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诗品序云：“齐有王元长（融字）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律，而其实乃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似王融的发明音律还在沈约之前；不过他的知音论既未就，则沈约自然可以说是“独得胸衿”了。
沈约所谓“玄黄律吕”，“宫羽相变”，都是以旧名名新义，我们应当研求新义，不必曲解旧名。他的新义有三：
一、“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所谓“声有飞沈”。黄侃札记云：“飞则平清，沈则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时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也。”的确，平声飞而浮，仄声沈而切，所以这种解释，似合沈刘之意。
二、“一简之内，音韵尽殊”──音指字的发声，韵指字的收声。邹汉勋五韵论云：“音目同纽，韵谓同类。言五字诗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连语，不得复用同韵同音之字。”故亦即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所谓“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
三、“十字之文，轻重悉异”──案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引王昌龄诗格以“轻清”与“重浊”对举，知轻重就是清浊（详四篇二章六节）。
然则沈约的“相变”“互节”的方法，不止分平仄，且分清浊。
○六 甄琛沈约的讨论四声
惟其四声是从转读佛经而来，不是于古有之的，所以甄琛诋其不依古典。日僧遍照金刚的的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云：
魏定州刺史甄思伯（琛字），一代伟人，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又云：“若计四声为纽，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也。”（实为刘善经四声指归，详九节）又引沈约答甄公论云：
昔神农重八卦，无不纯（旁注“由”字）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诗。无（？）四声之患，则同诸四象。四象既立，万象生焉；四声既周，群声类焉。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
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原作忧，疑误）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合有其义（？），故不标出之耳。是以中庸云：“圣人有所以不知（原文”亦“在”所“下，据中庸校改），匹夫匹妇犹有所知焉。”斯之谓也。（同上）
甄琛诋沈约的四声谱“下依古典”，的确如遍照金刚所说：“甄公此论，恐未成变通矣。”（实为刘善经语，详九节）然沈约既自以为“独得胸衿，穷其妙旨”，“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则对于甄琛的诋毁，不妨逆来顺受，引以为荣，而反以与古代的四时五声相附会，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真是大可不必，而且如此便自陷于矛盾。但我们要知道，“不依古典”便犯了那时的学术道德的禁律，所以不得不与古说相附会了。
○七 陆厥沈约的讨论音律
甄琛诋沈约“不依古典”，相反的陆厥又诋沈约不得谓“独得胸衿”。与沈约书云：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南齐书作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ウ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钧使（二字南史作欲）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
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ウ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レ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 “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ウ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单，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ウ，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吾（南史作龃龉）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故愚谓前英已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ウ，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南史作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南齐书卷五十二陆厥传，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
沈约答书驳辩云：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南齐书作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南史无也字），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功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差参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媸（南史作媸），不得顿相乖反。譬如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此。（同上）
二书比而观之，陆所言者为自然的音律，所以历举曹丕的文气说和刘桢的体势说，谓“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沈所言为人为的音律，所以谓“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在一种新说的产生以前，必先有一种引子，或是暗示新说的途路，或是急切的企求新说的兴起。四声的区别，虽至永明的时候才能发明，而文学之急切的求助声韵，则为时已久，尤其是文气说兴起以后。
所以陆厥谓曹刘已睹音律之秘，也不是绝无理由。但那只是自然的音律，没有“十字之文，颠倒相配”的人为的条律；而此人为的条律之创始者则确是沈约。
所以沈约谓“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也是对的。
不过沈约虽规定“十字之文，颠倒相配”的条律，然也要不违背自然的音律，或者竟是以之切合自然的音律。所以说：“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
○八 一般的音律研究
音律说既兴起以后，当然有一班人来研究。文镜秘府论论病云：“约已降，竞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可见那时一班人的声病热了。可惜书阙有间，不能尽知其详。隋书经籍志载：声韵四十一卷，周研撰；声类十卷，李登撰；韵集十卷，未注作者；韵集六卷，吕静撰：都是四声未发明以前的著作，当然不是研究文学上的音律之书。又载：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张谅撰；韵集八卷，段弘撰；群玉典韵七卷，注：“梁有文章音韵二卷，王该撰，又五音韵五卷，亡”；韵略一卷，杨林之撰（文镜秘府论作阳休之）修续音韵决疑十四卷，李 撰；纂韵钞十卷，未注作者；四声指归一卷，刘善经撰；四声一卷，沈约撰；四声韵略十三卷，夏侯咏撰；音谱四卷，李撰；韵英三卷，释静洪撰：这些著作都在四声兴起以后，也在音律说兴起以后，但那几部是研究文字上的声调的，那几部是研究文学上的音律的，也不能确考。惟文镜秘府论四声论称及阳休之的韵略，李 的音谱决疑及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则此三书是研究文学上的音律无疑。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俟下节详论。秘府论称阳休之韵略云：
齐仆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韵有讹切，辞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韵，科以四声，名曰韵略。制作之士，咸取则焉，后生晚学，所赖多矣。称李音谱决疑云：
齐太子舍人李节（泽案疑为，否则李为季，字季节），知音之士，撰音谱决疑。其序云：“案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沽（当为姑）
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ウ与理合，不其然乎？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王征（泽案，应作微）之制鸿宝，咏歌少验。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原作禾）声之律吕相合。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读如括羽之羽，亦之和同以拉群音，无所不尽，岂其藏埋万古，而未改于先悟者乎？”经每见当此（疑为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以其五音配偶，多不能谐，李氏忽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愚谓锺蔡以还，斯人而已。
称阳休之韵略的话不过寥寥数句。不能借窥韵略的真象。至李的音谱决疑，就所引序文而言，其目的在证明古已有四声，与沈约答甄公同；不过沈约以四声附会五声，李则似谓羽为群音之合，不代表一首，而以宫商角徵附会四声。然又谓：“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又似以商并于宫，以缩成四首。全书已佚，未悉究竟。宫商角徵羽是古代原有的音乐上的五音，平上去入是宋齐间新发明的文字上的四声，根本没有关系。沈约论声韵，言及宫商角徵羽，是用古名，名新说。这是中国古代的通习，不惟沈约一人为然。惟以于时尊重古典，所以提倡新学术者，不能不附古以自重。文镜秘府论（实为四声指归，详九节）说：“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谐，”知以四声附会五音，不只李一人了。
文镜秘府论所称述的论声韵之书，除上述二种及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以外，还有王斌的五恪四声论，常景的四声赞。称王斌的五恪四声论云：
略阳（泽案，眉端注一洛字，故或为洛阳）王斌撰五恪四声论，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割析推研，忽不能别矣。
称常景的四声赞云：
魏秘书常景为四声赞曰：“龙图写象，鸟迹ゼ光，辞溢流徵，气靡轻商。四声发采，八体含章。浮景玉苑，妙响金锵。”虽章句短局，而气调清远，故知变风俗下，岂虚也哉？
此外又于调四声谱引元氏云：
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
于此可见当时一班人之热烈的研究文学上的音律了。元氏以文字上的平上去入四声，附会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其失同于沈约李，论证详前，不再词费。
○九 刘善经四声指归
刘善经是隋时人，如只重时代观念，则应俟述于隋唐的文学批评一篇。不惟刘善经，其他讲病犯的如元兢崔融（详下章七、八两节）也应俟述于隋唐的文学批评一篇。但如此便将声病论一问题截为两橛，叙次披阅，皆不方便。这是绪言里说过的：“就一般的文学批评而言，隋唐显与魏晋六朝不同，所以分为两朝。
但唐初的音律说，则传六朝衣钵，便附叙六朝的音律说后。”（一篇一章十四节）
日人铃木虎雄文镜秘府论校勘记（储皖峰先生译本，见文二十八种玻ń录二）
谓秘府论曾引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但检读论音韵几部分未见。惟于文笔十病得失引：“文人刘善经云：‘笔之鹤膝，平声犯者，盖文体有力。’”虽为刘善经语，但是否出于四声指归不可知。函问对秘府论有特殊研究的储皖峰先生，复书谓：
“西卷（泽案，秘府论分天地东西南北六卷）中所引刘氏语甚多，当是刘善经语。
又文镜秘府论之四声论，似是刘善经四声指归原文。”西卷中所引刘氏语，当研讨病犯之言，俟下章叙述。四声论在天卷，发端即谓“论曰、经案”云云；论李 音谱决疑又云：“经每见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审其文义，纯为作者自言，不曰刚案（文镜秘府论作者为遍照金刚），而曰经案，不曰刚见，而曰经见，其为刘善经原文无疑，储先生说极是。（所以上节所引秘府论四声论，实皆刘善经四声指归。）
四声指归所论，不外四声的历史与价值。首引陆士衡文赋云：“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又引云：“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度，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泽案，文赋原文下有”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二句），譬犹亻舞（泽案，文赋作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说是：“文体周流，备于兹赋矣。陆公才高价重，绝世孤出，实辞人之龟镜，固难得文名焉。至于四声条贯，无闻焉尔。”其意盖谓文赋“实辞人之龟镜”。但所谓“音声之迭代”，与“歌者应弦而遣声”，并不即是后来的“四声条贯”。永明以前的所谓音声，率指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不是文字上的平上去入，所以刘氏此说是对的。但刘氏又赞成李音谱决疑的以周礼证羽商不合律，以五音与四声相配，说是：“便恰然悬同，愚谓锺蔡以还，斯人而已。”
（引详前节）便未免因附古而自相牛氐牾了。
刘氏的自相牛氐牾，正同于沈约的一方面谓四声的发明为独得之奇，一方面又以四声缘附古所谓四时，不是自身的知识上的错误，而是迫于社会的崇古，不能不托古以自重。至真正谈到四声的起源，刘氏以为不惟陆机无闻，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志，也“未曾开口”。自屈宋马杨，以至平子、敬通、武仲、孟坚、曹植、王粲、孔璋、公、潘岳、左思、士龙、景阳之辈，也都因为不明四声，所以“其声词高下，未会当今，唇吻之间，何其滞欤？”“虽师旷调律，京房改姓，伯喈之出变音，公明之察鸟语，至于此声，竞无先悟。且诗书礼乐，圣人遗旨，探赜索隐，亦未之前闻。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至沈约周以前，刘氏认范晔谢庄为知声的前驱，他说：“（锺）嵘又称：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行（诗品序作自）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晔谢公（诗品序作谢庄）颇识之耳。’今读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于一时，为知声之创首也。”这是如何清楚而正确的四声历史观！而既以诗书礼乐，“亦未之前闻”，何能又赞成李的引周礼证羽商不合律，以附会五音？可怜亦复可笑！
论到四声的价值，他说：“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构，总括三才，苞笼万象。”又说：“四声者，譬之轨辙，谁能行不由轨乎？纵出涉九州，巡游四海，谁能入不由户也？四声总括，义在于此。”又引刘滔云：“虽复雷霆疾响，虫鸟殊鸣，万籁争吹，八音递奏，出口入耳，触身动物，固无能越也。”这虽只是笼统的抬高四声的价值，但借此知四声在当时的地位。其实不惟在当时，后来的绝句诗、律诗、四六文、联语，都由此而生，中国文学所异于其他各国文学者，以此为最，其价值可想而知了。
●第五章 音律说（下）
○一 沈约八病说蠡测
沈约等所定的文学上的音律，分积极建设与消极避忌两方面。积极建设的是四声，消极避忌的是八病。四声说已述之于上，此下再述八病说。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引诗苑类格载沈约云：
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泽案南史陆厥传作蠡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惟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
但八病是否出于沈约，颇有人怀疑。王通中说天地篇说李伯药“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阮逸注云：“四声韵起自沈约，八病未详。”纪昀沈氏四声考卷下云：“按齐梁诸史，体文但言四声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所列名目，惟诗品载蜂腰、鹤膝二名，南史载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名，其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之说，王伯厚但据李淑诗苑类格，不知淑又何本，似乎辗转附益者。”（《畿辅丛书》本）
今案沈约答甄公云：“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详上章六节）秘府论西卷论病序述及病犯的名称，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知八体即八病，沈约既言及八体，当然不是后人的“辗转附益”。不过八病虽确乎创始沈约，而沈约所谓八病究竟如何，则无从知道。秘府论论病类共举二十八种病，于第四鹤膝病下引沈约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塞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Б之地。”并未举出具体的条律。其他各病亦时引沈氏说（详五节），但似非沈约。知者，鹤膝病下引沈氏云：“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沈约是八病的创始者，不会有这种疑问。
沈约的八病说既无从稽考，则研究八病不能不祈灵于后人的解释。后人的解释，言人人殊，极不一致，由此知八病说虽创始于沈约，而后来之繁琐严密的格式，大概不是沈约所厘定。所以纪昀沈氏四声考卷下云：“宋人所说八病，微有不同，然皆不详所本，大抵以意造之也。”考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下，对八病亦有解释。作者遍照金刚，生于日本宝龟五年，当唐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卒于日本承和二年，当唐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据储皖峰先生校印文二十八种病）。离沈约比较近些，因之所言也许比较合沈约之意。据列如下：
一、平头──“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引号内为秘府论原文，下同）
二、上尾──“或名云崩病”。“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
三、蜂腰──“蜂腰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
四、鹤膝──“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
五、大韵──“或名触地病”。“大韵诗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名犯大韵。”
六、小韵──“或名伤音病”。“小韵诗者，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为小韵病也。”
七、傍纽──“亦名大纽，或名爽切病。”“傍纽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愿’等之字。此即双声，双声即犯傍纽。”
八、正纽──“亦名小纽，或名爽切病。”“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类，名为犯正纽之病也。”
声病说的目的，原不过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以求声调之变化错综，俾自然的音律，益发具体而已。而此严密繁琐的格式，则有时反斩丧自然的音律。
沈约固是始作俑者，但未流之弊，也不能一股脑儿记在沈约名下；因为这种严密繁琐的格式，不见得出于沈约。
最后有须申明者，虽然沈约答甄公只说到“作五言诗者”，但所谓声病的适用，则不限于诗，而兼及于文，他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以声病之说，批评了古往今来的文学家。批评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的“芜音累气”，我们已征引在前（前章第二节），此外他批评魏晋作家云：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抒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龋ㄟ前式。这也是以音律的观点，批评古今的作品。此所言虽率为五言诗，前所言王褒刘向之徒，则决不限于诗，更不限于五言诗。又谓音律之说，“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则音律固可适用于一切文学了。所以秘府论所举例证，不只限于诗，而并及于辞赋铭诔以至散文。如于第一平头病下云：“四言七言及诸赋颂，以第一句首字，第二句首字，不得同声，不复拘以字数次第也。如曹植洛神赋云：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是也。铭诔之病，一同此式。”第二上尾病下云：
“凡诗赋之体，悉以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以为韵。若诸杂笔不束以韵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与第四句同声，俗呼为‘隔句上尾’，必不得犯之。如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同乘共载，北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是也。”秘府论中又有文笔十病得失，按名思义，知笔亦有声病。十病的前八病就是沈约所谓八病（详九节），益知声病之说，不专是就诗而言了。
○二 文镜秘府论所列文二十八病
自沈约创立四声八病以后，研究声病者，真如雨后春荀般的层出不穷。秘府论序云：
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
又前章八节曾引论病类云：
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
序所称王皎崔元，乃举其姓，论病所称约兢融，则举其名。王盖指著诗格的王昌龄（详四篇二章五至七节），皎盖指著诗式诗议的皎然（同上八至九节，皎非姓），指周，约指沈约，崔元与兢融合观，知盖指著诗格的元兢（详七节），著唐朝新定诗格的崔融（详八节）。至沈侯当然亦即沈约，刘善则为刘善经。
秘府论论病序谓病犯的研究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诸称，秘府论总为文二十八种病。文二十八种病下所引的解说甚多，标明为某人之说者，俟下分述；其余大概也是齐梁至隋唐时人之说。八病已详前节，兹列九至二十八病于下：
九、水浑──“谓第一与第六之犯也”。
十、火灭──“谓第二与第七之犯也”。案秘府论病目平头下注云：“或一六之犯名水浑病，二七之犯名火灭病。”是二病仍即平头病。又案遍照金刚尝以秘府论“虽要而又玄，而披诵稍难记，”“更妙其要合口上者”，为文笔眼心抄。
眼心抄不列二病，以木枯为第九病，金缺为第十病，大概也是因为二病仍即平头病，故不复列。
十一、木枯──“谓第三与第八之犯也。”
十二、金缺──“谓第四与第九之犯也。”
十三、阙偶──“谓八对皆无言靡配，瞩由言疋偶，因以名焉。”眼心抄作“谓八对皆无言靡配是”。秘府论眼心抄皆引或曰：“诗上引事，下引事以对之；若一缺偶对者，是名缺偶。”案王昌龄诗中密旨云：“缺偶病，诗中上句引事，下句空言也。”与或说合。
十四、繁说──“谓一文再论，繁词寡义。或名相类，或曰疣赘。”病目繁说下注云：“或名疣赘，崔名相类。”崔即崔融。
十五、龃龉──“一句之内，除第一字及第五字，其中三字，有二字相连同上去入是。若犯上声，其病重于鹤膝。此例文人以为秘密，莫肯传授。”病目注云： “或名不调。”
十六、从聚──“如上句有云，下句有霞，抑是常；次句复有风，下句复有月（原无月字，据下文校增），云霞风月，俱是气象，相次从聚，是为病也。”
病目注云：“或名从木。”密旨云：“密旨云：“从木病，诗句皆有木物也。”
十七、忌讳──“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是也。”病目注云：“或名避忌之例。”
十八、形迹──“于其义相形嫌疑而成。”
十九、傍突──“句中意旨傍有所突触。”
二十、翻语──“正（正字原无，据眼心抄增）言是佳词，反语则深累是也。”
二十一、长撷腰──“每句第三字撷上下两字，故曰撷腰；若无解镫相间，则是长撷腰病也。”病目注：“或名束。”
二十二、长解镫──“第一第二字意相连，第三第四字意相连，第五单一字成其意，是解镫；不与长撷腰相同，是长解镫病也。”病目注：“或名散。”
二十三、支离──秘府论眼心抄皆无释，密旨云：“支离病，五字之法（泽案，疑为诗）切须对也，不可偏枯。”
二十四、相滥──“谓一首诗中再度用事，一对之内反复重论，文繁意叠，故曰相滥犯。”注云：“或名繁说。”
二十五、落节──“凡诗咏春即取春之物也，咏秋即须序秋之事情，或吟今人，或赋古帝；至于杂篇咏，皆须得其深趣，不可失意义。假令黄花未吐，已咏芬芳；青叶未抽，逆言蓊郁；或专心咏月，翻寄琴声；或一（原无一字，以意增）
意论秋，杂陈春事；或无酒而言有酒，无音而道有音：并是落节。”
二十六、杂乱──“凡诗发首诚难，落句不易，或有制者，应作诗头，勒为诗尾，应可施后，翻使居前，故曰杂乱。”
二十七、文赘──注云：“或名涉俗病。”
二十八、相反──“谓词理别举是也。”宗旨云：“诗中两句相反失其理也。”
二十九、相重──“谓意义重叠是也。”宗旨云：“诗意并物色重叠也。”
三十、骈拇──“所谓两句中道物无差，名曰骈拇。”题为文二十八种病，所论述的却是三十种病。病案题目九曰水浑，十曰火灭，九曰木枯，十曰金缺，眼心抄又无水浑木枯二病，大概因为水浑火灭本是合为平头病，全列就成为三十病，实则只是二十八种病。又相滥下注云：“或名繁说”，则如依或说相滥就是繁说，二十八种病又了二十七种病了。
○三 王斌的病犯说
二十八种病之鲜明的引标为某人之说者有王斌、刘滔、沈氏、刘善经、元竞、崔融六人。
王斌盖即作五恪四声论的洛阳王斌。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云：“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可见与陆厥沈约同时。南史卷二十二有王彬，仕齐梁，与此盖作一人。秘府论引王斌说二则：
一、蜂腰及鹤膝──“王斌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并随执用。”案蜂腰病的普通说法是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鹤膝病的普通说法是第五字不得与十五字同声。王斌之意，盖亦同此。
二、傍纽──王斌云：“若能回转，即应言‘奇琴’‘精酒’‘风表’‘月外’，此即可得免纽之病也。”盖谓“奇琴”“精酒”“风表”“月外”虽是双声，但以二字连为一词，所以得免纽病。正如秘府论所谓：“凡安双声，惟不得隔字，若‘踟蹰’‘踯躅’‘萧瑟’‘流连’之辈，两字一处，于理即通，不在病限。”
○四 刘滔的病犯说
刘滔不知何许人；刘善经四声指归曾引其说（见前章九节），当在刘善经前。
梁有刘纟舀，梁书卷四十九刘昭传云：“子纟舀，字言明，亦好学，通三礼。大同中为尚书祠部郎，寻去职，不复仕。”不知是否一人？（此与前节王彬，皆刘盼遂先生告知）秘府论引刘滔说三则：
一、上尾───刘滔云：“下句之末，文章之韵，手笔之枢要，在文不可夺韵，在笔不可夺声。且笔之两句，比文之一句，文事三句之内，笔事六句之中。
第二、第四、第六，此六句之末，不宜相犯，此即是也。”案此指“隔句上尾”。
秘府论于引刘滔说前谓：“凡诗赋之体，悉以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以为韵端；若诸杂笔不束以韵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与第四句同声，俗呼为‘隔句上尾’，必不得犯之。”
二、蜂腰──刘滔云：“为其同分句之末也。”案意谓五言诗之前二字为一短句，后三字为一短句，故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分句之末”，不宜同声。
刘滔又云：“四声之中，入声最少，余声有两，总归一入。如征整政只，遮者柘只，是也。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参彼三声，殆为大半。且五言之内，非两则三。如班婕妤诗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此其常也。亦得用一用四，若四，平声无居第四，如古诗云，‘连城高且长’，是也。用一多在第二（原作四，据文笔十病得失引改），如古诗曰：‘九洲不足步’，此谓居其要也。
然用余句平上可为上句，龋┨无全用（泽案疑有误），如古诗曰：‘迢迢牵牛星’，亦并不用；若古诗曰：‘脉脉不得语’，此则不相废也。犹如丹素成章，盐梅致味，宫羽调音，炎凉御节，相参而和矣。”由此知刘滔虽谓第二字第五字“同分句之末”，不宜同声，但也可以不拘此限。
三、傍纽及正纽──“刘滔以双声亦为正纽；其傍纽者若五字中已有‘任’字，其四字不得复用‘锦’‘禁’‘急’‘饮’‘荫’‘邑’等字，以其一纽之中有 ‘金’‘音’等字，与‘任’同韵故也。”刘滔云：“重字之有关关，叠韵之窈窕，双声之有参差，并兴于风，如诗矣。”案刘滔说与众不同者有二点：一，傍纽正纽相反。二，正纽病──即他所谓傍纽病，众率释为一句中不得用一纽四声各字，他则谓不但不得用一纽四声各字，而且不得用同韵的他纽四声各字，真是严格极了。
○五 沈氏的病犯说
此所称沈氏，盖非沈约，前已言之（详一节）。秘府论引沈氏说六则：
一、平头──或曰：“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与第六第七同声；若参差用之，则可矣。’谓第一与第七，第二与第六同声，如‘秋月’‘白云’之类。
即高晏诗曰：‘秋月照绿波，白云隐星汉。”此即于理无嫌也。“
二、上尾──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病，白开辟迄今，多慎不免，悲夫。若第五与第十故为韵者，不拘此限。即古诗云：’四座具莫喧，愿听歌一言。 ‘此其常也，不为病累。其手笔第一句末，犯第二句末，最须避之。如孔文举与族弟书云：’同源派流，人易世疏，越在异域，情爱分隔‘，是也。”
三、蜂腰──沈氏云：“五言诗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并须要杀，即其义也。”案秘府论于引沈氏说前，引刘氏云：“蜂腰者，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古诗曰，’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是也。”谓“此是一句之中上尾”。则沈氏盖略同于刘滔，谓五言诗之前二字为一短句，后三字为一短句，“并须要杀”，所以不得同声。
四、鹤膝及蜂腰──沈氏云：“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
五、小纽──“凡安双声（声字原脱），唯不得隔字，若’踟蹰‘’踯躅‘’萧瑟‘’流连‘之辈，两字一处，于理即通，不在病限。沈氏谓此为小纽。”
又引刘氏说傍纽云：“沈氏所谓’风表‘’月外‘’奇琴‘’精酒‘是也。”
（详下节）小纽本是正纽异名，但沈氏同于刘滔，正傍相反，所以他所谓小纽，却就是普通所谓傍纽。至他的解说，大概同于王斌，主张一句中的隔字双声是病，不隔字双声不是病。如“风表”“月外”“奇琴”“精酒”是双声，但两字一处，所以“不在病限”。
六、大纽──“如王彪之登治城楼诗云：’俯观陋室，宇宙****，譬如四壁。‘即譬（此字原脱）与壁是也。沈氏亦云（云疑衍）以此条谓之大纽。”大纽本是傍纽异名，但他所谓大纽，却即是普通所谓正纽。
○六 刘善经的病犯说
储皖峰先生谓秘府论论病类所引刘氏盖即刘善经（见前章九节）。考秘府论所引诸人的病犯说，自王斌、刘滔、沈氏，以至刘氏，都不出于沈约所谓八病；元兢固亦讨论八病，而亦讨论八病以其他病犯；至崔融则仅论其他病犯，无一字论及八病。八病原出沈约，其他病犯乃后人所陆续增添；八病都是“声”病，其他病犯则有的是“形”病框“义”病。沈氏的年代不可知，王斌刘滔皆是隋以前人，元兢及崔融皆是唐人，就病犯的历史转变而言，刘氏当是唐以前人，谓为刘善经，极为合理。又秘府论序提到刘善经，也可为刘氏指刘善经的证明。秘府论引其病犯说六则：
一、蜂腰──刘氏曰：“蜂腰者，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古诗云，’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是也。”
二、鹤膝──刘氏曰：“鹤膝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即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是也。”
三、大韵──刘氏曰：“大韵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即一韵内不得复用’人‘’津‘’邻‘’亲‘等字。若一句内犯者，曹植诗云，’泾渭扬浊清‘，即’泾‘’清‘是也。十字内犯者，古诗云，’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即’石‘’益‘是也。
四、小韵──刘氏曰：“小韵者，五言诗十字中，除本韵以外，自相犯者，若已有’梅‘，更不得复用’开‘’来‘’才‘’台‘等字。五字内犯者，曹植诗云，’皇佐扬天惠‘，即’皇‘’扬‘是也。十字内犯者，陆士衡拟古歌云，’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即’阳‘’霜‘是也。若故为叠韵，两字一处，于理得通，如’飘‘’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即不得耳。”
五、傍纽──刘氏曰：“傍纽者，即双声是也。譬（原作避，误）如一韵中已有’任‘字，即不得复用’忍‘’辱‘’柔‘’蠕‘’仁‘’让‘’{人小}‘’ 日‘之类，沈氏所谓’风表‘’月外‘’奇（原脱）琴‘’精酒‘是也。”
六、正纽──刘氏曰：“正纽者，凡四声为一纽，如’任‘’荏‘’衽‘’入‘，五言诗一韵中已有’任‘字，即九字中不得复有’荏‘’衽‘’入‘等字。古诗云，’旷野莽茫茫‘，即’莽‘与’茫‘是也。凡诸文笔，皆须避之。
若犯此声，即龃龉不可读耳。”
○七 元兢的病犯说
秘府论尝于引元氏说后，接着又引元兢说，似非一人？但审其旨趣，颇相类似，又似是一人？元兢就是元思敬。知者，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著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总集类著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似一书重见，元兢元思敬亦即是一人。
旧唐书文苑传上：“元思敬者，总意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益知元兢元思敬是一人（此系储皖峰先生告知）。大概兢是名，思敬是字。新唐志文史类又载所作宋约诗格一卷，宋志文史类只作诗格，秘府论及日本见在书目又载所作诗髓脑（见在书目谓一卷，秘府论未载卷数），不知是否一书？秘府论论病类引元兢说十则：
一、大韵──元氏曰：“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弥佳；若五字要切，于文调畅，不可移者，不须避之。”
二、小韵──元氏曰：“此病轻于大韵，近代咸不以为累文。”
三、傍纽病──元氏曰：“傍纽者，一韵之内有隔字双声也。”元兢曰：
“此玻轻于小韵，文人无以为意者。又若不隔字而是双声，非病也，如’清切‘’从就‘之类是也。”
四、正纽──元氏曰：“正纽者，一韵之内，有一字四声，分为两处是也。
如梁简文帝诗云：’轻霞落暮锦，流火散秋金。‘’金‘’锦‘’禁‘’急‘是一字之四声，今分为两处，是犯正纽也。”元兢曰：“此病轻重与傍纽相类，近代咸不以为累，但知之而已。’”
五、龃龉──元兢曰：“平声不成病，上去入是重病。文人悟之者少，故此病无其名。兢案文赋云：‘或龃龉而不安’，因以此病名为龃龉之病焉。”
六、从聚──元兢曰：“盖略举气象为例，触类而长，庶物则同。上十字已有‘鸾’对‘凤’，下十字不宜更有‘凫’对‘鹤’，上十字已有‘桂’对‘松’下十字不宜更有用‘桐’对‘柳’，俱有从聚之病。此又悟之者鲜矣。”
七、忌讳──元兢云：“此病框犯，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又如咏雨诗称‘乱声’，沂水诗云‘逆流’，此类者是也。”
八、形迹──元兢曰：“文中例极多，不可轻下语也。”案秘府论：“形迹病者，于其义相形嫌疑而成。如曹子建诗云：‘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即如近代诗人，唯得云’丽城‘，亦云’佳丽城‘若单用’佳城‘，即如’膝公佳城‘，为形迹病也。“
九、傍突──元兢曰：“此与忌讳同，执笔者咸宜戒之，不可辄犯也。”案秘府论引周彦伦诗云：“二亩不足情，三冬我已毕。’谓”‘二亩’涉其亲，宁可云不足情也？“
十、长撷腰及长解镫──元兢曰：“撷腰解镫并非病，文中自宜有之；不间则为病。然解镫须与撷腰相间，则屡迁其体，不可得句相间，但诗然之。近文人篇中有然，相间者偶然耳。然悟之而为诗者，不亦尽善者乎！”案秘府论于长撷腰病下引上官仪诗曰：“曙色随行漏，早吹入繁笳。旗文萦桂叶，骑景拂桃华。
碧潭写春照，青山笼雪花。”谓：“上句‘随’，次句‘入’，次句‘萦’，次句‘拂’，次句‘写’，次句‘笼’，皆单字撷其腰，于中无有解镫者，故曰长撷腰也。”又于长解镫病下引上官仪诗曰：“池牖风月清，闲居游客情，兰泛樽中色，松吟弦上声。”谓：“‘池’‘牖’二字意相连，‘风’‘月’二字意相连， ‘清’一字成四字之意，以下三句皆无有撷腰相间，故曰长解镫之病也。”
○八 崔融的病犯说
秘府论论病类引及崔氏之说。惟氏疑为崔融。论对类又引及崔氏唐朝新定诗格（详四篇一章六节），也疑即崔融所著。新唐书卷一百十四本传云：“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朝廷大手笔，多敕委之。其洛出宝图颂尤工。撰武后哀册最高丽，绝笔而死，时谓思苦神竭云：“是崔融为华婉典丽的文人，所以作唐朝新定诗格，研讨病犯。论病类共引六则：
一、繁说──崔氏曰：“‘从风似飞絮，照日类繁英，拂岩如写镜，封林若耀琼。’此四句相次一体，不异似类，如若，是其病。”案病目繁说下注云：
“崔名相类。”
二、不调──崔氏曰：“是名不调。不调者，谓五字内除第一字第五字，余三字用上去入声相次者。平声非病限。此是巨病（原作废误），古今才子多不晓。
如‘晨风惊叠树，晓月落危峰。’（原注，‘月’次‘落’同入声。）如‘雾生极野碧，日下远山红。’（原注，‘下’次‘远’同上声。）如‘定惑关门吏，终悲塞上翁。’（原注，‘塞’次‘上’同去声。）”按不调即龃龉下注云：
“或名不调。”
三、从木───“崔氏名从木病。即引诗云：‘庭捎桂林树，詹度苍梧云，棹唱喧难辨，樵歌近易闻。’‘桂’‘梧’‘棹’‘樵’俱是木，即是病也。”
案从木即从聚，病目从聚下注云：“或名从木。”
四、形迹──崔氏曰：“‘佳山’‘佳城’非（泽案，非疑为皆）为形迹坟埏，不可用。又如‘侵天’‘千天’是谓天与树木等，犯者为形迹。他皆效此。”
案病目形迹下注云，“崔同”，则秘府论的释形迹病为“于其义相形嫌疑而成”，盖采用崔氏说。
五、翻语──崔氏曰：“‘伐鼓’反语‘腐骨’，是病。”案病目翻语下注云，“崔同”，则秘府论的释翻语病为“正言是佳语，反语则深累是也，”盖采用崔氏说。其所列例诗为鲍明远“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当亦引自崔氏。
又案“伐鼓反”为“腐”，“鼓伐反”为“骨”，所以“伐鼓”翻语是“腐骨”。
六、相滥病───崔氏云：“相滥者，谓‘形体’‘途道’‘沟淖’‘淖泥’‘巷陌’‘树木’‘枝条’‘山河’‘水石’‘冠帽’‘衤禺衣’，如此之等，名曰相滥。上句用‘山’，下句用‘河’，上句有‘形’，下句安‘体’，上句有‘木’，下句安‘条’，如此参差，乃为善焉。若两字一处，自是怨焉，非关诗处。”案病目相滥下注云，“崔同”，则秘府论的释相滥为“一首诗中再度用事，一对之内反复重论，文繁意叠，故名相滥”，盖采用崔氏说。
王斌崔融等六人以外，还引有上官仪皎然的病犯说。龃龉病下引上官仪云：
“犯上声是斩刑，去入亦绞刑。如曹子植诗云：‘公子敬爱客’，‘敬’与‘爱’是其中三字，其二字相连同去声是也。”忌讳病下云：“皎公名曰避忌之例。诗曰：‘何况双飞龙，羽翼纵当乖。’又云：‘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只言片语，不值特叙。此外引或云或曰者甚多，不惟其人无考，而且不能确定出于几人，故皆从略。
○七 佚名的文笔式──文笔十病得失
秘府论西卷论病类除了文二十八种病以外，还有文笔十病得失，疑出作者姓名已佚的文笔式。蜂腰下引文笔式云：“制作之道，惟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原误作即）诔笔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原作而以两句文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往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原作此）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体即不同，病时有异。其文之犯避，皆准于前。假令文有四言、六言、七言等，亦随其句字，准前勘其声病，足悟（原作吴）之矣。”显然是文笔十病的总纲，也就是文笔式的小序，而文笔十病得失，当然原出文笔式无疑了。
所谓十病就是沈约八病外，益以隔句上尾和沓发二病。八病的解说，和前据秘府论所列者（详二节）全同，兹不复赘；止述隔句上尾和沓发于下：
一、隔句上尾──文二十八种病上尾下曾提到隔句上尾（详四节），似隔句上尾是上尾的一种，不能独为一病，就是文笔十病得失中也没有将隔句上尾特列为一病。但一则去此止余九病，二则傍纽下云：“笔有上尾、鹤膝、隔句上尾、沓发四病，词人所常避也。其上尾鹤膝与前不殊。束晰表云：‘薄冰凝池，非登庙之珍，’‘池’与‘珍’同平声，是其上尾也。左思三都赋序云：‘魁梧长者，莫非其旧风谣歌舞，各附其俗，’‘者’与‘舞’同上声，是鹤膝也。隔句上尾者，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同声也。如鲍照河清颂序云：‘善谈天者，必征象于人；工言古者，必考续于今，’‘人’与‘今’同声是也。但笔之四句，比（原作此）
文之二句，故虽隔句，犹称上尾，亦以次避，第四句不得与第六句同声，第六句不得与第八句同声也。”知所谓十病，实以隔句上尾独为一病。同时何谓隔句上尾，也由此得到解释了。
二、沓发──“沓发者，第四句末与第八句末同声是也”。上尾下称为踏发，言“又有踏发声，第四句末与第八句末，不得同声。”文二十八种病亦曾言及，称为翕发声。其鹤膝下云：“又今世笔体，第四句末不得与第八句末同声，俗乎为翕发声（翕原作逾，而眉端注翕字）。譬如机开翕尾而头发，以其轩轾和不平故也。若不犯此病，谓之鹿卢声，即是不朽之成式耳。”
文笔十病得失与文二十八种病的异点，就是彼虽亦论及笔，但以文为主，此则文笔并重。但如前所引，谓“笔有上尾、鹤膝、隔句上尾、沓发四声，”似四病最为重要，其余六病，或者较为轻微。亦未可知。
又秘府论地卷八阶类下注云：“文笔式略同”，知文笔式除论十病外，还论八阶，即一咏物阶，二赠物阶。三述志阶，四写心阶，五返讠州阶，六赞毁阶，七援置阶，八和诗阶。据名可以知义，无庸述释，虽与病犯无涉，以其亦出文笔式，姑附于此。
●第六章 创作论
○一 自庄子至曹丕的天才说
在第一篇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曾引庄子天道篇载轮扁自述斩轮的甘苦说：
“臣之斩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这自然是重视天才，藐视方法。儒家的孟子，对方法似乎比较重视，他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篇）不过他又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并尽心篇）则道艺的成败利钝，孟子也是侧重天才的。
到了汉朝，对于创作辞赋，司马相如的方法是“赋心”，杨雄的方法是“赋神”（详二篇三章三节）。“赋心”和“赋神”都是玄之又玄的神秘的方法，一个人之能否领略与应用，仍要存乎其人，所以仍是尊重天才的。
汉末魏初的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曹丕，关于这，似乎是承受了道家的影响。
他说“文以气为主”。只就“气”字而言，当然是由孟子的“养气”而来。但孟子的“气”是由养得来，曹丕的“气”则是“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他设了一个最妙的比喻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度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详四章一节）这便与庄子天道篇的说法相近了。在庄子天道篇还没有明说道艺的创造，全靠天才；这里便显言“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文可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详三章一节）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天才创造说”了。
○二 陆机的文学方法论及文学应感说
由曹丕的“文气说”，到刘桢的“体势说”，大概是比较的走向文学方法的路上了。可惜其说已佚，不能详考（详四章一节）。就现在所知者而论，陆机实在是提出较周详的方法的第一人。他的文赋，说的概括一点，便是专为提示文学方法而作。他自序作文赋的动机与目的云：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到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他先论构思云：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铭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再论修辞云：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或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吾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他以为文学方法之最重要者，自然是构思与修辞，而“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所以也不能不“达变而识次”，所以于普通的构思下修辞以外，又提出许许多多的“达变而识次”的方法：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珠，定去留于毫芒，苟诠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ゐ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ウ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扌帝；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苦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媸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
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谐合，多嘈Γ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文虽悲而不雅。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不过陆机虽然讲了这样多的文学方法，而一篇文学之能以成功最好的作品，他仍然承认有方法以上的妙谛：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不惟此也，他以为只恃文学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利用文学应感。有了文学应感才可以创作好的文学；没有文学应感，荆┸绞尽脑浆，也没有好的作品产生：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及Ш，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文选卷十七）
我在中国文学史类编里曾说：中国文学到建安才至自觉时代。建安以前，杂文学一方面，不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哲理文，就是“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的史传文（引号内文选序语）。至于纯文学呢，小说戏剧尚在胎育时期，还没有呱呱堕地，当然谈不到自觉。诗歌一方面，完全在天籁的时期，是自然的呼声，不是加工的作品。只有辞赋，比较有点自觉的倾向。唯其如此，所以才产生了司马相如的“赋心”与杨雄的“赋神”的方法论。而其他文学，既没有自觉的树立了独立地位，自然也没有产生方法论的可能与需要。（以前也有近似文学方法的言论，但那不是为文学而设的。）至建安时代，由文学的自觉而树立了文学的地位，使它成功一种独立的事业，所以稍后的陆机遂能感觉到创作方法的重要，而提出了文学方法与文学应感说。
○三 葛洪的天才与方法并重说
陆机只是感觉到创作方法的需要，到葛洪便反对无方法的天然说。抱朴子外篇辞义篇引或曰：“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ゼ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苣蕙芬馥，非容气所假；知夫至真贵乎天然也。”葛洪答云：
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开有主宾，妍媸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
（《平津馆丛书》本卷四十）
不过葛洪虽然反对无方法的天然说，但也不承认任何人都会运用方法；运用方法仍须天才：
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氵养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功，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
曹丕虽然奠定了文学的地位，但对于创作，采取天才说，所以创作方法的提出，实是陆机的功绩。但创作需要天才，也需要方法，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以故在曹丕陆机以后的葛洪遂惩于曹丕与陆机的偏而不全，而重视天才，也重视方法。
唯其“才有清浊，思有修短，”所以葛洪在辞义篇又云：
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
重方法大概是受了陆机的影响，重天才，且谓“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则大概是受了曹丕的影响。但他调和二者之间，而采取一种并重的办法，亦遂成功自己的学说了。
○四 颜延年及其他雕章琢句的学说
此后创作的趋势，率皆雕琢章句，调弄音律。调弄音律之说，已另章论述（四、五两章）；雕琢章句，为六朝作家的共同趋向，至鲜明的主张此种学说者，是张示、颜延年和王微。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张示レ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
锺嵘诗品序云：
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
不过王微鸿宝，早已亡佚，张示的学说，也无从考见。鸿宝的“密而无裁”，是不是对字句下工夫，我们不敢妄断；张示的“レ句褒贬”，自然没有问题的在颛颛的考究字句。颜延年的庭诰，今存六则，时有论文之言，萧子显所谓“颜延图写情兴”是否指此，我们也不敢妄断；但总是指的颜延年，而颜延年便是注意章句的。他在庭诰里虽然说：“选言务一，不尚烦繁。”但又云：
咏歌之书，取其连颠合章，比物集句。
而他自己的诗歌，又是“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诗品语）汤惠休说他的诗“如错采缕金”。（引见诗品）鲍照也说“如铺锦列绣，雕绩满眼”。（引见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则所谓“选言务一，不尚烦繁”者，不是就章句而言，是就一篇的主旨而言。他又说：“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其所谓“一”，盖略同于曾国藩复陈右铭书所谓“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
而“连颠合章，比物集句，”才是他对章句的主张呢。
○五 萧子显的变化说
这种寻虚逐微的文学与文学方法占据了几十年的创作界与批评界，物极而返，到了梁朝的萧子显遂提出变化说。他于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又云：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变化从何而来，他以为不外“才”与“学”：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斩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惟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
的确，只是因袭，不能有独特的文学，所以必须变化。这是极平常的道理，但每被人忽略的原因，这是由于在阶级社会文学标准有二：一是当代的应用，一是历史的价值。当代的应用是为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每偏于因袭，因此产生一种摹仿说，以为只要会摹仿，就可以成功文学家。历史的价值取决于有无发展的进步，有发展进步的历史不能泯灭，只是摹仿的则每被淘汰。所以从历史看来，“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是进步的历史家，所以提出变化说。
●第七章 鉴赏论
○一 魏晋以前的鉴赏论
战国时候，庄子曾在人间世篇托为仲尼告颜渊云：
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原作“听止于耳”，依俞樾校改），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齐（古斋字）也。
自然庄子是就接待人物而言，不是就鉴赏文艺而言，但接待人物既要“心齐”，则假若鉴赏文艺也当然要“心齐”。“心齐”是“虚而待物”，也就是普通所谓 “虚心”，所以说“虚者心齐也”。
“虚心”的反面是“师心”。庄子在同篇托为颜渊向孔子陈述说：拟以“与天为徒”，“与人为徒”，及“与古为徒”的三种方法，接待人物。孔子说：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实则心本来是虚的，本来无可“师”，由虚而至于有可“师”，差不多全由于客观的陶铸。客观的陶铸不同，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师心”的鉴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师心”的鉴赏，一切的鉴赏错误，大半都由此而生。
庄子所主张的“心齐”，和所反对的“师心”，都是鉴赏的态度，不是鉴赏的方法（如说是方法的话，便是反方法的方法），这是因为庄子是反对方法的（详一篇三章十节），所以不谈方法。谈方法的有如孟子云：“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详一篇三章四节）易系辞下云：“将叛者其辞惩，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同上六节）虽是就言辞而言，不是就文学而言，但文学本来出于言辞，所以鉴赏言辞的方法，后来便每用以鉴赏文学。
到西汉初年的陆贾，在新语术事篇云：
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指出一般人的鉴赏批评，每宥于重古轻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陶铸，大半基于战国的托古和汉代的泥古（详二篇四章七节）。依据这种观念的鉴赏批评，便是一种“师心”的鉴赏批评；“师心”的鉴赏批评，当然容易陷于误谬。陆贾的指出这种错误观念，还不是专对鉴赏批评文学而发，可是到了桓谭王充，便特别指出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的不当“崇古卑今”，“贵远贱近”（同上）。到了魏晋南北朝的讨论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的，更对此推阐尽致。
○二 曹丕所言鉴赏之蔽与曹植所言鉴赏之难
汉末魏初的文学批评，要以曹氏兄弟的成功为最大，因之关于鉴赏论亦以曹氏兄弟之言论为最有价值。以创作言，植胜于丕；以批评言，则丕胜于植。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了文气说、文体论及文学方法之多方面的研究；对于鉴赏，也论到了。他说：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ウ于自见，谓己为贤。“贵远贱近”的错误观念之指出，仍是继承了陆贾桓谭王充的见解；至“ウ于自见，谓己为贤”的错误之指出，则是曹丕的创获了。关于这，他又详细的申说道：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见之患也。（文选举五十二）
彼言“ウ于自见”此又言“善于自见”；彼谓ウ于自见其短，此谓善于自见其长。至于补救的方法，曹丕以为“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
曹丕的弟弟曹植，在文学批评方面自逊兄一筹；但只就鉴赏论而言，则弟亦不弱。与杨德祖书云：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文选卷四十二）又与吴季重书云：
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同上）曹植以一代文宗，而反以“文章憎命”，郁郁不得志，所以一方面叹无知音者的鉴赏，一方面又厌恶浅薄者的妄肆批评，而鉴赏的资格与鉴赏的意义，却借此吐露了。
○三 葛洪的鉴赏论
曹氏兄弟的鉴赏论，还有很零碎的见解，到葛洪便有了系统的学说了。葛洪的鉴赏论，可分为三部分：
一、鉴赏的能力──曹植所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已开始鉴赏能力的研讨。葛洪对于这个问题，更有详赡的论列。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尚博篇云：
百家之言，虽有步起，指出硕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减也。
或有汪，玄旷合契。作者内辟不测之深源，外播不匮之远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绸绎也妙，变化不系滞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凝阂于一涂之逼促。是以偏嗜酸盐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应龙徐举，顾眄凌云，汗血缓步，呼吸千里；而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驽蹇患其过己之不渐也。若夫驰骤于诗论之中，周旋于传记之间，而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虽始自髫龀，讫于振素，犹不得也。夫赏其快者，必誉之以好；而不得晓者，必毁之以恶，自然之理也。于是以其所不解者为虚诞，（原注：
力侯切，敬也）诚以为尔，未必为情以伤物也。
一种道理或一件艺术之能使你感觉兴趣，必要你对他有相当的了解能力。假使丝毫不能了解，必不会感觉兴趣；因之由淡漠而厌弃，由厌弃而“毁之以恶”
了。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不是没有伯乐而千里马不能有时空的存在，乃是没有伯乐而千里马不能有认识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批评一种道理或一件艺术，了解是先决问题（参一篇一章二节）。假使不能了解，自然无从鉴赏好恶，更谈不到批评了。
二、主观的爱情──尚博篇所说的“偏嗜酸盐者，莫能知其咪，”已透露主观爱憎之与鉴赏的关系。此义，又于卷四十辞义篇云：
五叶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
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是少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所谓考监梅之盐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飘之细巧，蔽于沉深之弘邃也。其英异宏逸者，则网罗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绁于笼罩之内。振翅有利纯，则翔集有高卑；骋迹有迟讯，则进趋有远近。驽锐不可（孙星衍云：
此下有脱文）胶柱调也。文贵丰瞻，何必称善如一口乎？
这是说文学的美好，正在各有各的文辞，各有各的风格，鉴赏者不应当以各人的爱憎为好坏，应当以客观的态度等视的眼光来鉴赏各种文学、批评各种文学。
三、客观的宥蔽──陆贾说的“重古轻今”，桓谭说的“凡人贱近而贵远”，王充说的“俗好珍古，不贵今”，曹丕说的“常人贵远贱近”，都是指因时间的宥蔽而生的鉴赏错误（曹说比较有空间意味）。葛洪继之，不惟更详明的指出这因时间的宥蔽而生的鉴赏错误，且又指出因空间的宥蔽而生的鉴赏错误。关于前者，于尚博篇云：
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追风之骏，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连城之珍，犹谓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虽有疑断之剑，犹谓之不及欧治之所铸也；虽有起死之药，犹谓之不及和鹊之所合也；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媸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日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者，谅有以而然乎？关于后者，于卷三十九广譬篇云：
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时。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讷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此盖叶公之好伪形，见真龙而失色也。
桓谭所谓“凡人贱近而古远”，无疑的是就时间而言；曹丕所谓“常人贵远贱近”
与“向声背实”并言，似乎有兼就空间而言的味道；葛洪此说，举秦王之对韩非，汉武之对相如为例，显见是就空间而言了。
●第八章 论文专家之刘勰
○一 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家
汉代的杨雄的法言吾子篇，桓谭的新论道赋篇，王充的论衡超奇、书解、对作等篇，都可以算做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但道赋篇已佚，究竟如何，我们无从知道；吾子篇和超奇、书解、对作等篇，虽然是文学批评，但也含有哲学批评。
这与汉代的文学概念的广泛，有极深的相互关系。
宋书大且渠蒙逊传载“茂虔撰文检六卷”，侯康于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四说“似是后汉人撰”。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又载有崔瑗的南阳文学官志。但这两部书现在也都散亡了，是不是文学批评书，无从判断；按名思义，或者是文章总集吧？
文检与南阳文学官志既不是文学批评书，吾子超奇等篇又含有哲学批评，以故汉代不惟没有文学批评的专书，也没有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始于魏而盛于晋，文学批评的专书则始于晋而盛于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洽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视レ句褒贬，颜延国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云：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按指与杨德祖书），应文论（按指文质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梁书作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业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三味堂黄注纪评本卷十，又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勰传）
锺嵘诗品序云：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不过在这些作品中，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可以算是单篇论文，不能算是文学批评的专书。典论论文和文赋之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有不可泯灭的价值，但曹丕和陆机之在创作方面的成就更远过于他俩的批评，因为我们与其称他俩为文学批评家，无宁称他俩为文学作家。自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关，但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却不必是文学作家。
陆机的文赋只是述说自己的作文经验，完全是文学家的口吻，不是文学批评家的口吻。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使文学家“审己以度人”，庶几可以“相服”，不致 “相轻”，也和以文学批评为职志者不同。
曹植更是公认的文学作家，不是文学批评家。他的与杨德祖书云：“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似乎很有尊重批评的精神。但又说：“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反对“才不逮于作者”的“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详七章二节）固是讨论鉴赏批评的资格，同时也是否认鉴赏批评的独立，更当然是作家的口吻，不是批评家的口吻。
应的文质论（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一），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是文化的），不是文学性的，刘勰说“华而疏略”，或者就是指其疏略于文学吧。
张视的言论，今已只字无存，其“レ句褒贬”，是否文学批评专著不可知。
王微鸿宝已佚。颜延之庭诰是家训，不过其中也有文学批评罢了。
“谢客集诗”，显然是诗总集，隋志总集类正著谢灵运的诗英九卷。
“张骘文士”，是一部文学家传，隋唐志都有著录（隋志误作张隐）。魏晋六朝时代的文学家很多，因之文学家传记书也很发达。隋唐志俱著有挚虞文章志四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玉海著有邱渊之文章灵及别集录，丘灵鞠江左文章录序。文学家传中虽也许有文学批评，但不能视为文学批评专书。
至“君山公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既是“议文意”，更当然不是文学批评专家，没有文学批评专书。君山是桓谭字，他的新论往往“议文意”，详二篇四章三节。公是刘桢字，他的“议文意”，详本篇四章一节。吉甫是应贞字，他的“议文意”不可考。士龙是陆云字，他的与兄平原书，往往“议文意”。如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据文心雕龙定势篇引当作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只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也。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零零碎碎，无关宏旨。
诗品卷下评陆厥云：“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文之失也。”
似陆厥作有文纬一书，但久已亡佚，是否文学批评专书不可考。唐释皎然诗式中序云：“早岁曾见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又见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但不见三人本传及隋书经籍志，又不见南北朝人征述，疑出唐人伪托。
由此看来，除了后人伪托的书籍以外，没有一部可以称为文学批评专书；可以称为文学批评专书的只有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不过这两部书的重点似乎都只在辨析文体（详三章六、七两节），没有论到文学的各方面，不能算是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书；因之作者挚虞和李充也不能算是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家。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家只有刘勰和锺嵘。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云：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专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
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
论诗论文似乎不一定要“从六艺溯流别”，更不必“进窥天地之纯”，但谓文心诗品“皆专门名家，勒为专书之初祖”，则并非过誉，虽然他俩的“勒为专书”，也受以前的论诗论文的许多提示。
○二 作文心雕龙的动机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梁书和南史都入文学传。他的仕宦大都在梁朝，但作文心雕龙的时候则在齐朝，所以时序篇称“皇齐驭宝”。齐朝的文坛情形，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育之病，曲正可采，酷不入情。......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锺嵘诗品序亦云：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攀补衲，蠹文已甚。又云：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这时的文学，讲辞藻，讲事类，讲对偶，讲声病，......可以说是最重形式、最不自然的时代。所以隋朝的李谔说，“江左梁齐，......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详四篇六章二节）
对这种情形，刘勰深致不满。定势篇云：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卷六）物色篇云：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卷十）
创作界的创作既这样的令人不满，批评界的批评又“未能振业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所以刘勰要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云：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福 ╊；饰羽尚画，文绣ひ；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卷十）
梁绳衤韦先生作文家批评家刘彦和评传，谓：刘勰作文心雕龙的动机，由于“名山事业”一念的驱使（见郑振铎先生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是的，刘勰于序志篇云：“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便可以“制作”的方面很多，何以独作“论文”？所以“名山事业”的动念，只可以说是他努力“制作”的原因，不能说是制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制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实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创作与批评。
○三 几个主要的文学观
刘勰既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创作而制作文心雕龙，所以他的文学观都是矫正时代的：
一、原道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淫艳”的风气，所以提倡原道的文学。
文心雕龙起始三篇是原道、征圣、宗经。梁绳衤韦先生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云：
“这是他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又云：“本来刘彦和很可以自由发表他的主张，不必借什么圣什么经来做招牌；但他因为增加他言论的效力，所以取了这种陈仓暗渡的办法。”这话我有点不敢苟同。刘勰所提倡的抒情的文学，并不是指的性爱之情，但那时的文学却已偏向性爱一方面。圣经上的道是矫正偏于性爱的淫艳文学的利器，矫正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之在那时提倡“征圣”“宗经”的原道文学，是当然的，无所用其对他回护曲解，而说是“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原道篇云：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卷一）
道不可见，可见者惟明道之圣，所以欲求见道，必儒征圣。所以又作征圣篇云：
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卷一）
又云：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圣人往矣，其人不可征，惟有征沿圣以垂之文，所以又作宗经篇云：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卷一）欲使宗经说有更好的根据，所以谓各体的文学都源出于经：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原作铭，依唐写本改）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同上）又谓宗经对于文学有“六义”的好处：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同上）
宗经真能如此吗？这我不敢说，不过刘勰所以“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因，是在矫正当时文学的艳侈流弊，谓：“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同上）艳侈是否应当矫正，是另一问题；假使要矫正的话，“原道”“征圣”“宗经”确是很好的方法。所以刘勰之主张厚道的文学，是无庸奇异的。刘勰以后，创作方面虽仍走着艳侈****的故道；批评方面，若裴子野梁元帝之流，都已趋向原道学说了。
二、抒情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的风气，提倡抒情的文学。情采篇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卷七）又云：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其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在文学史上，晋末宋齐，是以隐逸遁世的态度描写自然的景物的时期（详拙撰中国诗歌史第七章宋齐之自然诗歌）。这种风气的盛行，自然有许多原因；而陶潜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的成功，亦有很大的关系。他俩本有田园山水的情趣与环境，所以反映出来的田园山水诗是真实的，抒情的。而此风一开，人思染指，由是“志深轩冕”者，也要“咏皋壤”；“心缠几务”者，也要“虚述人外”。由是自真实变为不实，自抒情变为造情，“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所以刘勰思矫其弊，而提倡抒情写实的文学。
三、自然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雕琢藻缋的风气，所以提倡自然的文学。
原道篇云：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卷一）明诗篇云：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卷二）
他以为美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文学如没有自然美，而只是“错采镂金”，“藻缋满眼”，犹之陋质的无监，披锦衣绣，涂脂傅粉，益令人望而呕吐。情采篇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革郭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文学当然要辞采，不过必水性虚而后沦漪结，必本质实而后花萼振；犀兕有皮只是色资丹漆，并不是无色而有色，无丹而有丹。有自然美而再饰以辞采，其美益增；只是修饰辞采，不能算好文学。
四、创造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文贵形似”的风气，提倡创造的文学，特作通变一篇，说明通变革创的价值。发端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卷六）又云：
夫青生于蓝，终生于，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乃见刘杨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又赞云：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原作其，注云“疑作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奇制，参古定法。但所谓创造，所谓变革，并不是将前人的文章“丢在毛厕里”，自己搜索枯肠，闭户创造；是要广蓄博贮，融会贯通，而后变革改创。所以谓“望今奇制，参古定法”。又云：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网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髻，光若长离之振翼，颖脱之文矣。
物色篇亦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本来摹仿与创造，虽是极端相反的名词；但创作决离不开摹仿，所以所谓创造者，只不过是“参伍以相变”而已。而那时的“贵似形”的文学，则字摹句拟，“参伍”而不“变”也。（上三条，颇采取梁绳衤韦先生之说）
原道和抒情，用于文学的内容，自然和创造，用于文学的形式；形式决定于内容，所以原道和抒情，重于自然和创造。原道篇云：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卷一）
文学原于人的心灵性情，人的心灵性情原于自然社会之道，所以原道又重于抒情。序志篇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
（卷十）同时文心雕龙的篇第也就首为原道，次为征圣，次为宗经，次为正纬，次为辩骚。据知原道是刘勰的根本文学观，梁绳衤韦先生说什么圣，什么经，是刘勰的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实在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