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孔子是喜爱数学与物理学的，从他的研究《易经》与对于自然界之物的博识可以知道。儒学是一切学问之中最大的学问，但亦和一切的学问一样，是要好花开出墙外来才好。而老子庄子特别提出学问与非学问的话，则真是孔子的知己了。
学问之事亦是世俗之事，学问的累积与世事的累积，其毛病亦是一样。亦可说世事累积的毛病是从学问的累积而来。譬如现在的世事，办厂制造商品，开商店贩卖商品，而为一件商品加上几重包装，拆下来便都成了垃圾，于是为清扫诸大都市的垃圾要动员几十万辆搬运车，而为制造这几十万辆车的工厂又要流出工场的废水，如此累积，至于庞大无类，现在就是这样，在把地球都要破坏了。人类史上，老子最早就看到了这个，学问的累积、世事的累积、资本的累积、人口的累积，都不是好事，天地不仁，有一天必要把这些来一下子全部都扫荡毁灭，才又有个清旷的世界。但是人自己先少来轻狂，有一个清平简静的世界岂不是好呢？所以他主张不可走得太远，随时随地都要回想想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
老子的大本领就是于万物万事知其有，而用其无。西洋人只知有而不知无，其实他们是连有亦不知，因不知物之无，即不能真知道物之有的。不但现在他们不知素粒子的所以然，便如前此他们自以为知道了的巨视的世界的现象与法则，他们亦没有真的知道。
所以历史上他们所做的事到底是一场空亡。而现在他们是在走向毁灭。但是印度人说了许多即色即空的话，亦没有老子的“知其有，用其无”的说得好。
黄老之道是每在非学问处为学问，一面说五音五色不好，而黄老之人最会音乐与色彩之美；一面说非兵，而古今名将多是黄老之人；一面说不要政治，而中国史上从来打天下开启新朝之人又几于全是黄老。老子与庄子都反对聪明机智，而老庄之徒如张良与崔浩他们正是最富于机略智谋的。于非学问处为学问，于无处以为有，就有这样的大威力。
老子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最是知道得清楚，短短的五千字中，说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天地万物的成形，其演绎性与二重性与循环性，用语的明洁，使今日研究素粒子的人读了亦觉其是现代的。举一个例，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现在就得到了新的证言。
f. le lionnais着《数学思想之衍流》（日译本，一九七四年东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六五页：
“依照特·布洛衣式的说法，波动机数或是对称的，或非对称的，不出此二者之一，而在于自然界、反对称性是比对称性更为主角。”
又如《庄子·齐物论》里说的话：
“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亦现在有量子论的不确定原理为之证言。而且庄子比波尔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的相补定理”说得更好。物之不确定性乃因于其是生命的，如素粒子即因其是自无中生出来的，这就是庄子的“方生”之说。而波尔的相补定理则是两者相补，不是生之演绎。相补定理不过是现象的记述，还不及庄子的“方生”能说明此现象的所以然。
老子之后有庄子，犹孔子之后有孟子，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他们各有新的方向的理论，因为老子与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理论都是建设性的，故可以继续展开。释迦之后却没有像庄子孟子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弟子，因释迦的理论非建设性都被他一人说完了，其后的论师们皆只能作些解说，不能有新的方面的理论加以更展开。
庄子的是一个“化”字，造化小儿的游戏顽皮，无缘无故的兀自高兴。他调笑孔子，又一脸正经地把残疾的人说成个个都像李铁拐的是仙人，他就有这样好玩。《天下篇》里庄子自叙其思想与言辞的一节，是一切文章与美术的极致，亦是兵法兵机的妙意，乃至后世汉魏六朝时英雄的跌荡自喜，与美人的娇横无是非，乃至古往今来，中国历史如江海波澜的浩渺活泼，皆是庄子说的不师其成心而与大自然变化以俱往。
庄子与孔子开玩笑，而后人读其书者虽卫道之儒亦不责他大不敬，《诗经》的“善戏谑兮”就是他能够。汉高祖刘邦的好狎侮人，与曹操的跌荡自喜，都是和庄子同一路。《陌上桑》里的秦罗敷便也是这样的正经而滑稽好玩。但是在《天下篇》庄子却又端然的说明诗、书、礼、易、春秋。又历举墨翟、宋釿、慎到各家的思想学问，惟有庄子能说明的那么简明，与他们本人一样的知道得亲切。从《天下篇》最可看出庄子做学问的方法，能吸收他人的发见与创造，而皆高过之。孔子也善从他人学问，但庄子的又自不同，庄子在做学问上皆与人为亲，皆与人为敌，把对方批驳了，而又欢喜称赞。这又是有似孔子的于管仲，非其余战国诸子之折人立己者所能及其风光。他惟于老子无间然，而最喜爱的是惠施。惠施是当时最大的自然科学者，使人想起希腊的哲人，庄子与他处处相间，惟与他做学问的好对手。庄子是与惠施比试看谁才是真正的知道了大自然，庄子是从这里得到了绝对的自信。这我是近年来才明白，近年来我顶尊重的是数学者冈洁与物理学者汤川秀树，而我皆与之有间，平时亦宁可看今世纪的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的书当作诗看，这里处处可以发见大自然的问题，而一切学问的高处都是直接面对着了大自然。
后世儒家的缺点就是疏忽了要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所以不能如黄老的新鲜。
庄子对大自然的发见，一是浑沌，二是天地成毁，三是大自然之息，四、凡非可逆皆可逆，是非惟在生化中，五、名即是言。
浑沌是中国人古来就有这样说。其他古文明国的神话里亦多有说太初是浑沌，然而直接以大自然来说浑沌的则是老子与庄子。汤川秀树很爱庄子，他以究极的自然为浑沌。物理学上有所谓巨视的世界，即是人们日常所见的世界；与微视的世界，即是素粒子现象的世界，而更在于素粒子背后的则汤川称之为究极的自然，巨视的物质世界是非历然，以数学与物理学可以对应之。微视的素粒子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是非未定，要对付它，数学与物理学即不够精密，而究极的自然则根本没有是与非，根本不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能到达，因为数学与物理学是建立在是与非的分别上。所以庄子的浑沌在汤川陡觉是一个新发见。
但是庄子的见解更要高得多。浑沌是万物之始，或更恰当的说是将要有始，尚未有始。然而同时浑沌亦在万物之中。中国文明是懂得庄子说的这个道理，所以能在造形，无论是建筑器皿，一篇文章，一只乐曲，以及制度行仪，皆有个天地之始，或说是浑朴天然。而在人则是有一种好的胡涂。禅语：
时人对此一枝花，如梦相似。
《十八相送》里梁山伯对着面前的人是祝英台，他就胡涂了。英雄与美人是就在现实里有仙境的惘然，天上人间的惘怅。
还有素粒子世界的诸现象，是物质而亦非物质，是点而亦是波，凡非可逆的皆可逆，与因果性的不连续，到了巨视的物质世界，已不如此显着，但亦潜在着同样的原理，成为其变化之机，而惟庄子的《齐物论》里能把这点讲得明白，不像西洋人的以为微视的世界与巨视的世界隔着断层。中国文明的造形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这样的变化不可端倪。只看故宫博物院的殷周铜器（就可明白）。
再讲到天地成毁。天地成毁的传说，古文明国皆有，大约是太古渡洪水的那一次印象太深刻了。以后转变如佛教的劫坏说及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思想，都未免悲悯。而庄子则把成毁看做同一件事，世界何时都在于成毁之际的一个“几”字，这里就可以有人的跌荡自喜。而果然历史过渡皆是在危险的边沿，而中国历朝英雄美人的事业与器物文章的造形皆是有着像造化小儿的顽皮与滑稽好玩。
这几兆的“几”，在哲学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易经》言“几”，若去了“几”字，就没有占卜。老子与孔子皆是知道动静之几的。但是孟子就把来略过了。几兆生于息之动，孟子言气不如庄子言息于大自然为直接，所以庄子说一个“几”字最是响彻。后世惟禅宗能说“几”字说得好，但那不是印度的。古希腊的哲学者说没有运动，印度佛经里亦说运动是幻，因为凡动皆有一分始发，但是在理论上求证发动的发不可得。这个“发”字即是“几”字，几生于息之动，然而希腊以来西洋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不知大自然有息。印度人又不同。佛经里说的法海与无生忍，奥义书里说的以太，亦可说即是息，但是与孟子说的气一样不能直接叫出大自然的息，就只差这一点儿，所以不知有个“几”字了。可是顽皮好玩就在这个“几”字。西洋的东西无趣，印度的亦不好玩，而孟子以后的儒生是不晓得天下形势，连文章亦写得不好。中国史上开新朝的人多是黄老。
万物动静之际的一个“几”字即是革天命，学问上若是没有了革命，就不能知道这个“几”字。
老子孔子庄子的学问都是革命的。孟子的也是革命的学问，但是孟子的说是非与革命的是非有着一间然，不如庄子的说得好。孟子的是有如数学上的是非，虽然正确，但不是革命上的是非。中日战时岩渊辰雄的名着《日本七十年政界史》里讲明治维新当年，幕府要开港，维新派对之提出尊皇攘夷，但打倒了幕府之后行的还是开港，而且反对维新，拥幕到底的熊本神风连、彰义队、会津的虎队亦还是被后人奉祀。可知是与非乃在同一河流的波，并非两者相对，是与非乃是在成败中、在生化中的。问题不在乎是与非，而在乎是与非的背后的东西，要经过革命的一战。
最早事物的是非始于阴阳，阳是阳而非阴，阴是阴而非阳。然阳与阴实是相生相成，所以是非亦是在变易中的。若没有了变易，则是非仅为抽象的观念，一点意义亦没有了。最敏感的是非栖于变易之际的几，可是可非的几微之间，才是真正的鲜活的是非分明，绝对的一分难差。而如数学的是非则惟是抽象的、观念的，至于横断面并列之物的“统计式”的是非，那是更为粗恶，所以凭数学的与物理学的是非不能知革命，亦不能为文明的东西的造形。逻辑于创造无用，犹如文章作法之于写文章是无用的。是非是先出来的，此《易经》的象、彖之所以高过逻辑。
汤川秀树特别提出物理学史上失败的往往还比成功的更耐后人寻味。faraday与maxwell依之于可疑的以太的存在而发见准确的电磁场法则体系。又，以太的存在是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否定了。
可是现在以太说又复活了起来。这是因为比之说以太的的存在的是与非，还更在于其背后的东西。以太云云是一个名的问题，而名就是言。
孔子曰“正名”，而老子曰“名可言，非常名”，此是黄老与儒在思想的基本点上的分离。而庄子更说明了名即是言，故庄子之所谓言又与孟子之所谓言不同。
第19章
我家的小外甥一清，一岁多二岁未满时初学语，清晨外婆尚要睡一歇，先给一清穿好衣服鞋子放他下地独自在大厅里玩，忽听见外边落雨，他告诉我“拍答拍答！”小孩是对什么都惊喜，“拍答拍答”是他给落雨取的名。他又叫汽车为“蒲蒲！”也是他自己造出来的。早晨外婆常带他搭巴士去羽村兜一转，此刻他在房里玩，亦兴到而叫：“蒲蒲呀！麦对对唷！”麦对对是日本话叫巴士等等。非常佩服喜爱小孩创造言的能力，又被他的那清澈激烈的语气所惊动。他叫蒲蒲等等他，连说两次，先和平后激烈，是请求又是命令，然而世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有像这样的力量，单是那言，那对天地万物的言的清澈激烈，不落情商与威权。现在前头并无巴士，小孩于自己在做的是嬉戏与真事并非不知分别，但是一样的认真，圣人说“立言存其诚”，就是这个诚言有这样泼辣的力量。而亦因这诚是带嬉戏的，所以有这样的好。他叫蒲蒲等等他，明明是嬉戏却几乎是焦躁的，怒气的，使我忽然明白了马祖与百丈说雁。马祖与百丈在路上见野鸭子飞过，百丈说野鸭子飞去了，马祖一把扭住百丈的鼻子，百丈叫痛，马祖曰：“何曾飞去！”那好法就如小孩的在客厅里叫蒲蒲等等他。
一清早起，外婆给先穿好衣裳鞋子放下地去一人玩耍，外婆再睡一歇，惟我也已起来了，他便叫“外公！”我应他，再叫“外公！外公！”我都随着他叫的音节高低抑扬而答应他。外公！唯！
外公呀！唯！他叫得渐渐激烈，忽然发起脾气叫外公呀！一种执拗，一种不肯干休，不知为何而生怒气，都只是那“言”的精神，“言”的新鲜泼辣。圣贤之言，诗人之言，政治家之言，百姓日常说话之言，都该要有像这样的新鲜泼辣，何其自然的创造精神！所以日本把言称为“言灵”。
名与言都是哲学上的大题目，我这回读《庄子》忽然明白了名也就是言。《旧约》里有一句“太初有言”，读了真使人高兴。
可是释迦曰：“凡说法者，皆是假说。”这又好得使人诧异。孔门虽曰正名，又有言语一科，然而也还似乎不及庄子的巽言更好。这是老子开的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因而庄子提出了法言与巽言。法言是常道常名，而巽言则非常道非常名。法言是大自然的记述，而巽言则不是记述，而是与大自然同格的创造，可不用苦心去对应大自然，而自己就是大自然的表现。
巽言是以不切题的语言，而比法言还更切题。因为你不能以言语去切题，但言语自身可以是题，这就是不切题也切题了。如此即佛云“法不可说”的，亦是可说的了。
懂得巽言，即究极的自然亦可说。这与中国文明的能以物质造形来创造“无”，是同一个道理。无是法姿，法姿惟是可以在创造中显现出来，而不是可被对应了来模写。
此事又关系宇宙可知不可知的问题。爱因斯坦结局自觉对于自然一无所知，能说这句话就是爱因斯坦的高了。汤川秀树惟是说究极的自然不可知，其实究极的自然亦在万物里，若以为成了物质的东西尚可知，亦正不见得。此所以《庄子》里王倪说：“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然而也有一种知法，如王倪下二句说的：“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原来知亦可以有像法言的知法，与像巽言的知法，像巽言的知法即究极的自然亦可以知得，否则也不能有巽言，不能有以物质的造形来表现未有物质之始了。
巽言虽是庄子所提出，其实源于《诗经》的“兴”。孔子会讲滑稽，会讲反话，就是他也有巽言的风光，可惜孟子以后的儒者就只知法言，不知巽言了。言似切题，似不切题，所以是绝对的，只可用一次，不可以被沿用。凡巽言都是非常的新鲜。惟禅宗能巽言。如《碧岩录》里垂示：“机一境，一言一句，大用现前，不存轨则，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举：僧问法眼禅师：“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禅宗是以一个“几”字与能巽言，所以了不起。
但是法言与巽言都要，决不可没有法言。犹如知的场合，无限的悟识与有限的数学物理学的知识两者都要。但若不知巽言，而惟用法言来思考，则必不能有新的创造。思考必用语言，法言是既成的言语。但是尚有参悟与思考方法不同，参悟不用既成的言语，而是可以创造出巽言，巽言是生自这一刻的知慧的风光。儒家惟知遵循法言，陈腐之极，以至有五四时代的反礼教。法言还是必要的，但时代的革命的风动四方是要巽言。
现在同时要清祓法言，去宋儒以来所加于其上的迂腐之气，但必是从六经而来的才是法言。而五四时代的先生们与青年学生是不知道该清祓法言，却未废弃法言，结果反以西洋的主义与格言，如民主、自由、人权、阶级斗争、阶级协调、勇敢、小小的亲切等等来做法言，但这些哪里算是法言。言之不臧，身之灾也，国之殃也，所以弄到今天这样大乱的。
今时来做思想运动，第一就是要为百姓万民日常生活里再建六经的法言，而且要能巽言，使山河大地风吹花开皆是革命的言语。
思想学问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西洋的是高等动物，儒家的是人，佛教的是佛，黄老的是仙。仙是战国时齐鲁多方士，其由来远自黄帝时，也许还更古，至庄子而在哲学上乃成立。庄子不与方士同，但他是对相异的东西也喜欢，初初提出了仙人仙境。
西洋的人是高等动物，对外物是占领，征服，自然界在他们是外物的一种总称。西洋人自古代以来，他们之中思想高超的亦有说人是神子，但他们的神把自然界来如此如彼的创造、干预，自然界还是外物。中国的儒则不然，人是人，已异于动物，不止是高等而已。人与万物皆生于自然界中，人对天地是宾主之礼。其实黄老思想的基调亦是如此，惟更能与自然相游戏。
西洋的是高等动物的社会，中国的是礼乐的人世。西洋人至今不脱原始人采集经济的那种做法，采集自然界的物质，又采集自然界的物理，来搭造成一个社会。但自然界的物质是生出来的，物理也是生出来的，物质的形态的变化与物理的条理的变化是生生的变化，西洋人可是不能自己也来生出东西。他们惟能采集自然界有生命的物质，而把来加以一制造，就统统变成都没有生命。物理也是一样，自然界的物理原来都是活的，而西洋人把来一加工，抽象化组织化了，便变成都没有生命的物理了。以前如希腊时代，他们采集物质与物理有了大大的进步，但是还不大会加工，他们之中的聪明人还意识地不赞成加工，如柏拉图以为数式是污损了数的美，阿基米得以为机械是污损了物理的美，所以希腊东西还有他的好。其后哥白尼、牛顿、普兰克与爱因斯坦都有新的采集。新大陆的发见与新天体的发见，亦只是采集经济的原始人今天又发见了新的地点一样。当时这些都可喜。但是到了西洋人用来建造的社会，与大自然全然隔膜，现在已弄到了杀绝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连人类亦活不下去了。
银河星群或天地，是依于大自然而赋予万物以形与理，都是有生命的。中国文明则人的悟识直通于大自然，人并非天地之子，而是与天地犹如兄弟，可以如天地的赋予万物以形与理，亦都是有生命的。天地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现实物质的自然界，人亦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礼乐的人世，两者各自直接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所以人世与现实的物质的自然界不但直接相通，而且还可以是一体。中国文明自伏羲、黄帝至西汉都有这样的明亮。
但孟子以后的儒自满于人世的独立完整性，把现实物质的自然界疏外了，所以东汉就不如西汉。救之者是黄老。黄老把人世与自然界的藩篱完全打破，东汉的东西亦是好得有魏晋南北朝的加以大破坏，才又见豁达。明清以来的人世又遭西洋破坏，最经不起的是儒，惟黄老会对自己也幸灾乐祸，像曹操兵败时笑起来。
印度的极乐净土是依于大自然未有名目的意志与息的创造，但比中国礼乐的人世更易把现实物质的大自然疏外，虽然因此见得更纯。日本奈良凤凰堂的阿弥陀佛来迎图最得表达对极乐净土的信心。日本人是美术的民族，其美术之纯即与之有关。日本的歌与俳句没有一句不是诗，中国诗则一首之中有些地方不是诗。中国诗是在诗与非诗之际，其他如建筑器皿衣裳舞乐等中国的皆不及日本的纯美。但是都不如中国的开旷，一直是未完工的。这就是黄老。
文学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黄老的无仙，仙比儒者说的圣人更能出入遨游于人世与自然界。比起佛，也是仙在自然界。仙有造化小儿的顽皮，佛则没有，儒者所谓的圣人亦没有。造化小儿的顽皮王者有。仙又很热闹，诸如《山海经》及为儒书所不收的神话与邹衍谈天地九洲等，皆为黄老所喜爱。
在古印度《梨俱吠陀》的颂大自然，完全是知性的，非常之好，没有希腊神话的那种贪欲、妒忌与权威感，但是佛教不收它，后来流于印度教，但已不为启发万民的知性而为魇足万民情绪，渐渐失去了那鲜洁，惟在甘地的人物与泰戈尔的话里才又辉耀了。中国古昔的神话与传统亦因儒教不收，杂收在道教里，变得有巫魇了。原来那些神话的知性可喜爱处不在于道教，而在于庄子的文章，与陶潜、李白、苏轼的诗里。还有是在于秦皇汉武的求仙里。
秦皇汉武的求仙与封禅泰山梁父，惹后世人许多批评，但亦真是可缅怀的。
明人小说里有说：若干万年之后，儒教先灭，道家尚存，又过若干万年，道教亦灭，佛教尚存；更过若干万年，佛教亦灭，天地劫毁。但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最后留存的还是道教，若道教是可以代表黄老的话。
一年我偕日本今之大儒安冈（正笃）氏自九州岛返东京，飞机接近东京时望见上空一阵黑雾。到羽田机场已快黄昏，并不下雨而一片灰色。飞机降落了却还要待一会儿才能下去，那灰暗的暮色把186华学科学与哲学人的心都荒凉了，我从座位的窗口望得见机翼下有暗红的火光，那完全是地狱的火。随后旅客下去了、零落地、寂寞地。我脚踏到地面时，只觉心里很难受。机场与东京都是这样的失意。走过机翼旁时又看看那暗红的地狱的火，心里不禁想起佛教，但现在世界各国年轻的一代是对基督教也在历史上忘失了，佛教的慈心悲亦徒然讨人不耐烦。而儒教是早已灭了。此时惟有黄老尚可存在，因为惟有黄老处劫毁而无地狱，能清祓物质而非道德，连披头嬉皮亦可以为徒。黄老是天地不仁，以披头嬉皮等等为万物。
初阳眩耀
孙文的思想与学问
汤川秀树着《创造的世界》里说：“二十世纪前半是科学上大发见的时代，后半应当是哲学的时代，来对应科学上的大发见而提出哲学上的新的思想体系。”而我是近来才想到不用等到后半，就在今世纪的初头，已有孙文先生的思想了。
今世纪三大思想的发见，是一九○○年普兰克的量子论，一九○五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一九一七至二四年间孙先生的政治论。但爱因斯坦的起初只是特殊相对论，至一九一五年才又发表了一般相对论，普兰克量子论是到了二十年代波尔等才完成了量子力学，与孙先生的政治论（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表可说恰好是同时期。与此同时期尚有考古学上的大发见，一、解读了埃及的古碑。二、发掘了阿瑙与苏撒地域的新石器。三、解读了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字。四、发掘了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
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一段，真是人类知性的辉煌时代，量子论与相对论引导出了原子核与素粒子的发见，西南亚细亚的地下考古证言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是在中国，而孙先生的政治论则是为现代世界的政治与产业开了一条新路。
三者之中，量子论与相对论最收了成功，世人无论知与不知皆对之敬仰。至于西南亚细亚的地下发掘，是至今尚闭锁在考古学者的专门框子内，尚未一般化到足以影响现在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正统的错误观念。而惟有孙先生的政治思想至今尚极少人真正能从学问上去接受。
史上凡新出现的大思想，皆是独自发想，独自把来完成的，与时俗一般人的想法不合，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为世人所承认。大抵科学上的新思想是经过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得到了天体现象的证明，或实验室里的证明后，即可得科学界的承认，于是大众亦随之而承认。但是哲学上的新思想不可能像科学的证明，往往要经过百年乃至三、四百年始为世人所承认。孔子的与释迦的思想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要使国人就在自今赶到统一中国前夕了解孙先生的思想。而先是要教导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能从学问上去接受孙先生的政治论。
文化人有句浅薄的话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等已是五十年前的东西了，现代世界天天在进步，这五十年来人家早已越过前面去了。但是这话不对。五十年前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今天亦依然是新鲜的。孙先生的思想亦如此。量子论与相对论今虽发见其是不完全的，但在物理学上至今仍被应用。而孙先生的思想则远比量子论与相对论更伟大，没有一点不完全。虽然有些地方是未成功，但未成功与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除了浅薄的时代进步说之外，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是在科学的观念上、民主的观念上与历史学的观念上，不能接受孙先生的思想。至今学校里在教的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观念，如物质不灭论与力学的秩序论。物质不灭则不生，然则孙先生怎么说是生命的宇宙观呢？天体的秩序为万有引力所维持，然则孙先生又怎说是要王道呢？但这皆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知识，今世纪的物理学可是从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发见了物质是生灭的。又则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天文学，发见了天体的秩序乃是大自然的意志在维持，而诸力关系则惟是其结果的一部份表现。孙先生的思想是与十九世纪的科学观念相冲突，然而为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上的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所证明了。
历史观亦然。
学校今在教的仍是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正统，从而政治学经济学等皆以西洋的为正宗，然而孙先生的思想是以中国史为正统，以中国的政治与产业的道德与性情为出发点的，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又如何能接受呢？可是今世纪考古学上发见的史料证明孙先生的是对的，世界史的正统在中国。
第20章
再就是民主的话了。依西洋民主主义的原则，政治家应当被国民指导，而孙先生却说政治家指导国民，这点最受文化人抵抗。然而这亦断然是孙先生的对。因为政治是知性的事，非可以由群众来出主意的。比方科学与产业的事。上头有科学者学会，是发明科学上的原理的。中层是众多产业机关的研究室，把那原理来作成应用科学的技术。底下是全国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群众依于技术者的指导在工场与农场工作。于是要问：上头的科学者学会的事，是可以由底下的劳动者群众来选举、立法与监察的么？当然不能。劳动者群众不能选举代表去当科学者学会的会员。然则岂可以由国民选举代表去当政治家呢？
要选举的话，劳动者群众只可以选举工会农会的主席与干事等，而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人事则只能由科学技术者去选举，再上头科学者学会的会员更只可由数学者与物理学者等去互选。中国的政治也有选举，但是选举者与被选举者皆限于士；士是志在天下，修身砥行，学有政治的思想与才识的。士也是从国民中出来的，如同数学者与物理学者的亦是从国民中出来的，但是不能选举国民中的商人与工农去当政治家。立法与监察亦是一样，商人与工农的代表不能去为科学者学会会员，亦不能为政府去立法与监察。
所以孙先生的完全是对的。政治是先知先觉之士所应做的，而孙先生所期待于国民党员者即是立志要做这样的国士与天下士。
孙先生说的“知难行易”，从科学上最可以看得出来。你要发见量子论与相对论才是难，你知道了量子论与相对论，再去发见原子核就比较容易了。发见了原子核，再去做原子能发电就更容易了。现在用雾箱捉住宇宙线的飞迹，用大加速器打击出许多新种类的素粒子，皆容易做得；但要知道大自然里何以可有这些宇宙线与新种类的素粒子的存在的理由，这就非常难了。数学更是发现原理难，把发见了的原理来做计算容易。政治亦是如此，立国的大道与国事的安危存亡之机不是一般国民所能知的。
中国向来是说民本，不说民主。国以民为本，不是由民来出主意。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间对于政府行事的反映。譬如医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听由病人的意思来处方。又如学校随时要看看学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据学生的意思来施教。政府对于国民亦是如此。这与尊重不尊重国民的话完全无关。譬如你家里时时要注意小孩子的反映，但是不能听由小孩子来作主张，这并不是看轻小孩子。
这样的道理非常明白，然则西洋为什么要那样呢？西洋的议会制度当初原是为商人对国王争权利而设的机关，政治为争权利，而且宪法承认政治是为争权利的正当性，这哪里还是政治？所以西洋民主的反面便是独裁，民主与独裁不过是一文铜钱的正反面。
孙先生说知性的政治，与他说王道不说霸道是同一个意思。凡是知性的东西，皆不假权力霸力的，譬如数学与物理学，怎样讲强力的人亦不能抵抗它，何况是比数学与物理学更高更深广的知性政治呢？作数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研究时要无私无我，不可杂以功利与权力霸力的思想，否则不可能有大发见，做政治的事亦要如此。
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西洋宪法，结果出来了军部的政治，致有昭和的大败战。其间的消息，并非军部破坏了议会制度，倒是军部利用了议会制度。当初明治宪法是以尊皇为前提，而且颁行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为辅，以防止全部西洋化，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这样拼凑撑托着的东西毕竟不得调和。而且明治虽行宪法，然政以人存，当时为政者皆是旧藩士维新出身者，但至大正昭和而为西洋式的文化人所接替，遂结托于产业界的财阀而不以为非，比起来，军部倒是还有士的意气，他们抢得了议会制度在手，但是亦不知政治。于是那拼凑撑托着的议会政治的不调和，遂完全曝露，变为没有了政治。
印度是独立后采用民主政治，其国民会议与西洋的议会虽稍有不同，但说不上有印度自己的制度的创造。而此时败战后的日本的完全采用了西洋的议会制度。这回是真的完全没有政治，也要没有日本了。
孙先生生前不及看到印度独立，无论败战后的日本的事情。孙先生是于民元前后寄寓日本多次，观察明治的议会政治，中国无尊皇与教育敕语等可以之撑托，不得不就议会制度的性格自身加以改革，这就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想的由来了。
《建国方略》发表于民国七年，《三民主义》发表于民国八年，《建国大纲》发表于民国十二年。而五四运动起于民国八年。
“五四”是所谓对西洋文化的启蒙运动，只听得一片声喧闹说要科学与民主，可是对于就在这前后出世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以及孙先生的政治论，当时都反为忽略了。而及至五四运动的喧闹刚要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静下来看看想想的时候，接着左倾思想上市了。彼时北伐将起，中国民族正进入一个大行动的时代，共产党就教人只须判定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此外不必多研究，这恰恰适应了行动时代的文化人与青年的浮动心理，大家哪里还肯细心去研究孙先生的政治论呢？
五四运动与北伐的潮时一过，文人学者亦有静下来做学问的，但他们做的是西洋学院派的学问，凡百观念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与孙先生的新思想新学问合不来。他们以为孙先生的思想不够深刻，不以之为对手。这批人是今时教育界学术方面的代表者，他们亦或发表时论，都是些极浅薄的民主云云，浅薄得与他们的地位不称。
其实《建国大纲》明白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亦即革命之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宪法之所出生，非宪法所可改变之，然则国民政府事实上是永久性的制度，并非只是过渡时期的。
《建国大纲》规定开国民大会而不要议会，这真是大见识。国民大会于六年之任期中只开会一次，为选举总统及议宪法之外，几于无所事事。在外国属于国会之立法与监察的职权，乃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行之，五院中惟此二院是由民选，而与他三院同属于国民政府之组织，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同居杂处而为一体，与《周礼·王制》之王官即生在王民里，王官与王民在政事及祭事上一体化之意义正相合。孙先生未必是有意从王制发想，而自然相合，数学上的发想与文章的发想会有妙意天成，孙先生的是政治上的发想亦好到像这样。
至于国民大会，我是曾经想到过其与民间起兵的关系。从来民间起兵都是因为世景雾数了之故，然而有了国民大会则可使政治的气运常是新鲜的，无形中化除了民间起兵，井田制时代，远自夏殷以前以至周末，有诸侯起兵而无民间起兵，因为井田制王官与王民在一起，朝廷纵或无道，民间亦仍清好之故，然则虽在今日，亦仍可考虑如何寓王官与王民之意于国民大会的。
我是这回重读《建国大纲》才又得了新的启发，以为国民大会于会期之外还可以像《周礼·王制》里王官的生在万民里，而指导万民做下列两项事情。第一项下要做的是：办理征兵、办理民间防空体制、道路与灌溉工程、邻里村镇的秩序。这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式的社会组织与警察秩序，合于曾国藩的保甲团练的作法的现代化。而且也可以代替美国式的与苏俄式的产业国家体制的秩序，使产业与人亲，有人世的风景。
第二项下要做的是：恢复民间礼仪，美化节气与祭祀，提倡民族的娱乐（参考日本的剑道、弓道、茶道、花道、香道、围棋、古来的舞乐与民谣等）。这亦是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的单为物质的动物式的竞技与感官的享乐。中国传统的礼，如冠礼有立志的自觉，如婚礼有男女定位之美，如乡饮酒礼是教人知有人世秩序之清平，又如射礼等，凡此皆应当复兴的，形式虽不妨相当加以改变，原来的意义不可以丧失。
前此辛亥革命与北伐都有民间起兵的性质，连对日抗战亦然，从这里出来的国民大会自然亦呈表现政治上的气候的。民间起兵是全民的，但是由士从中指导。国民大会是由于普选，惟须有士从中指导即可。但立法院与监察院的委员则非士不可，而亦由于普选，此中就要看国民党员的发挥作用了。
五权宪法的基本之点是在于以士为政。士之出身或因于参加革命，或因于考绩，或因于文官考试，或因于选举。立法与监察，在西洋是列于国会的权限，必定与政府分为二截；五权宪法则编入政府中，与行政司法考试三院列在一起，把由于选举的与由于革命的、考绩的、考试的并比，若离若合，相反相比，譬如一篇好文章的章法。而国民大会的开设则更是着墨极简，而含义无穷，可以由我们去加工。
这是一个革命，而非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所可比的，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亦被比下去了的革命。史上惟有周朝与汉朝开启政治的与产业的新制度可以相比。而这革命的成功是系于士。孙先生是以士期待国民党党员，于学生勉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即是要发扬中国独有的士之传统。孙先生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其后北伐以来更有党政学校与政治大学，皆为培养革命之士。但是这里要特别申说：教青年学孙先生遗教，同时更要教青年学孙先生的治学方法。即是要学孙先生的读五经四书以为根本，而以分别的眼光去学西洋的知识，如此才能生出我们自己的新思想。
我也不说别人，只说我自己以前对孙先生的思想与学问无知的程度，现在来回顾，真是可以诧异。下意识里还是学校里教的十九世纪西洋的物理学观与历史观在作祟。中国人凡是受过学校教育的，无人不多少读过一点三民主义，但是一般文化人大概也没有谁买一部《三民主义》列在书架里的。当然也有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们，但多数是以西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其引用中国的经典，亦是以西洋方法来看中国经典，虽然作成了学术的样子，但又哪里是革命的学问？
中国向来政治混乱是为政者之咎，而时代的思想混乱则是为士者之耻。北伐以来至于今日，政治上的失败是由于时代的思想混乱之故，而制造此思想混乱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觉，首先应当责难于己。而我亦并不比人强，只是我从小看了《三国演义》，并佩服《古文观止》里范仲淹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话。及后国破家散，我在日本研究了今世纪物理学上的与数学上的诸发见，及历史考古学上的诸发见，对照中国的经史，欲为天下国家开出新时代的革命思想，其间有时候就想起孙先生，虽尚未晓得清楚亦先已有了亲近感。我乃把自己研究所得的与孙先生的书对照来看，这才惊于孙先生的书里已在五十年前把要点说了，而这都成了我的新鲜的欢喜。
孙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是从大学的格物致知而来，更承孟子之先知先觉，以为唤起民众之革命。宋儒言性理之学，不知性理之学乃可见于革命，真是二千年来从未有人能言性理如孙先生的。孟子言义利之别，而孙先生以之见于民生主义，孟子言王霸之别，而孙先生即以之见于民族主义，圣贤之道亦可以如此的行于今世纪的现实世界。
孙先生是真的知了，所以能行。中国文明的造形与实行之方备于礼经，而从来亦未有人能言《礼经》如孙先生的。人皆知孙先生之言“天下为公”是出于《礼运篇》，殊不知《民权主义》之言政权与治权，及《建国大纲》之言国民大会，其根底是出在《周礼·王制》的王官与王民。《建国大纲》里的训政，又是承传《尚书》与《王制》的政治是教化的深意而来。柏拉图的哲人政治止于理想，而中国文明则真能有现实的知性政治的制度。
然而今时学兼中西的学者乃至儒者们并不以孙先生为有学问。
譬如造桥，学问是施工时搭的棚架，桥造好了棚架就拆除，他们见没有棚架，以为没有学问。孙先生是大学问者而不被学问所染着，身上没有学问的标记。日本有一家售西洋书籍最大的店叫丸善，丸善书店曾统计过在亚洲的个人顾客，第一位是孙先生。
孙先生的手不释卷从头山满与犬养毅等的遗话里都可看到。从来读书很多的人亦有，但从没有像孙先生这样善读书的。孙先生是读过的书即刻给了同志，叫人也去读读。我在前面解说过黄老的大见识在指出了学问亦是一蔽，希腊的数学与孔子的儒学皆不免此。
古来惟有王者能无学问。孙先生是大学问家而又是王者。
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动北伐，与《建国大纲》中的军政时期，皆是来自民间起兵的传统，这点就与汉高祖明太祖有相同。
而孙先生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与列强，与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的应付，与为此而指示诸同志的函电，至今读之，犹使人感叹兴起，只觉对于今日之事，我们亦要理知明澈，见机立断。
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是从井田制与均田制而来的发想，日本败战后行之而赖以复兴农村，国民党亦在台湾行之而收大效，而今时都市土地价格之成了问题，则因只把孙先生的平均地权行一半，没有亦行之于都市之故。而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则今时狂走于扩大经济的结果，连欧洲经济同盟的会长前时亦说过要节约生产了。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当时是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列强能以其剩余之生产力协助中国开发新产业，而人们因为世界经济前无此例，说孙先生是吹大炮，焉知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复兴欧洲经济的援助计划，即大体是像孙先生所说的。中国战后如果不发生内战，当然亦可能得到美国的协助，而实现复兴中国经济的新计划的。那就大陆上免得有“生产大跃进”，以致数千万人皆成饿莩了。而且中国如果得美援而实现了《建国方略》，则今日世界的经济亦不会是这样子。仁人之言，世运所系，智者立策，异代乃见，我们今天怎么能不追念孙先生呢？
西洋史上没有民间起兵出身的帝王，民国的文化人遂说刘邦与朱元璋是流氓。以前宋儒亦全然看不起汉高祖与唐太宗，但那是还有道学者尊于王者的成见在内。
以孔孟比刘邦朱元璋是谁大，这似乎没有得可比，但亦不能一言断定是孔孟更大。没有王者，无以创始，而若没有孔孟之学则无以成之。创始者天，成之者地，还是王者为天，王者之师为地。
而且学问亦是一碍，而惟王者能无学无碍。所以孔孟皆对王者有敬意，不如后世宋儒之以道学为自大。孔孟的伟大，是处在学问与非学问的边缘。秦以前无民间起兵，若如后世的有民间起兵，或许孔孟作为王者而兴亦未可知。所以后人称孔子为素王，我想是很能合孔子的心意。然而史上真能兼学问与王者为一的，太古是有伏羲，而其后三千年来则惟周文王与孙先生。
第21章
我这回买了孙先生全集，“国防研究院”印的洋装一巨册。巨册的洋装书我是不喜欢的，但因是孙先生的书，我只觉得好，我把一张桌子撤空了，只摆这一部书，虽然不焚香，亦有像焚香的心意。
以党领导政治，无论在革命期间或平时都是必要的，惟在性格上与方法上尚可以更是承接中国传统的。党指导政治，而不直接行施政治，是西洋规矩，可比奏乐，西洋的是以指挥棒指挥众乐，指挥棒自身并不是音乐，而中国的锣鼓十番则是一人击鼓与绰板为领导，鼓板自身亦是音乐，周官的制度同于此理。《王制》设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春官是天官冢宰，位在地官大司徒之上。其实地官是有似今之行政院，而天官则有似党部，但天官亦参预政治，同祭祀、国史、天文、数学、物理学、音乐与教化礼俗，相当于教育部、科学技术厅的职务，及司祭典，管的都是知性的情操的事。因而天官之职掌与地官司徒，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职掌的多是错综相关。天官非在上指挥政治，而是像以鼓板领导众乐似的，自己亦行施其政治的职掌。此意很可供党领导政治之参考。还有是政治要简静。孙先生手定的政制，是知性的政治，即亦有着无为而治之意。
政府是教国民做事，不是代国民做事。美国的与苏俄的国营企业与公共设施之多，都是政府代国民做事，所以政府机构急激的庞大化复杂化，政治几乎成了全部事务化，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效法的。孙先生的节制资本的意思，是还有俭约的美德在内。国民生活是何时都应当俭约的，如现在有许多奢侈的生产与消费可以废除。
要是有礼义的人世风景，即赀财不多亦可以是富裕，而现代社会是国民收入虽增多了，反为见得贫寒，如有钱的乞丐。此理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的。造产是造产，为政者但凡懂得此理，政府即亦可以少忙。还有孙先生每说唤起民众，使国民发挥行动力，不全靠政府的安排，更主要的倒是要有革命性的动员，为政者若懂得这一层，政府又可以少忙些了。
中华民族今需要有行动的大力，从来最大力的是革命的行动，革命的行动是《诗经》的所谓兴。而好的政治是平时亦皆是兴发之气，如《周礼》时代建设那样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与征伐外敌入寇的强大兵威，都是全民动员，虽然也是有组织的，但实是与革命一般兴起的行动，多基于自发的意志，可说是被王风所吹动。汉唐的大版图亦是靠的中华民族有行动的大力。若像现代西洋国家的与社会的事务性的组织的力量也做得到国民总雇佣劳动，也做得到全民总动员的战时大行动，但那样的做法是做不出有创造性的事情的，结果是徒然严重损害人民的潜在能力而已。
这里还是要有学问。大自然的动是因于“无”的意志与息，此非事务性的行动所能对应，而惟革命的行动能对应之。革命的行动是因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所以强大无比，而且可以不竭。
我们要有中华民族的行动的大力，要有国家的统一，更还要有可绝对尊奉的最高领袖。凡此皆要有学问上的明智。要大一统是先要有学问的体系化一统化。而这是要本于宇宙万象皆体系化统一于大自然五基本法则的认识。而奉戴最高领袖的话，则可通于尊王，尊王必与大一统相连，即是只有在王天下的兴旺之气里，在人世的无限风景里才有尊王。此在于学问上是要知道有绝对与无限，绝对尊贵的存在于我有这样的亲，江山皆是无限的感激欢喜。
这是孙先生的革命的学问。今世纪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西洋从希腊以来最要求知性的时代。孙先生读书手不释卷，而曰：
“若是没有了革命，就没有学问。”
补天遗石（读书笔记）
此笔记所依据的书主要是冈洁全集、汤川秀树自选集、《素粒子》（汤川与片山泰久、福留秀雄合着），及《现代物理之世界》（scientific american resource lirary─readings in thephysical science─（c）scientific american inc.）。执笔者是今世纪有世界权威的诸国物理学者爱因斯坦等，凡十卷，我读的是日译本其中的八卷，如下：
（第一卷）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诞生（第二卷）新宇宙之构造（第三卷）物理学上之谜（第四卷）物质之构造的探索（第五卷）极低温之世界（第六卷）素粒子是什么（第七卷）宇宙之历史与天体核物理（第八卷）原子核的世界及《数学思想之流衍》（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pens’ee mathematique），亦是编集今世纪诸国的数学权威者的论文而成，我读了的是日译本第一卷（第二卷日译今年十月中出版）。《从数学到超数学》（godels proof by e. nagel and j. r.newman），我读的亦是日译本一九七○年版。
一、物理现象的励起阳与阴的变化是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变化。阳是意志，阴是息。此更成于呼吸之形，则有所谓励起。物理学的现象上的励起，可以把来这样地说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更是励起之所以然之故的简捷的解说。而佛教不知这个“反”字，故否定运动，否定有发动的发，以励起为妄识。佛教的不对。
二、反物质的假说物理学上所谓反物质，影射着大自然的息之于气。对于空气与呼吸，息好像是反物质。其实息乃非物质的，或可说尚未是物质，但不可说是反物质。物理学者假想真有一种反物质的物质，那是错了。虽然从实验检出了反阳子与反中子，但反阳子与反中子并非反物质。反阳子是与阳子质量相同，自转的角运动相同，但是磁气能率相反的一种素粒子。这些皆只可说是异类的素粒子而已，不能说是反物质。
但反物质的发想与以太的发想一样，皆是感觉着有非物质的存在，影射着大自然的息。而且有所谓反物质的世界的假想还更影射着大自然的意志。是故以太的发想与反物质的发想在学问上皆很可贵，倘能再进一步，就超过物理学这门学问的自身了。然而以物理学的方法不能超过物理学自身，如人之不能自举其身。以太的假想所影射的息，与反物质的假想所影射的息与意志，惟有以比物理学更高的《易经》把来直接说明。
三、宇宙线的第一次线宇宙线的第一次线，初以为是有阴电子与阳电子，焉知不然。
近来有力的假说，宇宙线的第一次线惟是阳子。这阳子在大气的非常上层与原子核冲突了，一下子创出了许多介子，它乃自然崩坏，成了电子。此即证明了宇宙线非星爆发之尘。若是星爆发之尘，不会第一次线皆是阳子。第一次线皆是阳子，乃因其是从究极的自然的“无”生出来的。这恰恰证明了“反者道之动”。阳子是反。
四、发动与成定含有阳子乃介子的个数，以2，8，28，50，82，126个的为特别安定。电子亦有其奇迹的数，即凡奇数的不安定，偶数的则安定。
此与《易经》之说正合。《易经》，乾以创始，坤以成之，乾的是奇数，坤的是偶数。阳子及介子亦强烈显示其有像电子的成对的倾向；但只是倾向而已，没有像电子的真的成对。构成核的，是以阳子、中子等为主，是发动的，故其力量比电子强；电子的电荷是阴电气。电子环绕核而公转，乃完成了一个原子的轮廓，故电子是阴，是成定。而阳子等的核结合力，比电子之于核的向心力，更强烈到几百万倍，其理由乃可得到解说了。阳是反、是发动，所以比为阴为顺为成定的电子的力量强。巨视的现实的世界，亦是反比正更力强，破坏比造形更力强。
而阳子与中子之在核中的行动，却像是互相独立地活动似的，这事实被物理学者视为奇妙，不得其解。此是物理学者虽然发见了阴阳的事实，但是他们仍旧不知阴阳之理之故。这亦没有什么不能被解说的，阳子是反，只知发动，成定不是它们的事，所以他们是互相独立地活动似的了。可比几个男子在一起亦是互相独立似地：
但若有了女人就成得一家了。
原子核的内部阳子与中子互相飞越激突，或瞬即消灭，而又转生，阳子变貌而为中子，中子变貌而为阳子。其外则云状的介子之群成为涡状而奔流，核内部的就是这样的无秩序的世界，惟因于自然意志复能保持其为一个核而存在。但环绕着核而公转的电子与其轨道，则能秩序整然。即因电子是阴，是成定。
五、方圆之理一九四九年的新发见，固体的结晶是长成的，螺旋阶段式的，左向的或右向的螺旋阶段。因是生长的，所以如钢铁遭了某种损伤，能自己恢复。原来卷贝的螺旋，及结晶的螺旋阶段，是与云的涡状，水的涡状，同为大自然的意志依于息之回旋而上。亦即磁场是漩涡状的，素粒子因于磁场而被螺旋状的加速，像龙卷风的卷舞而上。这道理其实平常从陶工的辘轳亦就可以知道，虽是方角的花瓶，亦由辘轳螺旋而塑成。当初发现辘轳的人，可见是有感地悟得了自然界的固体的结晶是螺旋阶段式的成长之理。这里使人只觉是并无所谓微视的世界与巨视的世界的差别。
螺旋阶段式的成长，应可以是对于相对论的量子力学的一个新题。而且在于数学上亦是一新题。但这已非物理学与数学所能解决，而是出了物理学与数学的范围之外的问题了。螺旋是圆形的、曲线的，而螺旋阶段式成长的结晶却非圆形的，非曲线的，而是多角体的。亦即结晶是以方为成定的。其间由圆形与曲线到方形与曲线的改变，即改圆为方的方法，在数学上是从希腊时代以来认为不可能的，而在结晶则可能的理由，乃使我重新来思索。
前此我惟以为把圆改为方，与把方改为圆，虽在数学上不可能求证，但是可以行为来做到，譬如把一块黏土由圆形改塑为方形，或由方形改塑为圆形。又如用圆规与三角板来求证角的三等分的解法是不可能，但若把一张纸剪的三角，把来折成三等分，就很容易。可是这说法犹有未尽。假如用机器把圆形的黏土改塑为方形的，亦是行为，但与用手工来做的则有分别。机器所改塑的方形是虽有方形而无方意。这圆意方意的一个意字最是重要，机械所改塑的必定不是真的方。把纸剪的三角折成三等分，亦一般有问题，那折线处并不绝对精密。这欠缺方意与折线处的不精密，即是数学上构成无理数除不尽的难题的由来。
固体结晶之由螺旋的曲线改为直线，圆形的变为多角体的，是那螺旋式阶段中的大自然的息先已改了，而形体随之。息是“如”，惟“如”可以有圆意方意的意与绝对精密。结晶是生成的，而机器的行为则非生成的。苏轼咏枝上雀诗：
双翅欲举时，未起意先改。
这个意字亦即是息字。书法便亦是意在笔先。
能知书法方圆之意者，即知西洋之造形皆不得方圆之意。能知方圆之意者，即于数学上的无理数的分割不尽的问题亦可得解。
六、无与有中国人说的无与有，亦即是印度人说的空与色。但《老子》
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比《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更有着天地万物的发展的顺序。又“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亦比佛经说空与色“亦一亦二，非一非二”更为明白，更是行为的造形的。
七、偶然性与定常性从一个原子，何时会飞出光子，只可作一大概的预测，因此电流计的针何时会动，亦只可作有限度的预测。
镭锭的原子，以放射能的形式而崩坏，经过一千六百年则半衰，如上的半衰了又半衰，但是此一千六百年之间，镭锭的原子中，哪些个崩坏，又哪些个不崩坏，则不能知道。谁崩坏，谁留下，都是偶然。崩坏的原子群中，有的是不等到一千六百年老早先已崩坏了，而留下来的原子则有的可能经过两个一千六百年亦尚挨不到它去崩坏。但就一块镭锭来说，其放射能的半衰期为一千六百年则又是必然。偶然是由于大自然的息的变化，而必然则是由于大自然的意志之目的性。此与天体的秩序的定常性，与核力的过于接近了则引力变为斥力，以保持定常，是同一个原理。不但核力为然，分子的引力亦非加算性的，两物体间的引力，并不等于其全部分子对分子的引力的总和。倘若是等于其总和的引力，就将不可能保持定常秩序了。又如由于光电的效果，光的振动数不至于无限大的增上去，亦是这个定常性的道理。大之就是天体的定常性秩序。
此偶然性与定常性的奥妙皆不是以数学所可处理，数学这门学问的限制便是在此。前此只知偶然性难算，今才知定常性的原因同样的难算。
这里，数学的限制亦是物理学的限制。物理学上今以为分子间的不连续的运动可借电子计算器与蒙特卡罗的方法用模型来再现，但即使再现了，亦不过是摹仿，没有意志与息，它是死了的，非创造的。于偶然性如此，于定常性亦如此。数学上与物理学上所求证得与再现得的定常性的解题，那都是死了的，非创造性的。
数学的群论与统计的测定，其中埋没了个性，以此造形，不能是文明的东西的造形。但若知其故，即知群论与统计的方法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于大自然里意志之有目的性的这个道理，则群论与统计的方法亦可于文明的造形有所帮助的。使用一样的方法，悟与不悟意味就两样了。
八、因果同时性与自由因果非分离性，所以一切非可逆皆可逆，又且手段同时是目的。因果律中无自由，因果同时性中始有自由。自由与否，不在于外界的压制与否，而在于自身的能否变化。譬如素粒子的始生，当时并无外界。
有自由始有个性。
因于元素系列的配制而有种类，但种类非即个性。可以是不同种类的许多件东西，而没有一件有个性。亦可以是同种类的东西而一一各有其个性。
九、意志与息的若即若离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是一是二，非一非二，故又非即非离，亦若即若离。其赋形为物，或意志偏胜，或息偏胜，非可一概而论。
磁气的力有结合南极与北极的轴，所以磁气的亦可能非中心力。事实如此。静电气的力是中心力。意志必是中心力的，如静电气力。而息则非中心力，磁气力是息胜于意志。
第22章
光是横波，电磁波与光同性质，亦是横波。声则是纵波。进是意志，横波而进则是息的特点。息未是物质，故可如此自由。但若息成了物质的，例如声，声是物质的，息的妙用被窒碍了，声波惟依意志而进，所以成了直波，幅很狭窄了。若物质化的过程中，不但息的妙用被阻碍，意志亦被阻碍不得遂行了，那物质就发生丑怪或死灭。发生丑怪的如树之生瘿瘤，如癌的维尔斯（virus）。天地万物中并非皆美好，却是亦有诡恶的，即由于此。而死灭则例如不安定的素粒子的瞬即消失，与有些石头的死灭。石头亦有活着的死了的，我是从一日本邻妇才知道；即是说给我听弹筝的仕手与连手的那日本妇人。她偕我走过附近人家门口，见有两块大石头，一块赭红，一块青色。她说这块石头是死了的。问那边的一块呢？她说也是死了的。经过一堵石砌的垣脚边，她教我那几块砌石是活的，而几乎过半数的砌石则都是死石。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她说大概的日本人都知道这个的，她是小时从父亲听来。凡造庭园用的石头，乃是活石，死石不用。死石是风化了就消灭了，不如活石的碎了可变成泥土亦还是有着生命的生的。死石是已没有了息。
原来一般所谓生死的死只是物质的循环变易，不是真死。但是亦有真死，那是真的从物质界消灭了。想起来亦是当然之理。无数的素粒子继续不断地从究极的自然的无中生出来，除了大部分是不安定的素粒子瞬即消灭外，尚有一部分是安定的素粒子就留在有的世界，变为原子、分子、物体，然而有的世界的物质的量总保持定常，即因物质也有是在死灭的，所以不致满溢。
天地万物不皆是吉祥的，而亦有是凶的，一般生死的死不为凶，而真死才是凶。大自然赋形于物质，意志与息得遂畅以行者，是为至美。然而其中亦有意志与息被阻隔不行者，那就成了天地之间的戾气，一切的恶皆由此成。物质主义的惟力是视，都是走向真死。因为物质主义的物质已是息遭了制限。惟力是视的力，已是与息相乖失了的意志、硬化了之故。
“有”的世界有真死。但究极的自然则无真死。人若悟了亦可以无真死，亦终无病。所谓悟，即是时时处处都有着意志与息的自觉。生死的话，是比起在身体上，更在于人事的行为与制度的造形上，以及文章与美术的造形上。
十、发见非即近于觉素粒子的相互作用，是要从意志与息的偶然性的与定常性的去了解。而素粒子的崩坏样式，则似应从佛经所谓“能”与“能所”
非一非二去解说。阪田昌一与大部分物理学者以为素粒子是物能（energy）的容器，又以为素粒子是复合体，那都是错误。我起初想是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可以导致接近能与能所非一非二的悟解，今乃知物理学上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与依于“如”的能与能所非一非二的悟解，是相差太远。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的发见，惟有益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对有自然的基本法则的悟解，而在西洋人则全然无补于其对大自然的不悟解。
十一、究极的概论素粒子发见后，物理学者乃要求终局的理论，即素粒子的背后的法则。他们先是提出了场的理论，随后又提出了宇宙方程式，但是皆不成立。
场的理论，是假想自然界的一切运动，结局是以支配素粒子运动的场的理论为基础。但是场的理论有着发散的难题与相互作用的难题。
场的理论之所以收到某种成功，第一是发散的困难有了何种方式的解决，场里顺次进入的素粒子的量是有限的，要有此为前提。
第二个是相互作用的形态因于某种理由，制限于特殊的型，要有此为必要的条件。可是这等条件的保障是在场的理论之中恐怕到底亦寻觅不见的吧。又且，因于介子等，有着一进入于场的相互作用的存在，这事实若是被明白了，场的理论早已露出破绽，不再有人说是终局的理论了的吧。
还有宇宙方程式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假想，比场的理论进了一步，以为素粒子之先尚有始原物质，这始原物质造为素粒子的原理是什么呢？宇宙方程式便是要解答这个。这方程式若果被解答了，即一切种类的素粒子的存在与其性质的解答皆可被导引出来了。但是这假想根本有个盲点。素粒子是“如”的存在，不可能在“如”的存在之先尚有所谓始原物质。宇宙方程式是比场的理论更不合实际。
究极的理论是我提出的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这是《易经》里就有，而我则是第一个把这五法则来体系化的说明了而已。
十二、反宇宙的假说不成立反宇宙的假说很使人惊异，觉得好玩。譬如说我们所处的正宇宙里有个胡兰成，另外还有个反宇宙那里也有个胡兰成，但是像映在镜子里的相反。
但这只是愚想。
反宇宙的假说是依于反粒子的发现。一九三二年在宇宙线中发现了一种奇妙的素粒子，其物理的性质完全同于电子，但电子的电气符号是负的，而这粒子的却是正的电气符号，因称之为阳电子。
其后一九五五年又从大加速器发现了阳子也有反阳子，中子也有反中子，凡素粒子皆有其反对的素粒子。以此假想更应有反原子，乃至反宇宙。电子与阳电子相接触即刻两者都消灭，而化为热能（加玛线），因此更假想宇宙与反宇宙冲突的现象云云。
但这是不知所谓反粒子乃阴阳一气生之演绎变化中的现象，并非有外在的相对。证据是宇宙线最初只有阳子，随后才变出还有阴电子与中子。正电气符号的阳电子与反阳子反中子等，皆只是演绎变化过程中的现象，即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宇宙中的存在现象，并非另有反原子与反宇宙的。
宇宙是生在演绎的，西洋人不知此，他们从相对出发，民主主义的对立权利，与他们的物理的相对观念是依于同一个错误的哲学思想。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是说物质与热能与时间空间皆只是在其运动中的变化，并非平行对立的东西。所以他晚年想要建立“基于非对称性场的统一场理论”，可惜没有完成。
十三、黑洞的假想也是愚想一误引出又一误，反宇宙的假想又引出了黑洞的假想。
凡星寿命尽时，有的大爆发而为超新星，被压溃的中心部的物质一立方公分的重力达数亿吨，其中的原子核都融化为中子的巨大的块，即是成了中子星。中子星是把太阳那样大的物质压缩而为半径10公里的小球，那重力靠中子互相拨力来支持也到头支持不住了，陷为重力的黑洞，周围的天体物质被这重力所吸引，皆落入这无底的洞中，连光亦不能脱出。于是臆说加臆说，或云黑洞许是宇宙的墓场，或猜黑洞是通到反宇宙的。又或说正粒子与反粒子接触而爆发消灭，即是陷落到黑洞去了。所以宇宙到处是黑洞，物质都在不断的被吞没，陷入黑洞就永远不能脱出了。
可是事实上谁也没有见过反宇宙与黑洞，也不能有物理上的证明，而只是依于相对论的与数学的推想。关于相对论，小尾信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与佐藤文隆（京都大学教授）的对谈中，小尾也说：“我常在考虑，今世纪初量子力学与一般相对论先后登场，但是，量子力学人皆接受，不生疑问，而一般相对论则登场以来已数十年，尚难信凭似的，疑惑漂于周边，这是为何呢？”佐藤说：“那是因为没有可以证明的现象。”
数学的方程式的计算，宇宙最初爆发而开辟，那一瞬的时间是一秒的一兆分之一的又一兆分之一，温度是100亿度以上。爆发五分钟后变成了10亿度，一日后降到4000万度，一年后是300万度，一万年后是一万度。但数学的是从物质a到物质b的计算，而宇宙是从无到有，那最初开辟的一飞跃之机是不可能计算的。要等到犹未是物质而将是物质的时点起才可以计算，也不能快过光速，因为光子是素粒子中未是物质而将是物质的最初。比这更先前是无，没有所谓速度这样东西，而在之后则是原子，原子完全是物质了。凡物质运动的速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比光速更快，一秒的一兆分之一的又一兆分之一的速度云云，只是数学的观念论的空戏。
而温度是依于运动而计算的，爆发的一秒的一兆分之一又一兆分之一云云既不成立，温度100亿度云云当然也是架空的了。速度不能大于光速，高温亦不能超过核爆发的温度。再说重力，那亦是因于物质运动的速度与热能的，当然不可能有一立方公分的重力可达数亿吨的，重力陷缩而为黑洞之说，可知是无根据之谈了。
十四、宇宙膨胀说则是错觉今世纪世界最大级美国巴洛玛山天文台的五公尺反射望远镜，可观测得数十亿光年远处的银河。大电波望远镜还可观测得更远。
那远处的银河，因于其亮度的红位移，可知其是在远离后退而去。
依据物理学的法则，二倍远去则后退速度二倍，三倍的距离则后退速度三倍，200万光年远处的银河是秒速30万公里的速度在后退，这是同于光的速度了，若再远去倍增，岂不是银河后退的速度要更快于光速了。这惟在观念论的数学上是可能，但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这银河后退云云只是错觉。
原来素粒子也都在自转，有左转的，有右转的。星亦都在自转，宇宙的一一银河亦都在自转，有左转的，有右转。中国古来是说天左旋，地右旋。我们的银河与远处的银河，如果一个是左转，另一个是右转，则将见是所观测的对方的银河远离如飞而去，到得望不见了，以为宇宙在不断膨胀中。其实那银河是在自转，只是转回来也许要在多少亿年之后。宇宙不是在膨胀，而是在循环。
十五、观测宇宙可用物理学与数学，但要知道宇宙则尚有待于哲学。
今世纪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新发现，西洋学不能对应，遂变成无哲学而乱猜，如其他星球是否也有生命的种种异说。他们都不知道自然界的物质皆是有生的，因其一一皆是赋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但是要到生物才是有生还有命，所以谓之生命。这由生物至命物的飞跃是超条件的，若无物质的条件，当然不能出现生物，而单有物质的条件亦未必就能出现生物。可是今时讲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的说法中，都只在观测条件，所以都是等于冗谈。
十六、物理学与数学皆其背后要有哲学，今他们没有哲学，乃以数学来代替。汤川秀树博士非难今年轻一代的物理学者把物理学与数学不分。他说：“物理学要用数学，但数学非即物理学，物理学自是物理学。”汤川此言很重要。只看今时物理学与天文学的教授们正经地在把黑洞、反宇宙云云，岂不就是因为犯了以数学即是物理学的这毛病。
数是不可再分割的，是有所止的，而数学的方法则是小到凡物皆可以再分割的，大又大到速度与空间无底止。但数学的这种算式，会只是虚构。例如，素粒子是再分割已尽的，但还是有人用数学把来再分割，像阪田昌一博士的作成素粒子的构造表，大为西洋物理学界所欢迎，而汤川与之是同僚，到底不同意。这当然是汤川的对。他们这样滥用数学的方法，是反为把今世纪物理学上的与天文学上所发见的来糟蹋了，而重返于无知。
数学的方法是也有很不可凭的。例如依数学的方法，一根无限长的线亦可以分割为二，变为两根无限长的线，每一根也都是无限，但比原来的只是一根来得短，所以无限的东西也有大小云。但是实际上，譬如一篇文章的好，都是有着个无限的意思的，而你不可以把一篇好文章分割为两篇好文章。一条蚯蚓截为二段，可以长成两条完全的蚯蚓，但那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是一条线分割为两条线所可比。数学的儿戏化冗谈化，是因知有数学的方法，而不知有止于至善的自然数。
十七、伽利略已发现了海王星，但是他算错了位置，以致发现海王星的荣誉让给了一百五十年后的天文学者。科学史上大天才者在学问上的新发见，多有像这样的是草创的，乃至杂有错处的，而富于启发性，比稳当无毛病的学者们所作的更可贵重，因为惟是他的才开出来了新的时代。而当时是一般的学者们对之不屑。其实大学的物理学与天文学教授未必就是懂得物理学与天文学的，如同文学教授的并不就懂得文学。他们惟比人更熟悉于自然界的现象的知识，然而并不知道自然界。今日，我们便是要在学问上有草创的精神。
十八、知自然界，是要知其所以然之故。单单知道现象不算。而黑洞与反宇宙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可以观测，惟是依于观念上的推论，那就要知道对于此点学问上的问题所在。原来小尾、佐藤两教授的对谈里，对于黑洞与反宇宙说也是意存怀疑的，只是两人都不知此说在学问上的问题所在，所以他们也不敢否定。而我是把此说在学问上的问题所在来说明了，所以敢根本来否定了黑洞与反宇宙的存在。
又，学问上是可以理论远比现象更真。宇宙膨胀说是有现象的，如远处银河的亮度的红位移的现象可以被观测得的，但宇宙膨胀说还是不对。写一枝花，情报不得真实，要以诗才得真实，世界上惟中国文明的理论皆是诗，连同物理与天文的。现在素粒子领域的现象与宇宙银河的事情亦是如此。以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只能求得近似值，但这是西洋的，西洋是连其音乐的音阶亦只能求得近似值的。中国文明处理科学与数学上的问题，亦可如处理音乐与文学的到得绝对值。即是打着了物之象。
今我们在学问上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把物理学与数学来一次革命。又一件则是依于今世纪物理学上的及天文学上的发现，宣传改正五四时代以来文化界的科学常识，因为那是西洋十九世纪的旧常识，今已被推翻了。一般人的这所谓科学常识，最是对时代的行动影响大。
誊稿后记
先生今年五月里自日本回国，在华冈开手写此书，至八月底完稿。原来去年已写有日文稿的，这回是重新改写。
我有幸为先生誊稿，日常得请教益，遂问文章，先生曰：“好文章要写得不像是文章，好理论要不像是理论。”先生此着的日文稿凡三易稿，此番改为中文稿又三次易稿，每次都是重新写起，心无旁骛，一天只写得一千五百字前后。
先生从不下山，与世不相闻，其间惟鹿桥先生在报上发表《人子》，隔周连载，凡十三篇，先生每看了一篇即写信给他，至终篇止。先生每天只到纱帽山、前山公园一带走走。我说我走路时只走路玩，不会思想呢，先生说他亦是如此。他想文章只是在清晨四、五点钟醒来时，在床上想，然而到了写时，写了出来的又是直到下笔之前尚所未知的。
及完了稿，先生非常疲倦。鹿桥先生因久不得先生只字，来信要我代笔告以先生近来心境，我尚未写。我只觉先生的是大人之事。
学生林慧娥谨记一九七四年十月。
第23章
山川有灵气，文章图画有气韵，此语即高出了西洋的哲学与艺术论。西洋人说宇宙的本体，只知物质，而不知物之真姿，即是不知卦象。气韵为大自然之意志与息依于物之真姿而动。其在历史，则为历史的气运。运是有着大自然的不连续法则在内了。历史有“气运”一语，更高出了西洋史学的进化论与辩证法。
机论
成毁是自然的全机大用阳明山上秋天的太阳与风，使人想起禅僧说的“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大自然一派空阔光明，人世的事无迹可寻。然而人世的事具在。
三国演义里卧龙冈的村店里崔州平对刘备说话，开头第一句是“汉末天下大乱”，单单这一句就如渔樵闲话，竟是超过了对于劫数的现实的感情，从天道来看事情。如此，人即虽在劫数中，亦可与造化小儿相戏侮。禅语有“泰山崩堕，海水倒立，莫教湿了老僧袈裟角”，这用定力来解释即不得，却是要用庄子的《逍遥游》来解释始得。“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乃因其人是与天为徒。崔州平与刘备生当乱世，而一个可以隐居乡下，一个则能上马杀贼，乃更觉亲切了。
阳明山上，人跟前两道虹气，看天际大平洋与山下台北市，只觉都是今天。美俄在谈判限制核兵器，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日本与世界各国都在讲究经济不景气对策。但是到了要保持现状，它就要不能保持了。现在凡百都是世界规模的，不会是一个世界的劫毁吗？偕柔如及姚君夫妇小孩到野柳矶边玩，不知此处可也有沧海变桑田，桑田还为沧海之迹？
只是人世的兴亡要如天地的成毁就好，因为有成与毁原是自然的全机大用。
印迦王国的废墟，斜阳断碣里有神像倒地，连神也灭亡了。埃及的废墟亦然，连没有岁月记忆。今世纪的世界亦将毁灭、不留记忆吗？美国电影有演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一切都由机器安排，没有事情，没有可玩，连语汇都退化到极少，没有书籍，没有记忆。那是亡与不亡都一样了。像这样的，是连成毁之机亦亡了。
佛教以劫毁为无常，基督教更说是世界末日，惟中国庄子知成毁是一体之机。
中国民间把五胡乱华与黄巢的杀戮，看做天上放下来的杀星、反星。杀星反星比正神还大。禅宗每说丧失性命，英雄是寻常日子就像小孩玩戏的不知危险。当初我们的祖先创造文明，他们在大自然的面前都像这样的是小孩。
但是每次承平久了，我们就会变得吝啬，只愿成，不愿毁，这就是私意。正人的无私其实是大私，并非对于他人，而是对于自然。倒反是黄巢豁达，所以输给他了。从来只有英雄开国，没有忠臣可以救亡，只有说打天下，没有说可以保江山。但是黄巢当然败灭，因为他与正人一般不知成与毁乃一体之机。
革命只有向中国史上的成毁之迹学习。汤恩比的书里揭出不少古文明国灭亡了就没有了。或是它的文化被入侵的民族篡取了去，而它自己是灭亡了。中国文明却不灭亡，而且连同其民族与国家俱在，因于成毁而日新。像巴比伦、埃及与希腊，虽其数学与哲学等不亡，而其国亡了，是法存而法身不存，还是不好，必要像中国的法与法身俱不亡才好。
法与法身离脱，还因那法——数学、科学与数学建筑等是身外之物。若法与法身为一，则法身可以长存。中国文明是法与法身为一。所以殷墟周迹、嬴颠刘蹶，乃至五胡乱华，如《洛阳伽蓝记》
所载尔朱荣的杀戮与破坏，及五代史石敬瑭的杀戮与破坏，现实的中国亦不灭亡。乃至元朝与清朝，亦仍是中国历史的正统。
西方的历史，罗马兴则希腊亡，两者终不能为一。印度亦亚利安人入侵，则达罗毗荼人从此被打下去了，彼此终不能融合。中国与之不同。中国最早自神农黄帝至夏殷周三代，但有朝代的兴亡，而无异族异国的交代。神农氏与黄帝的轩辕氏，夏人殷人与周人，其民族间相异的程度原来是怎样的，我要研究每感觉困难，原因即是在此。西方诸民族虽同化于希腊罗马的文化，但是其民族间的相异终不解消，而中国却是民族间的相异都解消了。我前时曾以为王道如数学，今才知虽如数学，亦未能统一天下，王天下是还要有更根本的知性。
成毁之理是因于大自然的阴阳法则与不连续法则。但是阴阳相异而不相否定，不连续亦不是断绝，所以中国史上的成毁没有一个旧的东西灭亡，而世界已是全新的。日本的神社有新宫司的继位，而无老宫司的死亡。并非究极的自然才是无成与毁，即现实世界的成毁中亦可以是无成与毁。故又成毁之机是在于物之真姿。
女画家小仓游龟说：“图画都是写生。画家对着一枝梅花，以心眼观得其背后的真姿，那才是真的梅花，写生是写的这梅花的真姿。”万物皆有其真姿，同出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可以彼此相知，有个统一，故虽成毁，亦不是有一个旧的东西在死亡。物之真姿是没有死亡的。人之真姿是真心。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真心相见即彼此说话能投机，成了同化。所以张晓峰先生说金史亦是中国的正统史。
自然界的真姿，人世的真姿，无不相感相知，如登高一呼千山万壑皆应，处处是机。若无此机，纵使各民族使用的东西同，生活的方式同，如皆用数学与科学，皆行民主制度，亦不能使世界统一不能便民族同化。乃至亦不是有了个仁义即可。“旁人行仁义，莫若妾自知”，还是不能知心。仁义的背后还要有东西。世界统一是在万物以真姿相见，如《易经》云“圣人出而万物睹”。民族同化是人以真姿相见，如《大学》云“在亲民”。这是中国文明的人世。
但是这样的礼乐人世何以不能长治久安，却到时候又要天下大乱？答曰：正是因为要有成与毁才好。
人世的成毁是可以好到像自然界的成毁。地球上至今最大的成毁是太古时的造山运动，地壳七花八裂，海水泼翻，从中生出了高山大海的新秩序，而没有一样东西是变成了废物，亦没有一物埋葬，这才是成毁的大机大用。这样的大机大用，在中国史上的即是革命。
所以说，我们先不可有吝啬。《红楼梦》里有晴雯撕扇子，宝玉与她说道：“譬如这扇子原是为取凉的，但你若为爱那一声响，撕它也使得，只是不可因为生气而撕它，那就是惜物了。”这撕扇子也是一个天地成毁。革命者对于破坏是要有像这样的好性情，才能与天地成毁之机相嬉戏。
机在卦象与爻位
世界上惟中国人在学问上知道有个“机”字。
古印度人与希腊人因为不知有一个“机”字，所以提出了对于运动的疑问。动必有其始发，而在理论上求此始发不可得。他们的结论是否定了动。而其后西洋人是把这理论上的问题付之不问，只顾去发展力学，成立运动的法则。他们以为力学的运动法则足够说明天体的秩序，但是看了今世纪五十年代天文学上的发见，才知道其不对。至其不足以说明生物的现象，更是不待说了。这里仍然是那古老的问题在作怪。
古印度人与希腊人提出了对运动的疑问，与对无理数的烦恼，至今世纪的素粒子研究与天体研究而骤然变得非常深刻。但是中国的学问早就把来解答了：运动的始发是有的，那就是一个“机”
字。无理数忽然出来有理数，也是这个“机”字。
欲知机字，先要晓得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以及此意志与息之赋于万物。究极的自然是无，而忽然生出素粒子，此是第一机。第一机没有原因与理由，所以又可说是空机。素粒子演成万物，万物皆有机，是为第二机。第二机是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之机依于物质而显现，多少受有物体的限制与他物体的影响，所以又可称为色机。色机是沾了色的空机。
数学与物理学惟可记述机之迹，如宇宙线的飞迹，而不足以知机。知机是要以龟蓍。但第一机不能用筮占，因卦爻象数是有了物之后，而第一机如素粒子的飞出，是尚在有物之先。是空机，只能用龟卜来感知。色机是有物质了，可用卦爻象数来筮占。但空机亦寓于物质中，空机与色机是亦在一起，亦有出入，所以虽已有了卦爻象数，既用蓍占，亦仍不废龟卜，而且是龟更着重。
欲知空机，先要知究极的自然的意志与息。欲知色机，先要知此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所赋于万物的次第。
素粒子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素粒子要结合为原子核、原子、分子，始正式成为物质。凡物皆赋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故凡物皆是活的，虽如水石，亦能与人意相感应。至如动植物，则是更有了命。所以普通说的无生物与生物，应当说是生物与命物。于是大自然所赋与的意志与息，各因其成形而表现，始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与动植物的天干地支，且以之配于时序与方位。
素粒子始现阴阳。正式成为物质后又始有五行与干支。
万物皆有阴阳与五行干支。物理学与化学说的元素，是物之质，而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因于此物之质而运行者则为阴阳五行干支之气。万物皆是有生的，与有命的，彼此能感应，爱石者最能知石之息。爱箫则箫至，爱古琴则古琴来。物相与感应，故可以之为卦之象爻，而观其变机。卦象是物之真姿，物质的形态里没有机，是象里才有机。而机之时位则为爻。
物之形质没有机，物之真姿才有机。而理则学不知机。理则学惟就物之形质来思考，说甲是乙或不是乙，编为大范畴，小范畴，更把集合与函数翻译为理则学的方程式来判断时机，都不准确。如美军对越南战争之预测皆误，如日本与世界各国对今番经济不景气之预测皆不中。此皆藉电子计算器驱使世界性的情报，而终于自误误人者，是其所用的理则学的欠陷之故。预测事机是着眼在一机字，理则学惟知条件，而机非条件。
万物不是什么范畴与命题的话。万物乃是生之诸姿。
一草一木一瓦砾里皆有着个天地之始，机是在于这天地之始。
佛说众生有情，瓦砾皆有佛性，一句话高出了西洋的哲学。庄子亦说“道在瓦砾”。而庄子更说出万物皆生于大自然的息。他说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而息同时是意志，故万物皆有所向。而《易经》的卦象爻数即是就此相吹与所向，而为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以逆知天地之机。
山川有灵气，文章图画有气韵，此语即高出了西洋的哲学与艺术论。西洋人说宇宙的本体，只知物质，而不知物之真姿，即是不知卦象。气韵为大自然之意志与息依于物之真姿而动。其在历史，则为历史的气运。运是有着大自然的不连续法则在内了。历史有“气运”一语，更高出了西洋史学的进化论与辩证法。
大自然的息之波现于物者为气韵，而气运的运，则是大自然的意志之现于历史者。天地一易，万物皆史。而《易经》以卦爻之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说明其所以然，并预知其将然。物与物相接在气，相承、相乘、相比、相应，中国的圣人与革命者以此明于天下万物变易之机。卦爻的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使人联想流体力学的与气体运动的方程式，都是以极简单的原理对应极复杂的动态。但流体力学及气体运动的方程式应用集合与函数，是以静止的方法来对应运动。数学与物理学都是把运动当作静止的点线来处理，如同电影的连续，所以凡科学的方法都是静止的方法。惟独中国文明的《易经》是以动的方法来对应运动。以流体力学与气体运动的方程式不能解明池冰的棱纹之所以然。棱纹是迹，而结成棱纹者是机，从迹不能求得机。物之机是在气，要从气之动才可以求得机。是故《易经》里说消息往来，而承乘比应则是物之气在相承相乘相比相应。
科学的惟是静止的方法，故惟能是记述的，而且可以科学的方法把来再现，但是如池冰之棱纹则不能被再现。它只有被创造（应当说是自我创造，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自己创造了自己），而科学不能创造。科学只是模仿自然界的理，而不知理是生于机。惟中国文明的学问能是机智的嬉戏。知卦爻的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则可以创造池冰之棱纹，寻常处都是千载一遇之机，而非再现，非复制。
今日的天机、地机、人机
《易经》以天地人为三才，此一句即盖过了西洋的宗教与哲学，亦盖过了印度的。
卦爻因之以占天机、地机与人机，并建立了古今惟一的极完备的学问体系。
孟子说天时地利人和，不如庄子说天籁与地籁人籁之即是天机、地机、人机。盖天机譬如节气之至，地机譬如草木之萌，人机则使日月山海皆是人世的新意。
故又言人世，则天机是历史的气运，地机是此气运之现于今日的现实条件，而人机则是革命，中国史上的革命是革天命。
天机因于地机而现，亦可说天机是势，地机是形。而人机则是道。袁绍与曹操各言怀抱，绍言当此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之时，吾欲据河北之地，以为形势。操曰：吾任天下豪杰之士，以道驭之，无所不可。袁绍说的是天机地机，而曹操说的则是人机。这可拿北伐来比。北伐前夕，在西洋是人类智慧史上一个飞跃的时代，有量子论、相对论与原子核素粒子的发见，开出世界性的好节气，于是中国亦激发了五四运动，当时的青年个个怀着未有名目的大志，想要做新诗，大家都觉得有个新时代要来了。这就是历史的气运在转了。这就是北伐的天机。
而北伐前夕这种世界性的好节气反映于我国的内外实际状况，则是谓之地机。当时是国内的军阀也还多少有点民国初年的新趣，北方军阀的情形与西南军阀的情形，离合敌对，是流动的。国际如英国日本与俄国美国的对我国，好坏变化，亦是流动的，都还是活泼的形势。无论是友人是敌人他们那里活泼，我们这里也活泼，不像现在大陆单调的淀滞，与国际列强单调的淀滞，使我们也缺乏启发。
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打仗是强烈而激越的，外交是忍耐而活泼的，外交上我们与列强折冲改订不平等条约，与利用列强制压日本，可以说军事上外交上到处都是活机。而日本彼时，是其国情尚相当健康，未至全受军部支配，故其出兵济南等皆虎头蛇尾，即是日本亦尚有智慧与余裕可以进退，所以我们办外交似难而易。至于当时国内的军阀亦是颇有些浪漫，所以我们容易分散打垮他们。这些就都是北伐的地机好。
尚有人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黄埔军校，与誓师北伐的决断行为。当时的人都有英雄气概，国民党的上层领导者多是经过辛亥革命来的，中下层干部是五四运动的潮流中出身，只觉是一代人的眉眼辉映在中华江山的朝气里。可惜途中文化人与青年学生层离开了。
所以就北伐来说，北伐这桩事根本行得行不得，是看天机，要预断北伐用兵的胜负之数，是看地机。然而要预断北伐更有在胜负之数以上的，为国家开得几分新运，则看人机。
人机是革命的思想运动。当时因为孙文思想与五四思想发生了不合，五四思想帮了议会民主主义与苏维埃共产主义，不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国民党人又不够学问把孙文思想与今世纪的新物理学思想来一同说明。北伐途中的宁汉分裂便是反映的节气无主。
第24章
条件宁是结果，未必能是发动什么作为的原因。研究还是要着眼在机。我们必须觉悟今天的事情是比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战都更不易，但是也可以有法子。
问题的所在是这回天机地机人机都淀滞。
从天机说起，现在国际的是史上最没有生气的时期。今世纪初头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曾引致的好节气曾使全世界的人心都向上，而有中国的革命、印度的独立运动与俄国的革命，草木逢春发，荆棘亦光泽，俄国的革命是荆棘，当初亦曾经引动人心。中国的事情是，今世纪从初头至四十年代这一段世界的好节气，正当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与抗战的全行程，所以有这样轰轰烈烈。
但是现在，恰值这好景气已经过去了。
原因是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发见，哲学接不上来。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后，科学上发见原理的能力衰退了，惟剩技术科学在热闹。知性的光辉这样一熄灭，继之是道德心堕落，又继之是世界产业机构硬化，丧失了自己恢复的能力，历史的天机歇了。而现在的人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志气。
天机是世界史上知性的节气，而地机是在现实的国际事情。天机淀滞了，则地机亦跟着淀滞。现在国际列强都失去活泼了，所谓核兵器恐怖的平衡，加上经济的最后不景气，再加上人类的知性萎缩，世界现状惟是一个机械式的构造支撑着，早应当爆发大战了而不爆发，早应当是经济大恐慌了而还在维持着，这是已达历史的成毁之机亦死了。西洋史上的毁只是完了，只怕这回到底还是来了核兵器大战，把世界史都终结了。山茶花红红白白的，边开边落英飘落一地，所以好，另有椿花却不落，残留在枝头萎黄得难看极了，然后扑的一声连蒂坠落，所以日本人家不把椿花供佛坛，今天的世界现状也是神所不歆的。
西洋的revolution被译作革命，其实只是对政府反叛，没有革天命的意思在内的。《易经》始揭出汤伐桀与武王伐纣是革天命，国父孙先生则更教了我们革命是知性的事业，根据于生元哲学的宇宙观，这里的“元”即是革命的机。如此，我们今既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即已解答了问题的一大半了。
方法是先来催起一个革命思想运动，发动人机以创造天机，呼起地机。即是以知性的光辉与风，创造世界的好节气，使凡百东西都苏生起来，如禅僧说的：一为使儿孙可耕种田地，二为天下世界开新景致。
革命思想运动的内容是：
一、把现在数学上的、物理学上的、天文学上及生态学上的究极的问题所在提出来，以《易经》与老子庄子的哲学把它来解明。
如此打开了数学与科学的淀滞，是使世界人类又有知性的活泼的第一步。
二、建立新的思考方法。现在文化人与学生以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常识与历史学为思考的根据，这是错了的。要代以今世纪的物理学新常识，如物理生灭论代替物质不灭论，及以今世纪的历史学新常识，即是破除西洋史本位观，而代以世界文明史的正统在中国的历史观，作为新思考方法的根据。又则、现在文化人与学生思考所遵用的理则学，虽袭量子论与相对论及集合与函数之迹，但是囿于有而不知其背后的无，即物的法姿之所以动，所以终也不能正确，徒然增了烦琐与支离。应当把来简化了，附属之于《易经》卦象爻位的承乘比应之理，如此才可有创造的思考方法。
三、把现在产业国家主义的命运的问题提出来，以《周礼》
的、孔子孟子及孙先生的政治与产业思想的原理来发想代替案，即是以新的礼乐之治来代替今日的膨胀经济、国民总雇佣与社会福利的制度，如此则亦自然解决了公害问题。
四、革新教育制度。废弃美国式物质功利主义的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复兴中国周代及汉唐时礼乐的教学原理，并采用法国式的学校制度，确立知性的、情操的教育。
以上四项是三民主义革命的思想运动。若由政党来领导发动推行，三年可以有成，但更好由文化界与学校来发起，如“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起自北京大学。读过历史的人，知道自太古时人类是开豁了知性才创造了新石器文明。其后是希腊人的知性给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以光辉。又其后如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地动说，十七世纪法国笛卡儿与英国牛顿的数学与物理学上的新发见，以及今世纪前半的事情，都是知性的新机开出了历史上的好节气，思想的风吹动了革命，而出现了世界的新秩序。现在我提出的这思想运动，即是要使方今世界人类淀滞了的知性又得苏醒，建立起历史上的新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的现实就要是这样有气力的。
革命的感机、应机与创机革命之机在哪里？又如何是感机、应机、创机？禅宗有僧问大颠：“如何是见性？”颠曰：“见即是性。”同此，感即是机，应即是机，创即是机。
《易经》曰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经曰观，观自在菩萨之观。而西洋哲学则曰认识。此三者的高低分别，关系文明的造形与品位，决定了中国印度西洋三种不同历史的成行。
《易经》的感，是以我之法姿，感于物之法姿。《心经》的观，亦是法姿观于法姿，不同之点，《易经》的是感于法姿之机，故下文更有应机的一个“应”字，而《心经》的则是观于法姿之寂，故下文没有“应”字。佛教是入定以观，不事建设，而易经则设卦观象，是建设的。
至于西洋哲学，则根本不知有物之法姿，惟依逻辑去认识物，所以他们人与人，人与物，皆不能真正相知。他们自己建设的历史亦于他们无亲，都不得当真。
万物皆是机，机在于物之法姿之动，而西洋哲学不知法姿，故其认识论无感机，其实践论无应机。不是法姿则不亲，亦不得绝对精密，故他们的营造皆靠不住。他们亦无创机，创机是没有对象的，而他们的发见与挑战都是有对象的。
感机是格物，应机是致知，亦即是会得造形。而创机则是革命。
感机是一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把“观”、“格物”、“仁”、“坐忘”等字眼像一串珍珠的都穿起来。应机又是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孟子》说的“义”，《中庸》说的“中”，是与《孙子兵法》的“动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皆是应机的活泼。而且知道“承天应运”是怎样一个应法。创机又是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革天命”、“先天而天弗违”等好字句都是说的这一个意思。
而且知道了这三机，则可以把中国文明与印度的及西洋的分别高低。
感即是机，感机即是应机，同时亦即创机。此是我从禅僧大颠“见即是性”一语忽然得到的启发。还有是从冈洁的话思省出来的。
冈洁自述其在多变量解析函数上发见的经验，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广岛文理大学任教，他读了弁盖与托伦共着的《关于多变量解析函数论》，及凡关于此研究领域的所有其他论文，发见有三个中心问题留着未解决。是年一月开始，他的研究遂以越此连峰的第一着手为目标。
这样那样的踏勘了二个月，明白了此三中心问题乃是一个山脉的形态，就试来攀登。但是不知可托足处，因为此山本来是没有可托足处的。果然是法国与德国的数学界留着未解决的这问题非常的难，最初的登山口怎样也找不到。每朝变换方法看有没有着手处，这一日到得终了，无论不能确说这方法是行得的，连不能确说这方法是行不得的。要问这一日做了些什么？只知这方法是奈何它不得，只可再找别的。如此继续了三个月，连怎样荒唐无稽的想法也都试尽了，再没有得可以思考的了。仍要勉强思考，起初十分钟尚可，此后即使振作精神，亦落入了睡眠状态。
暑假他应北海大学友人的招待，借北大理学部的应接室继续研究。靠着沙发入于睡眠状态的时候居多。到得九月，心里想着还没有研究出解答，可是已不得不回去了。这日友人家叫吃朝饭之后，在邻接的应接室坐着不思考亦在思考的状态中，段段地思考朝着一个方向，内容明晰起来了。如此约二小时半的工夫坐在那里，全明白了什么去所、用什么做法即得。这明白是一刹那间之事。没有一点疑影，此时山河大地皆是光明欢喜。
他到翌年才把此时的发见写成论文，题目是“多变量解析函数论”，这使他成为现代世界最高的数学者，学者把他的发见冠以他的姓，称为“冈原理”。
冈洁先生的这一段自述，使人读了思之不尽。
首先，他能提出多变量解析函数的三个中心问题，即是他的大智。禅宗有云大疑，万物皆是机，如蓓蕾的开向未知，未知就是大疑，就是问题，提得出问题即是感到了蓓蕾，即是感机，而蓓蕾虽然开向未知，但亦已是花的序，所以说提得出问题即已经解答了问题的一大半了。
其次，他的找寻解答，是用尽了差别智之后入于无差别智，此时研究者成了主体的法姿，继续把关心集中于尚未出现的客体的法姿（研究对象），二者冥合了，此即是应机，应机是无主无宾的。
如此的继续关心着，此时只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忽一旦豁然面前现出光明如大圆镜，映出了问题的解答，则是创机了。此解答是客体的法姿，其实亦是主体的法姿，所以创机是自生，无创者，亦无被创者。
所以虽说感机，其实感即是机。虽说应机，其实应即是机。
虽说创机，其实创即是机。因为我虽不感处，物亦自有机，但一说感机，则机与感已为一，不再是原来的机了。应机与创机亦是如此，我虽不应不创，物亦自有机，但说应机，机与应已为一，一说创机，机与创已为一，都不再是原来的机了。如此，即知古人说的“仁者无对”，“法无我，无我所”、“万法唯识”，皆可以是新的言语。
而且感机是机与感为一，即是包含了一个“应”字与一个“创”字，故感机同时亦即是应机，应机同时亦即是创机（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的最深理由在此）。若感而后有应，则应已迟误，而应机是无待的。若应而后创，则创为有由，而创机是无由的。
当然其间的程序是有的，如研究数学的先提出问题，其次统一精神力，继续关心于对象，又其次发见了解答。但那是感机同时包含应机与创机的综合进行，并非感机与应机与创机的交代进行。最后的发见解答则是感机应机创机的忽然一齐都打开了，如一朵花的苞蕾在刹那间发出开拆的音响，一拆二拆三拆，于是满开了，那摇曳的花朵，像圣人出而万物睹。这就是革命。而宋儒渐悟顿悟之争亦可解了。
虽然如此，亦还是成立感机与应机创机之名，如研究数学，如作乐作书作画是即于空机，感与应与创可以为一，是同时的。但如研究物理学，如对人事与制度，则是即于色机，会有感机、应机与创机的分别，也是为了自觉上的方便。犹原是知行合一，但也可以分别为知难行易。两者都要会得，如老子说的“知其雄，守其雌”。
这里所以要用易象的爻位，有感得而未能应，而应亦有作内作外，动应静应，未必就能创造。所以革命亦要等待，因为革命是空机与色机相激荡。
数学上的发见写成论文之后，发见时的那欢喜就没有了。但数学上的发见是先有结论，证明在后，证明的方程式倒是写论文时才形成的，所以读那论文时还是感觉新鲜。我的经验写文章不是写已想好了的东西，而是要写直到执笔待写的此刻尚是未知的东西。若是写的已想好了的东西，那文章就只是记述的手段，不是文章了。
所记述的内容亦成了复制品，不再是新鲜的了。文章要如菡萏的临风开放，思想只如风，并非先想好了如何开放法。
思想是来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之动，生成一个思想的形式。
但往往不等它自己生成形式，却被已有在那里的同类形式拉致了去了，这就不好。思想必是有形式的，没有它自己生成的形式，即是未成为思想，是思想的未开先萎了。譬如书法，书生于心思，要有书自己的、直接的造形，不要笔与手代为之造形，所以笔死则字活，笔如笨椎，手如枯枝，则意志与息直接运行流注而成字。最好的工具都是笨的简单的，如石匠的凿，如筷子，如围棋的棋局与黑白子，因为笨与简，不能干，所以不碍意志与息的动有它自己的直接的造形，处处都是活机。
所以读书看画，写字临碑帖，是从其造形看到其造形之初，所谓游于化机。
日本画家坚山南风一次展览会出品一幅冲绳舞伎，是画的对他母亲的思慕。母亲亡时才二十几岁，家是在熊本，暑天忽然袭来了雷雨，她去庭前收衣裳，遭雷击毙，八十年前的日本人家媳妇，有人世礼仪的安详，而遭激烈的雷劫，彼时尚只二岁的婴儿今来画她，却成了一位冲绳舞娘的写生，不是画的舞姿，而是像人家姑娘的安坐着，那眉目清严，与衣裳颜色的那华丽，是日本的永远的记忆，然而又皆是冲绳的。这样的不调和，而激烈鲜洁，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我看了叹息赞赏，坚山先生说他幼时惟听邻里都赞他娘是真的生得美。
我因问坚山先生下次展览会打算出什么作品，他说：“下次画什么才大难呢，画得画不得全然未知。”与坚山同负一世盛名的日本画家奥村土牛，在电视答记者问他作画的经验感想，他说：“画画到底不是我所能做的。”这两位说的，即作画也如作文章的写些什么？写得出写不出？都是未知。因为它是生出来的，天成的，在生机天机的一个“机”字。机即是未知。
革命的行动的形态，与新制度的形态，虽说有理论指导，还是不能前定的。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初时是“尊王攘夷”，途中却攘夷变为开港了。再说辛亥起义亦是始料所不及，是年夏天孙先生还写信与日本人宗方德太郎，说要再过数年可以推翻满清，不知武昌起义即在二个月后。至于建设新制度，原是要的国会，途中却变为五院制，都是像写一篇好文章的不照预定，非写想好了的已知的东西，而是写的先一刻尚属未知的东西。要理论指导是对的，但革命是机，机是不大受指导的。
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它是革命的自觉与方向，但不能用来指导革命行动的造形与革命制度的造形，在这两种造形上，理论是或在机的前头，忽又跟在了机的后头，而亦要这样才是好理论。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像高人的作画写文章，可能不可能？将是怎样一个格局？都是未知，要做到那里才晓得。我们却是有一个大愿，而且对前途有一个超过理由的乐观。革命者与愚人皆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同是革命者有目标、有信心。因为未知，所以历史上的大事都是有天幸，但不是侥幸。天幸惟是生于一个“机”字。
这回我们的课题真是面对着未知，因为这只有是以革命，而这回的革命的性格，是无论西洋史上与中国史上都未曾有过。
西洋的革命，每是经济有了新发展，随之而有一个新兴的阶级抬头了，加以当时有了科学上的新知识的刺激，他们讨厌旧制度的不便，遂起来用暴力推翻它，另建合适的新制度。西洋没有革天命，他们只是革的人事。若无经济的新发展与新阶级的抬头，与新知识的刺激，单因苦痛于被压迫，是不能有革命的。西洋史上社会衰落的时期没有革命。
惟独中国史上，时势盛极而衰时有革命。所以都先是天下大乱。但在西洋史上，是没有天下大乱的。
第25章
中国的是民间起兵，天降反星杀星，亦出真命天子，人世成毁的大机大用又开出新的朝代了。不是因为有产业上的新兴阶级，而是全民皆反，亦非为了政治的与产业的制度的问题，却每是新朝大体沿用前朝的制度，因为那原是礼乐的制度。旧时人家过年，把屋宇大扫尘，拆下门窗，搬动几案座椅，连同把香炉烛台等祭器都搬出来，拿到庭前与溪边来重新洗过擦过，只见是碌碌乱，但是虔敬喜悦，因为是节气的除旧布新。中国史上的革命也像这样，是节气之机。
西洋史上没有盛极而衰时起得革命的。英国衰了，就只是黯淡，没有革命。美国今也转入衰败的一途了，也不会起革命。苏俄也盛时过了，经济淀滞，生活闭塞，而何以不起革命，是因于同一理由：盛极而衰时能革命，要有成毁的大机大用，而西洋没有这个。世界史上有许多古文明国衰亡了就没有了，现在的英美俄亦是一样。
可是今日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是落到了史上未曾有过的生死境地。过去西洋虽然然没有成与毁为一体之机，如罗马亡了，入侵的蛮族成起国家来，两者不是同体，但成与毁也还是有的。而现在的世界是一旦毁了就将没有别的成了，而且那毁也毁得邪祟，性质跟过去的毁不一样，是一种异样的死。
死是一个假名，但是也有真死。
动植物之死是返于自然，可以叹息，可以达观，说死不过是个名。真死是譬如书法的线条死了，你看只觉不好受，却连无可叹息，也无可达观。那种死，不是返于自然。动植物的死都可超度，惟有像恶书画线条的死不可超度。而现在是美国日本的政治与观念，苏俄的理论与组织，都已不能对应经济不景气，像恶书画线条的死一样了。
现在的经济膨胀是一种癌肿。
病之中惟有癌是异病，性质与别的痛完全不同。别的病或是因于自然老衰，而癌是一种夭折。别的病或是因于病菌，而癌则因于维尔斯，维尔斯不是病菌。病菌是生物，而维尔斯不是生物。生物是从无机物进化为有机物，这其间要有一次飞跃，而维尔斯是在这飞跃上失败了。有一种附在烟草叶上的维尔斯，形状像岩灰，你把它放在试验管里看，完全像是无机物。但若它一进入了动植物的体内，它就即刻异样的增殖起来。
原来生物是有摄取营养，创造细胞的机能，而维尔斯不会，它只会就动植物现成的细胞来增殖。因为省了摄取营养再以之创造细胞的过程，所以增殖得异常快。没有一种病菌增殖得像维尔斯这样快的。所以它不是病菌，而且也无毒素，它只是把人体细胞组织的平衡破坏，牺牲一切都为癌细胞的异常速度的增殖，所以患者都是瘦得最后只剩皮包骨头。维尔斯因无毒素，所以癌症潜伏期完全不觉，癌症等到痛起来就是最后了。痛起来是因为已到了患者身体的其他部分的细胞已来不及供应癌细胞增殖的速度，可比现在的膨胀经济发生不景气了。
以上说的生物与无生物是俗语，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生物与命物。万物皆赋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故虽如水石亦是生物。而命物则如动植物，能自己成长，这成长谓之命。水石虽是生物，但受既成的形体与环境的限制，而动植物则大大打破了此限制。维尔斯是在这从无机物进到有机物，亦即从生物进到命物中间一段的飞跃失败了，它自此永远不能成为命物，而亦不能回到原来的生物无机体，所以它要为邪祟。
命物进化到了人，人一旦开了大智慧，他可以悟得万物在其物质背后的真姿。如此乃更根本解脱了物质的限制，而进到了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境界，这才是《易经》说的“天下文明”，而人则是佛说的觉者。所以进化的程序又是从生物到命物，又到觉者。人原是从命物到觉者亦要经过一飞跃，那就是太古渡洪水时忽然刹那间开了妙识，悟得了一个“无”字，都是从这个“无”才发明了数学、音乐与轮，如此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这历史的发展的本干是在中国，但西洋的是旁枝，而现在膨胀经济到了这样子，全是物量主义，是表示了他们的人从命物到觉者，从有到无的悟识的飞跃到底完全失败了，所以也变为邪祟。
古希腊的数学者发见了无理数，这是西洋人第一次触着了无的问题，而不知所措。今世纪则是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触着了究极的自然的无的问题，他们更不知其故。
从“有”晓得“无”，需要一次知性的飞跃。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事。可是像维尔斯从生物到命物的飞跃失败一样，西洋诸民族在从命物到觉者的飞跃上失败了。于是物量主义的扩大经济像癌细胞的异常增殖，把一个民族的宗教、家庭、道德、感情的平衡，都急速的崩坏了。而现在是时间空间与地球资源都啦啦的瘦下去，来不及供应经济异常增产的要求了，遂致不景气，如癌肿的痛起来了。过去也有不景气，但是这次的不景气是最后。到来的死是核兵器战争。
自然界没有死，如动植物的所谓死不过是变化。惟有人工的东西失败了，如恶书画的线条才有死，再也不能变化。恶书画的线条死了便再也不能改正，也不能回到早先未学时。如维尔斯的不成有机物，亦不能回到飞跃失败前的无机物。自然界更没有一物是没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惟有人工的东西如塑料制品没有息，没有息即亦是没有意志。大凡机器制品都是没有生命的。本来，万物惟成为天地人三才的人能创造文物，而赋予生命，如天之赋予物以生命。但是人若在知性上的飞跃失败了，不能成为天地人三才的人，但又不能回到早先的野蛮人，这就像维尔斯的为邪祟。维尔斯破坏生命，现代人亦破坏地球的生命，连鸟类与蚯蚓都要灭绝。而最后是轮到自己灭绝。
本来，海洋与空气都有净化力，可是对现在的污染程度则不能了。
又如所谓死，本来是可还元为自然界的土壤，并可得解脱于人世的情操里的，可是像恶书画的线条的死那样的、现代物量主义社会的死机，则非自然界与人世所能对应的了。以前是到了人世无法处理时，尚有自然界可以处理，即是人世灭亡了，桑田还为沧海。但是现在自然界的力量亦对之无法处理了，此时惟有并这自然界亦被扫荡，而遇于究极的自然。此是核兵器大战的危机，与美国及日本气象台所说地球上冰河时期的洪水又将袭来的危机的所以然之故。
然而我们是在世界人类史上今天这样的时代，要来变革天命。
我们未知渡得过渡不过核兵器战争与洪水的劫数，但是我们要渡来试试。我们要从现实问题做起。
眼前事实的严重性，如较之军事国家主义更严重的产业国家主义的破坏文明，乃至破坏到地球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物的生存，以及核兵器战争及天变地异将袭来的危机，西洋人都已提出了警告，但是他们不知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何可以代替现在的做法。这问题是要由我们中国人来解答。
先是要把问题的根本所在，极明确的把来提出了。
欧美人今提出的只是些现象。他们提出了现代三恶（膨胀经济、社会福利、国民总雇佣），不知这三恶的总蒂是产国主义；且连这产国主义亦不过是现象的总蒂。这在世界史上，比奴隶社会更物质功利主义化得彻底，亦比军国主义更严重破坏了生活的平衡的现代产国主义，乃是结果，而非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洋人的知性荒失到了极端。文明的出发点是从人类悟得了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而西洋人是希腊时代对于无已惘然，现在他们更达一点惘然的思省都没有了，所以变成这样的物量主义，如佛说众生皆有佛性，惟有半马人没佛性，西洋人是像荷马史诗里的半马人。我们要提得出世界现状待解答的最根本问题，是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问题。
无的妙意，要对应今日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所发见的现象来说明，这我提出有大自然五基本法则：一、意志与息法则，大自然是有意志与息的，而意志同时亦即是息。二、阴阳法则。三、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的统一法则。四、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的统一法则。五、循环法则。
有的妙相的问题则要对应现在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物来说明。
这我也从孙先生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三项改革案：
一、确立知性的政治。政治是教化，是导民为之，不是政府代民为之。政制政事可以简化，而且可以是无为政治。
二、依《周礼》设立天官地官的原理，行政院相当于地官，另设立相当于天官的职官，同科学与音乐（包括文章及诸艺术），教民节气祭祀，正风俗。
三、经济要以农业为本，手工业为主体，而以机器工业为补助手段，以确立产业的性情，且亦不致生产不足。今时世界的机器生产力是过剩有余，不为不足，放在扩大浪费，应当节俭，而以此有余来复兴手工业。农业与手工业可使产业有生命，与生活全面的情绪相调和，而且与以涵养。
关于此点，张岳军先生曾赐教示，我有书面陈明如左：
我的这研究的结论，可把冈洁的数学上的发见的经验来譬喻，但是亦有不同。冈洁第一是先在当时到达到这里为止的多变量解析函数里发见了他人所未注意的三个中心问题，接着又明白了这三个问题原是一个山脉的形态。我也是先发见了问题，他人都未曾像我的把现代世界的一切问题归结为一个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问题。这不是西洋人所能提得出来，惟有我们东方人才能提得出来。于是来说问题的解答。冈洁是先把凡是有关这问题的、多变量解析函数的重要论文都读了，虽后来他所发见的解答方法并不是从那些论文来的，但若没有这些论文在先也是不行。
我提出的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问题，若非我曾读了有关此问题的《易经》与《周礼》等典籍，而像西洋人的没有前事可征，那是怎样也不可能发见答案的。
但是哲学与数学及物理学在发见上各各不同。数学上的发见完全是无中生出来的，所以可说都是顿悟的，没有渐悟。但是哲学的，尤其中国哲学上的发见是从无观有，又从有观无而得，所以也有渐悟，也有顿悟。再则数学上的发见可以不负造形及行动的责任，所以那发见即是一切。但是哲学上的发见，还有造形与行动的阶段与目标，虽然发见了答案是欢喜，同时也还是忧心悄悄。比方说现在来做不太迟了吗？还来得及对应就将到来的人类浩劫吗？
偕李氏去博物馆看电影放映美国近代画展，中间休息时一位画家讲演从写实派到印象派，再到新印象派，举出高更、梵谷、塞尚等人。我听完得了这样一个结论：画的意义不在乎画的什么东西，即不在乎如何表现所要画的目标，而只是在于画的手法自身。此与数学上的发见是为目标（问题的解答），两者有根本上的不同。革命宁是近于作画，并非思想上得了问题的答案即是达到了目标，而是更在乎思想自身的风动。今始知《红楼梦》里龄官她们说的：唱戏比起唱的内容，更在于听个喉咙，豁脱口齿。这真是一言道尽了礼乐之乐。
革命不但要有思想，还要是乐，才能使自己志气廉立。革命的行动自身是乐，远比革命的目标更是一切。
革命只有方向是定的，而目标则是途中生出来的。譬如一株草，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方向就一定是向上的，展开的，在阳光、空气、雨露里向上长，往横展开，至于要达成这样一个格局那是要等达成来看。又譬如为一篇好文章，标题是途中生出来的。革命的目标也像这样，不妨预先想好，但是途中会变，而且一定是变了出来更好的目标。曹操自说他做到今天的地位是始愿所不及，所以比起当丞相、封魏王、讨平汉末天下大乱时的群雄，毋宁他的人生的跌荡自喜是一切。书法是怎样的笔姿则自然会是怎样的结体。
文章亦然，革命亦然，把革命的知性豁开了，目标也会新鲜起来。
革命的风是知性的风，亦即是光，是知性的光辉熠熠。光辉熠熠是知性之动，亦即是知性之体，此外更无知性之体。知性即是动的，此所以知与行为一。禅僧最知此理，说是“老僧浑身作用”。
没有动的是知识，知识不过是知性之迹，故与行动成为个别的了。
而不与知性为一的行动，亦不成其为真的动，而只是像电影戏里静物的连续。真的动如中国日本印度的舞姿，是要修到了与知性为一，才有风采，有光辉。如日本的茶道剑道的每一动作都很美，亦是修到了魂胆，更魂胆修到了与知性为一。
现在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都可说是已经到了绝难的地步，非知识与实行力所能打开，只有革命才能打开。知性破千暗，革命的风动四方，乃如日出时的太阳风，吹动了山头的细草，吹动了千峦万壑与海滨都在明霞的光影刻刻变化移行里。革命的知性的风动，亦是如此的使历史的万机皆活。
偕李小姐在台北市走街，见地摊上挂有孙先生写的小条幅，第一句是“天下事不如意常十有八九”。已经走过了，还是想着要买它。这句话虽也是常言，但想象说这句话时的孙先生，与我现在的心事，那就是不同寻常了。
革命是先知先觉者唤起民众一同来做的事，所以孙先生当年的国民党人是士。可是中国独有的这士的传统，今在我们这边早被美国式教育彻底破坏了。我们今必要在文化人与青年学生中复苏士的自觉、士的志气。
虽然事情难可逆料，而且必定是天下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但那不如意，只当是造化小儿对我的不听话，或当作我对造化小儿的不听话也一样，是顽皮好了。有失败才是革命事业的未知，亦才是革命事业的可有未知的成功。
最难逆睹的是，我们来得及对应核兵器世界大战的人类浩劫吗？还有是自然界的大灾难。美国的与日本的气象台的警告：因为工业公害的缘故，致空气层所通过太阳的光热对地面的影响、及海水寒流暖流对南北极冰层的影响都变乱了，可能，就在这三数十年内袭来又一次冰河与洪水。世界现状已至没有了历史的成毁之机，其时是会有核兵器战争与洪水到来，根本把历史从地球上抹去的。
如果世界战争规模的核爆发了，则地球上的大洪水跟着即就会到来，也许洪水也洗涤不了那污染。
太古人类有渡过洪水的经验，这回我想中国人日本印度人大约可以度过核战争与洪水，不只是幸存，而还要是开创。但可能不可能全然未知。这未知是像高手作画的未知自己能不能，不是西洋哲学那种的不可知论。而西洋人又讲宿命论。佛教则讲无常。中国人的可是都不然，天命必是向于善的，但是有不连续与非对称，而“未知”则正是机的活泼，所以未知里出天幸。
最大的信是没有保证的。
太古时我们的祖先渡洪水完全没有保证，我们这回也是如此，此所以是生命的险绝。而生命就是在于险绝之机。
第26章
那一次是人类在渡洪水时豁然开了悟识，发明数学、天文、音乐、轮，开始了历史上真的文明，那就是新石器文明。但数学、天文、音乐、轮与新石器时代，不是可以作为目标来想象的，那些皆只是悟识的法姿，譬如绘画是在画者的手法，不在所画的对象。而自彼时以来至今已约一万二千年，人类也只有那一次是开了悟识。
我们这回面临着了最困难的问题，而且是来到了历史上最最险绝的关头——核兵器战争与洪水，前途甚至不可能来想象目标，顶多我们只能像绘画的先打个草稿，且这草稿也是打了又打，而及至画了起来却又很少依它，甚至完全是别的东西。因为一切都是在于机，而机是不可以打草稿的。
只有人能以知性的光与风使历史之机皆活，而这是要有人类第二次的开悟识，太古时的那一次是第一次。这不是哪几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的，是中国日本印度这几个民族的到了天绝地绝的绝境，忽然一齐都开了悟识了。而史上的先知先觉者，亦只有出自这一齐皆开了悟识的民族。
道机与禅机
“机”字是中国文明独自的悟得。此外惟日本人亦知喜爱此机字。印度人与西洋人皆不知机。
大自然之息动，而为阴阳，于是有机，印度人知息而不知阴阳，西洋人更连息亦不知，所以皆不知机。然草木无知，亦自生于天地节气的化机，西洋人虽不知机，他们亦还是应于历史之机而兴，机歇则灭。希腊文明，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十七世纪与今世纪初期的数学者、物理学与天文学者，如笛卡儿、牛顿、普兰克、爱因斯坦他们，皆有偃靡一世的风光，然而皆只如一年生的草而已。现在是他们的历史之机已歇了。过去如罗马帝国末期亦歇过，但皆没有像这次的是连历史的成毁之机都歇。
现在是西洋的做法掩盖了全世界，连我们这边的历史之机已几于歇了。但是懂得了，则人可以代造化创机。今日的世界现状惟有从我们这边来打开。
“机”字《易经》作“几”，《庄子》始作“机”，其后遍用于用兵及艺事，乃至生活的全面。皇帝印公文的玺曰“日理万机”。清末的文人更连西洋传入的machine亦译作机器。但手工织布的机杼尚有天机，machine是没有天机的，几时若能把machine也生在天机里，那就好了。机器不能使之有天机，但是可以使机器亦生在人世的天机里。可惜自宋儒以来书生多不知机，民国以来的文化人又以西学没有天机等云云，更废之不讲，转不如民间旧小说里每每道着机。
其实当初孔子作《易·系辞》，正是第一个指出“几”字。《论语》孔子在川上观流水之逝波，又闻雉雊而感欣时节，皆是说的此天机。孟子知诗，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说的“四方风动”一直被国父孙中山先生喜爱。孟子说志与气，说良知良能，说人性善，说是非之经与权。孟子最晓得历史之机。儒者不知机是自荀子始。
故自秦汉之际以来开创新朝者如刘邦与张良等遂皆是黄老，而其后如耶律楚材与姚广孝则是禅僧之徒。
儒生不可与创业，且连与之守成亦不足。
从来知《易经》者莫如孔孟与老庄这四位。孔孟重在人世方面，老庄重在自然方面，皆有其独自的发明；虽孟子很少言《易》，庄子亦只说过“易以道阴阳”一句，而老子则未有一言及于《易》。而《易经》言“知机”，犹未说明机之所以然，至老子始说明之，曰：“化而欲作”，几是动之始。庄子更曰：“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庄子更说明机是不连续的，非对称的，所以是未知。然而其中有信。人不可能知机，而是惟能人与机为一，与之为逍遥游。所以后世兵家、音乐家、文章家，皆与黄老同趣。
汉魏晋六朝与唐之士，多兼儒与黄老，所以活泼，自宋以后，士专于儒，儒专于理学，儒迂而老庄之学亦随之衰，代起者乃是禅宗。惟禅僧不受儒之牵累。
佛教在印度惟说佛法的本体、觉与修行，传到中国始说佛法之动为机，觉亦是机，修行是应机于现前。这是受老庄的影响，尤其是受庄子的影响多，所以禅僧在宋元明之际能得时代气候。但是禅宗知感机应机而不知创机，故其流不长，明以后就衰歇了。禅宗倒是在日本长荣，往昔是依托于战国武士，后来是依托于茶道剑道。
禅宗因为不能创机，不及老庄的能自己造形（行为的与器物的）。
但是禅僧亦实在了不起。那都是绝世聪明人。只是他们像未出嫁的姑娘，自己尚未成家立业。我翻开《碧岩录》来读时，可比雨中隔着柳阴花阴，听垣内语声笑声。《红楼梦》里晴雯袭人一干丫头，见暑天急雨，庭中水溢成河，她们关了院门在廊下戏水，无禁忌的拍手喜笑，外面宝玉打门也不听见，等到袭人听见了去开门，宝玉也不看清是谁就一抬脚踢着她胁骨上，现在亦来开门的不管是马祖临济雪窦，先挨我一脚。
却说达摩西来，这就是多此一举，无端端的生事惹非。但文明的历史就是多事多出来的。但这层道理达摩不及中国人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