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岷山山脉之间，大约50千米长、720平方千米的九寨沟，实际上是由树正、日则和则查洼三条山沟谷地组成，错落着无数的湖泊、瀑布和溪流，其中52%都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正因为如此，它深藏不露，直到被寻山而来的伐木工人发现。
时间是1956年，有两名勘查森林资源的林业工作者，一路披荆斩棘来到岷山深处，就在这不经意间，走进了仙女传说的禁地，跨越了幽深的界线，打破了它的沉寂。与世隔绝的九寨沟，这才被意外地揭开了面纱。
在那之前，九寨沟这里一直都只是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的乐园，山明水秀之间，隐匿着2000多种植物、300多种动物，其中不乏古老的珍稀物种，它们始终就在这里默默地繁衍生息。
充沛的流水，滋养着从海拔2000米上下，到3100米之间，大约300平方千米的原始森林。因海拔的不同，分布着种类不同的林相，随着季节的来去而变化万千。每年到了一月，接近-20℃的气温，各个海子都被冰封，连平常气势磅礴的诺日朗瀑布，也在这片冷冽的空气中凝结。
冰天雪地里，唯独五花海依旧碧波荡漾，它是九寨沟上神奇的不冻湖。
这或许是海拔2472米的五花海，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水下探测。在水下摄影的镜头里，散布在水深20米清明透澈的湖底、不断涌出热泉的泉眼，使得占地将近8万平方米的五花海在严冬季节仍能保持6℃的水温，它们就是五花海抗寒的奥秘。
不过，相对于五花海丰沛的水量，地下水的补给还不到总水量的30%，那么，除了雨水的补给，五花海大量的水流究竟从何而来呢？
海拔约3100米、面积93万平方米的长海，是九寨沟最高、也是最大的海子。
雪山融化的冰雪水，源源不绝地注入到这里。
乍看长海的水并没有出口，然而隐藏在山体之间的断层间隙，却如同一条信道，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地势较低的湖泊，长海便这么默默地成全了九寨沟众多的水流。
水上、水下，处处都是碳酸钙的沉积物和附着物，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质。这些无处不在的碳酸钙，和山沟里无处不在的流水，勾画出了九寨沟奇妙的美景。
它们都是大约300万年前，地球第四纪冰川期的遗留物。当时，它们只是顺水漂流，大约12000年前，地球气候回暖，这些碳酸钙开始活跃，随着水流，就在这山沟里随处地堆积、随处地附着。直到半个世纪前，它才以艳丽的姿态，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中，慢慢浮现出婀娜的身影。但在地质学上，可没有任何浪漫的形容，这些因为碳酸钙堆积、蓄水而成的海子，就称为“堰塞湖”。
堰塞的是海子，高低落差的是瀑布，瀑布又形成了海子之间的联系。水就在这些碳酸钙的地层、地形当中，忽隐忽现，川流不息，造化了这一片惊世的杰作。
九寨沟居住的大都是藏族人，他们的祖先把迁徙的脚步停留在了这片神山圣水之中。或许因为这里水多的缘故，无论耕作、放牧，还是用溪水磨磨，当地人的生活总是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年前，九寨沟人的生活情态第一次留在了电视影像之中。
20年后，九寨沟人没有想到他们家乡的美景会引来这么多客人。他们也没有料到，家园竟可以带给世界这么多的惊奇，这些惊奇最终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多未曾想过的改变。
1992年，九寨沟成为世界自然遗产；1998年，更因为这群深居简出的藏族人，连同这里众多的珍稀动、植物物种，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纳入《世界人与生物生态圈保护区》，成为举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取得双认证的稀有品种。
紧邻岷山山脉，与九寨沟相隔大约140千米，便是赫赫有名的黄龙沟。
静静地依偎在黄龙沟里，海拔5000多米的玉翠峰脚下，一处泉水积成的小水潭，是当地藏族人心目中的圣泉。
他们经常带着鲜花到这里祈福，而如果花朵在水中旋转，便意味着神灵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祝愿，人们因此称这里为“转花池”。
黄龙沟，海拔3000多米，长不到4千米，却簇拥着3400多个彩池。这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整条黄龙沟的水竟然都是来自那小小的、人们许愿的转花池。
浅黄色的钙华地表堆积，让3000多个彩池在阳光下恰似金光闪闪的鳞甲，层层叠叠地蜿蜒在山谷之中，从高处往下看，犹如金龙盘踞，就因为这居高临下的一眼，因而被称作黄龙。
多少年来，黄龙沟一直是当地藏族人信仰的圣地，很少有外人的足迹，天幸如此，黄龙沟因此保有了它的原始。
豪格尔.帕奈博士是一位来自德国科学院的生态学家，2001年，他选择了这个宛如金龙盘踞的黄龙沟，开始了在中国的植物生态考察之旅。
帕奈博士曾经是德、俄、美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主持过西伯利亚和北美温带地域生态环境的研究，这几年，他徜徉在黄龙的山山水水之中。
帕奈在这里娶妻，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随着研究的深入，黄龙沟也逐渐在他眼前变得清晰起来。
3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连同九寨、黄龙，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剧烈的造山运动将青藏高原抬高，岷山山脉从海底升起，拔高成主峰5588米的大山。
高山上的冰雪融水，渗入了石灰岩的山体，携带出大量的碳酸钙，顺势在斜坡上沉积，遇上石头就包覆石头，遇上树根就包覆树根。有的沉淀，有的则堆高形成一个个水潭，再形成一道道、一片片滩流。岷山山谷之间如此的钙华结果，被学者称为“钙华的岷山式喀斯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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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水的年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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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喀斯特，放眼全世界，唯岷山最独特，中国于是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黄龙沟和九寨沟。
探测者在九寨沟的水下还发现，水从长海流到五花海，碳酸钙的浓度提高了20倍。长久以来，它们在这里年复一年不断地沉淀、堆积和包覆，在人们无从察觉的变化中，改变着九寨沟的样貌。
彷佛是调色盘，693个水潭、693层色彩，连成一片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的五彩池，是黄龙沟里规模最大的彩池群。经由帕奈博士的试验，五彩池的增长速度大约每年3毫米。岷山式的喀斯特地貌就这么积沙成塔一样地形成了。
彩池当中一座石塔建于明代，据说是某位功臣后代的陵墓。前后不过500多年，现在几乎成了碳酸钙的雕塑。
亦真亦幻，原来的景物已不见了踪影，处处都让人惊奇：这里到底还在进行着多快、多大的改变？！
大自然就在这里极尽造化之能事，以不尽的流水冲击着岷山喀斯特的地貌，最后赋予它们更缤纷的色彩，为人类彩绘出了两处珍贵的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沟。
大自然的神来一笔，在水潭、彩池或海子处处抹上的色彩，来自水中大量的负离子，和那些自始至终漂流在水中的譬如水绵、轮藻、水蕨，以及各式各样的细微漂流物，融合了水边同样多变、善变的山川草木的倒影，在阳光的照耀下，完成了举世为之目眩神迷的艳丽景致。
水不仅映照色彩，水还深藏意境。由于九寨沟的水远比黄龙来得深，九寨沟的海子因此更显得如梦似幻，彷佛来自遥远的天外。
黄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境内，这里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岷江、涪江的源头地区，这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松潘古城是连接黄龙沟与九寨沟两大景区的中继站。
松潘古城，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小城，曾经是外来者路过集散的驿站。
从小生长在这里的郭常，现在已是古城马帮旅行社的经理，每逢旅游旺季，100多个导游、200多匹马，依然是应接不暇。因为经常被国外媒体报导，郭常每年都要接待大约8000名的外国游客。
虽然距离相当，但郭常的马队却从来都不往黄龙沟、九寨沟走，而是取道另一处人们比较陌生的峡谷，叫牟尼沟。
牟尼沟也在黄龙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虽然比黄龙沟小了许多，但人迹稀少，似乎更具原始的味道。郭常喜欢把马队带到这里。
就在牟尼沟这片体积庞大的石灰岩化石上，帕奈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剥蚀的残面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波流动的痕迹，这些厚薄不均的层次，显示着某一个时期形成的年轮，足以推算出钙华堆积的速度和过程。只可惜，钙华表层已被破坏，他们考察证实了牟尼沟的钙华已经衰老，却无法确定它衰退的年代。
距离钙化衰老的湖泊不过十几米，考察队找到了一处地下洞穴。不断从岩层渗透下来的水，形成了钟乳石，也在洞穴里积聚成大量的地下水。考察队不禁产生怀疑：莫非这面积不大的地下洞穴，就是牟尼沟钙华衰老的重要线索？莫非这也就是地面上那些喀斯特美景沉沦的重要证据。
时光倒回5000年前，牟尼沟就像今天的黄龙沟一样，正处于钙华形成的旺盛期。不料一场强烈的地震，坍塌了湖泊，撕裂出地底洞穴，改变了水的流向，部分湖泊便从此断流，逐渐干涸。
钙化的表层经过长期的曝露，不断地被风化、氧化，无可奈何地变黑、变老了。最终，它化作了泥土，以它的养分孕育着成片的森林。
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情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深处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豪格尔.帕奈（德国生态学家）：黄龙沟与九寨沟有很好的口碑，德国一位专家曾这样比喻：如果说九寨沟是中国的一个聚宝盆的话，那么，黄龙沟就是聚宝盆里的一颗明珠。
尽管家园锋芒毕露，藏族人依旧潜心守护着心灵的宁静。九寨和黄龙成了自然保护区之后，他们也成了被保护的一部分，而同时也担起了一份保护的责任，照护着海子和森林，照护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阿坝藏民的心里，这里始终都是他们信仰的净土。
水在当地人眼中是护佑着五谷丰登与安康幸福的神灵。每年，九寨、黄龙的藏族居民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这片神山圣水祈祷。在他们看来，眼前的寸山寸水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恩赐。
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沟，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它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千米外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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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青铜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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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相信，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隐秘世界。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很快就令全世界震惊，国际媒体和研究者将这次发现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将它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2005年2月，成都平原上的四川德阳市广汉月亮湾农村，一群兴奋的考古专业学生来到田野中。这里是震惊中外的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的一部分，他们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毕业实习。
陈德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领队，“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这是由他主持的对“三星堆”遗址的再一次发掘。
这是一片位于田畴中的台地，台地是田野考古关注的重要地形。从它的形成原因中，考古人员往往能找到远古的人们活动的蛛丝马迹。
今天,有关这片土地下的所有悬念,都来自于1986年的那一次重大发现。
1986年的盛夏时节，在广汉月亮湾农村，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堆”的土堆附近，农民们正在取土烧砖。突然，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散碎玉片出现在土层中。闻讯后，时年33岁的陈德安与考古人员们迅速赶到现场。很快，一个形状奇异的人头像出现在土层中。
1986年7月19日，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发掘中，各种令人惊惧的人头像像传说中的天神接踵出现。它们奇怪的形象，令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也不知所措，仿佛置身在迷幻的梦境中。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广汉田野中的发掘一直持续到当年的9月17日。
在田野中的每时每刻，陈德安几乎都处在巨大的惊愕和兴奋中，他隐隐感到，酷热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在改变着他的人生。
他意识到，在这一切的后面，一个震惊人寰的奇迹就要出现了。
距离发掘11年后，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在遗址旁修建起来，那些奇特的出土器物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每一个参观者，它们都透着难以言状的神秘。人们对这些他们生活与经验之外的物象做出种种猜测。
考古学家相信，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隐秘世界。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很快就令全世界震惊，国际媒体和研究者将这次发现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将它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对于1986年的那次重大发掘，后来的考古发掘报告称：发掘出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象牙等文物1000余件，并根据发掘处地名，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星堆”，如今，它只剩下半个残堆。它曾经因为3个巨大的土堆形似星辰而得名。1986年的重大发现之后，紧临“三星堆”残堆旁，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在3个土堆四周，许多远古器物被村民们屡屡发现。这个范围远及广汉县南兴镇和三星镇5个村落，达12平方千米的地域内。这是广袤的成都平原的北沿，成都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水系冲积出的巨大平原，因为有丰富的水滋润，这里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乡村与城市的历史都与华丽、富庶连在一起，许多王朝的遗韵存留至今。
成都平原有迹可寻的文明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在更早的岁月中，这里则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
这片神秘地带集中着长江上游的许多重要水系,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找到长江的上源金沙江以前,岷江一直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源。河流是文明之源,“三星堆”的发现,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条水量超过黄河数倍的河流。
1929年早春时节，人们正忙着春耕春播。这天，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与儿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溉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批古玉石，惊愕之余，父子俩将古物藏于家中。
两年后，英国传教士董宜笃来到广汉传教。这个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酷爱中国历史和地理。不久，悉知此事的他辗转从燕家获得了那批古物中的几件。随之，这几件古物又传到了当时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的手中。1934年，葛维汉带领一支考古小组来到燕家院子。首次发掘，他果然挖到了600多件文物。发掘于十余天后因故终止,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成都平原上,一扇历史之门已经悄然开启。
几乎就在燕氏父子发现古物的同时，1928年10月，由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黄河流域拉开了序幕。发掘随即令举世震惊，考古人员挖出了一个传说中的朝代——殷商王朝。这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庞大帝国，河南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开始后一直持续。数十年中，已发掘出60多座宏大的宫殿、宗庙、上千座祭祀坑、车马坑、殉葬坑、100多座房址，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甲骨等器物。遗址面积达30余平方千米。
殷墟的发现，将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这些发现与后来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确立了当时学术界所认为的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
2005年的发掘，是“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的第18次发掘。经过10多天的寻觅，陈德安和队员们已经找到这片台地为古人人工夯筑的线索，但在考古发掘中，许多线索与重大的发现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70多年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仅是整个遗址面积的百分之几。
从1986年的大发现以来，陈德安一直留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有幸触摸到了长江上游古老文明的一扇大门，并继续自己充满悬念的职业生涯。
陈德安（考古学家）：通过这次发掘还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这次发掘为今后的发掘提出新的问题。
继70多年前那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后，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这里，冯汉骥是当中的重要人物。20世纪50年代，冯汉骥多次来到“三星堆”一带进行考查发掘。1963年，冯汉骥在现场调查时一语惊人，他认为这一带古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远古蜀国”，即使是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也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但这个概念却毫无疑问地为他们后来的探寻之路提供了一个坐标。
在20世纪的殷墟考古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来自于对出土甲骨文的解读，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研究者在已识读的数千个文字中，发现了大量的“蜀”字，他们认为，这些象形的组合，是眼睛和桑蚕的形态。神话般的古史中，蜀人正是养野蚕的纵目人。而在当时，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有关长江上游这个古国的一切仍是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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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青铜岁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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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微和屑小，常常隐藏着惊心动魄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来自7000余年前的稻谷，正在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在长江下游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村，考古学家发现了比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科学测定，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在长江下游种植水稻，修筑房屋。他们筑出的大面积木构建筑工艺复杂，是中国榫卯建筑的始祖。学术界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
长江流域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的“良渚文化”，它所在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它以无与伦比的玉器著称于世。专家分析，“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传说中与黄帝大战的蚩尤一族，它已具备了国家的早期形态。
20世纪中晚期，考古学家在长江的中游也发现了令人瞩目的古遗存，这一系列发现，使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多种起源问题，而在长江上游，人们对古蜀王国的寻找仍然没有结果。
那次发掘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就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土坑惊天动地。此时，考古学家已在这片原野上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
林向（考古学家）：到了1986年的时候，应该说是空前地、大规模地一次发掘。整个的线给它理起来了，几千年的历史都一层层地找出来了。
考古学家林向是冯汉骥当年唯一的研究生。23年后，他有机会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发掘，在自己年逾半百时，看到老师当年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林向：每一代人只完成了他那一段，应该说一个重大的发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的，很多学者、很多人共同努力带来的。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长江流域找到一个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代的具有类似规模的泱泱大国，长江上游的“三星堆”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青铜纵目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
20年前，形象奇异的青铜面具的出土，令在场的所有人百思不解。
敖天照（广汉市文管所）：当时不晓得是什么，取土民工说是皇帝的宝座。还想搬来试一下，有这么宽，这么大，完全坐得下。最后一清理，翻转过来看，是一个跟人一样有鼻子、有眼睛的大面具。
当年，作为考古队副领队的陈显丹，也亲历了大型面具的出土过程。
陈显丹（考古学家）：就像螃蟹的眼睛结构一样，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现过，根据这个发现，我们再联想到古代文献记载的古蜀人是蚕丛纵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史书上的纵目是否就是这个面具的纵目呢？因为原来文献上记载的“纵目”都没有说清楚。
高大伦（考古学家）：“纵”，它含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深”和“长”，我们说“纵队”，“ 合纵连横”，“向纵深发展”，是想表现祖先的眼睛非常犀利。
对于远古蜀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仅只言片语。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人们想到了早已被遗忘和曾经被认为不足为信的古文献。史载，古蜀人的第一代国王名叫蚕丛，他被描述成一个长着纵目的人。
另一些联想来自于环境。巴蜀之地，自古雨雾敝日，古木参天。专家们相信，“纵目”是被古蜀人神话了的祖先，它的背后是古蜀人现实生活的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穿越雾霭，看得更远。
典籍中神话般的古蜀王国，就这样以神话般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面孔后面，仿佛都有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却又分明让人感到如此陌生和遥远。
那次非同寻常的发现，使数千年前的一个神秘古国变得可以触摸。这些出土器物的主人生活在与黄河流域的商朝人几乎相同的时代。在古史中，秦灭巴蜀以前的四川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三星堆”人突如其来的高贵文明，在我们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
各种工艺复杂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和陶器，呈现出宏大、神圣的场景，也透露出温情有趣的生活。
数量巨大的象牙和海贝，意味着古蜀人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范围广泛的商贸活动。
300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冶炼铸造术，在他们周围的山脉河流中，蕴含着丰富的金属矿藏。这些人用青铜铸出自己看到的和想象中的一切，并赋予它们神性的色彩和理想的光晕。
在相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人们用青铜铸出巨大的鼎以此象征权利和神圣，在阴郁湿润的长江上游，人们虽然铸造出有着同样难度的鼎类礼器，但他们似乎更迷恋自然、万物的灵性。
除此之外，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些神话了的人物，这才是这片青铜世界中的主题。我们在中国的古文明中，几乎见不到这种富于立体和空间感的青铜人物。而这些青铜像体积的巨大，甚至是当时世界青铜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
罗二虎（考古学家）：这一批青铜造像的出现，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它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现在对比一下我们周邻的这些文化，或者是拿比较远的文化来比较的话，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体现了“三星堆”文明自身的特点。
“三星堆”遗存中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是出土的大量金器，它们的数量、形制和器物的体积在中国相同时期的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国王陵墓里面的金面具和金杖，是古埃及神权和王权的最高体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与之极其相似。
金手杖上含义诡秘的图案，可能同样代表着宗教和神权。
金面罩使青铜像更加肃穆和高贵。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对早期国家的界定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而在三星堆，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这些器物本身就印证着长江上游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
这里曾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王国，它眩目、喧嚣、富庶……除此之外，祭神和巫术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内容。为此，人们为神灵准备了用于祭献的牛、羊、鹿、大象和人；巨大的青铜树、青铜立人被供奉在高高的神坛上……然而，这群忙碌而庄重的祭祀者又是什么人呢？确切地讲，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一些悬疑的破解带来更多的谜，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与古国相关的城垣又在哪里？1986年，“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它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几千年前，人们曾将它们砸碎、灼烧。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被视为神物的重器损毁殆尽并草草埋入泥土？那一刻，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们的出现仿佛才是真正悬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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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 古蜀沉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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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人们仍然在问：如此繁荣兴盛的王国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关于它有许多猜想：戏剧性的政权更替，诗意的战争与死亡……然而洪水是考古者找到的唯一现实证据。如果真的毁于洪水，“三星堆”古国中的人们又去了哪里呢？
1934年 ,三星堆考古发掘图,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发掘处。
这是一张由美国人葛维汉绘于1934年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图。图纸以当时发掘地所在的燕家院子为中心，标注出遗址区内的重要位置和走向。70多年后的考古图中，“三星堆”遗址的区位和走向与当年仍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在燕家院子的东、西、南面，横亘出3道巨大的土梁，这是考古者揭示出的“三星堆”古城墙。
2005年，在对青龙包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考古学家在燕家院子前的西城墙下揭示出又一个秘密：推想中的古城“水门”出现了。
陈德安（考古学家）：如果我们弄清楚，确认是“水门”，那么对于这座古城的认识非常重要,就可以确认“三星堆”古城的人们出入主要不是从陆地、从大道走，而是从水道走。
“三星堆”遗址的北边和中心分布着两条水系：鸭子河与马牧河，鸭子河每逢夏季水量充足。从地缘上看，这一带介于岷江水系和沱江上游水系的众多河流中心，周边有大小河流十数条。自古，平原一端的金堂峡口河道狭窄，丰水期汇入沱江的几条大河水势凶猛，造成峡口崩塌而壅塞河道。洪灾雨水使成都平原自古素有“西蜀天漏”之称。水，可能交融着这里千万年的生死故事。
在距离“三星堆”博物馆富于现代色彩的建筑物咫尺之遥的鸭子河中，古老的图画仍然保留至今。
每年的夏季，周边的渔人都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河中捕鱼。这种捕鱼的水禽被当地人称为“鱼老鸹”，因为它全身乌黑，目光如电，又被称为“乌鬼”。
在博物馆中，人们看到了大量长着“乌鬼”一样长喙的青铜鸟的形象，它们在“三星堆”的古国中如此密集地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古代典籍中，有最早的三代蜀王的记载，他们是蚕丛、百灌、鱼凫，这些鸟的形象被专家认为与鱼凫氏关系密切。在一棵青铜树上，一共栖息着9只鸟，它们都长着与“乌鬼”相似的长喙，并被赋予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被疑为国王神杖的金杖上面，同样刻着鱼和鸟的形象。“三星堆”古城就是古蜀鱼凫王朝的都城吗？许多研究者认为：古文献中的“鱼凫”的字面含义，就是今天用于捕鱼的“乌鬼”。鱼凫氏与蚕丛氏一样，都是来自岷江流域的部族,鱼凫或许是蚕丛的分支，他们早期可能在岷江与平原的交汇处渔猎，之后进入平原的大片湖沼进行捕捞。在泛神的远古，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鱼凫鸟，成为他们重要的神氏之一。
时至今日，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三星堆”王国的所有形象都是诡异的。“三星堆”古人没有留下遗骨，因为没有参照物，专家们亦无法判断出3000多年前古蜀国人的形象。不论蚕丛氏或是鱼凫氏，都与史书中的描述更为接近，而与事实究竟有多远呢？面具上高鼻深目，半人半神的形象引来研究者和普通人的种种猜想。有人认为，这些形象来源于西亚和近东地区，并在当中找到关联之处。更有甚者，认为这一切来自地球之外。
刘少匆（编剧）：那个时候是荻花一片，碧水连天，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景象。而且鱼也很多，只要拿一根钓竿出去，一会儿就可以钓到很多很多鱼。还有就是鱼鹰也很多。鱼鹰，就是大家叫的鸬鹚，就是鱼老鸹。打鱼船也特别多，不仅有鱼，还有龟呀、鳖呀，都不少。过去的河道往北要高得多。像鸭子河，我们的家原来前面离河还有半里路，现在我们家的院落（应该）已经在河中心了，所以“三星堆”古遗址的城墙——北城墙早就没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水系的改道已经把它淹没了。
刘少匆是一名编剧，从小生长在鸭子河边，在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爆出的惊天秘密，使他对自己的家族和血统产生了种种挥之不去的联想和情结。多年来，他把自己对远古蜀国的许多猜想、发现和观点，结集成独到的学术专著。或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他更希望寻找到一种形象的证据。
在刘少匆所供职的剧院中，他看到了现实中的“纵目”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空中将自己的形象强调夸张成想象中的各种人物，也包括鬼神。这是源于当地的一种古老戏剧——川剧。刘少匆对“三星堆”铜像“纵目”眼型的理解，来自于眼前的生活。
刘少匆：剧院里演武生的，都要用帕子把眼睛勒起来，所谓包头，把头扎起来，表现一种威武，看来化妆习惯影响人们的造像。至于这个轮廓，就跟西亚人长那种串脸胡子基本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造像就是蜀人的造像，而不是外星人的造像。
此外，还有来自于地域、历史和民俗的形象联想。这当中，也许就包含着真相。
刘少匆：眼睛立起来呢，绝对不会长成马眼睛，全部是立着的。它就是一种妆饰的习惯，解放以前到现在，山区里面四川人都有包帕子的习惯，包帕子就是把眼睛勒起来。
以一种特定的装扮，渲染一张特定的脸孔，完成一种特定的身份。想象这些戏，成了仪式的一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它超乎时空的魅惑之力。而在古国的祭典上，那些异于常人的铜像，被约定成俗，正是一张张被夸大的、神灵的脸谱。
古老的巫术仪式在今天岷江上游的羌寨中依然存在。巫师们戴着各种头饰和面饰唱经，唱经的内容正是羌族人的创世史诗，学者们从中发现与古蜀历史的惊人吻合之处。
按照史籍的记录，蚕丛氏兴起于蜀山，也就是今天的岷山。不同时期的史籍对蚕丛及其部族的描述都有相似的内容：那就是纵目和生居石屋、死葬石棺。古老的羌族史诗被今人翻译出来，当中说到古羌人初入岷江时与当地土著戈基人的战争。戈基人世居岷山石屋，死葬石穴，被羌人用白石击败后，两个民族开始融合。
依据古文献和大量研究材料，“蜀人”的祖先为来自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刘少匆认为在现存的属于氐羌族系后代的藏人、羌人和彝人中能找到与“三星堆”面具形象相关的蛛丝马迹。这种联想来自于一次偶然的发现。
刘少匆：有一次，外面有人吆喝收破烂，收（旧报纸）。我把一些杂志清理出来，突然就翻到一张图片，是彝族火把节时一个（火把节）民族皇后的图片。她的鼻子特别大，我一下子觉得怎么跟“三星堆”有些相像呢。我也就回忆起我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彝区去，当时我们部队在彝区，我也去过金阳那一带，那一带有很多美女，但是，鼻子都很大，我开始越来越觉得可能跟人种有关系。以后，四川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任乃强先生，他就认为蜀人是从羌塘那边过来的，是羌人的一支。
何哲生（画家）：这个是1988年我在彝族美姑县参加火把节时拍的资料。火把节是他们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时还要选美，他们称为火把节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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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 古蜀沉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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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美女的拍摄者为画家何哲生，也许是一种巧合，作为画家的何哲生曾供职于四川省博物馆。除了发掘者外，他是第一个看到三星堆青铜像的人，并主持布置了文物的第一次展出。按他的看法，作为艺术品的形象，即使夸张变形，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与生活源头的联系。
形象带给刘少匆的启发是巨大的,他的脑中浮现出从青铜面具到古羌人后裔，再从古羌人、古蜀人回到青铜面具，这之间若隐若现的逻辑。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古称蚕陵，在史籍和传说中，它是古蜀先王蚕丛的生死故地。1933年，一场罕见的大地震使整个古城完全消失。刘少匆先生在书中记录，他曾沿岷江北上到达新的“蚕陵”镇考察。1933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羌人被称为“蚕丛羌”，今天，镇子中的许多人仍然称他们是“蚕丛羌”的后代。镇子的一旁，就是1933年大地震形成的幽深海子。水下，沉寂着一座古城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从岷江发源地至成都平原300多千米的流域中，主要居住着羌人和藏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仍保持着从山地到河谷的古老形式。很大程度上，现代考古学有时会与史籍中的故事，甚至历史真相相遇。20世纪初，考古学家果然在岷江流域发现了石棺葬。在后来的发掘中，大量的石棺葬不断从这里出土，石棺葬中随葬有各种陶器和青铜器，除此之外，就是葬姿奇特的墓主。这是否就是史籍中记录的“蚕丛氏”的葬俗呢？
另一些悬念仍然来自于石头。史诗中，羌人曾用白石打败敌人，白石今天仍是他们的神氏。那些用石块垒砌而成的房屋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空间，它们是否还隐藏着古代文献记载中古蜀人居住形态的留影？
在岷江流域的羌寨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那些与“三星堆”青铜像具有某种关联的形象。如果“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形象真的来源于此，研究者们将进一步证实另一种推论：作为蒙古利亚人种的古老游牧民族氐羌族，曾在昆仑山和天山脚下生活过很长时间。这里是曾经聚集过西亚、中亚，甚至欧洲人种的地域。羌人在向四处迁徙前曾与异族融合，这些分别越过金沙江、雅砻江、巴颜喀拉山口和岷山的古羌人，成为现代彝、藏、羌人的祖先。这或许是今天这些民族形象特征的真正来源。
段渝（历史学家）：整个岷山，都是从西北往南分布。我们四川，岷江上游这一块，只是岷山的南段，它的中段、北段都在西北方向。从地理环境、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岷江上游这块，“蚕丛氏”的先民是羌族，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截止公元2005年，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三星堆”遗址东、西、南面的古城墙，但北临鸭子河的城墙却始终未见踪影。也许，正如许多人推测的那样，它早已消失在远古的洪水之中。根据历年来对古城墙和遗址区房屋建筑遗迹的揭示，推算出的三星堆古城面积已达3.5平方千米以上。想象中的王国渐渐复活。
许多年后，人们仍然在问：如此繁荣兴盛的王国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关于它有许多猜想：戏剧性的政权更替，诗意的战争与死亡……然而洪水是考古者找到的唯一现实证据。如果真的毁于洪水，“三星堆”古国中的人们又去了哪里呢？
在文献中，远古蜀国共有5代国王：蚕丛、百灌、鱼凫、杜宇、开明。与前者的起源不同，记载中的开明氏来自长江中游，他们都与水患和治水有关。
对古蜀最后王朝的研究，在20世纪已取得成果。开明王朝的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2000年，从成都市中心出土的开明王朝王族船棺葬群,为这个王朝的历史划上了较为完整的句号。
然而，在“三星堆”器物与“开明”王朝的器物间，专家们找不到内容和形式上的承接关系。他们认为，中间的缺环可能是古蜀王朝第4代中的“杜宇”时代，这就是“三星堆”古国消失后的那段空白吗？
2001年的春天，在距离广汉“三星堆”遗址40多千米远的成都市郊，一项正在施工的建筑工程带出了地下惊人的秘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赶到现场，渐渐地，一个埋在地下的巨大王国出现了。根据发掘地点的名称，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令发掘者瞠目，他们相信，这一切能够解答“三星堆”古国消失后的真正去向。
这些总重量达一吨的出土器物，仅仅来自遗址的一角。
这里的青铜人像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有着相同的手式。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金手杖上的图案酷似，它们是鱼、鸟和人。
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黄金面罩与“三星堆”青铜像上的金面罩风格几近一致。“三星堆”古国中的太阳轮，在这里被另一种形式的构成所代替，但它们可能表达着某种相同的精神。最重要的发现，来自一只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它使我们相信，远古的长江早已是人类文明的通道。
羌人的古老生活方式原始地保留下来，巫师口述着他们遥远的史诗。如果能回答他们为什么会留在这里，也许能解释“三星堆”遗存中浓烈的神话色彩。如果把长江的上游比作这条大江的童年，那么，它更接近蒙昧和野性，也更接近天空与神灵。
这些来自远古的神圣器物，仍被供奉在庙堂般的博物馆中。后人为它们所在的时代做出定义：3000到4000年前，这里有中国长江流域唯一的文明古国和青铜盛世。几百年后，长江中、下游才进入真正的古代城市文明。
3000多年前，这些人正在逃离家园。暴风雨和洪水已经围困了他们的城市，无法带走的、至高无上的青铜神器被砸毁，灼烧后草草埋入泥土，当更为巨大的洪峰来临时，人们已经消失在天地之间。
正如学者所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这里是长江上游，浮出古蜀最初的眉目，却又隐藏着最后一片拼图的“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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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集 水润锦官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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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古时的成都城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最繁盛的交易物是一种被称为“蜀锦”的丝织品。因为发达的织锦业，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而这种彩锦只能用河中的清水才能漂洗出来。
凌晨4点多，成都市郊的花农们便忙着在村子旁的鲜花大厅里进行交易。农民以前大多种植普通的农作物，现在，随着城市中人们对鲜花需求量的增大，种花和卖花成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
这些鲜花将在这个早晨被送到几千米外的成都市区内。
戴德云（评书艺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喝早茶，听评书是成都人由来已久的习俗。70岁的评书艺人戴德云每天都要在武侯祠的茶园中说书。通常，书中的内容是这座古城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而故事中皇帝的大墓就在一旁。
20多年前，成都街巷边的茶馆中，评书艺人说着同一个历史故事，成都人总是这样开始他们每一个忙碌的早晨。
孙瑞是一名时装设计师，在成都的闹市区，她开了一家设计室兼时装店。
孙瑞（服装设计师）：小不小？看一下，远看效果是怎么样的，如果小了就把它换成大的。远看它这个地方有点看不出来，如果换成一个色彩，我觉得可能还要好一些。这个线条跳耀一点，你看看，这个地方处理一下。
除了设计作品，孙瑞也制作出售一些个性化的服饰，现在，她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
近一个世纪前，宋仲文的前辈溯岷江而上进入成都，在宽巷子定居下来。宽巷子是成都仅存的一条古街，是清代满族人在成都聚居的地方。现在，宋仲文在祖屋旁开了一间茶铺。
这是成都人现代生活中一个普通的早晨，悠闲而浪漫，却又充满节奏和生机，如同这个城市漫长的历史一样。
有着不慌不忙的流水和空气，有着一方悠然自得的人群，让100年前来到这里的美国人约瑟夫·比奇，一脚踏进了《圣经》里描写的伊甸园。传说中的乐土，就从他的笔下浮现出来。1920年，比奇便以“东方伊甸园”之名，把他亲眼目睹的乐土，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成都，有着坚固高大的城墙，广袤的田野，在浓厚的古都气息里，正悄悄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这条大江东流入海，全程要航行100天的路程”，来得更早的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走向成都的旅程。他说，平川之上有个叫成都府的地方，大川细流和城下的各条支流汇成一条大江。
成都，比奇笔下的天堂。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世纪，蜀王开明五世把都城迁到了这里，此后尽管历史更替、物换星移，成都始终都叫做成都。在中国众多城市之中，拥有如此一以贯之的地名，它是唯一。极佳的条件、极少的战乱，造就这里成为中国西南的极富饶之地。比奇还把这一切归功给了当地优秀的农民，说他们是勤劳智慧的耕种能手。
“成都有很多河流，有的环绕城市，有的穿城而过。”马可·波罗的游记也为成都的水记下了一笔。而今，流水依旧在，它在现代成都人的手里，变得更清、更绿，也变得更活了……
环绕成都的是两条人工开凿的河。一条南河，是岷江分流而来的水；一条府河，原名郫江，唐僖宗时代将它引导而为护城河，从此被称为府河。府河绕过城北，南河绕过城西、城南，环绕着成都的市区，全长17千米，最终汇合向东流去，融入了长江。
10多年前，成都女孩孙瑞从美术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学习服装设计的她，选择在从小生长的府南河边建起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对于孙瑞甚至她的父辈来说,河流的清新和古旧仿佛就在昨天。
孙瑞：河特别大，特别清，河水特别猛。住在府南河边上，我们去游泳，还去捉鱼，捉小虾，那个时候特别好玩。
孙瑞回到家乡的第七年，在她的工作室旁，一座横跨府南河的古桥将被重修。孙瑞成为10余万城市迁居者中的一员，在这一切的背后，成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河流及城市改造工程已经开始。
孙瑞：看见那个挖土机就开过来了，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搬完，挖土机已经在挖旁边的房子，看到这些心里边还是很难受，有一种伤感的情绪在里头。因为，一是对河边有感情，二是对老树有感情。
记载中，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河流的历史。在每一代成都人的个体生命中，清澈流淌的河水，南来北往的舟楫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记忆。20世纪的最后几年，河流开始被淤塞、污染，这是一代成都人记忆中的两种河流。以治理府南河为主题的城市工程，开始于1995年，除了重拾记忆，成都人还希望发现一个新的自然之都。
孙瑞：我喜欢红砂村，非常漂亮，你带他去过没有？红砂村。后面的这古桥叫安顺桥，现在把它重新翻修了，成了我们成都有名的廊桥。这个廊桥背后还有一座，也是很古老的一座桥，叫九眼桥，也是很有名的。前面那边有座青石桥，也是很古老的，还有驷马桥呀，卧龙桥呀。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府南河上这座名叫“安顺”的大桥：“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城，横跨其中一条河上的桥，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店子，经营各种生意……”
根据记载，古时的成都城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最繁盛的交易物是一种被称为“蜀锦”的丝织品。因为发达的织锦业，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而这种彩锦只能用河中的清水才能漂洗出来。所以，南河又曾被称为锦江。许多年前，乘船穿梭于河中的人们，看到的是满城清流中漂洗彩锦的织女。
孙瑞：我比较喜欢一种飘逸流动的感觉，就像我们府南河的水一样,轻柔而平缓，所以我在设计上比较喜欢用丝绸、雪纺一类的面料。像杜甫的诗里面写的那样，在浣花溪里漂洗纱呀、棉呀，一种很美、很遥远的东西，每次在我的记忆中，我就喜欢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
在成都人的印象中，他们传统的城市是在府南河的清流中迅速时尚起来的，奇迹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1000多年前的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今天，沿着府南河,是一条17千米长的绿色走廊。传说中的“伊甸园”，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富于生态的现代城市之一。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历史的声音仍在回响。
在成都，茶馆也许是最能体现传统韵味的地方。男女老少聚在这里喝茶闲聊，谈天说地，这就像为河流举行的一种仪式。20世纪50年代，因为河水的清冽，成都人总是直接用它泡茶。这是来自岷山中的冰雪之水，它来到成都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从抗争到亲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碗清茶，包含了成都所有的生命颜色和时间痕迹。
据考证，成都人喝茶的历史始于战国时期，闲情逸致，古往今来。
宋仲文（成都市民）：我也是随感而发，生活就是这样。
宋仲文：我叫宋仲文。
游客：哎，久闻大名，老早就听说了。
宋仲文：如果您有诗也拿来发，大家来把这个文化氛围烘托一下。
除了招呼前来喝茶的游客和街坊，宋仲文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用诗话的方式，讲述成都的历史和呼吁宽巷子的保护，他是古街有名的民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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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集 水润锦官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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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仲文最早写诗的动因，来自于他所生活的古老街巷，以及对当中一切事物的眷恋。
宋仲文：我最早写诗的时候，是用我们过春节的春联来表示。这一写呢就有人来看，就触动了我的诗歌的灵魂，我就不得不拿起笔开始写。我第一首诗是2004年2月8号写的，我这首诗的名字叫“历史的背面”。实际上我就是怀念那个小桥流水，我们的成都文化，我们的人文环境，乃至我们的水环境都是非常悠远的。
宋仲文：还没洗完？
宋仲文的妻子：没有，这么多。
宋仲文：如果太疲倦，一会儿我来洗，这会儿客人才走了。
宋妻：放在这里好烦，几下就把它洗了。
宋仲文：那我一会儿来清嘛。
宋妻：好。
许多年前，宋仲文与妻子放弃了工厂中的工作，从事自由职业，在火车站跑运输。这事主要落在妻子的身上，宋仲文则潜心于他的诗歌和老房子。女儿宋玉在医科大学学习传统的中医，眼下正在一家医院实习。
有人形容“茶馆就是一座浓缩的成都”，也有人说，就是要置身于这些狭窄、老旧的巷子里喝茶，才算真正贴近这座城市。老宋的茶馆，总能吸引这些喜爱老成都的茶客。
在古老的成都，从事着最时尚的职业、对于美丽分外专注的孙瑞，心里头也流荡着和宋仲文几乎相同的心事：成都最美的姿色，依稀还是在她那古朴的风韵里。
宋仲文：这个房架是拆迁办半年前才把它修起来的，据他们说就是按以前的传统风格修的。
古老的宽巷子在岁月中渐渐残破，眼下，对它的保护是宋仲文最操心的一件事。他认为，他要留住的是一种诗意的生活。
宽巷子片区，属于成都城区的中心，土地资源十分珍贵。近年来，因为城市开发的需要，周边的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作为成都的一个时代缩影和另一张面孔，政府希望通过部分拆除重建和部分修复保留的方式对宽巷子进行保护。作为古街上的老居民，宋仲文希望能原汁原味地保存古街的风貌。
宋仲文：你们在这儿留影，好啊！
女游客：咦，是那个宋师傅吧！
宋仲文：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怀旧的情绪，游客到这里来，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文化不要断层嘛，就像我们看一本书一样，不要中间缺少一页。所以，应该说这个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让它消失，而应该原汁原味地保护好，成为我们的后代了解前辈的一个载体。
在已经过去的千百年中，成都一直是大兴土木之地。
水流，沃野，城郭，使它成为所有人的天堂。帝王，商贾，文人墨客，这里几乎聚集过中国古代所有伟大的诗人。千百年后，当帝王之梦烟消云散时，成都人仍然生活在远古诗人水气淋淋的文字中。在中国，这是成都所特有的，许多艺术家像古代文人那样寓居成都，形成一些特殊的聚落,诗人、作家、画家、建筑师，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在城区周边的田野间。
在成都平原的西北面，岷江的汹涌雪水与一座苍翠的山峦相遇。山水之间，一座神奇巨大的水堰古已有之，涌向成都平原的岷江水因它而变得温顺起来，这些水流给平原上的人们带来富庶的生活和空灵的生存态度。2000多年前出现的这个水堰，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它造就了成都平原的过去和今天，它所包含的千古玄机至今还引人入胜。
这座叫都江堰的城市，因为古老的水堰而得名。每年的4月5日，当地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以纪念古堰的造就者李冰。同时，这也是川西农事中放水溉田的日子。
2000多年前，迅速统一中国的秦国人为了讨伐古蜀东面的楚国，谋划修通从岷江进入成都，再连接长江的水道。这个用于战争的水道，变为新任秦国蜀守李冰心中的理想。史载，李冰溯岷江而上考查水情，他要修建一条不但能杜绝水患，而且能灌溉、航行的人工河流。石头、木桩、竹筐成为他最主要的修建材料。
2000多年后，世人仍然惊异于这项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它包含着怎样的奥秘？
李冰把工程的修建选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工程的主体，包括被称为鱼嘴的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分水堤把岷江分为灌溉内江和排洪外江。飞沙堰是中段的泄洪道，一来排遣洪水，二来利用大水进入外江的漩涡作用，大大减少泥沙在宝瓶口的淤积。宝瓶口则是内江的进水口，控制着最终进入平原的水量。
古籍《华阳国志.蜀志》详细记录了都江堰给成都平原带来的天堂般景象。在依照清代古图复原的都江堰灌区图中，有序的水网像脉络一样伸向成都平原。
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们在这里耕作、收获、生育、繁衍。
10多年前，西方人开始对他们那些依河而兴的城市的河流进行修护。在中国成都，此时也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城市河流工程，工程带来一座城市的新生。2000多年前，水使成都通江达海，富甲天下，今天，这里仍然是一座被水滋润的城市。水，维系着它的记忆和生机。
2005年7月，孙瑞生下了一个女儿。从孙瑞的爷爷算起，这是他的家族中在成都出生的第4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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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集 大佛东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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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在孤寂的先行者心中，峨眉山中那座最高的巅峰或许意味着宗教的高远至境，在与天相接的绝顶修禅问佛是他们最初的理想。
20多年前,人们在《话说长江》中第一次看到一个令他们震惊的奇迹。这是位于中国长江上游的一座佛像，它的躯体大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20多年后，巨佛给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留下的仍是惊叹。因为，他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它的高大来自于一整座山体，这是三江交汇处的凌云山。从巨佛的脚下到它的头顶，是一次艰辛的登山过程。
这是长江上游的一个特殊地带，巨大的佛像和一座古城之间，竟然聚集了三条河流，青衣江、大渡河从这里汇入岷江后一路东去，成为万里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
对古城中的一代代居民来说，巨佛从他们出生时就存在了，它使这些人总是怀着一生一世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巨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什么人将一座山变成现在的样子？时至今日，好奇心仍是许多旅游者来到这里的原因。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从巨佛所依的凌云山系，人们总会看到远处有一座山峰若隐若现，那就是峨眉山。
峨眉山的神奇来自它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似乎难以穷尽的空间。今天，一些惊人的数据可以让人解读构成神秘的种种细节。多达1600种的药用植物，令人想到神话中的仙草；超过3000种的高等植物，2300余种动物，构成这个灵性的世界；从温婉的谷地中突兀而起的山峰，海拔高度达3000多米。与这些绝对数字相应的是这片秘境中种种令人难分真幻的自然奇观。
将近2000年前的一天，一个修行者来到山中，他带来一门真实的学问和远离俗世的生活。作为一名修行和参悟者，峨眉山罕见的高峻、幽深和空寂，或许正是他心灵的理想栖息地。
峨眉山的更多魅力来自于今天被我们称为“佛学”的一门旷古学问，除了那些深奥的佛经梵语和悠远的理想，这门古老学问还告诉人们最为现实和超前的生活态度。这，已足以让芸芸众生燃起一柱清香。千百年中，它带来了这些宫殿般的庙宇。
传说中，公元一世纪中叶，孤独的修行者在这里建了第一座名为“普光殿”的寺庙，这也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座禅寺。
伏虎寺，相传建于东晋末年，现在是峨眉山中女性出家者的居住地。在佛教中，女性出家者被称为比丘尼。和许多古代与今天的修行者一样，正戒来自遥远的北方。25岁后，她开始了眼下的这种生活。
正戒（峨眉山比丘尼）：最初知道峨眉山是小的时候，在武侠小说当中提到过。很深远的一座大山，里面住着许多习武练剑的人，好像每天都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这也是小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跟现在学习佛法之后，再来重新认识峨眉山是两种形态。
佛教的教义以给予所有人福乐、摆脱苦恼为主旨，僧尼自古以修正自己的德行为生活内容，他们的许多生活对我们来说充满神秘感。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隐于深山中的佛教圣地，使正戒从多年前侠影仙踪的想象进入晨钟暮鼓的现实。正戒说，她希望在佛的世界中获得一种平和的心境和看待世界的智慧。
远古，在孤寂的先行者心中，峨眉山中那座最高的巅峰或许意味着宗教的高远至境，在与天相接的绝顶修禅问佛是他们最初的理想。一些模糊的记载表明，山顶曾有最早的庙宇，真正确切的记录来自中国明朝时期。当时，山中的寺庙多达200余座，而在最高的峰顶，是一片天上宫阙般的金殿，这里也因此得名“金顶”。
1982年，《话说长江》摄制组登上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顶峰，远处圣洁的雪山和与昆仑山遥遥相连的山脉令他们肃然起敬。在这里，摄制组拍下了山顶上的许多奇观，但没有人见到传说中的金殿，据说它们已消失在数百年来的历次大火中。
2005年7月，金顶已经消失的禅院和巨大的佛像正在被政府和僧众修复。大量的现代材料和工程技术手段被用于再现这一宏伟的远古场景。根据记载，金顶的大片寺院兴盛于明代，主体为一尊巨大的普贤菩萨铜像，新的庙宇和佛像仍被建在当初的位置。
存留下来的庙宇和佛像为“金顶”的修复带来想象空间。此外，还有这些历史悠久的稀世珍宝：铸有大量经文的佛塔，来自印度的贝叶经、玛瑙般斑澜的佛牙。这尊铸于1000多年前，重达62吨的普贤菩萨像，成为最重要的修复依据。至今，人们仍然想象不出，它是如何被铸造安装在路途艰险的峨眉山上的。
如果有一位远古的僧人此时来到山中，眼前的一切并不会令他感到陌生。在峨眉山的寺庙中，数百名僧人和比丘尼严格地保持着古老的佛教仪式和传统生活。据记载，在明清两代的鼎盛时期，山中的僧尼曾经超过千人。
佛教最初兴起于印度，公元1世纪时，沿着南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线由秦岭分界而传，南丝绸之路由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穿越长江的上源金沙江，许多人认为，这是佛教来到长江流域的重要途径。
佛教传到三江交汇的乐山一带是在什么时间呢？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发掘了距大佛31千米的后山中的一片东汉崖墓群，除了大量葬具和随葬品的出土,在墓壁上的浮雕图案中，凝神打坐的佛像骇然现身。崖墓的建造时间，与学术界认为的佛教传入时间相吻合，根据时间和地域，长江流域佛教根植流布的肇端就在这山水之间。
许多年来，巨佛的来源一直是一个谜。
1982年，研究者们考察了大佛右侧外临江绝壁上的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碑刻中的文字在他们的努力下渐渐重现，这些来自唐代的碑文记录了一座巨佛的诞生。
重现的碑文这样记载：“昔日的岷江，江水泛滥成灾，恶浪汹涌雷鸣，人畜不能幸免水患……”海通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唐代，在三江交汇的山寺中做了一名僧人，碑文中记录：海通一生的理想是在激流旁的巨崖上造一座神力无边的巨佛，镇住江中兴风作浪的妖魔，海通为此终其一身，巨佛由后人续修完毕，历时9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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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集 大佛东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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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巨佛的修造秘密，一直鲜为人知。然而，偶然之际人们发现了两块从大佛头上脱落的发髻，这些由巨大条石制成的发髻，使属于一个古代工匠的雕刻技艺和生活浮现出来。在这遥远而真实的生活场景背后，巨佛开始吐露它的躯体之谜。
巨佛头部的发髻，并非许多人曾经想象的那样整体雕凿而成。它们来自1021个雕刻有螺型发髻的石条，多达18层的发髻间隙中藏着3条排水沟，它们与佛像背后的暗道以及身体上的衣纹构成巧妙的排水系统。此外，是结构严谨的木构建筑技术，带来高达7米的巨佛的耳朵和鼻子。
乐山大佛又被人们称为弥勒佛，在佛教中，它是代表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在中国更古老的弥勒佛像中，很难找到乐山这种弥勒佛的造型，平稳挺拔的坐姿意在临江镇水，古人的选择充满着象征色彩。
今天，1000多年前的一些秘密仍然令人不解，巨佛所在的地貌受地质构造运动影响较弱，没有明显的断裂带，这是它至今屹立不倒的原因。1000多年前，古人怎样获得这些知识，难道仅仅是巧合？
对浩大工程描述的记载十分简单：“万夫竞力，千锺齐奋，大石雷坠，巨谷将盈。”1200多年前的一天，三江交汇的大佛前，工匠们终于看到他们倾注毕生心血的巨大神灵耸入云端。他们的名字和短暂的生命，在东去的流水中不知所终。
刘能风（重庆大足县石刻艺人）：这块下巴还应深点，还有这一片要深点，胸高了一点，手一定不要有骨结，是很多肉的感觉，有骨结就成现代人了。
在距离乐山以东数百千米的重庆大足县，佛像雕刻艺人刘能风正在忙碌。
刘能风的雕刻技术来自祖传。在大足县城北面的一条街上，他开了一家石刻作坊。因为他技艺精湛，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农人都成了他的徒弟。
刘能风创作的雕像大多是佛教题材，有观音、如来、普贤等佛教中的重要人物，也有容易被忽略的小人物。有的雕像体量巨大，有的是情节性复杂的佛经故事，有着戏剧一样的场面。在大足乡间，许多农民都会雕刻佛像，这个传统不知始于何时。
在农人们生活的山林里，分布着5万余尊佛教石刻造像，它们曾长久的沉寂。这些巨大的身躯和完美的造型，千百年后如天遣神差，令举世震惊。大足位于长江的北岸，从历史上看，自唐朝到南宋，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少有兵戈战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南来北往的僧侣、工匠、商贾、帝王，取长江和蜀道之途，在巴蜀来来往往，历时1000多年，是他们带来了大足的这片佛国景象。
到1982年时，大足乡村的人们已经这样平静地与佛像生活了很久。在这些场景中，人与佛难分彼此。即使在穷乡僻壤，人们仍然会为佛像建起高大的房子遮风挡雨。和雕刻一样，对佛像的保护，在当地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
几十年前，大足石刻还藏在山中，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叫郭相颖的人来到这里。
罕见的石刻群令郭相颖着迷，在照相机和现代绘图技术还没有普及的岁月，他开始一龛一窟地描画佛像，为它们建档。
20多年前，《话说长江》摄制组用当时最先进的影像设备详细拍摄了名不见经传的“大足石刻”。在这之前，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一年，郭相颖刚刚完成了他持续画了多年的石刻档案。这是一幅长达20米的画卷，它包括大足北山、宝顶山的所有重要的洞窟和石刻造像。学过美术的郭相颖当时并没想到大足石刻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他只是希望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把一些日渐消蚀、变化的佛像记录下来。将近20年后，长卷开始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它与郭相颖那些积累半生的手稿一起，成为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的重要文档。
1999年，大足石刻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此时的郭相颖已到了人生的暮年。1982年，郭相颖筹备已久的大足石刻博物馆成立，在他出任馆长的10余年中，石刻得到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学术研究和科学保护。
数十年前的一个夜晚，郭相颖开始描画的第一尊佛像,位于现在标号136号的北山石窟中。136号窟为北山石刻的经典，是北宋时期的造像。在这个石窟中，造型精致的经藏转轮中柱是全窟的支柱，又像佛教轮回中转动的巨轮。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它们是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形象。
男人形象的雕刻，线条粗拙有力。女人容貌秀丽，她们的衣饰和形态被赋于很多细节，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郭相颖曾用去整整两月的时间手绘宝顶佛湾中的千手观音造像，这也是让他备感神秘的造像。紧临千手观音造像的是同样令人惊叹的释迦涅槃造像，它们庄严静穆，气势恢宏。关于它们的建造者，在大足民间有着种种传说。
许多年后，郭相颖在翻阅典籍时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1159年，16岁的大足僧人赵智凤前往川西修行。在那里承启佛教宗师柳本尊宗法，20岁左右回大足宝顶山开山造像。柳本尊于公元855年生于古时的乐山，在时间和地域上都与乐山大佛密切相关。乐山大佛建成100余年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石刻造像活动，在大佛东边的大足开始了。
1000多年后，大足人在这里看到了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世俗生活和中国人始终都在追寻固守的忠孝礼仪，传统道德。
父母恩重经变相，由数量多达11组的造像构成连续故事，以求子、怀胎、临产，以及婚娶、送别等一系列日常生活情节，形象地讲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意在劝诫人们报孝父母，它把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和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营造出中国化了的佛国景象。
郭相颖仍然住在大足北山下的小屋里。晚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继续为那些即将消失的石刻建档。
郭相颖（大足石刻博物馆名誉馆长）：它这个石刻呀，越到后期，风化就越严重，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有很多古人见到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所以要借助古人的一些记载，再与实物对照。
2006年3月，峨眉山消失已久的巨佛和寺院群从与天相接的金顶脱颖而出，它的消失和重现都像是一个神话。盛世修志，清明撰史。按照佛教的至理，金顶今天的修复意味着最殊胜的因缘，这个因缘来自于一个时代。千百年后，人们会从这些来自公元2006年的形象史志中，看到一个兴盛的时代。
1000多年后，历史使我们有机会把佛与人的故事浓缩在短短的瞬间，而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它们在日夜奔腾的长江水中渐渐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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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集 天生赤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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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赤水河美酒的身世对许多人仍是个谜。美酒为什么出在这里？特别是酒中极品的茅台，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史载，早在1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开始酿造白酒。或许,是因为它给人体带来的奇特感受和由阴而阳的神秘燃烧过程，酒成了古人祭祀和礼仪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蒸馏酿酒技术的发明。考古证实，中国人发明了最早的蒸馏技术，而它的起源，则与产生于长江流域的中国传统道教中的炼丹术有关。
长江，从雪域冰川发源后，一路广纳百川而来。在流到四川合江境内时，又接纳了来自云贵高原的一条河流——赤水河。赤水河，发源于中国云南镇雄,穿越云南、贵州、四川数省，全程400多千米。在一年中的半数时间里，赤水河红水奔泻,这红色的水流来自雨季中两岸的红色土壤。
在赤水河中游，贵州省仁怀县境内的群山中，有一个以酿酒为传统的小镇——茅台镇。1915年，茅台人带着他们酿制的土酒，沿着蜿延的赤水河进入长江。从长江，他们去了更为遥远的地方。就在这一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上，从一只摔破的土陶罐中溢出的茅台酒液奇香扑鼻，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评酒师，茅台酒赢得了当年的金奖。至此，中国悠久的酿酒历史和隐藏在群山峡谷中的茅台古镇开始为世人所知。
季克良出生在长江下游的一个传统酿酒之家。1964年,从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毕业后，年轻的季克良被茅台酒的传奇故事吸引到偏远的茅台镇，之后，他便在当地定居下来。作为古老茅台酒酿制的新一代传人，季克良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茅台酒是怎样酿出来的?
季克良(贵州茅台酒业集团总工程师)：茅台酒的秘密，我认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开。我这几十年能够留下来，原因就一个——茅台的神秘感。
今天，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都是中国名酒的发源地，而在它的支流赤水河上，酒更被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今天的赤水河两岸，遍布着中国60%的著名白酒生产厂家。从四川合江县顺赤水河而上，进入的是一个酒的世界。因为盛产美酒，赤水河又被人们称为“美酒河”。一年中，它还有另一张面孔：河水清澈，鱼翔浅底，碧绿的河水映着两岸大片的红色作物，这是用于酿酒的一种特殊作物，因为它生长于河边的红色土壤中，颗粒饱满艳红，当地人将它称为“红粮”。
在距离茅台镇十余千米外的村庄中，农民们正在收割“红粮”。红粮，学名高梁，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
在当地，高梁是农民们世代种植的经济作物。今天连片的大规模种植，源于当地发达的酿酒业。
这里，为什么盛产美酒呢？这是连当地人也难以说清楚的事情，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酿酒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
在赤水河的西南岸，是四川省的古蔺县。今天，在古蔺县的许多乡镇，还保留下来不少传统的酿酒作坊。在古蔺县大村镇的许家酒坊内，民间酒师许明远与徒弟们正在酿制新酒，许明远的技术来自许家世代的传承。
在中国，白酒的酿制工艺流传已久，主要的酿酒原料为高梁、玉米、红薯等作物。采用小麦制曲，发酵糖化后蒸煮取酒，高度提纯的白酒乙醇含量在40多度以上时即能由阴而阳，神奇地燃烧，民间称为“烧酒”。对于现在的民间酿酒师傅来说，蒸馏已是一门易于掌握的技术，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说清这个技术究竟传自何代。
许明远(民间酒师)：我的父亲就是烤酒的，我的老家是泸县（泸州），我父亲在泸县十几岁就开始烤酒，十几岁就当了掌火师。
蒋英丽是郎酒集团最出色的酒体设计师，过去，带有禁忌色彩的酿酒技术大多传男不传女。男女皆传，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蒋英丽出生在赤水河边的二郎古镇，100多年前，二郎镇就是因酿酒而远近闻名的集镇。蒋英丽16岁开始跟随老师学习酿酒，她主要学习酒液的勾兑和调味，到今天已过去了20多年。20多年间，蒋英丽看着古镇中陈旧的酒厂渐渐变成今天巨大的郎酒生产区。今天，赤水河美酒的身世对许多人仍是个谜。美酒为什么出在这里？特别是酒中极品的茅台，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远古时期，茅台酒的一些神秘的酿制技艺在史书中仍流淌着神秘的气息，酿酒过程充满传统模式和禁忌色彩。古时茅台酿制多用女子踩制酒曲，这个过程被赋予仪式感。
这种与心灵有关的图腾形式被传到现在，在今天的茅台酒厂，这种传统的踩曲工艺和方式，仍然由这些女子完成。她们以这种被称为“伏天踩曲”的乐章，踩踏出茅台酒酿制中所说的“凤头工艺”，也踩踏出茅台镇最繁忙的盛夏季节。
每年的盛夏，是茅台酒酿制环节中最为繁忙的时刻。因为这个盛夏，包含着茅台酒酿制的奥秘。茅台酒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在此基础上，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7次取酒，9次蒸煮……这一切像祈语，在四季中轮回。高温，以及对节气的辩证利用，是茅台酒特殊酿制工艺中的关键，这当中隐含着茅台人千百年来积累的秘笈。1996年，茅台酒的酿造工艺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秘密加以保护。
季克良：重阳投料，端午踩曲，这完全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作坊似的做法。这是不可能大生产，也不可能工业化的，不可能用很多仓库把大量的粮食存到第二年。
在赤水河西岸，郎酒的工人们也在紧张地劳作中，郎酒有着与茅台酒相似的酿制工艺，也是高温制曲、发酵和蒸馏。然而，与茅台酒一样，郎酒人也有自己秘而不宣的绝技。
和中国许多古老的行当一样，酿酒技术的传承靠世代师徒间的口传身授和心领神会。没有人记录下当中的细节和故事，但精湛的酿造术却传到了今天。中国是酿酒古国，依据不同地域和历史，传统的中国白酒被分为清香、浓香、兼香等不同类型。大多数中国白酒，生产周期都只在数月，也没有节气的限制。相对而言，这些酒都没有茅台酒和郎酒那样漫长的工序和严格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产生出一个奇异的字眼——“酱”香。带着这个神奇的汉字，早在1915年，茅台酒就已经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齐名，成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今天，它是中国的国酒。作为国酒，茅台酒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饮品，它浓缩了中国人的精神和天性。酒液本身所包含的品质醇厚绵远，同时又热情奔放，意味着善意和率真、吉祥和欢乐。
这个神奇的汉字，它的组合有着酒最初始的形态。而在赤水河，它可能浓缩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嬗变和品质，同时也意味着深远的神秘。“酱”香所赖以生成的节气，历时一年，纳四季气脉。在中国的传统中，对节气有着特殊的理解，除了当中蕴含的自然奥妙，它还意味着终极的圆满。
今天的茅台街市中，仍有各种酒铺。有关茅台镇最早的记载却只能追溯到清代，茅台人希望能找到他们遥远的根系。想象和传说中的酒镇被茅台人刻画出来，这是博物馆中的内容。在茅台镇的国酒博物馆中，一些雕塑和文字记录了一次重要发现，令人惊异的是，这仍然来自于一个“酱”字。《史记》中记载了西汉皇帝的使者在赤水河畔发现的一种由当地“僚人”酿造的美酒，这种后来成为皇帝贡酒的美酒名为“枸酱”，一个“酱”字竟是如此巧妙地联系了上下两千年……
赤水河畔的古“僚人”，据考，为古“夜郎”国人的一支。在古代，整个赤水河流域都属于大夜郎国的疆域。传说和记载中，“夜郎”人是酿酒的大族，酒与他们的生活、信仰密不可分。在死后，他们甚至把酒带到生命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夜郎”人酿酒的古俗，已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在包括茅台镇和二郎镇所在的地域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他们的酒器，同时出土的铜鼓使他们的族属得到印证。
今天，赤水河畔的山地中，仍然生活着这些神秘的民族，他们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就是曾经酿出“枸酱”美酒的古“僚人”的后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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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集 天生赤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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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蔺县二郎镇，距离那些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仅百里之遥。现在，古镇中的许多老人都自称他们是古“僚人“的后代，这中间，可能包含着美酒河历史的真相。此外，古镇还承载过赤水河酿酒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故事。400年前，官府为了从长江上将川盐运到贵州，修通了从四川合江至古蔺二郎滩的赤水河道。这是一条运盐的航道，盐运使二郎镇和茅台镇古老的酿酒业空前繁荣起来。
刘玲石（二郎镇居民）：转运盐巴的一个大站，整个赤水河最大的站。它跟茅台站遥遥相望，一个是出站，一个是进站。
董祥（原二郎滩背盐人）：背盐巴的人喝酒的多得很，多，那不是一个两个。从河坝里起，一直到这上面都是酒店。
曹文宣是一名水生物专家，曾多次到赤水河流域进行生态调查。在这里，他发现了真正的世外桃源。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92年长江三峡工程启动开始，曹文宣就与自己的学生对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1030多千米长的长江江段的44条支流进行了综合比较与选择，意在为三峡大坝建立后的长江濒危鱼类寻找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在众多支流中，他发现了这条无以伦比的河流——赤水河。
曹文宣（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长江上游，我认为赤水河的水质在大的支流中是最好的，因为它沿岸没有什么大的工厂污染。特别是我们有几个很有名的酒厂，像茅台酒，它也是取赤水河的水，水质好，酿的酒才好。目前的赤水河，我们调查有113种鱼。其中有31种跟长江上游受三峡工程影响的特有鱼类相同,长江上游四十几种鱼里面有三十几种在赤水河都可以生存。
从鱼类的角度，曹文宣发现了一条长江上游最富于生态的河流。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偶然存在的生态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致力于赤水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这个举措是在保护茅台酒的生产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曹文宣找到这条美酒飘香的河流时，人与鱼的愿望达成了一致。
赤水河民间有句古话，“水为酒之血”。在有关水的种种传说留传了千百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这里独特的地质形态，侏罗纪时代形成的砂砾石和白垩纪时代形成的页岩，带来这里罕见的紫色钙质土壤，地下水和地面水通过它们层层过滤，形成清亮、甘冽的河水与泉水。曹文宣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还描绘了另一些重要背景，这是一个崭新的原始生态世界。这里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好的亚热带阔叶林、来自恐龙时代的桫椤林、珍稀的动植物群，以及多达3000余种的生物繁殖总量。厚达500米至900米的巨大红色土层，来自丹霞地貌的孕育。丹霞岩体具有的蓄水性和保水性，奠定了生物繁多、环境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的国酒，茅台酒以它无以伦比的品质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名满世界。20世纪50年代，政府决定将这种美酒进行大规模生产。相同的技术、设备、工艺，甚至茅台镇的土壤，都被迁到异地，整个过程历时10年，虽然当中的主要试点仍在100多千米外的赤水河边，然而，最终却未能生产出相同品质的茅台美酒。
多年来，茅台酒的众多神秘之源，一直处在赤水河人的冥想中。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对茅台酒的探究始有文字和理论体系。时至今天，一些秘密逐渐得到揭示。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王国，那就是这里的天空中无所不在却又难觅踪影的精灵——微生物群。茅台酒工艺所经历的四季中，将这些精灵悉数采纳。四季中，它们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在高温、高湿的夏天是最活跃的季节。正是它们形成了茅台酒“酱”香神话的主要来源。
微生物的发现，同样给一河之隔的郎酒人带来契机。在郎酒巨大的天然酒库中，微生物群被刻意保护、培植起来。这个位于赤水河谷上的巨大石灰岩洞穴，在30多年前被郎酒人偶然发现，而它对美酒所产生的种种神奇作用仍在酿酒者们的进一步探寻中。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洞穴中包含着无限的玄机，巨大的洞穴中，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长年作用，形成洞壁上的苔癣，这些有着旺盛活力的生命，带来郎酒“酱”香成份中新的神奇指数。
今天，神奇的微生物群在新一代酿酒师的心中，已变得可以解读。发源于云南境内的赤水河，一路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陡然陷落，海拔仅在400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狭长谷底，赤水河终年流淌，带来温差、湿差、风力等高低不同的环境，它们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各自相应的生存繁衍空间。此后，红粮、小麦以及水，它们产生的效用都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生命。
关于茅台，科学家给出这样的结论：茅台酒的种种绿色资源，具备了世界级的垄断优势。到今天，我们发现关于这片水土的最大秘密实际上来自于人。茅台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曾花费巨资让农民们在周边连绵的大山上种树，他们相信不论微生物还是赤水河，始终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曹文宣和许多人心中的赤水河，它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都是它的母体，除了大自然的造化，它们还得益于人的智慧和力量。
如果把长江看做一条巨大的动脉，赤水河是千百条依附于它的细小脉络之一，但对于长江，赤水河却是非同寻常的。作为长江流域一条罕见的原生态河流，它促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生命意义上的关注。这是赤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不论从自然或历史的角度，这都是它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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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集 行走江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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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统计表明：长江已经是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内河。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里长江总能以无穷的能量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机遇。
黄浦江边上的十六铺码头，有着140多年的历史。在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座大都市的巨变后，它将在2008年被改建成世界一流的水上旅游中心。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铺码头是一个标志，它伴随着这个大城市迈出了每一步。100多年前，十六铺码头停泊着内河帆船和远洋货轮，这里成了来往于海外和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贸易把人们聚拢在十六铺周围，这里也就成了长江上最繁华的港口。从那时起，黄浦江开始远近闻名，这条贯通上海的河流，正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沿着长江驶向上游，在它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就是重庆。3000多年前，有人从两江交汇处上岸生活，慢慢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城镇，这就是最早的重庆城。逐渐,人们上岸的地方形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朝天门。一直以来，这座码头成就了重庆的繁华，更成了长江上这座山城的标志。从这里到上海的2399千米水路，就是人们行走在长江上的一条主要航道。
百岁老人莫家瑞，是长江上最大的航运机构——长江航运集团公司的老船长。100岁，这个几乎见证了近代长江航运全部历史的年龄，让莫船长格外受到尊重。
莫家瑞100岁生日这一天，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刘锡汉、重庆分公司总船长王嘉陵和长江上的许多船员、船长都给这位老人带来了祝福。
莫家瑞船长100岁的时候，蓄水后的三峡工程已经让他一生行船的川江变得十分平缓。川江，是指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全长1030千米的长江上游河段，也是出入四川盆地，沟通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唯一的水上通道。
“蜀道难”，难在陆路，更难在水路。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跑川江的船工称为“老鬼”，他们是与死神相伴的人。在水深、流急、礁石多、航道弯曲的川江里培养一名优秀的船长，竟然需要10年的时间。
征服了川江的莫家瑞自然成了长江里最著名的船长。他和他的“江峡”号客轮更是五六十年代长江航运的一抹亮色。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是乘坐莫家瑞驾驶的船视察了长江。
1983年，《话说长江》播出的时候，莫家瑞已经离开了驾驶台，他把驾船技术传给了长江上新一代的船长。
在莫家瑞众多的徒弟中，就有今天长航重庆分公司的总船长王嘉陵，她也是长江上第一代女船长。20世纪80年代长江航运留给这位船长的最深印象，就是无数乘船的人。
王嘉陵（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重庆分公司总船长）：有一个航次，大概是冬天，舱位满了后，甲板上都睡满了人，而且，哪怕下着雨，船的两舷都有人站着、坐着。
王嘉陵那时驾驶的船能载客1300多人，是当时长江里最大、最好的客轮。同样的船在长江上有近百条，它们都有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名字——“东方红”。
“东方红”号不停地行驶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每天都有10多万人登船，每一年都有3000多万人被“东方红”号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曾经在“东方红”号当过政委的陈解雄也无法忘记那个年代，那时的船员就像今天的明星，令人向往。
陈解雄（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当时从武汉到上海，这个船票从当时的物价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五等舱从武汉到上海，大概是9块多一点，二等舱是53块钱，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不是太高，我们的工资也不是最高，一般上海的年轻人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是36块5，加上5块钱奖金，也就40来块钱。如果说一张五等舱的船票是9块多钱的话，占用了将近1/4的工资；如果是53块，还承受不起了。
直到今天,许多人脑海里都会想起20年前的一个流行词，那就是“跑供销”。储蓄本上渐渐多起来的存款、企业仓库里慢慢增加的产品都打动着人们的内心，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活力让每个人都向往着更好的生活，一股谈生意、做买卖的热潮从那时起席卷全国。
当人们带着钱和产品四处“跑供销”的时候，交通的重要性一下子体现出来了。在其他交通方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长江两岸的人们充分享受着船带给他们的种种便利。
当时,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网中，除东北松辽运河外，都可与长江干流相通，这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有7万多千米的里程，占全国内河航运总里程的70％以上，它也让长江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的中心。上海的日用品、武汉的钢铁、重庆的毛纺织品，以及长江边各大城市的产品都由长江流向了全国。
从船出现在长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客运能超越20世纪80年代。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船总能根据需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春秋时期的运兵船、秦汉时期的运粮船、唐宋时期的商贸船以及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船，在它们几千年行走江上的岁月中，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就这样时时发生。到100多年前，长江上已经有了17万艘木帆船和20余万船工。人来货往之间，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和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就这样连通了。
1865年，在长江边的安庆军械所里，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等人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他们正在建造中国的第一艘机器船，这艘木壳蒸汽机轮船的船名就叫“黄鹄”号。
从那时起，冒着黑烟的机器船和扬着大帆的人力船一起构成了100年前长江航运的独特风景, 那时的人们对速度近10倍于人力船的机器船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1898年，一艘从上海出发的的蒸汽船在英国船长约翰·立德的带领下向长江上游的川江进发了。惊涛骇浪的川江一直是机器船的禁区，所以这次航行更像是一次冒险。在经历了触礁、搁浅等劫难后，这艘千疮百孔的机器船终于在川江木帆船惊讶地“注视”下成功地抵达了重庆。
最后通航机器船的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和长江上传统的船只相比，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为长江边的码头聚拢了商机和人气，而拥有这些码头的城市，也成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大城市。
“民生”号货轮每隔一段时间会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到这条船，许多上了年纪的重庆人会想到过去。对这个城市来说，“民生”这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历史。1926年，一条机器客轮开进了川江，这就是最早的“民生”号。在这条船上，莫家瑞开始了他的船员生涯，那时，他才20多岁。“民生”号也是长江船王卢作孚拥有的第一条船，这艘和他公司同名的船成了船王一生传奇经历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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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集 行走江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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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时间，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集中起来，把战区的物资和人员运往相对安全的后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队成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就由这些船一次次运往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次承载着国家命运的航程历时数年，极其悲壮。抗战胜利后，被日机炸沉在长江中的“民生”号不再是一条船的名字，它成了一份怀念、一种精神，在长江的每一条船上延续。今天的“民生”号货轮，是“川江”里能通航的最大的船只。这艘1500吨的汽车滚装船从朝天门码头出发后，会把一船的汽车运到长江边的各个城市去。受到不同地理条件的制约，整个长江航道的通航能力是不同的。在长江干流上，1500吨的船能到达重庆、5000吨的船能到达宜昌，而从南京到长江入海口则能通行万吨级轮船。长江的这一段，就是人们所说的黄金水道。
长江1号航标灯位于长江与大海的交汇处。对于进入长江的船只来说，这是长江航道的起点。外籍轮船到了这里，就会有中国的引航员上船引航。
引航是为船舶指引航向，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按照国际惯例，除了保证船只的航行安全外，引航还代表着国家主权，任何出入港口的外籍船舶都需要实行强制引航。
长江引航中心引航员陈献宝这次登上的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的货轮“星空红樱”号。从长江1号航标灯开始，外轮会由不同江段的引航员一站一站把船带到目的地。陈献宝负责的就是南京段航线。“星空红樱”此行一直要经过长江下游港口张家港、常州、南京，卸货后到达江阴港。船长金龙祚对这条航线很熟悉，20年里，他已经到过长江70多次。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南通港、张家港对外籍船舶开放”。1983年5月7日，满载着11024吨木材的巴拿马籍货轮“日本商人”号在长江第一代引航员吴民华等3人的带领下，安全抵达张家港1号泊位。从那以后，金船长就和许许多多的外籍轮船一起进入了长江。
20世纪50年代，货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准产生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成为国际物流的统一装载单位，这就是集装箱。在这些统一标准尺度的箱子里，装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生产材料。对一个国家来说，进出集装箱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制造业是否发达的标准。当中国经济在20多年前开始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时，进出长江的中外货轮也都运起了集装箱。
吴淞口，长江和黄浦江汇合的地方，一座100多年前荷兰人建造的灯塔成了这里的标志。1992年，在孤独的灯塔旁边，一个巨大的水上码头完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水上漂浮码头叫做炮台湾基地。炮台湾的出现解决了十六铺码头的烦恼，外轮入江后，越来越多的船只让这个本来就十分热闹的码头不堪重负。对于在十六铺，炮台湾更适合船只的中转。这个大堤般的基地连通着长江和黄浦江，它像一个位于长江口的候车室，将到达的船只和货物重新组合、装上大船或组成船队后，从这里通江入海。
距离炮台湾十几海里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奔流了6380千米的长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扇形水域缓缓投入了大海的怀抱。这片被人叫做喇叭口的水域，也是长江航道最大瓶颈的所在。沉积了长江一路带来的数亿吨泥沙，喇叭口一带的航道总是处在淤积的状态下，无法通行大船。
20年前《话说长江》中曾经这样形容长江口的清淤工作：这就像月亮里的吴刚砍树枝，砍掉一枝又生出一枝。那时，两艘世界上最大的挖泥船日夜不停地工作，只能保持航道7米的水深，极限是通过5万吨的货船。国外专家曾这样定论：长江口的治理连方案都无法制定，更别说实施了。
上海吴淞海事处是和长江口打交道最多的单位，他们负责24小时监看长江口航道、调度进出的船只。
萧跃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处长）：《话说长江》的时候呢，长江口的航道是人工疏浚，保持负7米水深，长度是8.5海里，原来一个潮水只有15艘次的船过，我们现在深水航道，24小时两个潮水，已经达到最高127艘次的船舶进出。
1998年1月27日，各种各样的工程船集中到了长江口，中国最大的水运工程——长江口深水航道改造工程开始了。三代专家历经40年的研究和实验，终于找到了治理长江口航道的方法。长达50千米的半圆型空心堤坝铺在了长江口经过特殊处理的海床上，江水带来的泥沙从此被彻底地挡在了航道以外。这是一道名副其实的海上长城，它一天挡住的泥沙相当于20年前两艘挖泥船一个月的工作量。在它的护卫下，长江口航道的水深已经达到了10米，能通航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不久的将来，当航道水深达到12.5米时，20万吨的集装箱船也能驶入长江了。
上海外高桥第四期集装箱码头，是最靠近长江口的集装箱码头，每周都有来自国外的13家国际轮船公司的37个定点集装箱航班停泊装卸,之后,这些集装箱将会继续被分运到长江沿岸的码头。有人曾统计，一条长江航道的货运量超过了20条京广线铁路的货运量。依靠航运的便利，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今天，长江边的各大城市陆续建成了一批集装箱码头，它们的附近就是日渐人稀的客运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