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孔颖达毛诗正义释诗序“诗有六义”云：“太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彼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谕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白居易随时吐露“美” “刺”“规”
“讽”的字样，再三再四的提到“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知他所谓六义，同于孔颖达的解释，也是承用汉人的说法，不是承用六朝人的说法。惟其“言者无罪”，所以能“泄导人情”；惟其“闻者足诫”，所以能“补察时政”。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莫备。
而独推崇杜甫，已引在第一节，兹不复述。白居易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而可举者只有陈子昂鲍防及杜甫，也引在第一节，也不复述。至杜甫与李白的比较评价，他俩都崇杜卑李。但白居易的卑李，是因为“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元稹则卑其不及杜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这是因为他俩虽是最好的朋友，又同是社会诗人，同是社会诗论家，但二人相较，则白更重诗的社会使命，元更重诗的声韵之美，所以称赞点微有不同。但“排比声韵”指声韵之美， “铺陈终始”仍指社会使命也。
○四 乐府论
元更重诗的声韵之美，也不是不计及诗的社会使命；白更重诗的社会使命，也不是不计及诗的声韵之美。他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不是不要“宫律”与“文字”，而是不要“宫律高”与“文字奇”。所以他的诗的四要素有 “苗言”与“华声”。所以他重视乐府，作新乐府五十首，自序云：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七函一册三卷）
很坦白的说是在利用乐府的体裁，制作社会的诗歌。为什么要利用乐府体裁，因为乐府有宫律之美，感人心的力量较徒诗更大。既取其感人心的力量更大，当然也欲其感人心的范围更广，所以要“其体顺而肆”。“顺而肆”就是有“宫律”
而不“高”的具体标准。
元穑重声韵之美，当然更重视乐府，作乐府古题十九首、和李棱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及其他乐府若干首。乐府古题序云：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淮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
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而纂撰者，由 “诗”
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刘补阙之，乐府启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已明矣。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名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铺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诗同异之意焉。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云：
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我们应当提出的，是：元稹也同于白居易，也是在利用乐府的体裁，制作社会的诗歌。所以一则说诗流二十四名。“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再则说， “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之代人”。三则说沿袭古题，“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四则说“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者，余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其次是：元稹的对于乐府确比白居易更有研究，这大概因为他的对声韵较白居易更为重视。他在乐府古题序里阐明了两个问题：
一、歌诗之异。歌是“由乐以定词”的。换言之，就是先有乐谱，然后再依谱作词；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种，是也。诗有两种，一是曾经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经入乐的诗是“选词以配乐”。换言之，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依词制谱。这一种我们可以名之为“乐诗”。未曾入乐的诗，各家诗集里多得很，无须举例，亦无须说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诗”。乐诗徒诗都有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种，编乐府者往往一律编入，由是误收许多徒诗，如“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这是就古乐府而言。至唐代乐府则可分为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种。古题乐府有的沿袭古题，有的寓意古题；新题乐府则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过无论古题乐府或新题乐府，都是“诗”，不是“歌”。所以称寓意古题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称杜甫作品特标明“诗人”，称刘猛李余乐府特加一“诗”字，称为“古乐府诗”。
二、乐府起源。引刘补阙云，“乐府启于汉魏”。他则据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流波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说”不于汉魏而后始“。
但这些作品都始见琴操，琴操乃后人伪书（详四库全书提要），不足为据。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云：
“乐府之名，盖始于此。”知刘补阙说是对的，元稹说是错的。
实则不只他的乐府起源说是错的，他的解释歌诗之异也有错的地方，如说歌是“由乐以定词”的，当然不错，但拉入谣讴便错了；因为谣讴的入乐和诗一样，也是“选词以配乐”的。不过元稹以前的论述乐府者，如各史的礼乐志、乐志，或音乐志，率视为国家的典章制度；就是专门论述乐府的书，如王僧虔技录，释智匠（一作丘）古今乐录（二书已亡，郭茂倩乐府诗集有征引）、刘饣束乐府解题、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大半重在考察制度，撮提辞意，棱雠字句，很少有人当作一种文学研究；有之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乐府篇，但也不及元稹的分析详密，立论精辟，所以允为一篇值得推崇的乐府理论文字。
○五 通俗与次韵
元稹比白居易更重视声韵，所以不惟对乐府更有研究，对其他诗歌也更求韵切，由是创立次韵。白居易比元穑重视社会使命，所以不惟作乐府更要“辞质而径”，作其他诗文，也更要“辞质而径”。彭乘墨客挥犀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虽是未必可信的故事，但白居易的诗歌的比较通俗，是尽人皆知的。策林六十八云：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事安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ぁ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欤！
黜辞藻，奖质野，当然都是力求通俗了。
元稹的创立次韵，见他的上令狐相公诗启云：
以为律体卑Φ，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尝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自远；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间多有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生，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
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献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湘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
不过通俗虽为白居易所提倡，元稹也乐于附和，所以他的改革律体的目标是“思深语近”，而未流之弊也就至于“支离褊浅”。次韵虽为元稹所创立，白居易也乐于附和，他的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云：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其间瘀絮四百字，东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壤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旁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今足不果用所长，过蒙见窘。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诗七函五册二十二卷）
又因继集重序云：
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就，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来！”盖示余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即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办耶？抑又不知鼓衰气竭，自此为迁延之役耶？进退唯命。
微之，微之，走与足下和答之多，从古未有。足下虽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头矣，竟不能舍章句，抛笔砚，何癖习如此之甚欤！而又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谑，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忽恐足下懒发，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戏之者，殊为巾帼之挑耳。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宜橐弓匣刃，彼此与心休息乎？（文六七五）
通俗就是“描言”，韵律就是“华声”。因为他俩的诗歌是“描言”的，不是掉弄辞藻的，所以一般人容易了解；因为他俩的诗歌是“华声”的，不是诘屈聱牙的，所以一般人爱好所唱。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论、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者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文六五三）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由一般人的喜爱和巴蜀江楚间洎长安少年的仿效，可以知通俗与声韵的收效之大了。
○六 触忌与退转
他俩所提倡并创作的诗歌是“实义”的，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
的，当然要讽刺。自他俩看来，“言者无罪，闻者足以诫”，但当政者却是“闻者不诫，言者当罪”。他俩的诗歌如不甚风行，也便罢了，偏偏的他俩又知道借用通俗与声韵──就是“描言”与“华声”的方法，使他俩的讽刺诗，“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当然更要被当政者恨之刺骨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因踬若此。
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寄唐生亦云：
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琴澹音声稀。不惧权家怒，亦任亲朋议。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伤唐衢二首之二亦云：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白居易因诗获谴，元稹疚独不然？所以上令狐相公诗启云：“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又云：“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试。及有罪谴弃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以文字有闻于人矣。”至令他不敢承认爱好文章，则他饱受文章之累可知。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称元稹拜监察御史，劾奏了几位官员，“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量移通州司马”。同上白居易传称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开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事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实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江州司马。”自然他俩的贬谪，不是直接的由于倡导讽谏诗，但与倡导讽谏诗有关。一则元稹的劾奏，白居易的谏诤，和倡导讽谏诗同一出发点。二则因倡导讽谏诗所以更得罪“执政”，伺机贬斥。
无情的贬谪，使他俩认识了执政的厉害，认识了时政的不容人补察，由于个人的势小力微，不敢再倡导社会诗了。为了保全性命，只有退转的一个方法，由是元稹转于艳情，白居易转于闲适。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云：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则已，若悔于此，则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悟于妄，则宜归于真也。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竺得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返乎？将安归乎？今所知者，其章旨卒（一作卒章指）归于此。
夫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悔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到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固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亦犹法华经序火宅渴化城，维摩经入舍过酒肆之义也。（诗七函三册十四卷）
此最足以显示二人对社会冷淡以后的分途逃避，元则“梦游春”，白则“宗梵行”。“服儒风”是“兼济天下”，“宗梵行”是“独善其身”。白居易早年见到 “人病”“时阙”，由是欲“兼济天下”，由是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年以后，因为为时而著的文章和为事而作的歌诗，招尤获谴，不得不设法“独善其身”，而歌诗的理论，遂转于“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序洛诗序云：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困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
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时矣。予不佞，喜文嗜诗，自幼及老，著诗数千首，以其多也，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诗流，虽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数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数奇命薄之士，亦有余矣。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罗饥寒。此一乐也。
太和二年，诏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归落，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部。居二年，就领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明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曰，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也，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俊夫采诗者。（文六七五）
早年力主“眩┷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晚年的咏歌也“集而序之，以俊夫采诗者”。惟早年的提倡采诗，目的是“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借使天子“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晚年的“俊夫采诗者”，目的是使后人“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就当时的实在情形而论，太和的社会政治更逊于元和，但在元和时候，则谓“人病”须“救济”，“时阙”须“裨补”，由是诗歌也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到太和时候反认为是“理世”可以“闲居”，由是谓“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白居易也未必不知这是一种“饰词”，但既不能“达则兼济天下”，只好“穷则独善其身”；“讽谕诗”既招尤获谴，只好作“闲适诗”了。
既然放弃“讽谕诗”，改作“闲适诗”，由是早年诋为“偏放于田园”的陶渊明和“多溺于山水”的谢灵运，变为最崇奉的诗人。晚年自号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传云：
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文六八○）
题浔阳楼云。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元。（诗七函二册七卷）
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云：
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赖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诗七函一册五卷）
又作访陶公旧宅，序云：
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粟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七函二册七卷）至早年所最崇奉的陈子昂杜甫，却已弃不复道了。
元稹的转于绝情，除了前述梦游春诗以外，白居易还有和答诗十首，序云：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诗一轴，致于执事，凡二十章，率有兴比；淫文艳语，无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讽读，且以遣日时，消忧懑，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诗七函一册二卷）
由白居易奉诗的“淫文艳语，无一字焉，”知元稹的已转于“淫文艳语”。
可惜元稹的诗文已有亡佚，连梦游春诗都无从觅阅，否则关于他的退转，也许有更直接、更珍贵的材料。
在这里，应有两点补充：
一是他俩的退转基于基谪，也基于宿缘。旧唐书白居易传云：“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所以他能一面“服儒风”，一面“宗梵行”。在未贬谪以前，以为可以“兼济天下”，由是偏重“服儒风”，偏重“服儒风”的诗歌自然偏重“讽谕”。既遭贬谪之后，知道不能“兼济天下”
只好“独善其身”，由是偏重“宗梵行”偏重“宗梵行”的诗歌自然偏重“闲适”。
但未贬谪以前，也于“服儒风”之外，又“宗梵行”，也于讽谕诗外，又有闲适诗，不过不似贬谪以后的偏重“闲适”诗，放弃讽谕而已。元稹有会真记传奇，述张君瑞崔莺莺恋爱故事，宋人王钅至会真记辨证谓张君瑞即元稹化身，梦游春诗正是这段恋爱的回忆，范摅云溪友议载元稹使蜀，爱恋名妓薛涛，及廉问浙东，又爱恋歌妓刘采春，都有诗歌赠贻。又载“初娶京兆韦氏，字蕙业，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佳偶。”可见他很早就有艳情姻缘，艳情诗歌。谪通州以后，叙诗寄乐天书云：“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则安能保持万全，与足下必复京辇，以须他日立言事之验耶？”立言立事的志趣既已灰冷，艳情的回忆遂益复炽热，当然要放弃讽谕诗，大作艳情诗了。
二是元稹转于艳情，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转于闲适；白居易转于闲适，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转于艳情。旧唐书元稹传载长庆四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辞幕职皆当世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得多，至今称兰亭绝唱。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同上白居易传云：“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冯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
家妓有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所以元稹也偶有闲适诗，白居易也偶有艳情诗；不过元稹的诗多艳情，白居易的诗多闲适罢了。
○七 自我批评与自选诗集
闲适艳情是诗的内容，至诗的形式，他俩本提倡通俗与声韵；通俗与声韵便于作讽谕诗，也便于作闲适诗和艳情诗，所以无庸改变。他俩的这种以闲适艳情为内容，以通俗声韵为形式的诗，领导了大部分的作家，招来了不少的评击。如稍后的杜牧便引李戡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详五篇一章三节）实则他俩自己已有批评。白居易与元九书云：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诗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又云：
仆又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害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
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又和答诗十首序云：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
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时，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诗七函一册二卷）
二文都是白居易所作，但既云，“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可见元稹也是文繁的自我批评。至于“艳”，白居易似乎也不甚赞成，所以他奉诗元稹， “淫文艳语，无一字焉”，冀以张元稹的直气，扶元稹的壮心（详六节）。“纤”
则他俩似认为乃他人的仿效不善之病，所以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慨叹江湘新进小生的仿效他俩的作品，至于支离褊浅（详五节）。总之，他俩所矜重的并不在此，而在讽谕诗与闲适诗──元稹只矜重讽谕诗。白居易并矜重闲适诗。
元稹的只矜重讽谕诗和白居易的并矜重闲适诗，还可以取证于他俩的自选诗集，元稹尝自选杂诗十卷，进诗状云：
臣九岁学诗，少经贫贱，十年谪宦，备极凄惶，凡所为文，多用感激。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友朋戏投，或因悲欢自遣，既无六义，皆出一时，词旨繁芜，倍增惭恐（文六五一）
又集自十六时至元和七年的诗八百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叙诗寄乐天书云：
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
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
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
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
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
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与流者，为“律讽”。
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缩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古”“今”，又两体。
可见他所矜重的只是“稍存寄兴”的古讽、乐讽、律讽诸讽谕诗，至“悲欢自遣”的悼亡和艳诗，他自己说“倍增惭恐”。
白居易自选他的诗分为四类，与元九书云：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又有事务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又言分类的旨趣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
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诠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散文者，略之可也。
可见他所矜重的是讽谕诗和闲适诗，至杂律诗“非平生所尚”，很希望后人为他编集者去掉，则仿效者的致于生出流弊，更非他所愿也。
●第五章 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
○一 唐初史学之盛
唐初大乎修史。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传，载德尝从容言于高祖云：
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代，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高祖于是诏令：“中书令萧、给事中王敬业、著作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
可惜“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至“贞观三年（六二九），太宗复刺修撰，乃令（令狐）德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在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
（以上并据令狐德传）
唐初所修诸史，除梁陈齐周隋以外，还有恶书。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载玄龄于贞观十八年（六四四），“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无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
至私家著述，“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时所称。”（令狐德传）而李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第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旧唐书卷七十三李延寿传）后来也列为正史。
史书是包罗万有的，文学自也在论叙之列，而我们的文字批评史上，自然也要叙述他们对文学的意见了。
○二 文学为政治工具说
史学家历览古今成败兴衰，其立论颇易侧重“致用”，对于文学亦然。作汉书的班固称赋的价值，是“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详二篇三章六节）。
作宋略的裴子野说宋以后的诗赋，“淫文破典，斐尔无功”（详三篇一章七节）。
固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但也与他俩是史学家有关。此外如作梁典的何之元（？
～五九三），在艳丽文学盛识的陈代，批评梁简文帝的文学云：“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政忽（疑误），壮夫不为，人君焉用？”（梁典总论，全陈文卷五）
除了因为他是史学家外，一时还找不出别方面的原因。
至唐初的修史，高祖诏令，首调：“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末又云：“务加详，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本此意以论文学，则文学当然是政治的工具了。魏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云：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文。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天纬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 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泽，百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序亦云：
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善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
隋书极力称赞文之“用”，谓“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
可见是以文为政治的工具。至梁书更毫不客气的谓文之功用，在“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善恶。”汉末魏初，曹丕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业，”
但他的意旨，似乎重在提出文章的价值（详三篇一章三节），与此纯视为政治工具者不同；自然此纯视为政治工具的学说，未必不受曹丕说的影响。
○三 艳丽之毒
文学既是政治的工具，则如不能襄助政治，而反妨害政治，当然要加以摈斥。
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本纪云：
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薄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锺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
又引魏徵云：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梁书卷六敬帝纪亦引魏徵云；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
......其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戒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雠；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复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
魏徵谓“淫丽之文”，直接可以助促亡国；姚思廉谓淫于文学，间接可使“朝经堕废”。总之淫丽之文，是政治的蟊贼，国家的蠹虫。
这样，自然要拼命的反对“淫丽之文”了。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验，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采之）
又群书治要序亦云：
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宠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反，殊涂同致。虽辨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文一四一，又连筠移业书本本书）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亦云：
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百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令狐德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论亦云：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验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访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徒嗤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褒庾信的作品，不一定都是“轻险”的、“淫放”的，而唐初的史学家则认为是“轻险”“淫放”而反对之、唾骂之。就其批评王庾而言，固有认识不清的错误；就其对于文学的主张而言，则由这种认识不清的错误，更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轻险”“淫放”的痛下攻击了。
○四 折中的文学论
不过史学家究竟是总览古今成败的，以故他们的见解，固然偏重事功，但大体说来，还算宏通，他们反对“轻险”“淫放”的文学，但也不赞成质俚无文。
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云：
暨永明天蓝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济阴温子，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真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采之）
这纯粹是一种折中论。令狐德谓庾信为“词赋之罪人”，但同时也反对苏绰等的质朴。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传、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李延行北史文苑传序亦采之）
也是折中论者。那未究竟要怎样的文学呢？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控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
他们知道文学是感情的产物，不惟令狐德说：“文章之作，本乎情性。”
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也说：“文之所起，情发于中。”（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亦采之）但他们所谓情性，和齐梁时代的所谓性情不同。令狐德理想的文学，要“旨深”“理当”，知其所谓“情”和“旨”“理”有关。李百药云：“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则情几乎无所不包了。乾脆的说，他们所谓情，就是理；不过不是死佯佯的说理，而使理感情化罢了。
○五 天才与学力
不只文学观采取折中主义，同样对于创作论也采取折中主义──不忽视天才，也不忽视学力，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云：
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ゼ黼黻于生知，问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这是推崇天才了。
但接云：
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伏膺无怠，钻研斯切，驰鹜胜流，周旋益友，︹学广其闻见，专心屏于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己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论也：“人多不︹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
又谓勤能补拙，学可移质。不过审其语意，似谓尤重于学，必有相当的才，而后学始有济；假使其笨如“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虽“至精久习”，亦不能成功。
李百药不忽视天才，亦不忽视学历，而谓必有相当的才，学始有济。李延寿则对于天才与学力，虽未明白论列，但也似不忽视天才，亦不忽视学力，而谓纵有天才，终赖学力。他于南史文苑传论云：
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或未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
这虽是平淡无奇之论，但我们找不到可以****的理由。的确一个文学家，必有相当的天才，同时也必有相当的学力。史学家纵览古今，横观各派，虽然不能不受阶级局限，但一般地说，他们的见解是由归纳得来，平淡是其所短，宏通是其所长，对各种学术事业的批评大抵如此，文学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六 文学史观
史学家文论之最应注意者，不在文学观及文学方法，而在文学史观。因他们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学批评家，以故他们的文学观与文学方法虽宏通不颇，而平淡无奇。他们的史学家，以故他们的文学史观，比一般的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较有见解。纯粹的文学家及一部分的文学批评家，其对于文学的观察，往往是“横剖面”的，只注意好坏的价值，不注意历史的因素，是静止的批判，不是变动的探讨。史学家历览古今，则是“纵剖面”的，由古今的不同，而探求前后的转变。
对文学之作历史的观察与论次者，至著汉书的班固，才比较可观。汉书艺文志试赋略云：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同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故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抉矣。
他谓赋源于诗，固不甚正确（详二篇三章七节），但知注重历史的转变，较过去之只作“横剖面”的评论者，实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自然历史观完成于历史，假使班固生在商周以前，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历史观的。但不出于并时的他人，而独出于班固，与他是史学家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班固以后，以诗序，虽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但没有对文学作历史的论次（详二篇一章三节）；如文章流别志论，虽注意各种文体的演变，但未论全部文学的历史（详三篇三章六节）。对全部文学作历史的论次者，又恰巧出于作宋书的沈约，再有便是震古烁今的论文专家刘勰。（论诗专家锺嵘曾论五言诗的历史）刘勰之说，已在第三篇第八章第六节叙次，今不复述。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云传论云：
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困，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芫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虽高踪，久无嗣响。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
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
有晋只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
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上德，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
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叙平子云，“文以情变”；叙汉魏云，“文体三变”；元康时的潘陆，是“律异班贾，体变曹王”；晋末文学，是“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逐处都是占在“变”的观点，以叙次各代文学的变迁。
沈约知道文学之历史的转变。而不知转变的原因。同时的刘勰，谓转变的原因，由于政治，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称，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详三篇八章六节）。唐初史学家继之，由是完成一种政治史观。隋唐经籍志集部序云：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衽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觉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痢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纷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迭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
自宋齐的“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变为梁朝的“宫体”，由于梁简文帝的“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周的文学式微，由于 “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隋代的“草泽怨刺”，由于“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迭相摈压。”总之每次的转变，都与政治有关。
同书文学传序云：“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
又谓“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化者宜于咏歌”（详四节）。又谓梁代文学，因为“简文湘东，启其淫放，”由是“词尚轻险，情多哀思”（详三节）。然后接叙周隋云：
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隋）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斩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开。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
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正焉。
其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虽未指明出于君主的提倡，然归之于士大夫的领导；至梁周的浮艳，隋代的斩为朴，则皆鲜明的谓由于君主的好尚不同，可见也同于经籍志的意见，也是政治史观。
此外若令孤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此钞周书），其对文学之史的叙述，更详于隋唐，而其历史观也是政治的观念论者，为省篇幅起见。不一一征论了。
○七 史与文
在周秦两汉，史与文是营共同生活的，而且是亲爱之极，凝成一体。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韩非子难言篇亦云：“捷敏辨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可见文史不分。汉代以“文学”括示学术，以“文章”括示文学，而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云“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详二篇二章三节）。史学家司马迁，校旧家刘向，居然与司马相如王褒同以文章见称，足征史与文仍不分家。这种观念，到魏初犹然，所以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云：“能述文著作，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详三篇一章一节）
到六朝、六日趋于词彩华美，吟咏性情；史因载言记事，不能随文转变。当然这时的史也较以前重辞藻，但究不及这时的文的更重辞藻；至实质之一主记事，一主缘情，更绝不相同。嗜趣既殊，自容易弄得感情破裂，由是不复能继续同居，而宣告离异。宋文帝立四学，除以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外，又以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由是史与文的离异，有了天子作证。梁昭明撰文选，屏史于文外，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编翰，亦已不同。” 由是史与文的离异，又得到太子的判词。从此直至唐初，虽两情脉脉，而和好殊难。刘知几史通才篇云：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尤工复语，虑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沈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舛，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悔。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ヱㄤ，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又极力诋斥徐孝穆的“有志梁史”，说：“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盖史之最主要的作用在记事及载言，文之最主要的作用在载道或缘情。载道则文尚简易，缘情则词贵华密。简易载道，则与史相近，故文史合流。华密缘情，则与史甚远，故文史分家。然文之与史，本相关联，故载道之文，固往往取法于史；而华密之文，亦可使史受影响。不过前者关系甚切，如营共同生活；后者距离较远，似乎反目别居而已。就时代而分，周秦两汉，文史合流，六朝则文史分家，至唐代古文家起，又取法于史，于是又由分而合。前者的转变在魏晋，后者的转变在唐初，所以刘知几犹反对以文为史，而稍后的古文家则又以史为文了。
○八 史传文的批评
史之志趣，本应完全置重于记事载言，无奈据传说，孔子之作春秋，是在“寓褒贬，别善恶”的，由是后来的史书，亦泰半于记事载言以外，又加上“寓褒贬，别善恶”的任务；而评史者，亦遂以此定史书的好坏。但此与文的关系甚浅，兹可从略。至评论史之文者，如班彪论司马迁史记云：
采轻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知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四十五，班彪传）又云：
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情，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同上）
案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云：“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则班彪对于史记的赞美本之刘向杨雄。至对于史记的指摘，传赞亦云：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假设是出于班固，不是出于班彪，则班固的指摘较班彪更甚，原恕的程度亦更深。
班彪父子对于史记虽有挑剔，但究竟推为良史，同时他们的汉书，也确是史记后的第一部史书。就文章而言，史记较简，汉书较繁。晋代的张辅论班马优劣，谓班不及马者三点，关于文章的一点，是：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晋代犹有周汉尚简的余风，所以张铺称赞史记的“辞约而事举”。同时干宝也赞美左丘明的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见晋纪左传家）。至宋代则渐趋繁密，所以作后汉书的范晔极力赞美汉书的文字详赡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固文瞻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论）
又云：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列，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狱中与诸甥至书）
至唐代又返于简约，故对于史传文的见解，亦遂略同于恶，而大殊于宋。史学专家刘知几就是主张“翦截浮词”的，俊下节详述，兹姑不论。其余诸人，偶言及史，亦率主简易。如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云：
臣闻古者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举其大略，前书之议备矣。孔圣没而微言绝，暴秦兴而挟书罪，虽战国遗策旧章，乱于从横；汉臣著纪新体，互纷于表志。
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浅者其意烦，岂圣人存易简之旨，尽芟夷之义也。（文三二二）
张守节上史记正义序亦云：
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比之春秋，言辞古质；方之两汉，文省理幽。（文三九七）
司马贞补史记序也称赞史记云：
事广而文局，词质而理畅，斯亦尽美矣！（文四○二）
裴光庭请修续春秋表也菲薄晋书云：
文词繁冗，穿凿多门。（文二九九）
文尚简易的时候，则对于史传文也主简易；文尚繁密的时候，则对于史传文也主繁密；史与文的关系，于此更可以窥见梗概了。
○九 刘知几的意见
刘知几的史通，其论史而及于史之文者，最要的有四点一、繁简──刘知几前后之一般的评史者，对此问题，亦率有相当的意见发表，至刘知几的意见，则主张删繁从简。浮词篇云：
昔夫子断唐战，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词，撮其机要，改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又点烦篇：“钞自古史传文，有烦者皆以笔点其烦（一无烦字）上。”谓：“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但对于干宝之独美左传，谓其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张辅之崇马卑班，谓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则认为都是皮相之言。烦省篇云：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又云：
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义止面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断。
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嗤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只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勾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而议者苟嗤沈箫之所纪，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
由此知他主张删繁从简，但繁简的标准，并不能笼笼统统的以年代与文字为比例。烦省篇又云：
要其字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不妄载，不阙书，都是取材问题；至修辞的繁简，浮词篇云：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纪，名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则刘知几所提倡的简，不是“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之多少，”而是要去浮词。所以叙事篇云：“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又列举“文约事丰”
的具体方法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
“毕略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上四种是结构方面的简约法；至字句方面的简约法，叙事篇云：
又叙事之省，其法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省句的例子，如：
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相反的如：
梁（原作公羊，依浦注校改）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名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类句也。
省字的例子，如：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相反的如：
汉书张苍传云：“老年口中无齿。”盖於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
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此种简约说的提出，固由于修正干宝张辅一班人的浮浅的简约说，而最大的因素，则在矫正六朝以来的以骈文作史，所以才篇极力反对文人修史，叙事篇又力诋班马以降的“中道陵夷”，说：“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在刘知几看来，固然“史之为务，必借于文”
（叙事篇）；“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载文篇）。故“五经以降，三史而往，”
皆“以文叙事”。但“今之作者，......则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经事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叙事篇）。由是不能不特别提倡简约，胪举简约的方法。
不过以骈文修史，固伤繁芜；以古文修史，亦伤虚伪。杂说中云：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剌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
又杂说下诋周史的“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辩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施诸实录则不可矣。”然则刘知几的意思，以为史必借于文，但只能“以文叙事”，不能“以事就文”；以事就骈文固然不好，以事就古文也一样不好。
二、语文──六朝以降的以文为史，不惟有繁芜之弊，且有改语为文之弊。
言语篇云：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采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天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他不惟指出记当时口语用古文之过失。
而且指出这种过失的原因是由于时代观念的错误：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曰：
“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后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同上）
不过刘知几虽能戳破楚汉古文的纸老虎，却震骇于战国以前的古文的纸老虎，谓“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诸？
至如‘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独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言语篇）实则也是当时的“流俗鄙俚之说”，不过“春秋世隔，事已成古，已古者即谓其文”耳。
三、摸拟──天地间没有不含摸拟的创作，特别是史书本来“以述为作”，所以摸拟尤不能免。摸拟篇云：
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貌同而心异者，如谯周古史考拟春秋，书“秦杀其大夫李斯”；干宝晋纪拟春秋，书“葬我某皇帝”之类。昧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之义，“编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至貌异而心同者，“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如“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又“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述索卢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浦云二字疑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四、虚实与曲直──史文尚直，万古如斯，刘知几亦极力提倡直，反对虚。
载文篇云：
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考此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失形，而言必凭虚。失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但“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则贼臣逆之，淫君乱主，安能不威迫利诱，使之不能直书。固然“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篇）。但‘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不畏乎？“（全唐文卷二十四，上萧至忠论史书）由是”直书“之史极少，”曲笔“（史通有直书篇，又有曲笔篇）
之文极多。真的”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曲笔篇）后来所谓”微词“的笔法，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吧！
●第六章 早期的古文论
○一 古文的兴起
古文不始于韩柳，而成于韩柳，所以现在称韩柳以前的古文为”早期的古文“，其文论为”早期的古文论“。
古文的兴起，陈振孙以为始于他的贵华宗子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董以为始于元结（广州书跋磨崖碑），胡应麟以为始于李华萧颖士（少室山房笔从，九流绪论卷中），赵翼以为始于姚察（二十二史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又以为始于独孤及（同书卷二十，古文不始于韩柳条）。实则还可以上推一百多年，因为苏绰已经在西魏之末（约五五○年前后），仿尚书作大诰了，柳虬也在那时作文质论，以思调和今文古文之争了（详三篇十章二节）。刘知几史通杂说中云：
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刺朝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观刘知几说，知魏末周初的仿古为文，已形成一时的风尚；观柳虬谓”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引见三篇十章二节），知苏绰及其附和者已打出”古文“的旗帜来了。
后来首先反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谔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
以常理论，刘勰主”原道“”征圣“”宗经“，应当是唐代古文的领导者。
然以鄙见所知，称论其书者，只有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和刘知几史通自叙，真正宗经载道的古文家，反绝少论及。自然我不敢说唐代的古文家都没有读过文心雕龙，但漠视似是事实。这也足以证明他们继承的是北朝系统，对南朝只是一味的攻击；所以与他们同调的刘勰，也遭了”池鱼之殃“，不能打动他们的注意与同情。
○二 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
任何学术的发生都应了社会的需要，任何学术的过分的发展，又率流于窳败，而失去与社会的平衡，形成改革的对象。六朝的繁密缘情的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产生，这样的滋长，又这样的被人扬弃。在齐梁，如刘勰裴子野梁元帝诸人，已对之相当不满；但他们自诊己病，当然多所蒙讳，不能彻底改革。北朝则不同了，繁密缘情的文学，他们似乎始终没有正式的接受。当南朝疯狂的创造繁密缘情的文学的时候，北朝的苏绰已提倡古文了，魏收已提倡有用之文了，杨遵彦与颜之推已反对文人无行，提倡宗经载道之文了（详三篇十章各节）。一旦南北统一，南朝文学和他们发生了直接关系，固然一方面可以如隋书文学传序所云：
“周氏吞并梁荆，此风（南朝文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但另一方面此种格格不入的文学的袭入，适足作了他们的试金石，使他们由反对此种文学，更充实他们的古文文学。隋文帝的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有司治罪”（李鹗上书文），便是这种情形之下的当然措置；而李鹗的上文帝论文体轻薄书，也是这种情形之下的当然产品：
臣闻古先......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惭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诗。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动续，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偏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
李谔攻击六朝文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稍后的王通（五八四～六一八）
则又由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六朝文人。他的文中子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刘）孝绰兄弟，了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然独称赞颜延之、王俭、任，谓“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又称赞曹植，谓“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则其攻击六朝文人，实因不满意六朝文人的傲诞贪怨，淫治繁碎，假使“约以则”，或“深以典”，则不惟不攻击，而且赞扬。所以房玄龄问文，他答以：“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以上亦事君篇）而内史薛公向他说：“吾文章可谓淫溺矣。”他便离席而拜曰：
“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述史篇）
“约以则”或“约以达”是所提倡的“古之文”的形式，至实质则是以理义化民：
子曰：“（杨）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苏）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李）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所以忧也！”（王道篇）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天地篇）
又推重陈寿范宁，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削异端；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天地篇）。房玄龄问史，他告以“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事君篇）。史文本有密切关联，特别是所谓古文，本是宗经学史，则由王通的评史，也可以知其评文了。
不过以理义化民的文论，李谔上文帝论文体轻薄书也已启其端绪。其言云：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但李谔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谔在先，故所言甚简；王通在后，故所言较详。一由于李谔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书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则是以道统自负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论当然要比较深刻。
○三 唐初四杰的反对淫巧文
四杰中，骆宾王（约六四○～？）无论文之言，但既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三人为文友，志趣又很相近，则其对文学的意见，当然不甚相远：故兹以四杰并论。
有的人说批评是创作的尾随者，就文学的部类而言，似有点相象（并不全是如此）；就文学的兴革而言，则绝对相反。批评之尾随创作，真是追踪而至；创作之尾随批评，则有时瞠乎落后。这因为批评是一种意见，社会转变，它马上可以随之转变；创作则需要长时间的修养，不能一蹴而至，因亦不能一蹴而变。职此之故，所以李谔的用六朝文体的文学以攻击六朝文体，唐初四杰的一方面创作轻薄淫巧的文学，一方面又攻击轻薄淫巧的文学，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不必奇异了。
称为六朝文，是以时代名，如提示内容，则可名之为“淫巧文”。李谔王通距六朝甚近，盖可以亲见六朝文的坏影响，所以特别提出并攻击六朝的文学与文人。四杰距六朝较远，不能亲见六朝文的坏影响，而只感觉到社会上下需要象六朝那样的轻薄淫巧之文，所以由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一切淫巧文。杨炯王勃集序云：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立焉，立言以重其范。
......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黾勉大猷，未忝前载。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邱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会时沿革，循古抑扬，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文一九一）
又赞美王勃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说：“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同上）又称述王勃之对于改革文学的志趣，是：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同（上）王勃自己亦云：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文一八○，上吏部裴侍郎启）
又云：
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词讼，耻为君子；武皇载出篇章，仅称往事，不其然乎！
（文一八二，平台秘略论十首，文艺三）
他们攻击纤微雕刻、缘情体物的文学；慨叹“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力主为文须“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俾“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
“蹈前贤之未识，探先圣之不言，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杨炯王勃集序）知他们在希望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裴行俭说他们“华而不实”（见文二二八，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新唐书文艺传序也说：“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故王杨为之霸。”王勃因作平台秘略论见爱重于韩王（见新唐书本传），在平台秘略论说君子为文，“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在山亭兴序更说：
“君子文史足用，不读非道之书。”（文一八○）但“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则岂止是“缘情体物，雕虫小技”
而已，直然就是助长“末流”的“浇淫”之作了。所以就四杰的为人与文章而言，实不应有上述的言论；而后以有上述的言论者，则泰半是时代意识的表现。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
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疵生人，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牧童顿颡，思进皇谋；樵夫拭目，愿谈王道。
盖唐初欲稳定社会，收拾人心，由是以文教治民经国，以诗赋粉饰太平；所以文重道德教化的实质，诗重声韵格律的形式。文重道德教化，由是成功简易舒散的古文；诗重声韵格律，由是成功属对精密的律诗（详一、二两章）。但另一方面齐梁陈隋的淫巧之文，已由历史的领导，深深的刻入文人的脑府，造成文学的作风。四杰正当其时，所以一方面作“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作反六朝及其他“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杨炯的王勃集序云：
“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未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缀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则薛令公卢照邻似亦抱有同样的改革文学志趣。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云：
自获麟绝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后，直至贾谊相如。两班叙事，得邱明之凤骨；二陆裁诗，含公之奇伟。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咸好镶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于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于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嗟呼＃┡今之士，递相毁誉，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三都既丽，征“夏熟”于上林；九辨已高，责“春歌”于下里。舛之论，纷然遂多！
（文一六六）
固然称赞周秦两汉的诗文，但也揄扬魏晋六朝的诗文。他菲薄“古今之士”
的“递相毁誉”，说：“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则对于王杨的攻击六朝及其他的“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当然不以为然。杨炯说他是王勃的改革文学的知己，而他自己的言论又似不满意于王杨的改革文学，很显然的是由于时代的矛盾，又铸成个人的矛盾。
我在前边说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在杨炯所作王勃集序里又找到证明了。他说王勃“长风一振，......后进之士，翕然景慕。......妙异之徒，别为纵诞，专求怪说，争发大言，乾坤日月张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客气以广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虽然他说这是“谬相称述，罕识其源”；但唐初文学之逐渐以“北”代“南”，则由杨炯所述，益知是历史事实了。
○四 陈子昂与卢藏用的提出载道说
本来苏绰等已在魏周之间提倡古文了，但后来因为南北统一，虽有计划的以北朝文学代南朝文学，而南朝文学的势力却亦随之侵入北朝文学的领域，因此古文的完成反倒迟了几十年。李谔王通都不是文学家，以故荆┸反对六朝文，提倡教化文，却不能完成古文。初唐四杰虽反对“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而所作则大半是“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当然更不能完成古文。四杰前后的史学家，也反对淫艳之文，但同时又反对质俚之文（详五章三，四两节），虽然给后来的古文家许多提示，却也没有完成古文。韩愈荐士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但子昂对于诗确是提出了改革计划（详三章一节），对于文只是作品渐趋于古，并没有关于古文的文论。他的朋友卢藏用（龙朔？～开元初）为他作文集序云：
昔孔宜父以天纵之才，自卫反鲁，乃删诗书，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司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长卿子云之俦，瑰诡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其后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焦页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倔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至，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豳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文二三八）
陈子昂之对于文章的志趣可以于此藉知梗概。至卢藏用则不惟在此序提倡孔圣之文，反对宋齐之文，在答毛杰书又云：
猥辱书札，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黜，卒罗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扣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启，加我数年，庶无大过。（同上）
毛杰与卢藏用书亦云：“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文二三九）
则虽未将学道与为文打成一片，而已一方面要改革不道之文，一方面又讲明道德了。
○五 萧颖士李华的宗经尚简说
陈卢以后的改革文体者有富嘉谟与吴少微。旧唐书文苑传卷中云：
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富吴体”。
可惜他俩不惟没有文论传后，而且留下来的文章，根本极少。全唐文卷二三五载富文四篇，吴文六篇，都不是有价值的文章。惟唐代的古文，本取法经史，他俩既“属词皆以经典为本”，则如表彰古文运动的功臣，他俩也是不可埋没的。
陈子昂的文章虽渐趋于古文，而没有关于古文的文论；卢藏用有关于古文的文论，而所作古文又不很多（全唐文卷二三八载十三篇）；富嘉谟与吴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在古文运动史上似占一重要阶段，但既无文论，流传的文章又很少，可推知他们的成就及力量不很大。他们以后的萧颖士及李华，便真可占一重要阶段了。
萧颖士与李华是同年，都是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进士。他俩是古文运动中的左翼健将，对过去的文学，宁可矫枉过正，不肯降意妥协。他俩的改革文学目标，一是宗经，二是载道，三是尚简。
一、兹先述宗经。萧颖士自述他的志趣云：
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文三二三，赠韦司业书）
李华亦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孟轲作，盖六经之道也。
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Т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文三一五，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韩愈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可观”，以故不惟宪章六经，亦取法史汉。萧李则非六经不敢观；六经以外，兼取思孟，因为是“六经之遗”。自战国以下的文章，皆所排斥，至史汉及其他两汉的书文更不用说了。李华反对屈宋以降文。萧颖士自言“仆平生为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似乎不卑弃两汉。但又云：
古者左史主事，左史记言；记事者春秋经，记言者尚书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韩宣子见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有汉之兴，旧章顿革，马迁唱其始，班固扬其风，纪传平分，表志区别，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网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赠韦司业书）
则对两汉的史文，也很卑视，而所宗仰者当然只有经术。固然宗经之说，不始于萧李，较远者且不必谈，稍前的富嘉谟与吴少微，就是“属词皆以经典为本” 的；但象萧李这样只知宗经，经以外便一律薄弃，富吴是否如此不可知，以前以后的古文家皆不如此。的以萧李是古文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其理论也是左翼理论。
二、次述载道。为什么要宗经，因为经上载有圣人的道术，故宗经为的明道，作文为的载道。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云：
孔圣没而微言绝，暴秦兴而挟书罪。虽战国遗策旧章，杂于纵横；汉臣著纪新体，互纷于表志，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浅者其意烦，岂圣人存易简之旨，尽芟夷之义也。（文三二二），赠韦司业书自述抱负云：
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泪劝之益，此其道也。
岂直以辞场策试，一第声名，为知己相期之分耶？又说他的著作，“若不足征道，未相借，请见还此本，谨俟烧焚。”其主义以载道，毫无疑义。
李华呢，于杨骑曹集序云：
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以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林道者寡矣。夫子门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者无人兼之，惟德尊于艺，亦难乎备矣。（文三一五）不惟在这里慨叹开元天宝间的词人，“体道者寡矣”，又于崔沔集序云：“反魏晋之浮诞，合立言于世教，其于道也至乎哉。”可见也是主文以载道的。他虽然知夫子门人，尚难兼备四科，何况后人，但却希望有“行修言道”（杨骑曹集序）之文。可见他在努力将道德和文学，治为一炉。
不过萧颖士所注重者偏于道术，李华所注重者偏于道德。所以萧颖士“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庶几“孟浪之言，一朝见信”（赠韦司业书）。虽宗经重道，却有事功家的意味。赠韦司业书希望“不以为狂而亮其志”，正可见其近于狂者。李华则主“文顾行，行顾文”（崔沔集序）。谓：“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同上）又说：“读书务尽其义，为文务申其志；义尽则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则君子之言信矣。”（杨骑曹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