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体论
刘勰不主张文笔之分，故于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曰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但文心雕龙的论述文体，却是分为文笔两类。序志篇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卷十）上篇共二十五篇，原道是“本乎道”，征圣是“师乎圣”，宗经是“体乎经”，正纬是“酌乎纬”，辨骚是“变乎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十篇是“论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十篇是“叙笔”。“论文叙笔”，都“原始以表末”，所以论叙的虽止二十体，但每体之中，又往往条举纲目。兹据列表于下：
┌─诗（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句）
│├─乐府（三调、鼓吹、铙歌、挽歌）
├─赋├─颂、赞（风、雅、诵、序、引、纪传后评）
├─祝、盟（祝邪、骂鬼、谴、咒、诰咎、祭文、哀策、诅、誓、契）
文 ├─铭、箴├─诔、碑、（碣）
├─哀、吊├─杂文（对问、七发、连珠、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 操、弄、引、吟、讽、谣、咏）
└─谐、隐（谜语）
┌─史传（尚书、春秋、策、纪、传、书、表、志、略、录）
├─诸子├─论、说（议、传、注、赞、评、序、引）
├─诏、策（命、诰、誓、令、制、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戒、教）
├─檄、移（戒誓、令、辞、露布、文移、武移） 笔 ├─封禅├─章、表（上书、章、奏、表、议）
├─奏、启（上疏、弹事、表奏、封事）
├─议、对（驳议、对策、射策）
└─书、记（表奏、奏书、奏记、奏笺、谱、籍、薄、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签、状、列、辞、谚）
（此表据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又加以补充改正）
他的文体论，第一，论各种文体的定义，就是“释名以章义”。如明诗篇说诗的定义是：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卷二）
再如乐府篇说乐府定义是：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卷二）
第二，论各种文体的区别。如颂赞篇于说明颂的定义以后，又分析颂与风雅的区别云：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西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卷二）
第三，论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如乐府篇说乐与诗的关系是：
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卷二）
诠赋篇说赋与诗及楚辞的关系是：
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故刘向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钧，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卷二）
第四，论各种文体的产生。上引诠赋篇说明赋与诗及楚辞的关系一段，就有讨论赋体产生的意味，再如祝盟篇说祝的产生是：
天地定位，祝偏群神；六宗既，三圣咸秩。甘雨和风，是生稷黍；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卷二）檄移篇说檄的产生是：
古有威让（明钞本御览作义）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历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 也，宣露于外，然明白也。（卷四）
第五，论各体文体的沿革，就是“原始以表末”。上引檄移篇所说檄的产生，就含有沿革的意味，再如诏策篇说策的沿革是：
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后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卷四）
第六，论各种文体的类别。如论说篇说论的类别是：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卷四）
第七，论各种文体的作家及作品，就是“选文以定篇”。如哀吊篇说吊的作品是：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
杨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追。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语；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故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闻；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卷三）
第八，论各种文体的体用及方法，就是“敷理以举统”。如哀吊篇说哀的体用及方法是：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第九，论各种文体的共同的渊源。这在前边已经引过了：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奏章，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由此知依刘勰的意思，各种文体，都源于经。宗经篇没有提到的文体，在其他各篇里也都明言或暗示是源于经的。如正纬篇云：“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
可见韩源经。辨骚篇说离骚“同于风雅”，又说“取经意”。可见骚源于诗经。
哀吊篇云：“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又说“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可见哀吊也源于诗经。又有杂文篇，以对问、七发、连珠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总为杂文。说：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及枚乘ゼ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杨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可见连珠出于七发，七发出于对问，而对问固出于骚辞，骚辞则出于诗经。至于典诰誓问，览略篇章，则出于书经，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则出于诗经；他虽未明言，我们总观全书，亦可以得到暗示了。又有谐隐篇，包括谐，谣，谜语三种韵语，所举为宋玉东方朔等的文章，自亦直接源于骚辞，间接源于诗经。又有诔碑篇云：“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诔用铭辞，可见源于礼经。又云：“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可见与诗经也有关系。这是说的诔。至于碑，他说：“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传源于春秋，铭源于礼经。又有封禅篇云：“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又云：“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又云：“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未同祝辞。”则封禅一方面源于书经，一方面源于礼经，一方面又源于纬书。又有书记篇云：“圣贤言辞，总为尚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可见书记也源于书经。惟诸子篇没有说诸子源于某经，而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则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焉耳。
宗经篇云：“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可见六经出于孔圣，所以又有征圣篇云：“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周孔二圣的著书垂文，他以为为的明道，所以又有原道篇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此可以知刘勰的意思以为所有的文辞都源于经，经又出于圣，圣人垂文又是为的明道。我们可为他制系统表于下：
┌─易──论说
│ ┌诏策
│ ├章表
├─书─┼奏启
┌─子│ ├议对
│ │ ├书记
│ │ └杂文（典、诰、誓、问、览、略、篇章）
│ │ ┌杂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
│ │ ├诗
│ │ ├乐府
道──圣──经──┤诗─┼颂赞
│ │ │ ┌杂文（对问、七发、连珠）
│ │ └─骚─├赋
│ │ └谐隐
│ │ ┌封禅
│ │ ├祝盟
│ ├─礼──┼铭箴
│ │ ├哀吊
└─纬│ └诔碑
│ ┌─史传
└春秋─┤
└─檄移
刘勰以前的研究文体的书，如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之类，自然都有相当的贡献，但决不及刘勰的贡献更为伟大。自然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一类的研究文体的书，无论直接、间接、正面、反面，必给予刘勰以相当的帮助，但刘勰这种集大成之作，是值得我们钦仰的。固然他的话不一定皆是不刊之论，如说风雅颂的区别为：“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完全承袭毛诗序的旧说（详二篇一章三节）。颂的解释还算不错；风雅的解释便不对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能以“一眚掩大德。”所以只就文体论而论，亦可当得起章实斋的“体大而虑周”的赞颂了。
○五 创作论
《文心雕龙》的上篇二十五篇，可以说是文体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虽近于文学本原论（梁绳衤韦先生谓征圣宗经两篇为刘勰对于文学正本归原论），但既是各种文体之所从出，则与其说是文学本原论，无宁说是文体总论。
下篇二十五篇，则除了时序、知音、程器、序志四篇，都可以算是创作论。总术篇云：
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感，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人，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从杂而至。（卷九）
这可见他对于创作文学，才性固不忽略，方法尤所重视。
他的讨论创作论的文章计有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色物、才略二十一篇。约而言之，不外才性、文思、文质、文法、修辞、文气、音律、比兴、风格九方面。
一、才性──才略篇固然是在批评历代的作家，但按名思义，知道他的批评历代作家很注重他们的才性。以故评贾谊，则云：“贾谊才颖，陵帙飞免。”评杨雄，则云：“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此外，评桓谭、杜笃、贾逵、李尤、潘勖、曹丕、曹植......也莫不以才为说（卷十）。可见他认为才性之对于创作是极关重要的。此外事类篇亦云：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于事意，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卷八）
可见他认为先天之才与后天之学，缺一不可。但才虽是先天的，却也可随时培养，所以同篇又云：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翰，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禅皋也。杨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剖，必列膏腴。是以将赡群才，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必数千而饱矣。
二、文思──文思是一篇作品的魂灵，所以最为重要。刘勰以为文思的成立，须“心”与“物”两方面的条件备具。关于心一方面，神思篇云：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卷六）关于物一方面，神思篇云：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又物色篇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卷十）
刘勰注重自然，对于文思，当然注重客观的外物的感应。但所谓感应，感属于外物，应属于内心，所以一方面要内心的积学、酌理、研阅、驯致；一方面又要内心的虚静，俾能随时应物。
三、文质──应有文质论（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是讨论文化上的文质问题，不是讨论文学上的文质问题。不过文学为文化之一部分，故虽论文化，而对于文学亦发生很大的影响。他的结论谓“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这与六朝的重文轻质，实有相当的关系。自他以后，研究“文”的问题者很多，研究“质”的问题者很少。“质”的问题之被人注意，被人研究，始于刘勰。
刘勰谓一切的文章都须征圣宗经，而圣人的经又是原道的。这在现在一部分主情的文学家看来，自然陈腐的；但在六朝确是一种伟大的反抗时代的论调。惟其有趋于“道”的倾向，当然比较的重“质”。他承认文学的形式上的“夸饰”，特立夸饰篇，言：“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恒有夸饰。”但过甚的夸饰，他是反对的，说“饰穷其要，则必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
（卷八）
不过他既不否认文学的形式上的夸饰，所以并不因为重质而轻文，他实是文质并重。通变篇云：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卷六）情采篇云：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革郭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卷七）
这种文说，不止有永恒的价值，且是当时的良药。因为当时的文学是“奖气挟声”（夸饰篇），只是“饰羽尚画，文绣ひ，”（引见二节）重文轻质，夸饰过甚，所以他力主质文并重：“酌诗书之旷旨，翦梅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篇）
四、文法──他在论文思，已经提出“谋篇之大端”。又有附会篇，特提出谋篇的附会法云：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卷九）又云：
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意，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谋篇之后就是章句问题，于是他又有章句篇云：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方毕矣。（卷七）
关于章，他以为应当：
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附萼相衔，首尾一体。
关于句，他分“文”“笔”两种，谓：
篇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纳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唯其“章句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所以于讲明章句之外，又注重练字，有练字篇云：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凶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以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黑>而篇ウ；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卷八）
五、修辞──六朝是古典文学的时代，骈丽文学的时代。刘勰自然是时代的反抗者，所以他在那时提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但竖的历史与横的社会，是一个整个的有机体，以故荆┸你是一个伟大的反抗时代者，而时代的轮子仍然要压在你的身上。所以反抗时代的盛业，也是要有历史的；就是最初的反抗者，每不能十分彻底，必须有后起者的继续努力，才可以完成彻底的反抗的盛业。刘勰反对“饰羽尚画，文绣ひ”，却提倡典丽。附会篇云：
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ゼ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卷九）
俗将文章修饰的“品藻玄黄，ゼ振金玉”，必须以“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至“以情志为神明”，其效在“献可替否，以裁厥中”，乃文思问题，非修辞问题。）宫商指文学的音律，已经蔚为大国，俊下文特述；兹止述事义与辞采。事类篇云：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卷八）事义的具体方法是：
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摭须，众美幅辏，表里发挥。典基于事义，丽基于辞采。丽辞篇云：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循，自然成对。（卷七）
丽辞的具体的方法是：
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不过刘勰虽然谓“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提倡用事用典，提倡骈辞俪语，但仍以不违反他所谓自然为标准。所以对于“丽辞”，谓“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谓“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篇）对于“事类”，虽没有说何者合乎自然，但谓：“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篇）
则“学以外成”的事类，要附丽于“才自内发”的天资，仍含有趣向自然的意味。
依刘勰的观点，“丽辞”也正是自然；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种饰词。但这不能归罪于刘勰，应当归罪于时代；就是上文所说，荆┸你是时代的反抗者，而时代的轮子仍然要压在你的身上。必久而久之，始能使轮子逐渐的转换方向。所以刘勰虽有的地方被时代的轮子压住了，但仍是伟大的。他以后的锺嵘便反对用事了。
（详九章二节）
自篇章字句，以至事类丽辞，自然都希望“恰到好处”；求所以“恰到好处”
的方法是裁，所以又有裁篇云：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然后舒华布实，献替（疑作质，元作赞）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从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注，本作义）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卷七）
以上是修辞总论。文心雕龙的上篇二十五篇，差不多都是讲文休的，在那里，刘勰常指出各种文体的性质不同，因之方法亦异，可以算做修辞各论，我们已在第四节举例说明了。他又在下篇特立定势一篇，说各种文体的特别修辞是：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卷六）
六、气势──在第四章第二节，我曾说：“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关于这，刘勰更能给我们作强有力的证明。章句篇云：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卷九）
附会篇云：
宫商为声气。（卷九）
但音律说虽然出于文气说，却不完全同于文气说，以故刘勰对于文气与音律仍分别论列。
曹丕的文气说注重先天的才气，刘桢的体势说注重文章的气势（详四章二节），刘勰则注重后天的养气。养气篇云：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渐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以盛疾，亦可推矣。......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笔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亦卫气之一方也。（卷九）
这好象只是说不可为文而伤气。与创作文学无关。但刘勰是很注重文章上的所谓气的。风骨篇云：“魏文称文以气为主，......公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并重气之旨也。”（卷六）则其意似乎谓作品之气源于作者之气，所以欲作品有气，必须作者养气。
至贯注在文学作品上的气势，则他以不违背自然为原则。定势篇云：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林，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卷六）
七、音律──至于音律，他虽时袭沈约的人为的音律说（详四章五节），但注重不违反自然的音律。声律篇云：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卷七）
固然声律篇曾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远，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但希望如“辘轳交往，逆鳞相比，”仍是自然的音律。篇中又云：“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未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则在刘勰看来，“吃”的毛病生于不循自然而“好诡”，不循自然而 “逐新趣异”。
刘勰于“吃”之外，又提出所谓“和韵”。声律篇云：
声画妍媸，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就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后人之研究文心雕龙者好以此与四声八病之说相缘附。其实刘勰所谓“韵”
就是韵文的韵脚，所谓“和”就是文章的声调。“韵”有规律，譬如用东韵，则任意选择东韵之字，所以说“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是自然的，并没有一定的规律，所以说“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这也足以证明刘勰的音律说，是一种自然的音律说，和沈约等的人为的音律说，并不全同（自然也有相同的地方，详四章五节）
八、比兴──汉代经学家所谓比兴含有美刺的意义（详二篇一章三节），六朝文论家所谓比兴则是一种文学方法。文心雕龙有比兴篇，解释二者的区别云：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卷八）是比用于事理，兴用于情义。自刘勰看来，古时是比兴并用的，到汉代因为“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比体云构”。
所以他也只得详比略兴。他谓比有四种，比兴篇云：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芋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扎纟墨。”
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
“起郑舞，玺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是知刘勰盖兼重比兴，所以诋斥辞人的用比忘兴。
九、风格──文心雕龙有风骨篇云：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卷六）
这样才可以有风骨？风骨篇云：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一作清）焉。又云：
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盖风骨虽非字句，而所以表现风骨的仍是字句，所以欲求风骨之好，须赖“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
风骨是文字以内的风格，至文字以外或者说是溢于文字的风格，刘勰特别提倡“隐秀”，特设隐秀篇云：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云：
夫隐之为体，义生（一作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
由此知“隐秀”，尤其是“隐”，是基于文字而却溢于文字的一种风格。
○六 文学与时代
晚周的孟子，曾说诵诗读书，应求“知人论世”；到汉代便有毛诗序的作者，说诗的产生与世教有关。孟子是就读者立论，谓诵读一篇作品，应当要充分的认识那篇作品的作者和作者的时代（详一篇二章五节）；毛诗序是就作者立论，谓文学的“正”或“变”，源于时代的“治”或“乱”。（详二篇一章三节）
不过孟子与毛诗序，都只是提出一些简单而且模糊的印象。到六朝，文学批评大放光明，如文章流别志论一类侧重历史的批评者，论理应当有比较翔实的论证，可惜其书已亡，无从稽考。文论专家刘勰对此确有一种进步的见解。时序篇发端即云：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卷九）不过他不是经济定命论，而是政治定命论，所以叙唐虞夏商周的文学，则云：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叙建安文学，虽然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似乎是以时代风俗决定文学的命运。但他以为建安时代的诗文之盛由于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好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所以才能使“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蔚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则文学的命运仍然是操之于政治向背。
对于宋代玄谈一派的诗歌，他也以为由于政治的关系。因然他对那时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路，”说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这种 “世情”“时序”，他说是因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则仍然是随政治为转移。此外才略篇详述历代文人，结云：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
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卷十）也是归之于政治，可见他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政治定命论，是政治史观。
○七 批评及其原理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都是文学理论，止有指瑕、才略、程器、知音四篇是文学批评；指瑕批评作品，才略程器批评作家，知音阐明批评原理。
他认为“古来文才”，“鲜无瑕病”，所以曹植、左思、潘岳、崔瑗、向秀的作品，都是瑕可指。“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一、“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泽案应校乙）。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扣酬即（谢云当作酢）之语。
每单举一字，指之为情。......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
二、“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媸，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
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四、“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 （卷九指瑕）
这四条中的第二条是文忌，第三条是掠美，第四条是注解，一望可知，无劳诠释。纪昀谓第四条“无与文章，殊为汗漫”。但刘勰以为“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论说篇）这是由于他俩的文学定义不同。主勰既以注释为“解散论体”，当然可以认为是文学而加以批评。第一条谓不可“单举一字，指以为情”。这是因为字只可以训正，不可以宣理。可以宣理的他说是“义”。什么是“义”？以古代的名词来说就是“辞”，以现在名词来说就是“命题”。墨子小取篇云：“以辞抒意。”荀子正名篇云：“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异实之名就是刘勰所谓“字”。一字之名，不足以表示情意，表示情意需要兼异实之名。譬如单言“我”单言“你”或单言“陪”皆不足以表示情意；必合言“我陪你”，始足以表示情意。
至对于作家，刘勰不似西洋的“判官式的批评”倒是“律师式的辩护”。序志篇云：“褒贬于才略......耿介于程器。”所以才略篇对历代文人，自然有所褒贬；程器篇则对一班人的指斥文人无行痛加驳斥：
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卷十）
他承认有许多文人无行，如“相如窃妻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谬，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惚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铺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怀愍，陆机倾仄于贾郭，传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但一则“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贱哉？”二则文人也非全是无行，如：“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机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之沈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所以不应颛颛的指摘文人无行，而文人也应“贵举用而兼文采也。”
谈到批评原理，知音篇首先指出批评的错误，由于：
一、贵古贱今──“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奏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鉴同时之贱哉？”
二、崇己抑人──“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为美谈；秀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
三、信伪迷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卷十）
前二种基于批评宥蔽，后一种基于能力不足。贵古贱今的指出始于陆贾，崇己抑人的指出始于曹丕，信伪迷真的指出始于曹植，但刘勰能予以综合，以完成他的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学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原因，除上述三种以外，他认为因主观的见解不同，也可以使批评殊异。知音篇云：
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扣者观绮而耀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测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此种论调好象同于法朗士的“天下无所谓客观的批评”，但刘勰却要设法屏除主观的偏见，建立一种客观的批评标准，就是他的六观法。知音篇云：
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立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六观的造成，他以为在博览。知音篇云：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视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娄，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至鉴赏批评与创作家所走的道路亦截然不同。知音篇云：“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按文以入情。”刘勰以为批评者如有“博观”的学力，又能应用“六观” 的方法，循“按文以入情”的道略，“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成耳。”
●第九章 论诗专家之锺嵘
○一 作诗品的时代及动机
锺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梁书和南史都列文学传。刘勰的著作文心雕龙在齐代，锺嵘的著作诗品有梁代。知者，诗品序云：“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而中卷品及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梁太常任，梁左光禄沈约，下卷品及梁中书令范镇，梁秀才陆厥，梁常侍虞义，梁建阳令江洪，梁步兵鲍行卿，梁晋阳令孙察。诸人中的卒年可知而最晚者为沈约，当武帝天监十二年（五一三），则诗品的写定，当在天监十二年以后。叶长青先生诗品集释，据梁书本传云：
“迁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顷之卒官。”
而南史敬帝本纪云：“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为江州刺史。”又谓“则记室之死，实方智迁王之年，而诗品一书，又其绝笔之作。”然序云：“方今皇帝......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既奄，风靡云蒸。”当然指梁武帝，叶先生亦谓指梁武帝，则其著作当然在武帝时代，非敬帝时代。尝者曾也，谓曾作诗评，非谓迁晋安王记室后始作诗评。梁书名为诗评，隋书经籍志亦以诗评著录，称“或曰诗品”。现在诗品的名称很通行，诗评的名称却废掉了。
至著作的动机，和刘勰一样的基于不满意当时的创作与批评。对于创作的满意是用典用事，宫商声病，及繁密巧似，俟下节叙次。对于批评的不满意，一是批评专书的“不显优劣”，“曾无品第”，已引见第八章第一节。一是口头批评的毫无标准。序云：“观王公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相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因此锺嵘要建立一种创作与批评的标准，恰巧有“袁城刘士章（绘），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就，”由是“感而作焉”（诗品序）
○二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自锺嵘看来，用事用典，宫商声病，繁密巧似，都违反自然，矫正的方法，当然也就要提倡自然。刘勰也提倡自然，但不以自然为根本观念；锺嵘诗品序里深深的慨叹“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他所标榜的准的──即根本观念──是自然。驳用事用典的，如序云：
至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融）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攀补衲，蠹文已甚。卷中亦批评颜延之亦云：
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
驳宫商声病的，如序云：
昔黄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思精研，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齐月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延之）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 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弟，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文多拘忌”就是违反自然，“伤其真美”就是损伤自然之美。他驳斥宫商声病是因为宫商声病违反自然；不违反自然的音律，他则极力提倡。序云：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丝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与世之言宫商者异矣。......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是最自然的音律；自然的音律是要的，因为“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可见究极声病是他所反对的，蹇碍口吻也是他所反对的，因为二者皆违反自然故也。
序中止驳斥颜延之谢庄的繁密，未反对巧似；但繁密的形成，固由于用事用典，也由于崇尚巧似，所以卷中不止批评颜延之的“喜用古事”，更批评他的“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同卷批评张华云：
巧用文字，务为妍合。......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一体耳。”卷下批评宋孝武帝云：
孝武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为二藩（南平王铄、建平王宏）希慕，见称轻巧矣。都是在驳斥繁密巧似。
也许有人说锺嵘不止驳斥用事用典，宫商声病及繁密巧似，还驳斥黄老玄谈。
如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黄老说是自然主义者，既反对黄老玄谈，何能说他倡导自然主义？不错，黄老是自然主义者，但是哲学上的自然主义，不是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不能混为一谈。锺嵘的反对黄老，不是反对黄老的自然哲学，而是反对因为“贵黄老，尚虚谈”所形成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文学。“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便要“伤其真美”，便是一种不自然的文学。所以反对黄老，正是他提倡自然文学的应有之义。
从锺嵘的自然主义本身一方面看，他的反对用典用事，反对宫商声病，反对繁密巧似，反对黄老玄理，是因为它们违反自然。从他的自然主义的产生一方面看，──就是从历史转捩一方面看，当时以及稍前的用事用典，穷极声病，贵玄谈，尚巧似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正是促成他的自然主义的反面原因。只就自然主义的本身定优劣，锺嵘自优于刘勰；若就自然主义的历史而论，则刘勰是创始者，锺嵘是完成者。刘勰在齐代提出自然的文学以后，在文学界当然发生相当的影响，到锺嵘作诗品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十年的酝酿，自可以产生硕大的果子了。
○三 诗之理论的起源与历史的起源
诗的起源问题有二：一、诗是怎么来的？二、什么时代才有诗。前者是理论的，后者是历史的。关于理论的起源，毛诗序说是：“诗者志之所之也”（详二篇一章三节），那末，有志便可以有诗，我们可称之为唯心的起源说。锺嵘则倡唯物的起源说。诗品序发端即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可见“形诸舞咏”要等待“物之感人”而使之“摇荡性情”又云：
若乃春风春鸟，秋日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来，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妄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写景诗必有外界的景物的感召，写情诗必有亲身的事实的荡触；否则因无感应，不能“摇荡性情”，自然更无从“形诸舞咏”了。
此种唯物的感应说，亦倡自刘勰，而成于锺嵘。刘勰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已经指明“心摇”有待“物动”，但刘勰还注重心理条件，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藻雪精神。”所以是心物二元说（详八章五节）。锺嵘则固不忽略作者的才学，而谓诗的冲动，完全仰赖客观的感召，所以是唯物一元说。
至于历史的起源，因为锺嵘所“品”者只是“古今五言诗”，所以没有论诗的起源，而仅论五言诗的起源。序云：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渺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以夏歌（见尚书五子之歌，系伪古文）及离骚的单句为五言之滥觞，已经近于滑稽，至以李都尉为“始著五言之目”，更是错误，因为所谓李陵与苏武的河梁赠答诗，根本不可靠的（详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拙撰五言诗起源说评录）。但论次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历史者，锺嵘以前，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而远不及此详尽，后世研究此问题者，又率以此为蓝本，则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可以想知了。
○四 诗的滋味
锺嵘对于诗，提倡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诗，则他以为需要有“滋味”。
他卑薄永嘉的诗，因为：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引详二节）他爱好五言诗，因为：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品序）怎样才能有“滋味”？
他说五言诗的所以有滋味，“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又云：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同上）
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知他所谓“滋味”，也是要“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赋本来是直接铺叙的意思，他却要说是“寓言写物”，寓言便已不是直叙了。由是知他所谓“滋味”，虽然近于神秘，但也不过是用一种曲笔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
○五 诗人的品第及流派
至对于诗人的批评，他先分为上中下三品。序云：
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
兹将上中下三品的诗人，列表于下：
┌───┬───────────────────────────┐
│上品古│古诗 李陵 班姬 曹植（魏陈思王） 刘桢 王粲 阮籍 │
│诗外十│ │
│一人 │陆机 潘岳 张协 左思 谢灵运 │
├───┼───────────────────────────┤
│ │ 秦嘉、徐淑 曹丕（魏文帝） 嵇康 张华 何晏、孙楚、王│
│中品三│ 赞、张翰、潘尼 应璩 陆云、石崇、曹摅、何劭、刘琨、 │
│ │ 卢谌 郭璞 袁宏 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 │
│十九人│ 陶潜 颜延之 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谢惠连 │
│ │ 鲍照 谢眺 江淹 范云、丘迟 任 沈约 │
│ │ │
├───┼───────────────────────────┤
│ │班固、郦炎、赵壹 曹操（魏武帝）、曹（魏明帝） 曹彪│
│下品七│（魏白马王）、徐、阮、欧阳建、应璩（或疑为璩子贞）│
│ │、嵇含、阮侣、嵇绍、枣据 张载、傅玄、傅咸、缪袭、夏侯│
│十二人│湛 王济、 杜预、孙绰、许询 戴逵 殷仲文 傅亮 何长瑜 │
│ │、曜、范晔 刘骏（宋孝武帝）、刘铄（宋南平王）、刘宏│
│ │（宋建平王）谢庄 苏宝生、陵修之、任昙绪、戴法兴 区惠│
│ │ 恭 惠休、道猷、宝月 萧道成（齐高帝）、张永、王文宪 │
│ │ 谢超宗、 丘灵鞠、刘祥、檀超、锺宪、颜则、顾则心、毛伯│
│ │成、 吴迈远、许瑶之 鲍令晖、韩兰英 张融、孔稚 王融│
│ │ │
│ │、刘绘 江┙ 王巾、卞彬、卞录 袁嘏 张欣泰、范缜 陆│
│ │厥 虞义、江洪、鲍行卿、孙察 │
└───┴───────────────────────────┘
（表例）诗品品人，或分或合，其数人合论者，兹亦连列而以 “、”点断。
这种分别品第的方法，锺嵘自谓取之刘歆班固。序云：“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权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据我所知，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庾肩吾有书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谢赫有古画品，分为六品。沈约有棋品，现在只存序文，分为若干品不可考（俱见全梁文）。对于诗的分品，在锺嵘作诗品以前，也有刘士章的“欲为当世诗品”。
将诗人区分三品，颇可予人以清晰的印象。但“诗之为技”，固“较尔可知”，而上下之间，也颇有困难。如对于张华，虽列之中品，但谓“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因之“权以宾实”，也还是“诚多未值”。如陶潜的居于中品，后来的兰庄诗话便为之代鸣不平。
“迈凯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居乎下，”也遭王世贞艺苑卮言的诋其“尤为不公”（卷三）。王士祯渔洋诗话也就是“黑白淆混”。自然确如四库提要所言，“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缀给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但“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的曹操，无论如何，不宜仰居下品。
锺嵘论到诗人，还有一种特品，就是好推求诗人之诗的渊源。如谓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李陵“其原出于楚辞”；王粲“其原出于李陵”；沈约“宪章鲍明远”。有的虽未确定他的渊源，而亦指出与以前的诗人的关系。如谓嵇康“颇似魏文”；江淹“斤力于王微，成就于谢”。
至其远源，则不出国风、小雅，楚辞三种。源于小雅的只有阮籍，无庸制表；其源于国风及楚辞者，为制表如下：
┏━━┓┏━━┓ ┏━━┓ ┏━━┓ ┏━━┓ ┏━━┓ ┏━━┓
┃ 周 ┃┃ 汉 ┃ ┃ 魏 ┃ ┃ 晋 ┃ ┃ 宋 ┃ ┃ 齐 ┃ ┃ 梁 ┃
┗━━┛┗━━┛ ┗━━┛ ┗━━┛ ┗━━┛ ┗━━┛ ┗━━┛
┌─谢超宗
┌─陆机──颜延之──┤ 丘灵鞠
│ │ 刘祥
┌──曹植─┘ │ 檀超
│ │ 锺宪
国风─┤ │ 颜则
└──古诗─刘桢─左思 └─顾则心
┌─班姬 ┌─应璩──陶潜
│ │
├─曹丕─┤
楚辞──李陵┤ └─嵇康
│ ┌…王融
└─王粲───┬──潘岳──郭璞 │
├──张协──鲍昭──沈约─┤
│ └…刘绘
├──张华──┬─谢混──谢
├──刘琨 ├─谢瞻
│ ├─袁淑
└──卢谌 ├─王微…江淹
└─王僧达
（表例）凡言源出、祖袭、宪章某者，表以──线；只言部分关系，表以......线。
论诗而顾及诗的源流派别，是我们同意的，但一个诗人的完成，虽有他的渊源，而其渊源决不限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集。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说得好：
梁锺嵘诗品论陶渊明，以为出于应璩，此说不知其所据。应璩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天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远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适，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摹仿之？此乃当世文人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毛缙诗品跋一方面说：“靖节先生诗，自写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拟，乃谓其出于应璩！”一方面又推测锺嵘所以说其“源出于应璩”者，“岂以靖节述酒诸篇，悼国伤时，仿佛百一诗，托刺在位遗意耶？”其实从一方面看，陶诗与应诗“了不相类”；从另一方面看，自有“仿佛百一诗者”，由此可知道锺嵘的确定某一诗人源于以前的某一诗人或诗集者，真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说，“恐未必然？”
●第十章 北朝的文学论
○一 北朝的风土习性和历史发展
在绪言的第五节，我们提到亚里士多德尝以地理风土解释人民的偏于勇敢或智慧，孟德斯鸠尝以气侯寒暖解释国俗的注重道德，或情欲活跃。又提到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和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传序，也都从土地习俗说明南北文学的差异。
北史文苑传序是钞录隋唐文学传序的，隋唐文学传序云：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更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云：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是的，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卿”，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虽是就言语的音辞而言，但南方多“冠冕君子”北方多“闾里小人”这就使北朝和南时虽同处于一个时代，而历史的发展却不平衡。“冠冕君子”需要繁缛华美，“闾里小人”，需要简质实用。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北朝的文学虽不及南朝，但经学则驾于南朝之上。赵翼二十二史记云：
“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卷十五，北朝经学条）又云：
“南朝经学术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同上，南朝经学条）在本篇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说魏晋六朝的时代，“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转于缘情。”反之，北朝的经学既优于南朝，所以缘情的文学观念不易在北朝滋长。总之，北朝的文学观念与两朝迥然不同，而不同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二 苏绰及魏收邢劭的尊古崇理文学观
周书苏绰传云：“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开，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大诰的文章，几于全仿尚书。文云：
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
由是勖勉在位百官：“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侃心}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自然这不是专为文学而发，但对文学的影响却甚大。周书柳虬传云：“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所谓古，指苏绰及其附合者；所谓今，指王褒庾信及其附合者。文质论已佚，不能尽知其详，但返古的文学及其观念之已形成相当的势力，可以借知梗概。以故就是号称“惊蛱蝶”的魏收，也在魏晋文苑传序云：
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
同时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亦云：
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
魏收主“统理成章”，与南朝的“以情纬文”，显然背道而驰；邢邵虽没有非毁南朝文学，但谓北朝应当自标意制，更当然与南朝的观念不同。
○三 颜之推的地位及其兼采古今的文学论
北朝的文学理论，在当时最有权威的恐怕的是苏绰，到现在最值论述的却是颜之推。颜之推（五三一～？）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和北史都叙在文苑传。
他的颜氏家训有文章篇，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学论文，他篇亦有时论及文学。
苏绰是很严厉的，对当时的文体，力主改革，决不妥协。颜之推则比较温和。
文章篇云：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
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四部从刊本卷上）
可见他也不满意浮艳的文学，也希望“改革体裁”；不过他的“改革体裁”，不似苏绰的崇古卑今，而是兼采古今──“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
本指文学的内容，就是他所谓心胸筋骨；末指文学的形式，就是他所谓皮肤冠冕。
所以兼采古今的方法，仍然是“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章篇引辛毗刘逖的论辩云：
齐世有辛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材也；岂比吾徒十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青华，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寒木确是宏才，但“又发青华”，弥可宝爱。文章自然应当注重理致气调，但事义华丽也不可少。
○四 文人轻薄的指摘
不过我们要知道他的兼采古今，是以今之辞调，修饰古之制裁；所以反对今之浮艳，所以希望“改革体裁”，所以指摘文人轻薄。文章篇云：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治，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资无操，王褒过章童约，杨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辣过度，冯敬通浮开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е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不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涉务篇亦云：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开，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益护其短也。（卷下）
前者指摘文人轻薄，后者诋斥文人无用，目的都是希望“深宜防虑”，不再蹈于“迂诞浮开”。“深宜防虑”的方法，他并没有鲜明条举，但在文章篇说“多陷轻薄”的原因：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则防虑的方法，当然要改革文体的“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而代以“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
再者文行的指摘，自然并非始于颜之推。曹丕与吴质书已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文章叙录亦载韦诞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宋袁淑吊古文亦云：
“贾谊发愤于湘江，长卿愁悉于园邑，彦真因文以悲出，伯喈史而求人，文举疏诈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祸及。夫然，不患思之贫，无苦识之浅；士以伐能见斥，女以骄色贻遣。以往古为镜鉴，以未来为针艾，书予言于子绅，亦何劳乎蓍蔡？”
（全宋文卷四十三）但曹丕的话很简单，韦诞的话侧重体性，袁淑的话是在伤悼文行贾祸，所以真正指摘文行的还是颜之推和杨遵彦。魏书文苑传云：“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惟邢子才、王元美、温子，彬彬有德素。”旗帜鲜明的提倡文德，排斥文人无行；可惜其文已佚，不然也许有比颜之推更严厉的论调，而就现在可以看到的文献而言，当然要算颜之推的言论为最详明郑重了。颜之推与杨遵彦同出北朝，也可见这种论调是北朝的特产。
在南朝就是力主原道征圣的刘勰，也反诘曹丕韦诞的指摘，说“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又云：“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 之沈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详八章七节）南朝袒护文行，北朝指摘文行，两朝的分道扬镳，于此可见矣。
○五 各体文学的缓急
南朝的文学观念是反经的，所以萧纲指斥“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文。”（详一章八节）北朝的文学观念是宗经的，所以苏绰仿尚书作大诰，颜之推谓文章原出五经。文章篇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奏议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
自然我没有忘记刘勰也说各体文学皆源出于经（详本篇第七章四节），但刘勰是矫俗的训诫，颜之推是顺时的提举，理论虽同，背景则异。文章是否全出于经，当然有问题，但经是载道的──最低依据经学家的解释是载道的，则谓文章原出五经，可以使“以理致为心胸”的文说，更有历史的根据；同时既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也便容易感觉文章是原出五经的。
习作文学当然应侧重“施用多途”的文章，但对“陶治性灵”的诗赋也不主张尽废。文章篇云：
至于陶治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又云：
或问杨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
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鹗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经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反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杨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对奏议反倒诫他的子弟不作。省事篇云：
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总此四涂，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卷下）前者由于颜之推本来是折中论者，所以虽重“施用多途”，也不废“陶治性灵”；后者由于颜之推所作本来是家训，恐怕子孙“有不省之困”，所以不欲其“上书陈事”。
○六 创作与评论
至能否创作，颜之推以为第一要仰仗天才。文章篇云：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精熟拙不妨；文研思，终归媸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于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讠令痴符。
第二要遵从三易。文章篇引沈隐侯云：
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第三要请人评论。文章篇云：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
但自己作文，固要请人评论；人家的文章，却不愿子孙轻议。文章篇云：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е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这也是由于他所作本是家训，“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所以自己的文章，欲其得人评论，然后出手；“人皆ウ于自见，谓己为贤，”所以他人的文章，不欲其轻议贾祸也。
●第十一章 佛经翻译论
○一 支谦的指出翻译之难
中国史上有两大翻译时代，一是清末至现在的翻译东西洋书籍，一是上起汉魏，下迄宋元的翻译印度佛经。
文学批评是后于文学的，同样翻译论也是后于翻译的，以故译事虽可上溯于东汉之末，而翻译论则到吴大帝黄武（二二二～二二九）时，方由从维难受法句经的支谦提出，所作法句经序云：
诸佛典兴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佛）调，译胡为汉（文作释梵为晋），审（文作实）得其体，斯以（文作已）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文作审），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二二四）
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所得胡（文作梵）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文作词，上有为字）不雅，维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文无当字）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文作或）曰：“老氏称 ‘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文作梵）义，实宜经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文作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大藏经本出三藏记集卷七，全唐文卷九八六。）
所以需要翻译者，本来就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名物不同”；而惟其“名物不同”，所以“传实不易”；惟其知道了“传实不易”，所以才能引起翻译的研究，提出解释的方法。虽然“传实不易”，却希望“传实”，所以主张“依其义不用饰”，“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
全唐文的编著董诰等大概误认此文为唐人所作，所以载入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六，而以黄武为吴大帝年号，由是在下边注一“疑”字。实则此文既载于梁僧的出三藏记集，其著作时代必在梁前，文中既标有黄武三年，当然是黄帝时候的作品。出三藏记集说“未详作者”，序中称从维难受此五百偈本，当然与维难同时。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玄传云：“时支谦请（维支难）出经，乃令其同道竺将炎传译，谦写为汉文。”同卷支谦传载所译经，又恰有法句一种，知出于支谦。支谦、大月支人，随祖父来中国。此序指出翻译的困难，对后来的进而才提出翻译的方法，有很大的先导作用。
○二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