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若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对立，其所谓“文学”，不惟不包括“儒学”“玄学”，亦且不包括“史学”。刘义庆世说新语有文学篇，所述亦止限于诗人文士。梁书简文帝纪称“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文学传中的刘苞传云：“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刘溉、溉弟洽，从弟沅，吴郡陆亻垂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谚坐。”同上刘勰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
其所谓“文学”，也很显然的略同于现在所谓“文学”，大异于周秦两汉所谓“文学”。
○二 文学概念的转变
文学含义的净化，基于文学概念的转变。本来宇宙万象，永远在变化。但变化的过程，有“渐变”“突变”之别。古代文学概念的突变时期在魏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至于建安（汉献帝年号，一九六～二二○）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又云：
降及元康（晋惠帝年号，二九一～二九九），潘陆特秀，律异班马，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
以前也不是没有文，但一则比较崇实尚质，二则偏于纪事载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才造成文学的灿烂时代。
这是就创作风气而言。创作风气随文学理论为转移。东汉末年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序云：“战国并争，道德陵迟......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引见二篇三章六节）还有载道的观念。曹丕作典论论文，既未言道，亦未言情。陆机（二六一～三○三）作文赋云：
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觉冗长。（文选卷十七）
文赋序又云：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情形，非情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理”已不似“道”的严格，“意”更较 “理”为游移；可以包括严格之“道”，也可以包括微温之“情”。
吴时的陆机还兼取“理”“意”，宋时的范晔则弃“理”取“意”。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云：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都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
文中虽谓“以意为主”，但又谓“情志所托”，可见其所谓“意”偏于“情”，与陆机所谓“意”之偏于“理”者不同。总之，“道”是最严格的，“情”是最微温的，“理”与“意”则是由“道”至“情”的桥梁；两汉的载道文学观便借了这架桥梁，过渡到魏晋六朝的缘情文学观。
○三 文学价值的提举
伴着文学概念转变而来的问题是文学价值。周秦两汉的时候，文学的价值不在文学的本身，而在文学的纪事载言。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飞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审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
（文选卷五十二）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当然期许甚高。但一则于“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誉为“经国之大业”，则其价值仍然不全在文学本身，而在文学之有“经国”的功能。二则作者的寄身翰墨，见意篇籍，是为的“声名自传于后”，则其重文是缘于“名”而非缘于“实”。
曹丕誉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则诋辞赋为“小道”。
与杨德祖书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文选卷四十二）
这在曹植或者是愤激之言。此书又云：“仆少好为文章（他本作辞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又前录序亦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但因文受累，所以愤恨的诋为小道。且自己“位为藩侯”，因为乃兄妒疾，不得“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由是止以辞赋名家，当然由愤懑不平，而妒恨辞赋。杨德祖（一七三～二一七）的复书──答临淄侯笺，便极务为辞赋辩护云：
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德祖名）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文选卷四十）观此，知辞赋文章的价值，已为时人所公认，所以曹植以藩侯之尊，诋毁辞赋，便招杨的公然辩诘。而曹植的诋毁辞赋，是由于不得经国立功的愤激心理，也益可了然。
阻止文学独立、压抑文学价值的，是道德观念与事功观念。曹植的不甘心“以翰墨为勋绩”，便是重事功，而轻文学。曹丕的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则是提拔文学，使与事功抗衡。至于道德，就是曹丕也觉得高于文学。与王朗书云：“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直至晋代的葛洪，始使文学驾乎道德之上。他的抱朴子外篇有文行一篇，称“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矣。”他的答辩云：
筌可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属辞比义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韫借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灿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以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以方其轻重。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锺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也。（平津馆丛书本卷四十五）
此言不止见于文行篇，亦见于尚博篇，可见是葛洪衡量道德文学的重要主张。
在尚博篇又假为或曰：“著述虽繁，适可以骋辞耀藻，无补于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训。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行本而学末。然则缀文固为余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独贵其流，可乎？”他的答辩云：
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
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卷三十二）
前者还等视道德文章，此更谓道德为祖，文章为精。
由曹丕的提拔，文章已与事功抗衡；由葛洪的评赞，文章又驾道德之上。这样至于梁朝，遂有简文帝萧纲的文学高于一切说，答张赞谢示集书云：
窃常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觉？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
假使他是魏文帝，只“辞赋小道”一语，也可置曹植于死罪了。又作昭明太子集序云：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卫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采，此之谓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若夫体天经而总文纬，揭日月而谐律吕者，其在兹乎。
六朝的所以文盛，这也是原因之一。不消说，反对道德事功，就只有走到堕落的色情主义和形式主义。
○四 社会学术的因素
这样一个钜烈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最要者为下述四种：
一、由于社会的转捩。本来人是有理智同时又有情感的动物，发于理智的文学偏于纪事载言，发于情感的文学偏于吟诗情性。汉魏的社会，一般的说来，是由治而乱。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发展的机会；政教有常轨，情感遭受相当的限制。乱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计划无用；政教无标准，感情可以任意发展。
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情纬文”。纪事载言的文章宜于质，吟诗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文被质”。
这只是就治乱的分野，探求文学的动态。更具体的分析，汉末魏晋，由土地兼并及其他原因，促成都市及庄园的发展。也是“遗风余烈，事极江左”。如北方的许都洛下，南方的金陵会稽，都很繁荣，同时也都是文人荟萃之所。都市的文学当然要绮丽华美。至庄园则以两种的姿态出现：一为国家庄园。如邓艾的以军屯田于陈蔡（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徐邈的以民屯田于凉州（同上卷二十七，徐邈传）。一为大族庄园。如三国志魏志仓兹传云：“旧大族田地有余，小民无立锥之士。”所谓庄园，有供给经济的庄田，还有供给游居的园林。
当时的园林也很发达，最有名者，北为石崇的洛阳金谷园，南为王义之的会稽兰亭。一时的文人，不是自有庄园，就是做有庄园者的清客。由是表现为“怜风月，狎池馆”（文心雕龙明诗篇）的文学。园林中的点缀不能只有花草，还须有美人。
同时小民既无立锥之地，生活困难，也只有将自己的子女，卖给大族为奴婢。世说新语汰侈篇载“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饮客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可见美人在园林中的地位。而在这里的文人作品，自然又表现为“醇酒妇人”。前者是园林文学，后者是色情文学，两者都是“以情纬文”，同时也都需要 “以文被质”
二、由于政治的倡导。这是刘勰锺嵘已经说过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不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锺嵘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蔚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建安时代的文学特盛，与曹公父子的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有关。
建安十五年，曹操令举“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传）二十二年，又令举“被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同上）影响于文学的，当然是弃道缘情。
三、由于经学的衰微。经书所载，虽未必都是圣人之道，但后世却谓圣人之道载之于经，由是经书成了道德之府，而宗经为文者遂偏于“道”，反经为文者则偏于“情”。裴子野反对自宋迄梁的雕虫之文，谓当时的“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详七节）可见“吟咏情性”，便“摈落六艺”；而 “摈落六艺”，也便“吟咏情性”。创造宫体诗的萧纲反对宗经，与湘东王书云：“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详八节）更可见“缘情”与“宗经”的势不两立。颜氏家训序致篇云：“虽读礼传，微爱属文，”（卷一）也认属文与读礼冲突。两汉是经术独尊的时代，所以载道尚用的色彩，特别浓厚，就是唯美的辞赋，也要给予“讽”“谏”的功能。（详二篇三章五至八节）盛极而敝，至东汉末年的桓灵时代，酿成党锢之患，有名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率皆身首异处，亲友株连。作史者溯厥原始，推于“自武帝以后，崇尚儒术，怀经协术，所在雾会。” （后汉书党锢传）由是士子视经学为畏途。南史儒林传称：
“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学。”顾炎武日知录云：“东汉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卷十三两汉风俗）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盛；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转于“缘情”。
四、由于佛经的东渐。佛经的传译，确如僧所言：“迩及桓灵，经来稍广。”
（出三藏记集卷一，名录序）而文学观念的转变，恰在稍后的魏晋，其中机缘，可以推知。鸠摩罗什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详四篇八章三节）恐怕“失其藻蔚”，正是求传其藻蔚。由是由译经的求传藻蔚，使创作的风尚也趋向藻府。如再分析证明，则文学的讲求音律，由于“转读”“梵音”；文学的注重辞藻，由于“唱导”“说法”。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称佛经的音律，“咸池韶武，无以匹其工，激楚梁尘，无以较其妙。”
又言：“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中国之“转读”“梵音”始于曹植。所以经师论又云：
“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大藏经本卷十三）首先传梵声的是曹植，首先讲文气的是曹植的哥哥曹丕；文气是自然的音律，与梵声应有相当关系。至人为的音律的四声之由“转读”“梵音”而来，陈寅恪先生有详细的考证；（详四章四节）由彼例此，益知也与梵声有关了。
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云：“唱导者，盖所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世传受，遂成永则。”知“唱导”“说法”，略同于耶稣教的“讲道”，目的在宣传教义。
宣传教义者须声辩才博。唱导论又云：“夫宣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
非声无以警众，非辩无以适时，非子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彩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本来宣传的事业，立意甚简，端重词藻，所以古代的文学散文出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详二篇二章一节），魏晋文学的重视词华，当然与佛家的“唱导”“说法”
有关。
○五 葛洪的反古与提倡深美博富的文学
由两汉的重道轻艺，重情轻文，重述轻作，重经轻子，转到魏晋六朝的重艺轻道，重文轻质，重作轻述，重子轻经，自然要胎育出一些大胆的反传统观念的人物。这种人物的代表者，在汉末的为王充，在魏晋的为葛洪。葛洪最崇拜王充，他的抱朴子外篇特立喻蔽一篇，为王充鼓吹辨护，说“王仲任（充字）作论衡八十篇，为冠儒人才。”王充提倡作，卑视述，葛洪亦云：
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平津馆丛书》本《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喻蔽篇）王充因为尚作卑述，所以瞧不起说经的“世儒”，揄扬著作的“文儒”，葛洪也便进而鼓吹子书：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涂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拘系之徒，桎梏浅溢之中，挈瓶训诂之间，轻奇贱异，谓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和也。或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 拙，以虚华之小辨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同上卷三十二尚博篇）王充反对世俗的“好珍古，不贵今”，葛洪更进而谓今胜于古：
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瞻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词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辟，何如郭氏“南郊”
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军（孙星衍云，当作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
之壮乎？则举条可以觉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同上卷三十钧世篇）。痛骂崇古卑今的人，说他们是“守株之徒”，说他们是“有耳无目”。
（亦见钧世篇）
王充止是卑薄经生，还没有大胆的论到经书的本身；葛洪不惟大胆的论到经书的本身，而且说尚书毛诗都不及汉魏的文章；不用说在两汉尊经之后，就是在废经倒孔的五四时代，这种言论也要使大部分的人舌矫而不敢下的。这是如何大胆的批评＃┨然经书的巨手不能伸展在魏晋六朝是有许多原因的，而葛洪这种大胆的批评，也确是抵制经书的生力军。
不过葛洪虽在继承王充反抗时代的盛业，却有与王充绝对不同者一点，就是王充虽也尚文，而反对“雕文饰辞”之文，葛洪则提倡“雕文饰辞”之文。所以王充是两汉文学观的结束者，葛洪则是魏晋六朝文学观的开国功臣。王充不赞成“好珍古，不贵今，理由是”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葛洪以为今胜于古的，是”清富赡丽“，与”汪博富“。又云：
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甾好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钧世篇）王充说”文由语也“。葛洪却云：
书犹言也，若入谈话，故为知音，（原作有，据孙星衍校改）胡越之接，终不相解，以此教戒，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辩，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
（钧世篇）
这一主赡丽、二主艰深的意见，便铸成了六朝的文学观，领导了六朝的文学。
○六 萧统的摈除子史与提倡翰藻的文学
刘劭称司马迁班固为文章家，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是认为史书也是在文学之内。葛洪反对”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诋其”真伪颠倒，玉石混淆“。是认为子书还优于诗赋。至萧统（五○一～五三一）
编文选，则谓子史都不是文学。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徂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则他所谓文学，不包括子史。就是经书，虽蒙其尊崇，但也不予选录。他所选录的，必须”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纯是从美术的观点，定文学的范畴。
美的文章，必生于真的情志，所以文选序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真的情志，却不必是男女性爱。专写男女性爱之文，萧统甚表菲薄。所以文选序又云：
关雎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
萧统还作有陶渊明集序，称渊明“文章不群，辞采情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谓：
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至他所理想的文学，则见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萧统的这种主张，颇能引起替他作集序的刘孝绰（四八一～五三九）的同调：
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植劝其修今；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昭明太子集序）
与萧统的主张，可谓同出一辙。
○七 裴子野雕论
有提倡辞藻的，就有反对辞藻的；反对辞藻的要以裴子野（四六九～五三○）
为最激烈，他以为当时的文学不过是“雕虫”而已，特作雕虫论云：
宋明帝博好文章，......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梁鸿胪卿裴子野论曰：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应（通典作邕）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通典此下有诗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通典作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ひ，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时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通典作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通典此下有遗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通典作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全梁文卷五十三，通典卷十六）自然这是崇尚辞藻后的当然反响，但不出于旁人，而独出于裴子野，恐与他是史学家而非文学有关。他“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
自言：“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夫黜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宋略总论，见全梁文卷五十三）如萧统所言，史 “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所以崇尚简要，菲薄辞藻。
梁书卷三十本传云：“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异体。当时或有诋词，及其未皆翕然重之。”既“不尚丽靡之词”，当然反对 “雕之艺”了。
○八 萧纲的鼓吹“郑邦”文学
六朝究竟是崇尚辞藻的时代，所以裴子野的作风与论调，虽有一部分人“翕然慕之”，然马上又惹起反响。梁简文帝萧纲（五○三～五五一）与湘东王书云：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曲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名，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斐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挺，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而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亦分肉于仁兽，逞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珠，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上庾肩吾传）
裴子野慨叹“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的“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萧纲则谓“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裴子野诋当时的诗文，“淫文破典，裴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萧纲则慨叹“据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裴子野“不尚丽靡之词”；萧纲则薄其“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逐处与裴氏相反，虽不能遽谓是针对雕论而发，但确是在驳斥裴氏一派的理论。萧纲虽未明白反对经传，但谓文学不应效法经传；虽未明白提倡淫丽，但谓不应轻视郑邦闽乡。
又诫当时公大心书云：“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无怪乎章太炎先生说：
“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论式）了。
○九 徐陵的编辑“丽人”艳歌
萧纲止是慨叹文人的“瞻郑邦而知退，望闽乡而叹息”，徐陵（五○七～五八三）更进而提倡艳歌，──提倡丽人的艳歌。他编了一部千古传诵的绝顶香艳的玉台新咏。玉台新咏的编辑，不惟显示了徐陵的文学观，而且显示了当时的文学观，因为伟大的总集的编辑，每是时代的结晶。况说玉台新咏所收又大半是魏晋以迄齐梁的作品，则香艳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了。
徐陵在玉台新咏序里，不谈诗的问题，而先用了二百多字形容“丽人”的“倾城倾国，无对无双”。然后说到丽人的“妙解文章，尤工诗赋，......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无非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然后才说到“往世名篇，世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
于是然指瞑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自称：“曾无{夭小}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这在徐陵看来，或者是一点不错，但在两汉或唐宋的载道文人看来，恐不胜风雅沦亡之叹。
不错，玉台新咏十卷全是“艳歌”，但大半是“丑男”之作，出于“丽人”
者很少。而大主选徐陵先生却全系在“丽人”之下，──全系在“倾城倾国，无对无双”的“丽人”之下。既是“无对无双”，就是“唯一无二”，那末，十卷艳歌，都是一位“丽人”所作，何来的“往世名论，当今巧制”？本来是一位“丽人”的专集，何劳徐陵先生的“撰录”？所以若从逻辑上言，根本不通；而从心理上言，则是徐陵的一种企向：“艳歌”出于“丽人”，才更香艳；“丽人”
而“倾城倾国，无对无双”，才更美满。至于阅读，本是人人有分，而徐陵却云：
至如青年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纟舀绳，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娈彼诸姬，聊同弃日；懿与彤管，丽矣香奁。（一作无或讥焉）
这也是不合逻辑的香艳心理。由香艳心理，表现为香艳文学观。刘萧大唐新语云：“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新咏以大其体。”也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记载。但徐陵本是简文帝的僚友，授意于简文，非不可能。果然，这种香艳的文学观，徐陵真是不能独占了。
○十 萧绎的兼重华实
萧纲与湘东王书，提倡“郑邦”文学，未谓：“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但萧绎（五○八～五五四）──就是湘东王，也就是梁元帝──却反对“轻侧”之文，所作金楼子立言篇下云：
今之俗，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蛇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
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旁检矣。......夫酌挹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顾行，行顾言。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不行谓之病。”未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谓为伎术者，犁革千眩人，皆伎术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未闻︹学自立，和乐慎礼若此者也。（《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这直然是载道的文学观，与乃兄异趣，但广弘明集卷二十载有他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则又放下了道学的牌子。在那里说：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
自然这也不同于乃兄的提倡“郑邦”文学，而与另一乃兄萧统的意见略相近，比金楼子立言篇的话和平多了。盖因他之作金楼子，本“念臧文仲既没，其言立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金楼子序）所以不能不板着面孔说道学说。实则他“幼好雕虫，长尔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体，”（内典碑铭集林序）所以仍然不能忘怀美辞。但美辞渐为世厌倦，也可于此略窥一二。
论文专家刘勰，对藻缋艳丽的文学，也极力排斥，别为专章论次，这里恕不复叙，然批评理论的转变，却由彼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第二章 文笔之辨
○一 文笔分别历史
因为文学观念的渐趋于狭义的文学，由是不能列于狭义文学的作品，别名为“笔”，而有“文”“笔”之分。其起源，梁光钊云：
于六朝，流衍于唐，而实则本于古。孔子赞易有文言，其为言也比偶而有韵，错杂而成章，灿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其为书也，以纪事为褒贬，振笔直书，故笔之。文笔之分，当自此始。（文笔考，见文选楼丛书，又学海堂初集卷七）刘天惠则云。
汉魏导始，体制未繁，虽奋其斧藻，健于为文；而苟非史官，无烦载笔。......载考晋书蔡谟传，文笔肇端，自兹以降，厥名用彰矣。请略言之：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成公绥传，“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张翰传，“其文笔数十篇。”曹毗传，“所著文笔十五卷。”袁宏传，“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文笔考，同前）
两说相较，当以刘说为是，因刘说确凿有据，梁说则全为一种推测。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笔”字对“削”字而言，就是记录的意思，和后来文笔之“笔”的意思不同。而且这种说法出于汉人（见史记孔子世家），并不出于孔子。至文言，第一、并非孔子所作；第二、所以名为“文言”
者，并不是因其言文，我们说他是篇文学文，不如说他是篇哲学文为比较恰当。
至“文”“笔”分别所占据的时代，当以南北朝为中心。其衰落时期，刘天惠以为在赵宋，证据是：“柳穆而后，佶屈聱牙为古，散野拙质为高，卑视建安七子何足算，规摹精柳八代起其衰。......观宋史以下之史，称笔者惟杨欧二公，吾见罕已，非其验乎？”（前文）梁国珍亦云：“宋以后，若杨忆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自欧阳修出，倡以单行为古文，王安石眉山父子曾巩起而和之（见宋史文苑传序），而文笔之称遂混。元史谓”欧阳元以文章冠世，多所撰述，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笔以为荣焉。“则又袭六朝旧语，不复能辨别矣。”（文笔考，同前。）
按元史偶尔称文笔，不过是“袭六朝旧语”，并不是元代也有文笔之分。刘梁皆以为衰于宋，其实唐代虽有时文笔连举或对举（详刘天惠文笔考），而文笔之分，则至唐已衰。因为唐代所谓“古文”，律以“文”“笔”之分，是“笔”
不是“文”，而唐代则以为“文”而提倡之。所以刘光钊说：“韩柳欧苏散行之笔，奥衍灏瀚，好古之士，靡然从之，论者薄选（指文选）体为衰，以散行为古。既尊之为古，且专名之为文，故文笔不复分别矣。”（文笔考）刘师培亦云：
“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北京大学印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二课文学辨体）刘氏以“非偶语韵语，弗足言文。”（同上第一课概论）所以说唐宋“以笔冒文”，实则唐宋古文亦自有其文学价值与地位，但六朝文笔的分辨确因唐代的提倡古文而衰歇了。
○二 文笔分别三说
至什么是“文”？什么是“笔”？则当时有三种不同之说：
一、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云颜延之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云：“颜延年之说，今不知所出，宜在所著之庭诰中。
......颜氏之分言笔，益与文笔不同，故云：’笔之为体，言之文也。‘此文谓有文采。经典质实，故云非笔；传记广博，故云非言。”案此虽以“言” “笔”对举，未以“文”“笔”对举，然谓“笔之为体，言之文也。”则“笔”亦须有文彩，和梁元帝说（详下），自显然抵牾，和范晔说也不一致。
二、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亦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勰所引“常言”，明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范晔谓“手笔”不拘韵，则与 “手笔”相对之“文”，当然拘韵。黄侃先生札记云：“笔札之语，始见汉书楼护传，’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或曰笔牍（论衡超奇），或曰笔疏（同上），皆指上书奏记施于世事者而言。然论衡谓’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是固以笔为文；文笔之分，尔地所未有也。今考六朝人当时言语所谓’笔‘者，如晋书王 传（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所草。）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拔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沈庆之传，（庆之谓颜竣曰：“君但知笔札之事。”）任传，（时人又云：“任笔沈诗。”）刘孝绰传，（三笔六诗；三孝仪，六孝威也。）诸’笔‘字皆指公家之文，殊不见有韵无韵之别。今案’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诗品引王元长之言，“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而王融谢眺沈约扬其波。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又通谓公家之言为笔，因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名非从无韵得也。然则属辞为笔，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自宋以后之新说。要之声律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故梁元帝谓“’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也。‘”此说非常的通达。“文”“笔”对称，虽源于晋代，而以有韵为“文”
无韵为“笔”，则确是“自宋以后之新说”。此新说只是一部分人的主张，并不是举世无异词的，颜延之梁元帝便不如此解释。但后儒之研究文笔问题者，则往往拘于声韵。如梁国珍云：“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文笔考）
刘师培云：“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二课文学辨体）实在是一隅之见。
三、萧绎（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下云：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
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刘师培云，“惠慧古通”），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脉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
此与范晔说不同者，“其于声律以外，又增情、采二者；合而定之，则曰有情、采、韵者为文，无情、采、韵者为笔。”（黄侃先生说）
颜延之不轻视“笔”，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范晔则已比较的对“笔”轻视，说：“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至萧绎则说“笔”为无足轻重的东西，“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几乎要屏同于文学园地以外的。至就“文”“笔”的领域而言，颜延之虽只论“笔”，未论“文”，而“笔之为体”，既为“言之文也”，则“笔”所包甚多，而“文”之所包无几。至范晔，则“文”包括一切韵文，“笔”包括一切散文。至萧绎，则凡“有、情采、韵者为文”，而“笔”则仅是“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
的鸡头鱼刺而已。
○三 辞笔之分
因为“文”“笔”之不一定限于有韵无韵的区分，于是拘于分别有韵无韵者，则有“辞”“笔”与“诗”“笔”之说。据阮福文笔对所考，南史孔传：“高祖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陈书岑之敬传：“之敬始以经业，而博涉文史，雅有辞笔。”阮福云：“按辞亦文类。周易系辞，汉儒皆谓’系辞‘为’卦爻辞‘，至今从之。系辞上下篇云：’圣人设卦现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以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言。‘据此诸文，则明指’卦爻辞‘谓之’系辞‘。......其谓之’系辞‘者，系属也，系辞即属辞，犹世所称属文焉尔。然则辞与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赵岐注云：’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咏歌之辞。‘是文者音韵铿锵、藻采振发之称，辞特其句之近于文而异乎直言者耳。”又云：
“楚国之辞称楚辞，皆有韵，楚辞乃诗之流，诗三百篇乃言语有文辞之至者也。”
（《学海堂初集》卷七，又《文选楼丛书》本文笔考）阮氏主文须有韵，所以谓“文者音韵铿锵、藻采振发之称；辞特其句之近于文而异乎直言者耳。”实则 “辞”必有韵，而“文”则不必有韵（有韵亦可）；惟其不必有韵，所以必需有韵以别于“笔”之无韵者，遂名“辞”名“诗”，而有了“辞”“笔”之分与“诗” “笔”之分。
○四 诗笔之分
诗笔之分，以梁国珍所考订为最详。他的文笔考云：
文笔而外，又有以诗与笔对言者。南史沈约传：“谢元晖善为诗，任彦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曰：’诗既如此，笔又如之。 ‘又曰：’谢沈约之诗，任陆亻垂之笔。‘”任传：“以文才见知时人，谓任笔沈约诗。”又刘孝绰称弟仪与威云：“三笔六诗。”（三，孝仪；六，孝威。）是又以诗笔对言。
此外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文章诗笔，乃是往事，”也是“诗”“笔”对言。“文”“笔”之分，衰于唐代；“诗”“笔”之分，则至唐犹盛。侯康文笔考云：
至唐则多以诗笔对举。如“贾笔论孤愤，严诗读几篇，”少陵句也。“王笔活龙凤，谢诗生芙蓉，”飞卿句也。“杜诗韩笔愁来读，”牧之句也。“朝延左相笔，天下右丞诗”，时人目王缙、王维语也。“孟诗韩笔”，时人目退之、东野语也。“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殷语也。（学海堂初集卷七，又文选楼丛书本文笔考）大概因为唐代既以古文为文，则与“笔”对者只是诗，不是文。
这也足以证明“文”“笔”之分，的确衰于唐代。
●第三章 文体类
○一 文体二义
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格（风格）而言，如元和体、西昆体、李长吉体、李义山体，......皆是也。一是体类之体，指文学的类别而言，如诗体、赋体、论体、序体，......皆是也。曹丕《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是指体派而言。又云：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选卷五十二）。
所谓“非一体”者何？论文又云：
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者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则又指体类而言。在曹丕看来，四科的体类不同，所以“能之者偏也”。但“能之者偏”的缘故，不由于学习各异，而由于体气有别。所以体类与体派，在习作上，有密切的联带关系。
曹丕以后的文体论，群趋于体类的研究，研究体派者很少。惟张融门律自序云：
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有其体。......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
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别得体者，吾不拘也。
（南齐书本传）又戒子云：
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同前）其所谓文体，当然是就风格的体派而言。此外，如梁武帝萧衍手敕答沈众云：“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夭小}尔祖。”（陈书卷十八沈众传，众祖为沈约）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休，懦钝殊常。”（详一章八节）萧子显自序云：
“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江淹杂体诗序云：“魏制晋造，固亦二体。”（文选卷三十一杂体诗注）其所谓文体，也都是就体派而言。
梁武帝、简文帝、萧子显和江淹，都只提到体派的文体，没有对体派的文体加以分析。张融好象略加分析，但也不过是说文章没有固定的常体，所以劝他的儿子（门律自序也是在戒子）不要“使耳为心师”，效法他的文体；“汝若别得文体者，吾不拘也”。对体派的文体加以精密的分析者，还要推论文专家的刘勰。他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云：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元宗者也。精约者，字省句，剖析毫其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趋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典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至所以铸成不同的八体者，他的意见和曹丕相仿，也以为由于体气的关系。
体性篇续云：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ㄈ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携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实则文学的体派──就是风格──的完成，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主观的原因之最大者，就是作者的体气；由不同的体气，铸成不同的性格，由不同的性格，表现为不同的作风。但体气以外，还与习作有关。如一时有一时的作风，一派有一派的作风，就是由于各时各派的习作不同。这都是主观的原因。主观的表现，往往由于客观的感召与需求。感召就是社会的刺激；由社会刺激可以使文学作风，得到一种启示。需求就是时代风尚；由时代风尚，可以使文学作风得到一种助力。如战前的幽默文学的盛行，就是由于社会的刺激使然，而一时读者的爱好，也是助成作家的大量生产的原因。所以曹丕和刘勰的解说并不错误，止是未免太重主观的体气罢了。
○二 魏晋以前的文体论
魏晋六朝的休派的文体论，略如上述；此下述体类的文体论。体类的文体论，后汉已有人论述。以今所知，安帝永宁（一二○）中，有陈忠论诏令文云：
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后汉书·周荣传》）
至汉末的蔡邕，在他的独断里，分天子令群臣之文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加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本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牍令之属是也。剌史太守相劾奏申，下上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臣，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惟赦令、牍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不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
亦曰诏。
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
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
群臣上天子之文也分为四类：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云“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
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四部备要本蔡中郎集外集卷四）
陈忠所提示的是诏令文的文章，蔡邕所提示的是诏令文及奏议文的规程，也就是方法。章学诚谓文章出于纵横家（引见二篇二章一节）。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和后世的奏议书牍的性质相近。所以早期的文章，除了史传文以外，要以互相告语的诏令、奏议和书牍为最多。（此就成篇幅的文章而言，至未成篇幅的散文，则最早者为占卜文字。）王充论衡超奇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
文人如此，所作的文章可知。因此东汉的文体论只论及诏令文和奏议文。
至韵文方面，除了诗颂辞赋以外，要以铭诔为最早，所以论铭诔的论文，也较论其他韵文的论文在先。蔡邕作有铭论一篇云：
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纲贡，铭之苦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于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阼，咨于大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诰，先王赐联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大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治。汉获齐侯宝樽于槐里，获宝鼎于美阳。仲山甫有补哀阙式百辟之功。周礼大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太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于鼎。晋魏颗获秦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
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
蔡邕的论铭，和他的述昭令奏议相仿，彼述诏令奏议的规程，此论铭的制度。
创作方法及文章价值，都未曾论及。虽然规程制度，也有关于创作方法。
○三 桓范的各体文学方法论
至魏晋六朝的文体论，始进到多方面的研究讨论。最早的当然是曹丕的四科说。他不惟{隐木}括古今文学，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而且论及四科的体性。曹丕以后的恒范，更很详明的阐说各体的文学方法。隋书经籍志法家，载所作世要论十二卷，今存于群书治要卷四十七者十有四篇（避唐太宗讳作政要论），关于论文体的有序作、赞象、铭诔三篇。序作篇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原校贱疑姓）废灭，不可胜记，惟篇（原校篇疑笃）论ㄈ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赞象篇云：
人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动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铭诔篇云：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动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赞，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已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连筠{移}丛书本）
所言确是曹丕文体说的最好的注脚。彼简此详，合而观之，可以看出文体总之历史的演进。不惟此也，观此，也可借以窥察曹丕的文体说的历史的渊源。这里所言著作书论的旨趣与方法，显然是曹丕“书论宜理”的扩大，而其所谓“阐弘大道，述明圣教”云云，又显然是承受了汉代的所谓“学”与“文学”的观念。
那末曹丕所谓“书论宜理”，也是受了汉代的“学”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而所谓“诗赋欲丽”，则是受了汉代的“文”与“文章”“辞赋”观念的影响。
此外，桓范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体的历史因素。譬如他说赞象不当“虚而为盈，亡而为是”是因为赞象“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稍后的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专从文体的历史立论，未必没有受了桓范的影响。
○四 傅玄的“七”论及连珠论
傅玄（二一七～二七八）对“七”及连珠，有所探讨，虽非总论文体，但是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选，以“七”为一体，后之论者，每不谓然。本来枚乘的七发是“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文选注），“七”是“发”的限制词，不是文体的名称；其所用的文体是辞赋。但后来仿效的作品很多，也都冠一“七”字，由是附庸蔚为大国，居然成了赋体的一种；无以名之，也止好名为“七”了。傅玄的七谟序云：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る、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泛。马作七厉，张超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而托风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附前而貌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跞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情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全晋文卷四十六）
前于傅玄者，曹植有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辨，崔る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文选卷三十四）但不及傅玄的详赡。
傅玄也没有论到“七”的体制，──本来“七”的体制也不值一论──然对历代的作品，总算是概括的批评了。
“七”是赋体之一，“连珠”是独立的文体。傅玄的连珠序云：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全晋文卷四十六）
傅玄后论连珠者有沈约作注制旨连珠表云：
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绝伦。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全梁文卷二十七）
连珠的起源，傅玄以为“兴于汉章帝之世”，沈约以为“始自子云”，按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云：“杨雄启为连珠”，任文章缘起亦称连珠杨雄作，现在还存有杨雄连珠二篇，知沈说是，傅说误。北史李先传云：“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由是杨慎丹铅总录云：“连珠之体，兆于韩非。”但韩非子中并没有连珠二十二篇。日人儿岛献吉郎谓指内外储说（孙亻良工译中国韵文通论中卷页十一），但内外储说并没有连珠的异名。所以连珠的起源，大概是“始自子云”。
至连珠的名称及体制，则傅沈所说辞异旨同，无庸诠释了。
○五 陆机的十分法
曹丕只将文学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桓范也只论到序作、赞象、铭诔三种（或者不止此三种，但现在看不见了）。到陆机（二六一～三○三）的文赋，便进而分为十类，而且论到了十类文学的性质。他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到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选卷十七）
虞书说“诗言志”其所谓志并未说明为道之志抑情之志，晚周两汉则予以道的解释。赋本来是晚周南方民族的缘情的唯美的文学，到汉朝也给它涂上一层“讽” 或“劝”的功用色彩。曹丕说“诗赋欲丽”，已经逐渐转变了；这里更乾脆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完全恢复到缘情的唯美的道上了。曹丕说“铭诔尚实”，桓范更极言尚实的论证；这里却是说“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桓范说赞象是“诗颂之未流”，所以不应当“虚实为盈，亡而为有”；这里却不管虚盈有亡的问题，而只就文论文，谓“颂优游以彬蔚”：凡此皆足以看出文学观念的转变，皆足以证明两汉不是纯文学的时代，魏晋以至六朝才是纯文学的时代呢。
○六 挚虞文章流别志论
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名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隋书经籍志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又著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既然说“类聚区分”，必然是区分文章的体类；既然说“名为之论”，必然对文章的体类，各有评论。所以锺嵘诗品序说：“挚虞文志，说而博赡，颇曰知言。”可惜全书已亡，现在能见到的很少了。据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七所辑录，他总论文章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论诗颂云：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动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奉于宗庙，告于鬼神。
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玫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杨雄赵充国领，公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论赋云：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此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意，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杨子云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物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
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同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杨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这显然是返古之意，可惜全书已佚，不然也许有非毁陆机一班人的文论之言。
社会上的一切转变，往往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但所谓曲线，并不是说一返上古，乃是说有的调合今古。挚虞赞同杨雄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反对“逸辞过壮”，“辩言过理”，是返古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义”也是返古的；但“情”则是承受了陆机所谓“诗缘情”之说了。
挚虞为书，以“流别”命名，因为他特别注重各体文学的流别；以今语释之，就是历史的演变。他论颂提出颂的流别，论赋提出赋的流别，不用说他所提出的流别很切实际，只重流别的观念，已是文学批评的一大进步了。
就现在所知者而言，挚虞还论诗体诗乐云：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本，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俱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
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态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此所言错误实多，尤以所指为七言与九言者，明明是一读一句，却硬说止是一句。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恐怕始于挚虞，椎轮为大辂之始，固不嫌其粗糙，因为精美的大辂不过只是一种演进，粗糙的椎轮才是创造。
此外他论到了枚乘的七发与其流别，论到了杨雄依虞箴所作的十二州、十二官箴，论到了古铭今铭，论到了诗颂箴铭与诔，论到了哀辞，论到了解嘲之类，论到了碑志，论到了图谶，可以类推，不一一征论了。
○七 李充翰林论
与文章流别志论为姊妹书的，有李充的翰林论。虽以其书散亡，不得窥见其全，但就古人所称论及严可均全晋文所辑录而言，知道也是一部辨析文体的书。
其与文章流别志论不同的地方，文章流别志论与其文章流别集为花开并蒂，流别集分流别派以罗列文章，流别志论论述各体文章的流别与得失。翰林论则是一个独生子，然而它却依照各体而“褒贬古今，斟酌利病。”（文镜秘府论语）又喜于每体之中，选举几首以为此体为代表作。似乎文章流别志论较近于历史的探讨，翰林论较近于美恶的批判：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
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扬公，亦其义也。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
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
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机有晋书限断义），亦名其美矣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上九条见全晋文卷五十三）
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见文选百一诗注）
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胜负，比其优劣之义。（见文选剧秦美新注）所谓“论贵允理”，仍是曹丕“书论宜理”之义。所谓表与驳“不以华藻为先”，仍是周秦两汉尚用之义。但提倡美，提倡文，则是魏晋尚文的新义了。
翰林论的另一特点，在说明各种文体的产生。如说“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固然毛诗序已注意到诗的产生（诗二篇一章三节），但注意到各种文体的产生，却不能不说李充是第一个：这也是文学体类研究上的一件应当特书的事。
○八 左思及皇甫谧的赋论
左思作三都赋，除了自序以外，还有皇甫谧、挚虞、刘逵、卫权诸人的序注。
挚虞的序已亡；刘逵的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和卫权的左思三都赋略解序，都没有好意见；左思和皇甫谧的序，则是两篇很好的赋论。左序云：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缘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 “在其版屋”，则知奏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坏，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
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氏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文选卷四）自有辞赋以至左思，世人对于辞辞赋的观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抒情唯美；二、讽谕劝戒；三、征实无虚。第一阶段的代表为西汉两司马，他们这种观念，是直接得之于辞赋与辞赋作家。第二阶段的代表为班固王逸。
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人物为杨雄（详二篇三章各节）。第三阶段的代表为左思。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人物为挚虞。挚虞反对”假象过大“，” 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业已略具此种倾向了。
皇甫序也同意于左序之说：
若夫上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兮。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但他对于这种”虚张异类，托有于光。“却给以文学的解释与原宥：
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至如相如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其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在皇甫谧看来，固然不应”虚张异类，托有于无，“但辞赋原为美文，因求美的缘故，自然容易流于”虚张异类，托有于无“：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文选卷四十五）
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公式为一正，一反，一合。假使说过去的赋的观念是正，则左思是反，皇甫谧是合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云：“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限时人姓名也。”这大概是出于忌嫉者有意的毁谤，假使真是如此，皇甫谧挚仲治诸人，能不申辩吗？
○九 颜延之所谓“咏歌之书”与“褒贬之书”
周秦两汉，诗与文不同道，到魏晋六朝，则文渐美化，和诗的性质接近，由是由诗文之分，变为文笔之分（详二章各节）。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谈诗文之分，如颜延之（三八四──四五六）的庭诰云：
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岂旨（一本作气责），贻意盛圣，春秋为上。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为所志，总而论之......马陆取之于物，其无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人心极而神功彰。
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全宋文卷三十六）又云：
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颂之乐篇全矣。”以是后之言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岱，汉祀郊官，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雄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
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同上）。
前者谈褒贬之书，而及于马陆荀王的言易，盖认为易也是褒贬之书；后者叙诗之源流，而引荀谈云“诗者，古之歌章，”盖认为凡诗都是咏歌之书。然则咏歌之书就是诗，褒贬之书率为文。在颜延之看来，二者的性质不同，功用亦异，未可混为一谈。而当时的文笔之辨，正是揉合诗文，颜延之当不赞同（参二章二节），可惜庭诰原书已佚，未由考证了。
○十 萧统文选的分类
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都已散失，他们分文学为若干类，我们无从知道；但我想一定不少，不然萧统的文选不会毫无承袭的分为三十八类：
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五诏，六册，七令，八数，九文，十表，十一上书，十二启，十三弹事，十四笺，十五奏记，十六书，十七移，十八檄，十九对问，二十设论，二十一辞，二十二序，二十三颂，二十四赞，二十五符命，二十六史论，二十七史述赞，二十八论，二十九连珠，三十箴，三十一铭，三十二诔，三十三哀，三十四碑文，三十五墓志，三十六行状，三十七吊文，三十八祭文。
赋又分子类十五：
一京都，二郊祀，三耕籍，四畋猎，五纪行，六游览，七宫殿，八江海，九物色，十鸟兽，十一志，十二哀伤，十三论文，十四音乐，十五情。诗又分子类二十三：
一补亡，二述德，三劝励，四献诗，五公谚，六祖饯，七咏史，八百一，九游仙，十招隐，十一反招隐，十二游览，十三咏怀，十四哀伤，十五赠答，十六行旅，十七军戎，十八郊庙，十九乐府，二十挽歌，二十一杂歌，二十二杂诗，二十三杂拟。
他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文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不过此种划分，实在伤于琐碎，所以苏轼病其“编次无法”（题文选），姚鼐讥其“分体碎杂”（古文辞类纂序目），至章学诚更说“淆乱芜秽，不可殚诘。”但分类原是一种方便。庄子德充符篇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虽似诡辩，确合事理。惟我人若因其有同点，遂将万事万物分之于无分而后止，也是一种极大的不方便。所以应当斟酌同异，区分体类。固然“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但“称符命以颂功德”，和其他颂功德之文不尽同，则“别类其体为符命”，有何不可？固然“汉武诏策贤良”，和“策问”有同点，但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引号内皆章氏文史通义诗教下语）又何不可？一种新文体的产生，有的出于独创，有的出于演变。出于独创者，突然而来，与过去的文体，显然不同；出于演变者，潜变默转，所以与过去的文体，迹象相似。就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体而论，大部分是产生于演变，不是产生于独创。唯其如此，所以探索来源，则与过去的文体不分；穷究末流，则与过去的文体迥异。站在探源的立场，则无庸细分，站在穷流的立场，则不能混同，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利弊。所以章学诚的批评并不错误，而萧统的分类，也不当忽视。
萧统于分别体类以外，对各种文体的各别问题，也论到了一些。文选序云：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
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蜂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这种言论，仍然是桓范挚虞李充的老调。不过桓范挚虞李充三人的书大半亡了，他们论到的文体有多少，不得而知，就现在可以见到者而论，萧统比他三人较多点而已。
○十一 旧题任文章缘起
传世有题梁任（四六○～五○八）撰的文章缘起一书，也是研究文体的。
前边有类似序文的几句话云：
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八十四题如下：
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骚、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命、图、势、约。
每题下举出他所认为原始的作者，如说：“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诗，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四库提要卷一九五诗文评类一云：
今检其所列，引据颇疏。如以表与让表分为二类，骚与反骚别立两体；挽歌云起缪袭，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将，不知苍颉之更古；崔る之达旨，即杨雄解嘲，而别立旨之一名；崔瑗草书，乃论草书之笔势，而强标势之一目：皆不足据为典要。至于谢恩曰章，文心雕龙载有明释，乃直以谢恩两字为文章之名，尤属未协。
其实三言也不始于夏侯湛，汉郊祀歌十九章中之练时日、天马、华烨烨、五神、朝陇首等章，皆通体三言。作者虽不可确考，然据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府，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知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其时代较夏侯湛早的多得多了。诗经里边四言诗最多，韦孟的谏楚夷王戊诗就是学诗经的，当然不始于韦孟了。其他错误甚多，不一一列举。
四库提要因其“引据颇疏”，谓“疑为依托”。其实这样繁琐的分类，任也不是不可能的。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与李充翰林论已亡，其分类如何不可考；萧统文选的分类是很繁琐的，而且也颇多可议（详上节）则同时的任作出繁琐可议的研究文体的书，也不算奇怪。但隋唐经籍志无任文章缘起，有任文章始一卷，注一“亡”字，则今本当然不是任之书了。唐书艺文志载任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四库提要据宋嘉┙中人王得臣所作尘史，已论及文章缘起，与今本合，谓今本“殆张绩所补，后人误以为本书欤？”然陈持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俱载文章缘起一卷，陈氏云：“梁太常卿乐安任撰，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则首叙六经的序文，宋人未见，而书中所谓“赋、楚大夫宋玉所作”；“歌、荆卿作易不歌”；“离骚、楚屈原所作”；“对问、宋玉对楚王问”，似亦有相当问题。（若以秦代表时代，以秦时各国皆属于秦时之下，则称及荆卿屈宋，亦无问题）然则今本又不尽为张绩之旧了。
●第四章 音律说（上）
○一 音律说的前驱──文气说
音律的前驱是文气说。文气说的渊源，虽然可以上溯于孟子的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孟子并未鲜明的以之适用于文学。以气为文学方法，似始于曹丕。他的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云：
徐时有齐气。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又与吴质书云：
公有逸气，但未遒耳。（文选卷四十二）
此所谓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有齐气”，“公有逸气”之“气”，皆指文章的气势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 “孔融体气高妙”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不过依曹丕的观点，文章的气势声调原于先天的才气及体气，所以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所以仍是一而已矣。
曹丕的提倡文气，似受多方面的影响；“气”字当然来自孟子，而气用于文，文须重气，则大概由于译读佛经。本来文气说是音律说的前驱，文气也就是自然的音律（详下节）。我在一章四节曾经说：文学的讲求音律，基于“转读”“梵音”，首传经音的是曹丕的弟弟曹植，这与曹丕的首创文气说，不会绝无关系。
至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显然出于庄子天道篇所谓“不疾不徐，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有数存于其间，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详一篇三章十节）
曹丕同时的刘桢，提倡“气势”，文心雕龙风骨篇引他的话云：
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定势篇亦引云：
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
此与曹丕不同者有两点：一、曹丕重在天才，所以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桢重在功力，所以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而“笔墨之性”，则 “殆不可胜”。二、曹丕重在天才，故其所谓气虽然兼括文章的声调而言，但他谓文章的气势声调由于先天的才气及体气，所以重气而略于势。刘桢重在功力，故其所谓气虽兼括才气体气而言，但他注重文章本身的气势声调，所以重气而更重势。刘勰云：“公所谈，颇亦兼气，”（文心雕龙定势篇）谓之兼气，则有更重于气者。陆厥云：“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详七节），则其所“大明”
者，是“体势”，不是“气”。“气”最神秘，“势”便逐渐具体了。
○二 文气与音律的关系
音律与文气的关系，是由于和孙人和先生的闲谈而才引起我的注意研究的。
一天同他谈到文学上的音律问题，他说音律与文气有关。这在他或者是“言者无意”，但在我却是“听者有心”。的确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所以曹丕论文气，而斤斤于“气之清浊”。稍具体的音律，是“体势”，所以“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不过“文气”与“体势”，虽然暗示文学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规矩可循的音律。有规矩可循的音律说的创始者是沈约。沈约之创造音律说，固仰赖于四声的发明（详四节），但只就文学上的作用而言，则确在谋所以使有具体的文气。他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祖师，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
可见“累气”由于“芜音”，而沈约等所以提倡音律，是在谋解“累气”之弊了。惟其如此，所以沈约谓古人未睹音律之秘，陆厥便驳他说：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吾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
（引详七节）
自然沈约的音律说，不即同于曹丕的文气说与刘桢的气势说，但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于此可得到证明了。
○三 范晔的自然音律说
由曹丕刘桢的文气说与气势说，到沈约周等的人为的音律说，中间有一过渡的学说，就是范晔的自然音律说。二章二节曾引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云：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
他谓“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似有创立具体的音律之意，但他究竟没有创立具体的音律，究竟还以为“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又云：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来。（同上）
这是指的演奏的音乐，不是指的文学上的音律，但文学上的音律，实与音乐有关；音乐既是“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来，”音律也不问可知了。
○四 四声的发明
音律说的目的虽在使文不“累气”，但音律说的兴起则有待于四声的发明。
古代是不分四声的，所以锺嵘诗品序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四声的发明，大概始于齐永明（四八三～四九三）年间。顾炎武音论云：
南史陆厥传云：“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牙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传曰：“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曰：
“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庾肩吾传曰：“齐永明中，王融，谢，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陆厥传又曰：“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今考江左之史，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四声始于齐梁条略同。）
至何以必至永明年间才能发明四声，则由于永明时的造梵呗新声，又由梵呗而推及中文。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云：
初问曰：中国何以成立一四声之说？即何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五声或七声，抑或其他数之声乎？答曰：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声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Ｓ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Ｐitch Ａ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
一曰Udatta，二曰Ｓvarita，三曰Anuo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这入声皆附有Ｋ．Ｒ．Ｔ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声之故也。
再问曰：四声说之成立由于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既闻命矣。果如所言，天竺经声流行中土，历时甚久，上起魏晋，下迄隋唐，六七百年间审音文士善声沙门亦已众矣，然则无论何代何人皆可以发明四声之说，何以其说之成立，不后不先，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创其说者非甲非乙，又适为周沈约之徒乎？
答曰：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究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究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一故也。（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此说极是。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云：“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虽没有详明的考订，但已感觉到四声与梵呗有关了。
○五 音律在文学上的功用
文学上既因为有了文气说，希望不因“芜音”，以致“累气”；文字上又借了转读佛经，发明了四声的区别；由是沈约等遂以四声适用于文学，发明了人为的音律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由此知四声和音律虽是周沈诸人的共同发明。但周所致力的偏于文字上的四声，沈所致力偏于文学上的音律。所以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实为刘善经四声指归，详九节）而文学上的音律，则沈约毫不推让的谓“独得胸衿”。沈约以外，要推王融。
