力的误解。智商的高低并非真正反映智力的高低。智商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不可改变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影响智力的遗传因素是极其复杂、多样的。遗传性的智力迟滞往往是由于与智力活动没有关联的基因突变导致的。任何能够影响神经系统的活动的基因都有可能影响智力活动。找到某个特定的“智力基因”的可能性，可以说为零。
“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1)
据新华社南京2005年12月3日电，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某向记者通报，当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